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教育與社會的變革

在討論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問題時，伊拉斯謨具有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他視道德問題為社會問題的核心，視教育為社會改革的前提。

一、教育的社會性目的

伊拉斯謨重視教育對於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的作用。他認為 “一個國家的主要希望，在於它對青年的適當教育”，因而“應該對公、私立學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兒童可以得到最優秀、最可靠的教師的指導，從中學習耶穌的教導以及有利於國家的優秀的文獻。若有了這樣的製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懲罰，因為人民將自願地遵循正義的道路”。這很有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化勝於刑政”的色彩。

他讓父母牢記他們對社會的義務：“你生兒育女，不是隻為你自己，而是為國家；不是隻為國家，而是為上帝。”[25]他堅決主張政治家和教會人士采取積極措施，提供足夠數量的、能勝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師，來促進教育事業。他認為當時教師所受教育太差，缺乏進行教學工作的必要訓練，而補救之“是政府的責任。其重要性決不次於整頓一支軍隊”[26]，明顯的結論是有必要促使國家像組建一支軍隊那樣組織教育。

伊拉斯謨尤其重視對君主的教育，也是出於改造社會的考慮，他認為若君主智慧超群、能力卓然、品德高潔，則君主能做一名賢達的國王，社會隨之也就能擺脫愚昧和不道德的境地而趨於完善。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伊拉斯謨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尤其是教育的政治功能。

我們在此可聯係《愚人頌》進一步明了伊拉斯謨企圖通過教育改造社會的思想。《愚人頌》以幽默的筆法訕笑了當時荒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沒有是非、善惡，也沒有真理、秩序。更可悲的是，生活於這個社會裏的人，由於積習已久，將四周的種種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覺得自己是生活在一個荒唐的世界裏。他們都是庸人，但還自以為聰明。伊拉斯謨是一位改革者，想通過教育改革這個麻木不仁的社會，尤其是改革教會，不過他對宗教改革的觀點和應用的方法與其他宗教改革者如路德等迥然不同。因為他是一個人文主義者，想用教育的方法來改進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書立說、興辦學校來推動改革；至於實際的其他社會革新，伊拉斯謨希望負有領導職責的王公和教士們去做。路德改造社會的方法是推翻舊教會，建立新教會，而伊拉斯謨則主張在維護基督教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通過內部的逐步的溫和的改良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而不希望新舊教會之間戰爭和流血。教育在伊拉斯謨看來是改良社會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絕脫離羅馬教會，路德譏刺他為“懦弱者”，認為他有發現真理的能力而無為真理而鬥爭的勇氣。[27]伊拉斯謨之所以如此，是與他對教育改造社會的作用觀緊密相關的。

二、理想君主的教育

同許多人文主義者一樣，伊拉斯謨把自己看作君主王公的謀士，看作社會弊端的診治者，《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書就是一部教育政治學著作，其是為君主治理國家出謀劃策。伊拉斯謨擁護君主製，認為君主實際上都是天意委派的，他們都為基督效力，以確保人民的安寧。

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嚴重存在著“倫理”與“暴力”的衝突，君主應以力服人還是以德服人？什麽樣的君主才是理想的君主？這些既是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關注的問題，也是北歐人文主義者關注的問題。

伊拉斯謨強調倫理與政治方麵的聯係和對君主王公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君主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關鍵在於使美德發揚光大，可見，伊拉斯謨所要求的主要是君主的心靈的轉變，而非體製的變革。政治的基礎是倫理道德，“對於像伊拉斯謨這樣的作家，問題既不是法律性質也不是經濟性質的，而是道德性質的；而且，既然良好的表率來自上層，那麽重新探討教育君主的問題就是必不可少的事”[28]。

德行對一個君主而言至關重要，“一個國家的一切都歸功於一個好君主”，而一個好君主的主要標誌在於他是否有好的德行。

國王若要治理有方，首先就必須有良好的德行。伊拉斯謨認為：“基督教神學把三個主要的特質歸之於上帝——最高的權力、最大的智慧、最大的仁慈。你應該盡可能使你自己具備這三個特質。有權力而沒有仁慈，就是十足的殘暴；沒有智慧，就會帶來混亂，而不是領土。”

未來的國王應具有哪些德行呢？“他是溫和的、和平的、寬厚的、有遠見的、人道的、寬宏大量的和坦白的。他不是金錢的攫取者，也不是它的奴隸。他能控製自己的欲望。他是有理性的，能判斷的。他有純潔的和周到的思想。他在忠告、正直、明智和留心宗教事務方麵是專心的，總是想著別人的事情。他在謀劃大事上是可靠的、堅定的、正確的，並有權威的判斷。他工作勤奮，很有成就。他深切地關心人們，是他們的保護者。他行為善良，緩於報複。他誠實、如一、堅定、公正……他是容易接近的，和藹可親的，對與他談話的人都表示歡迎。他公開支持和熱愛他的人民和戰士。他用武力反對侵略戰爭，從不尋找機會發動戰爭。他熱愛和平，維護和平。他反對強行改變人民的習慣。他知道怎樣做個領袖和國王以及如何建立有益的法規。他生來為了達到榮譽，其表現像個上帝”。這些伊拉斯謨所褒揚的德行實際上是耶穌神性的世俗表現。

一個君主應關注人民的安全勝於顧及自己的生命，君主應對人民盡職盡責，君主最大的快樂在於關心國家，使其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進步和繁榮。君主應認識到他是“為國家而生的”，“而不是為個人的利益而生的”，君主應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而不應隻關心個人或派別的利益。伊拉斯謨認為，不為任何私利所左右的共同幸福，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得到捍衛和維護，而君主應做共同幸福的捍衛者和維護者。伊拉斯謨還要求君主具有基督教平等的精神，一個基督教君主與出身貧窮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奴隸，他們之間應有“互相友好的關係”。“自然創造人，人人平等，奴隸身份是加在自然上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的，他們都“隻有一個主人——基督”。伊拉斯謨認為上帝給人以自由意誌，應盡力達民之情、遂民之欲，“保護人民的自由和安定有助於君權的加強”。

君主最主要的德行應是仁慈、愛民。“誰企望人民好，他就是國王；誰隻考慮個人，他就是暴君。”君主要得到人民的愛，他就要表現出他自己是值得讓人民愛的。他要做一些好事來贏得人民的心。他對人民好，人民也會對他好，以示報答。“誰要是失掉人民的信爰，他就要失掉一大群捍衛者。”所以，君主具有良好的德行是統治好國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必要條件。

君主還應有智慧的美德。伊拉斯謨認為“雖然每一種偉大的藝術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沒有一種藝術比善於統治的藝術更加精巧，更加困難”。要掌握這種藝術，需運用智慧的力量。“對一個問題深思熟慮的唯一方法就是運用智慧。假如君主缺少這種素質，那麽，他就不可能觀察了解客觀事物，正如視力被破壞了，不能看見東西一樣”，所以，一個君主必須有非凡的智慧，“這是好政權的基礎，也是主人命令仆人服從的基礎”。

作為一個統治者，君主應“既能看到過去發生的事，又能看到未來，並有廣泛的知識”。智慧應服從於虔誠的美德，受後者的指引。君主具有智慧應為民謀福利，而不是搬弄是非，禍殃百姓，荼毒生靈，謀一己私利，“他的智慧隻用於為國而不是為自己”。

除仁慈、公正、智慧等美德外，伊拉斯謨尤為強調虔誠的美德。這鮮明地體現了北歐人文主義的特色。

伊拉斯謨認為“應該用基督教的標準估量一切東西”，但做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並非易事。“受過洗禮或塗過油神聖化的人，並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上教堂做禮拜的人也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在他內心感情上信奉耶穌並且用他虔敬的行為模仿耶穌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必須運用上帝賦予的理智去明辨善惡，然後盡最大的努力趨善避惡。

伊拉斯謨理想中的君主教育，不是異教君主的教育，而是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所以他尤其強調君主的基督教精神的養成，認為“耶穌的教旨最適用於君主”，“必須把耶穌的故事牢固地紮根在君主的心靈裏”，一個君主應“以純潔的性格和智慧超出一切人”，“你強迫你的臣民學習和服從你的法律，你應該以更大的努力強製你自己學習和服從上帝耶穌的法律”。

對伊拉斯謨而言，對美德的追求不僅具有倫理道德上的意義，更具有至高無上的宗教意義。基督教的本質在他看來就是一種純潔的道德，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就是過一種純潔而道德的生活方式。伊拉斯謨的政治理想就是將歐洲建成一個和平友善的基督教世界。伊拉斯謨反複要求君主必須使自己“完全具備這些美德”，如果君主達到了至善之境，就會使他成為一個完美的基督徒，而如果他是一個完美的基督徒，就有可能為建立一個十全十美的國家奠定基礎。

伊拉斯謨認為，君主具有美德不僅益於統治，而且益於化民成俗。“君主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進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君主的生活德性可以掌握和改變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在賭徒君主的統治下，賭博盛行；在好戰者的統治下，每人都被卷入戰爭；在享樂者的統治下，人們都在浪費奢侈中玩樂；在殘忍的暴君的統治下，每人都虛偽而苛刻。君主上行，臣民下效，所以君主應具良好德行。君主考慮人民的幸福不是隻看他們如何有財富和身體如何健康，而是要看他們是否正直和能夠自我克製；他們是否很少貪婪和不和；他們是否鬧宗派等。總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麵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關鍵的東西。然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君主首先以身作則，這樣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風俗。

伊拉斯謨對君主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希望君主追求什麽樣的目的呢？同其他人文主義者一樣，他認為統治者的最高誌向應該是獲取名譽、光榮和聲望。伊拉斯謨強調君主應聽從 “榮譽的支配”，應沿著“正義和榮譽之路”前進，應使自己永遠不因“受**而離開榮譽之路”。君主應認識到隻有自己遵循榮譽的方針才有可能統治他人。榮譽從何而來？伊拉斯謨認為：“除了從善德和優良的品行中產生的榮譽之外，再沒有任何真正的榮譽。”伊拉斯謨認為，“出自美德”的高貴遠比那種基於“家世和財富”的高貴更能打動人心，根據“最嚴格的判斷”，隻有第一種高貴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貴。如果某人具備了使其高貴的美德，那就意味著“把權力授予此人是天經地義的”，因此人具備了“君主必備的品質”。

君主的美德從何而來？來自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政治和良好的教育是密切相關的，伊拉斯謨因此像關心政治事務一樣關心教育事務，他強調：“根據確定的思想原則對君主進行教育，這種事應放在萬事之首。”看重對統治者進行教育是當時北歐人文主義者共同的政治關注，“這種認為教育極端重要的思想，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如此眾多的人文主義者表麵上寫的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的論著，實際上都在書中對那些未來王公和官員的家庭教師們作不厭其煩的指導。由於他們同意伊拉斯謨關於‘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觀點，這些人文主義者清楚地提出，哪怕是教育中的一個最微小的差錯，都有可能對一個兒童成年後掌權時的行為產生有害的影響”[29]。伊拉斯謨指出：“雖然每一種偉大的藝術都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沒有一種藝術比善於統治的藝術更加精巧，更加困難。為什麽獨有對這一件事情我們感到無須訓練，認為生來就能勝任呢？若他們在童年時期盡是扮演暴君，在成年時期除了獻身暴虐以外，還能有別的什麽目的呢？”[30]伊拉斯謨認為未來君主的教師責任重大，國家未來的命運完全取決於他，“一個國家的一切都歸功於一個好君主。一個好君主的一切都歸功於運用道德的原則使他成為好君主的那個人”。

強**育與政治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對北歐的政治觀念和教育觀念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政治的角度看，對統治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血緣和財富不是成為統治者的充分條件，統治者首先應具備美德，要受過良好的教育，這種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激進的含義。從教育的角度看，伊拉斯謨等人的思想糾正了北歐貴族教育中崇尚武力、不重知識教育的不良積習，使北歐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均發生了重大轉變，知識的力量被人們所普遍肯定，其作用已超出軍事力量。知識的力量高於軍事的力量，這本身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

漢弗萊全麵總結了人文主義者對當時統治階級發出的呼籲：“不要再認為是貴族就可以輕視學習”，要認識到，“勇氣在閃光的人，思想也應該閃光”。西方學者昆廷·斯金納指出：“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是，這個呼籲得到了廣泛的響應，這些人文主義者成功地說服了貴族階級，使他們相信在這個社會中，軍事力量遠遜於理論力量的時刻已經到來。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的話，前景是十分淒涼的。早在1509年，愛德蒙·達德利就在他的《國家之樹》一書中指出，貴族們將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傳統的優勢地位被 ‘貧寒卑賤之人的子弟’所侵占，這些人已經掌握了新的學問，正開始得到‘晉升和權力，而如果貴族的子女們稱職的話，這些位置本來應該是他們的’。這個教訓很快被貴族銘記在心。16世紀下半葉，貴族子弟開始擠滿了北歐各大學，他們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31]貴族階級的社會地位也因此得到了鞏固。教育不再是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的東西了，它蘊含著許多利益因素，所包含的政治功能也愈加顯彰。

伊拉斯謨對君主的知識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繼承柏拉圖的思想，認為君主應具有哲學家一樣的智慧。他說：“如果你不是一個哲學家，你就不能成為一個君主；你將成為一個暴君。再沒有比一個好君主更好的了。一個暴君是這樣一隻凶惡的野獸，與他同樣的人是沒有的，什麽東西也沒有像他那樣對人們有毒，什麽東西也不會比他對人們更為有害。別以為柏拉圖輕率地提出了一個為最令人欽佩的人們所讚賞的思想，那就是，一個幸福的國家，將是君主都是哲學家或者哲學家掌握政權的國家。我所謂哲學家，並不是一個精通辯證法或倫理學的人，而是一個拋棄一切虛妄的假象，虛心尋求真理、追隨真理的人。事實上，成為一個哲學家和成為一個基督教徒是同義語，唯一的區別是名稱的不同。”[32]

可以看出，伊拉斯謨的理想君主形象與馬基雅弗利的理想君主形象是大相徑庭的。基督教道德與人文主義文化是基督教君主的兩種必備素質，伊拉斯謨充分肯定道德和知識的價值，而馬基雅弗利恰恰蔑視這些，狐狸的欺詐偽善（不道德）和獅子的暴力強悍（軍事力量）是馬基雅弗利所推崇的。誰的觀點更合時宜呢？誰的觀點更具生命力呢？

三、人文主義教育與大同社會理想的實現

伊拉斯謨是個和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他反對一切與和平相悖的東西，例如，國家間的戰爭、教會勢力與世俗勢力的衝突、教會內部的分裂、文化界的種種爭論等都在他反對之列。他希望建立的是一個團結和諧、充滿友愛的基督教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生活的人信仰同一種宗教——基督教，說同一種語言——拉丁語，服從於同一個精神領袖——教皇，服從於同一個世俗領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這種思想對其教育理論有著深刻的影響。

伊拉斯謨反對戰爭。在《和平的訴怨》中他指出戰爭與基督教友愛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戰爭是邪惡的，不論它在哪裏爆發，“都會成為虔敬和宗教的最致命的禍患”。戰爭是賢明統治的敵人，因為“在兵器鏗鏘聲中再也聽不到法律的聲音”，而 “窮凶極惡之徒”則往往在和平被唾棄的時候竊取“絕大部分權力”。任何國家的最高目的都是要促進基督教友愛和賢德的統治，因此，“絕對有必要深惡痛絕地製止戰爭”。戰爭會將我們最美好的希望毀滅殆盡，使我們“陷入罪惡與苦難的深淵”。伊拉斯謨號召，“所有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們”，要“一心一意地團結起來，製止戰爭，締造永久和普遍的和平”。

伊拉斯謨在《和平的訴怨》中反對教會的“正義戰爭”理論，視這種理論為當代暴力肆虐的一個更危險的根源和保護傘。奧古斯丁頻頻呼籲禁止戰爭，但他同時又提出，由於讓惡人騎在正義之人頭上稱王稱霸要比正義之人服從惡人更加糟糕，那麽正義之人反對惡人的戰爭就不僅有可能是“一件必要的壞事”，而且可能被“恰當地稱作一件幸事”，正義的戰爭有時候是必要的。這種理論後來被教會接受，並被阿奎那收入他為正義戰爭辯護的經典性的理論之中。伊拉斯謨認為這種理論自欺欺人，他說，基督徒們甚至在與另一個與他們持有完全同樣的信條、信奉同一種宗教的民族動武時，也常常聲稱他們在打一場正義的和必要的戰爭，但是驅使他們走上戰場的並不是正義和必要性，而是“憤怒、野心和愚蠢”。真正的基督徒應該認識到，“一般地說，再不公正的和平，幾乎也比最正義的戰爭更為可取”，因為和平是 “最好不過的事情”，如果我們想要“證明自己是基督的忠實信徒”，就必須時時刻刻維護和平。[33]

在伊拉斯謨的教育思想中，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求對學生進行和平教育。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伊拉斯謨專列一章討論“和平的藝術”，他要求君主充分認識到“和平是多麽崇高和有益”，而進行戰爭是“多麽不幸和有罪”。

伊拉斯謨眼中的和平是廣義的，不僅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國家與教會間的和平、國內的和平，也包括教會內部的和平和其他一切方麵的和平，他欲使和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成為每一個基督徒追求和實踐的東西。伊拉斯謨反對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會導致教會分裂，會帶來衝突甚至戰爭。伊拉斯謨“對於歐洲的統一逐漸消失是傷懷的。他的夢想是用基督徒的人文主義來抑製國家主義。他在把所著四福音注釋獻與新興國家的四位元首——英國的亨利（Henry），法國的弗朗西斯（Francis），西班牙的查理（Charles），和奧國的斐迪南（Ferdinand）——時吐露了這種願望：因為他們的名字都與這些福音作者連結在一起，所以要他們的心也被福音連結在一起。改革運動中所隱藏的分裂和戰爭的威脅，著實令他吃驚”[34]。

伊拉斯謨熱衷於和平的藝術，對戰爭的藝術並不感興趣，因此，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身體的訓練沒有真正的地位”[35]，更談不上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了。

與和平正義相關的是他的世界主義，他希圖在歐洲建立一個使用同一語言、信仰同一宗教的大同社會，因此他反對教會分裂，反對民族語言，他欲以拉丁語和基督教為這個大同社會奠定統一的文化基礎。他也反對當時勃興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認為國家民族的獨立發展意味著衝突和戰爭，應摒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也應摒棄地方利益、團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而隻追求共同利益。教育史家伍德沃德指出：“伊拉斯謨不喜歡‘國籍’這個詞，瞧不起民族語言，對民族性的宗教信條和民族性的教會深惡痛絕。因為國籍、民族語言、民族宗教、民族教會中的每一個都與分裂有關，都與對立有關，而且分裂和對立最後還會導致戰爭。一種共同的語言——拉丁語、一個共同的教會、一種同質的文化以及永久的和平構成伊拉斯謨的社會理想。”[36]教育史家博伊德指出：“伊拉斯謨在行動上和信仰上都是一個徹底的世界主義者。他隻講拉丁語和荷蘭語；他在荷蘭、法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學者中間，都同樣感到自由自在。雖然民族精神在各地都占優勢，但他並不讚成國家之間存在差別；他對本族語文學作品也不感興趣。他的理想是在整個歐洲建立一種從希臘、羅馬偉大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語言材料的共同文化和知識。”[37]瑞士的蘇黎世城曾兩次邀他做蘇黎世公民，這對當時的人文主義者而言是莫大的榮譽，伊拉斯謨卻這樣答複，他說他希望“成為世界的一位公民而不是某一個城市的一位公民”[38]。

這種根深蒂固的世界主義觀念表現在他的教育思想上，就是否定本族語教學，否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

和平主義、世界主義的社會理想如何實現呢？靠教育。分裂、對立、仇殺、戰爭的原因在於人的無德與愚昧，即在於精神問題，通過共同的教育造就友愛有識的人即造就有基督教道德又有人文學識的人，由這樣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必是和平友愛的社會。伊拉斯謨寄厚望於教育，是因為他在教育中寄托著他的社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