第一節 生平和教育活動

盡管嚴格講來，每一個人的生平與他人都是不同的，但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卻都有類似的人生經曆，唯獨伊拉斯謨顯得卓爾不群，有一種獨來獨往的灑脫，不從事某種具體的職業，也不長時間定居於某地，“從兒童時代起，他就教自己走自己的道路；長大成人以後，他給自己訂好了計劃和設想；他堅決不違反自己的意願去從事他不願幹的工作；他竭力避開可能影響他的行動或要他承擔責任的任何糾紛。他幾乎就是這樣自立於人文主義者之中。其他的人，或是官員、或是教授、或是私人教師、或是法官、或是教士，伊拉斯謨卻什麽也不是，除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人以外，什麽也不是”[2]。

一、成長之路

1466年10月27日伊拉斯謨出生於荷蘭的鹿特丹，他是格爾特（Gerard of Gouda）教士與一位名叫瑪格利特的寡婦的私生子，童年時由其母親照料。他進的第一所學校設在哥達（Gouda），質量低劣。1475年他9歲時，母親把他帶到德文特，入共同生活兄弟會辦的德文特學校學習。這所學校的部分教師是兄弟會成員，赫吉烏斯任過這所學校的校長，伊拉斯謨後來在其回憶文字中對赫吉烏斯充滿崇敬之情。1483年在該校他還見過阿格裏科拉。兄弟會對宗教的態度對伊拉斯謨具有較大的影響，“他的以先進知識為上帝服務的願望，他的使《聖經》去掉一切粗野內容而恢複其本來麵目的熱情，都表明他自始至終是‘現代虔信派’的一個典型的追隨者”[3]。在兄弟會學校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伊拉斯謨思想的基調。1484年他母親去世，他離開德文特學校，他的監護人把他送到一所教會學校，為將來的教士生涯做準備。伊拉斯謨感到這所教會學校與德文特學校相比反差太大，前者遠沒有後者自由和富有學術氛圍，頗有壓抑之感。1487年他進入哥達附近的斯泰因修道院，1492年被授予聖職。在修道院的這段時期，他有很多時間用於學習，閱讀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和神學著作。

1494年在他人的讚助下伊拉斯謨進巴黎大學蒙太古學校學習神學。當時巴黎大學的邏輯學和經院神學研究占統治地位，巴黎大學迂腐的學風和無聊的說教令伊拉斯謨非常失望，他對經院哲學深惡痛絕。在巴黎大學期間，伊拉斯謨閱讀了不少古典拉丁語著作，人文主義的思想和方法開始在其頭腦中生根。他還試圖自學希臘語，不過收效甚微。受瓦拉的影響，伊拉斯謨認識到應該用曆史主義的方式去研究神學，而不是像經院神學那樣用哲學思辨的方式去研究神學，曆史主義的方式實際上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方法，即通過訂正《聖經》文字的錯譯、誤解之處，追索《聖經》的本意，對基督教的起源與發展做出符合曆史的客觀的解釋。這種研究成為人文主義者和後來的宗教改革者反對天主教教皇製度和教會製度的銳利武器。

在巴黎大學伊拉斯謨結識了一些在此求學的英國學生，其中之一是蒙喬伊勳爵布洛特（William Blount）。1499年應布洛特之邀，伊拉斯謨到英國做了一次短暫訪問。此行對其一生影響甚大，是他一生的轉折點。他結識了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年）、格羅辛（William Grocin，約1446—1519年）、莫爾、林納克（Thomas Linacre，1460—1524年）等英國人文主義運動的主將，他對這些人充滿欽佩之情，他後來回憶道：“在我聆聽我的朋友科利特的談話時，我仿佛覺得是在聽柏拉圖本人在講話。誰會不對格羅辛之精通多門學科表示驚歎？還有什麽比林納克的判斷更敏銳、更深遠和更透徹的呢？造物主曾創造過比托馬斯·莫爾更完美、更可愛和更歡快的性情嗎？”他與英國的這些人文主義者保持了終生的友誼。科利特對聖經學的研究予伊拉斯謨以很大啟發和影響，使伊拉斯謨成為一個堅信基督的人文主義者。1500年，伊拉斯謨離開英國回到巴黎。其後的6年他主要在巴黎度過，也到過奧爾良（Orleans）、盧萬、荷蘭等地。1504年他在給科利特的一封信中寫道，他決意“竭盡全力探討與《聖經》有關的文獻”，把“全部餘生”奉獻給《聖經》研究工作。1505年他的首批研究成果問世了，他發表了瓦拉《新約注釋》最早的印刷譯本，他所依據的手抄本則是他1504年從靠近盧萬的一所修道院圖書館找到的。伊拉斯謨趁機在他的版本裏寫上導言。其中不僅解釋了瓦拉所做工作的重要性，還把人文學譽為神學的侍女，並聲稱“翻譯《聖經》的所有工作都是文法學者的任務”[4]。這表明伊拉斯謨已堅定地走上了基督教人文主義之路。

1500年前後，伊拉斯謨對教育產生了興趣。在學習研究古典文化的過程中，他深刻認識到古典文化的教育價值，因此他把人文學科視為教育的基礎。1497年在給格雷（Thomas Grey）的一封信中，伊拉斯謨指出，好書使人向善，使人增智，而**邪粗鄙的書使人學壞，因此應讀好書，讀偉大作家的著作。1500年伊拉斯謨回到巴黎後，開始編寫古代作家的格言匯編，他認為這些格言集中反映了這些偉大人物的智慧，是其著作中的精華，最具教育價值。1500年3月他在給其朋友巴特（James Batt）的信中講，他正盡力搜集古代格言，可能要搜集幾千條，但他打算隻出版其中的兩三百條。4月又講道，他想在複活節後不久就將格言集出版，目前已經搜集的約800條格言，部分是古希臘格言，部分是古羅馬格言。在編輯古代格言過程中，他感到希臘語知識的匱乏，於是開始學習希臘語。約在1500年6月，《格言集》正式出版，伊拉斯謨將這本書題獻給蒙喬伊勳爵。《格言集》的第一版是拉丁文版，共144頁，共有818條格言，該書的出版獲得極大成功，出版後多次重印，被學校廣泛作為教材使用，伊拉斯謨也因此飲譽歐洲。這本書的成功使伊拉斯謨看到了印刷出版的威力，其後他把出版作為實現其教育理想的重要工具之一。

伊拉斯謨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於為學校編寫教材，他更關注當時的社會問題，教會腐敗，戰亂頻仍，令伊拉斯謨憂憤交加，他認為腐敗和戰爭敗壞道德，破壞和平，阻礙文明的進步，他認為社會問題的關鍵是道德問題。1501年他開始寫作《基督教戰士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英文為 Handbook of the Militant Christian），兩年後該書出版印行。這是他寫的第一本關於道德問題的書。書名中的Enchiridion是一個希臘詞，有 “匕首”（dagger）和“手冊”（handbook）兩層意思，因此該書的名字是雙關的，這是伊拉斯謨常用的技法。他意欲讓讀者注意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基督徒，他的武器是匕首還是書本？伊拉斯謨認為真正的武器是後者而非前者。他想為基督徒提供新型的武器——祈禱和知識，而祈禱和知識的共同目標則是虔敬。祈禱不是盲目的，祈禱應以知識為基礎，是知識告訴祈禱者該祈禱什麽。他指出：“如果你全力研究《聖經》，如果你日夜研究上帝的律法，那麽任何恐嚇都不能壓倒你，你就能夠抵禦敵人的任何進攻。我還要指出，明智地閱讀異教詩歌和異教哲學著作，對基督徒生活將是一種很好的準備……一些異教書籍盡管有很好的文學表達形式，但其內容卻有不道德的因素，我當然無意於讓你去吸收這些不道德的東西。我敢肯定你會在古典著作中發現很多例子，這些例子會指引你正確地生活。很多古代作家毫無疑問是非常好的道德方麵的導師。”伊拉斯謨還以奧古斯丁、哲羅姆等人從古典文化中獲益頗多為例來論證古典文化的價值。伊拉斯謨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應為聖戰做準備，而學習《聖經》和古典文化是最好的準備。這裏的聖戰不是指戰爭上的刀光劍影之戰，而是指心靈深處的善惡之戰。虔敬和知識能使人戰勝邪惡，贏得聖戰的勝利。伊拉斯謨關注的戰場是人的靈魂深處，正是在此意義上，教育在伊拉斯謨那裏成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關鍵。他反對盲目地信仰，力求將基督教建立在個人認識的基礎上，他說：“這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首要的是，要了解你自己，不要感情衝動，要運用理性判斷一切。”他認為不應太重視彌撒、祈禱等活動，因為如果沒有靈魂的虔誠，這一切活動都毫無意義。

1505年第二次訪問英國後，在莫爾、科利特等人的影響下，伊拉斯謨更加看重教育對於宗教建設的意義。在研究《聖經》的過程中，他深感有必要精通希臘語，於是他於1506年赴意大利進一步學習希臘語。在意大利，他兩耳不聞窗外事，專心致誌於希臘語學習和古典文化的研究。1509年6月伊拉斯謨應蒙喬伊勳爵的邀請從意大利回到英國。此時的伊拉斯謨已成為歐洲人文主義者中的領袖人物了。

二、巔峰時期

此次在英國伊拉斯謨待的時間比較長，共待了5年。1509年他的諷刺作品《愚人頌》（Morias Enkomion，英文為Praise of Folly）問世，他將該書題獻給莫爾。該書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前的人文主義者所寫的批判性著作遠沒有《愚人頌》尖銳和深刻，伊拉斯謨善於觀察且筆鋒犀利，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揭露栩栩如生，批判入骨三分。該書的主要批判對象是天主教會，“這本書是到那個時代為止對中世紀教會發出的最嚴厲的抨擊”[5]。幾年以後，德國出版的《鄙人書翰》也是一部諷刺作品，但其成就和影響遠不能與《愚人頌》相比，“這本《鄙人書翰》若與伊拉斯謨的《愚人頌》相比，就顯得德國普通的人文主義者較之低地國家學者大為遜色”[6]。《愚人頌》影響遍及全歐，在出版後的一個世紀內重印近600個版次。在《愚人頌》中，伊拉斯謨對傳統的經院式教育也予以了尖銳的批判。實際上，伊拉斯謨總是把宗教問題和教育問題放在一起討論，在他看來，二者是一個問題，不可分離，宗教虔敬是教育要實現的目標，消除社會上的不道德和非虔敬現象要靠教育。教育變革與宗教變革是一致的。

1511年8月應劍橋大學校長費希爾（John Fisher）之邀，伊拉斯謨到劍橋大學主持希臘語講座，並講授一些神學課，同時研究希臘文本的《新約》。他對劍橋大學的人文主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511年他的《論教學的正確方法》（De ratione Studii，英文為 On the Right Method of Instruction）於巴黎出版，這是他的第一篇係統論述教育問題的論文。他的第二本學校用教科書 《詞語的豐富》（De copia verborum，英文為 A Plenitude of Expressions）次年於巴塞爾出版，他將這本書題獻給科利特，感謝科利特對他的資助。《詞語的豐富》是一本為學生寫的語法書，引用了大量的經典作家用過的句子作為例句，主要討論了在寫作和演說中如何遣詞造句。這本書出版後很受歡迎，第一版後的50年內重印達30餘版次。

在英國劍橋期間，他還幫助科利特重建了聖保羅學校。從1505年起科利特擔任了聖保羅學校的校長，在伊拉斯謨的熱情鼓勵和支持下，開始在該校進行人文主義性質的改造。伊拉斯謨幫科利特挑選教師，為學生編寫教材（《詞語的豐富》就是為作文教學而寫的），為教師提供教法指導（這是其寫作《論教學的正確方法》的重要動機）。1512年他寫道：“我完全是一個英國人了。”他和英國人文主義者的友誼的確是非常深厚的，他從他們那兒也受到了熱情的款待，衣食無憂，照理該在英國長待下去。然而像許多人文主義者一樣，他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不喜歡長期定居於一地。1514年他離開英國，先到了佛蘭德（Flanders），1515年又到了巴塞爾，目的是安排他的《新約》譯本的出版事宜。1516年他終於完成了他企望已久的希臘文《新約》版本，並附有新的拉丁譯文，從而使拉丁舊譯文的錯誤首次在印刷版本中得到了糾正。他還寫了一篇《告讀者》的導言，表達了他的願望：希望新版本的《新約》“猶如一聲號角，召喚所有的人獻身於這最神聖的、賦予人以生機活力的基督教哲學研究”，他還希望《聖經》能很快被“翻譯成所有文字”，並為所有人所閱讀。伊拉斯謨的號召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響應，法國的勒費弗爾、英國的廷代爾、丹麥的佩德森、瑞典的皮特裏和德國的路德都將其譯成了本國文字。伊拉斯謨《新約》譯本的問世，使伊拉斯謨成為北歐人文主義者中從事聖經學研究最有成就的學者。

令聖經學研究者始料不及的是，把人文主義方法應用到聖經學研究，對於16世紀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給歐洲基督教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震**。隨著人們對《新約》研究的深入，一個具有極大政治意義的、對天主教會尤其對教皇製具有極大顛覆性的思想逐漸得到廣泛接受：羅馬教廷的現行體製和它對世俗權力的要求，與《新約》中所講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想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人文主義聖經學或者說基督教人文主義促成了宗教改革運動。

伊拉斯謨並不是不清楚研究《新約》的本意對於天主教會所具有的顛覆作用，他也擔心會受到教會的譴責甚至迫害，但他善於保護自己。1516年《新約》第一版問世時，他將之題獻給教皇利奧十世，教皇愉快地接受了。1519年他又將第二版送給了教皇並附有一封信，信中寫道：“我已竭盡一切努力引導人們從他們久已感到厭倦的乏味的爭論走向熱心於馬上就要變得更加純潔和加莊重的神學。如今我覺得我的努力並非徒勞無益，同時也意識到有些人對我懷有強烈不滿，因為我未能尊重他們無能力教又羞於去學的一切東西。但我相信上帝會是我的見證人（我的著作首先就是捍衛上帝的），相信陛下您的判斷，相信我自己的正義感和這麽多知名人士的讚許，所以我對那些人的狂吠始終不予理睬。盡管我的才能有限，但已全部貢獻給了基督：它將為基督一人的榮耀服務，將為羅馬教會的首腦，特別為陛下您服務，因為包含我肩負的全部責任在內的一切都應歸功於您。”[7]他還將《新約釋義》的不同部分分別獻給紅衣主教和國王們，他有意識地將自己置身於教皇、主教和國王們的保護之下，因為這些人不可能被懷疑有顛覆教會或政府的意圖。

1516年到1522年伊拉斯謨主要居住在盧萬。他非常關注盧萬的一所人文主義新式學校——三語學院（the Collegium Trilingue）的建設，為這所學院的規劃出謀劃策，但當該校請他做教授時，他卻婉言謝絕了這一職位。三語學院是指以教授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為主要任務的教學研究機構，建立這種學院的目的是促進對聖經學的研究。當時北歐許多大學皆建立了這種學院。羅伊希林對這種學院的產生有積極貢獻。1506年羅伊希林出版了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希伯來語基礎》，這既是希伯來語法書，又是希伯來拉丁語辭典。他說，他對研究希伯來語的收獲之一便是使他對《聖經》的“譯本充滿了懷疑”，尤其是對拉丁文譯本的準確性充滿懷疑。他認為，《舊約》的希臘文本建立在對希伯來語元音係統錯誤理解的基礎上，結果以訛傳訛，從希臘文本譯過來的拉丁文本《聖經》到處都是錯譯。他在《希伯來語基礎》一書中指出了 200多個錯譯之處。羅伊希林的研究使人們看到古典語言尤其是希伯來語對《聖經》研究的重要價值，結果北歐的一些重要大學相繼建立了三語學院。1514—1517年新興的人文主義大學阿爾卡拉大學首次出版了有多種文字的《聖經》，其中《舊約》裏正中印的是拉丁譯文，左為希伯來文，右為希臘文。這是當時三語研究對聖經學研究做出的重要貢獻。伊拉斯謨支持三語學院，主要是因為三語學院的使命與其基督教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聖經學）的使命是一致的。

1516年伊拉斯謨出版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英文為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一書[8]，盡管該書從書名看是一本教育著作，但實際上對“如何對君主施以正式教育”問題著墨很少，它主要是一本討論政治問題的著作。為君主王公獻計獻策而寫作是文藝複興時代的一種時尚，這類著作被稱作“王公之鑒”（mirror for princes），是一種重要的寫作體裁，許多人文主義者都寫過這類著作。意大利弗吉裏奧的《論君主》、卡斯底格朗的《宮廷人物》、帕特裏齊的《王國與國王的教育》、薩奇的《論君主》、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法國若斯·克利什托沃的《國王的職責》、比代的《王公的教育》，德國溫斐林的《明君楷模》、約翰·斯托姆（1507—1589年）的《王公的教育》等，都屬於此類著作。伊拉斯謨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是北歐這類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本。他將該書獻給了查理王子，即後來的西班牙國王和查理五世皇帝，當時查理才16歲，這本書主要是為查理的教育問題而寫的。

伊拉斯謨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闡明了其社會理想尤其是政治理想，討論了一個理想的基督教君主應具備哪些品質、應怎樣治理國家以及應如何對君主進行合適的教育。伊拉斯謨將國家的命運寄希望於一個賢明有德的君主，並進一步將君主的賢明寄希望於人文主義教育。同伊拉斯謨的其他著作一樣，這本書也很受歡迎，成為皇帝和君主的必讀書目，1516年問世後當年就4次印刷，1518年、1519年、1523年和1525年又各印行一次。1641年最後一次印行拉丁文版本，但其他語言譯本繼續印行。

1517年伊拉斯謨出版了《和平的訴怨》（Querela pacis，英文為The Complaint of Peace），表達了他對現實中紛爭的不滿和對和平的渴望。當時的歐洲紛爭不斷，土耳其繼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後又試圖侵入歐洲東南部，法國和西班牙正在爭奪意大利的控製權，德意誌境內諸侯林立，爭戰頻頻，教廷也四處挑起事端以從中漁利，對此伊拉斯謨頗感絕望，《和平的訴怨》是對其絕望心態的記錄。不過伊拉斯謨並未絕望到底，他認為現實紛爭起源於人的精神的不一致，如果人人都有基督的仁愛精神，如果君主有仁慈和平的品德，將會太平無事。而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於教育，隻有通過教育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團結一致。

1518年伊拉斯謨的《對話集》（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formulae）問世，該書是為促進拉丁語對話教學而編的，用對話體寫就，用的都是簡潔規範的拉丁文，伊拉斯謨希望通過實際的對話訓練來提高拉丁文教學水平。這本書在教育界大受歡迎，出版後在18個月的時間內在巴黎、安特衛普、萊比錫、維也納等地重印7次。1522年修改後出了修訂版，從1522年到1533年總共印行100餘次，對歐洲學校的拉丁語教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不光彩的晚年”

1522年伊拉斯謨移居巴塞爾，除去在弗萊堡待過一段時間外，到1536年去世他一直待在巴塞爾，此間又有許多著述問世。

從1517年路德貼出《九十五條論綱》起，歐洲基督教會內部就開始發生分裂。伊拉斯謨對天主教會有過激烈的批判，也主張改革教會，但他所主張的改革與路德截然不同，他是一個溫和的改革者，反對以教會分裂為代價的改革。路德的揭竿而起首先引發了一場大爭論，伊拉斯謨也被卷入其中，盡管他不願被卷入。伊拉斯謨與路德也發生了直接的論戰。

宗教改革前，路德對伊拉斯謨充滿敬佩之情，1516年伊拉斯謨的希臘文版《新約》問世後，路德便將之作為自己的工具書，他認為伊拉斯謨用人文主義的方法研究《聖經》很有價值。路德還給伊拉斯謨寫過一封信，表示對他的欽敬。他稱伊拉斯謨為“我們的喜樂和我們的希望。有誰不就教於他呢”[9]？路德和伊拉斯謨兩人有很多共同點，都指責當時的教會，都與教皇有爭執，基督教人文主義與新教思想也有頗多相通之處，都主張改革教會。但是怎樣改革教會？分歧出在此處，宗教改革運動所隱藏和分裂的戰爭的威脅，令伊拉斯謨吃驚，使他走向路德的反麵，但他對教會的批判又使他不能完全站在羅馬教廷的立場上。因此他隻好小心謹慎地保持中立的立場。他在給西班牙普伊主教馬利安努斯的一封長信中說，他並不喜歡路德的著作，他一開始就擔心它們會激起**，但又說他不敢與別人一起去反對改革，“因為他擔心他可能會觸犯上帝”[10]。但他尚未公開表明不支持路德。在君主們、紅衣主教們和教皇的催迫下，他不得不表明態度，並同意說明在哪一點上與路德不同，於是於1524年他出版了《論意誌自由》（De libero arbitrio，英文為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對路德的一些觀點進行批評。這種批評又引發了路德的反批評，於是你來我往不斷升級。伊拉斯謨不願介入爭端，他所做的論爭往往隻是學理性的，他想竭力躲開這場運動，並為此而表示他永遠依靠羅馬教廷。然而教廷並不買他的賬，他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實際上對宗教改革運動起了催生作用，在他死後，教皇保羅四世把他列在名聲極壞的異端分子之中，並將“他的注釋、注解、附注、對話、書信、譯本”和其他著述，一律歸在第一批“禁書目錄”之中。

作為一位文化領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勢力的雙方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而伊拉斯謨未能充分滿足教廷的要求，也拒絕了改革者的要求。當時的改革者向伊拉斯謨提出了真誠的希望，希望他勇敢地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反對教廷：“哦！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您現在在哪裏？……請看看世間權力的無道暴政，即那黑暗勢力，會做出些什麽來。聽著，您這位基督的騎士！請您貼近基督的身旁向前馳騁；請您捍衛真理，去摘取殉道者的桂冠！您現在年事已高。我曾聽您許下諾言，要再積極服務兩三年；我懇求您將這段時間用在做有利於福音和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工作，並請相信，地獄的大門，即羅馬教廷，正如基督所說，是戰勝不了您的。”[11]但是伊拉斯謨沒能勇敢地站出來，其猶疑退縮的立場讓人失望，“使路德感傷最深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所采取的立場”[12]。

“伊拉斯謨是一個不容有中立的時代確立自己是中立的人”[13]，“這使他成為大爭論的雙方都瞧不起的人；這使他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沒有朋友，也沒有影響。他總是采用最可鄙的辦法避開將他拉向左或右的企圖；他放棄了他早先的許多原則，或作了很大的更改，以至於它們都變得麵目全非”[14]。他的晚年就是在這種不光彩的怯懦與逃避中度過的。

不應對伊拉斯謨不光彩的晚年過分指責，他的中立態度成因有二。一是其性格的懦弱，他充滿智慧，但身體虛弱，無男子氣概，無胡騰的頑強，亦無路德的堅韌，這種性格表現在其思想上，就使其思想顯得缺乏剛性，“他很少對重大問題明確表示意見，而且也不打算對此多加解釋，如有必要，他能否認他曾表示過的意見。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善於使用‘假如’和‘但是’推卸一切責任掩護自己。他有像烏賊那樣隱藏自己和自己看法的本領，並常用它保護自己免遭傷害”。另一個使其保持中立態度的原因是他的社會改革觀的性質，他一直持有平和的改革觀，反對暴力衝突，這一點他一生都堅守不渝。他的晚年的怯懦與其理論觀點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在理論上還是始終一貫的。他一直有一個崇高的目的，即通過拯救道德來拯救社會。

晚年的伊拉斯謨依然不輟筆耕，除校訂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外，還寫了一些教育著作。

1528年他的《西塞羅主義》（Ciceronianus）問世，批判了當時泥古不化的形式主義文風和學風。他說：“因為我不是西塞羅，所以我應該表達出我自己的思想和風格。”[15]

1529年他的重要教育著述《論男孩的教育》（De pueris instituendis，英文為 On the Education of Boys）發表，係統闡述了伊拉斯謨的教育觀。《論男孩的教育》在伊拉斯謨的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教育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教育史家波溫認為在當時它是“曆史上已有的著作中對教育問題闡述得最為深刻而透徹的著作之一”[16]。

1530年伊拉斯謨的《男孩的禮貌教育》（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英文為 On Civility in Children）出版，該書主要討論禮儀問題，由於正合時宜而廣為流傳。該書6年內再版30多次，前後總共再版130多次，其中18世紀再版13次。此外還有大量譯本、改編本和模仿之作。1532年就有了第一個英文譯本，4年後被改編成問答手冊，並開始在學校裏被用作男孩的教科書。緊跟著出了德文和捷克文的譯本。1537年、1559年、1569年和1613年不斷有新的法文譯本問世。這本書促進了歐洲人行為舉止的文明化進程。

伊拉斯謨在晚年對教育思想的貢獻是很大的，在這方麵他的晚年絕不是“不光彩的”，而是光彩照人的。在經過多年的疾病折磨之後，伊拉斯謨於1536年逝世，終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