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生平與著作

維夫斯的教育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他所生活的時代的烙印，也深刻體現了他的獨特的人生經曆和個性特征。

一、在西班牙

維夫斯是西班牙人，他於1492年生於西班牙的瓦倫尼亞（Velencia）一個富庶的猶太人家庭，這一年哥倫布領導的西班牙航隊發現了新大陸。維夫斯的父母於1492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法令頒布前後改奉天主教。1507年到1509年維夫斯在瓦倫尼亞主教於1500年創辦的瓦倫西亞大學中讀書，1509年赴法國巴黎大學求學，時年17歲，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回到過西班牙。這不是沒有緣由的。

西班牙是典型的天主教國家，是反宗教改革運動的急先鋒。許多人據此認為西班牙是一個沒有文藝複興的國家，這是不確當的。1470年以後不久，在西班牙就已經顯然可見對於人文學科的興趣了，這主要是受意大利人文主義影響的結果。意大利學者到西班牙講學，西班牙學者到意大利學習，皆促進了人文主義在西班牙的傳播。

西班牙人文主義者安東尼奧·德·內布裏哈（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年）曾在意大利學習10年，回到西班牙後積極傳播新文化。他在意大利曾得到瓦拉的真傳，1473年回國後就對粗劣庸俗的拉丁語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的《拉丁語入門》很快就在中學和大學裏代替了舊式的拉丁語法，約在1492年他還出版了一本拉丁語詞典。除了編纂語法和詞典外，他還編印一些拉丁文古典作品並對其進行評注。他是確定希臘語讀音準則的第一位文藝複興學者，他對希伯來語也非常感興趣。他對古典文化的興趣與北歐諸國的伊拉斯謨、科利特、比代等人是一樣的，主要用意在於促進對《聖經》的研究，他認為，隻有以批評的眼光檢查最古老的《聖經》手稿，同時對拉丁文本《聖經》一些段落進行刨根問底的批評性的檢查，才能確定真正的拉丁文本《聖經》。在保守的西班牙，這種對待《聖經》的態度過於革命，為一些神學家所不容。他於1512年被迫離開執教多年的薩拉曼卡大學而赴阿爾卡拉（Alcaldá）大學講學。

在薩拉曼卡，阿奎那的神學占據統治地位，那裏甚至不容許像司各脫主義和奧卡姆主義之類的敵對學說存在。這種過分的保守促使西班牙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希門尼斯（Jiménez，1436—1517年）於1508年在阿爾卡拉建立了一所新大學即阿爾卡拉大學，該大學不久就成為基督教人文主義在西班牙的大本營。大學除開設有關司各脫主義和唯名論的課程外，為增進對《聖經》的研究，還設置了希臘語課程。希臘語之所以受重視，主要目的不是閱讀研究古希臘的著作，而是因為希臘語是《新約聖經》和許多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的語言。希門尼斯認為，若沒有希臘語知識，任何一個人也不能成為好的神學家。他急切地想使阿爾卡拉成為希臘語研究的主要中心。為此，希門尼斯廣攬人才，把16世紀西班牙一些最有名望的人文主義者聘請到該校任教。內布裏哈就是被他聘到阿爾卡拉大學的。他還曾邀請伊拉斯謨到西班牙來講學，隻是沒有成功。在希門尼斯的促進下，阿爾卡拉的希臘語學者編出了希臘語《新約聖經》並於 1514年付印，較伊拉斯謨在巴塞爾出版的那個文本早兩年左右。早在1502年，希門尼斯就開始采取措施，不僅要出版拉丁文的《聖經》，而且要出版使用原來各種文字的全本《聖經》，阿爾卡拉大學創辦後，他在大學裏聚集了一批著名學者來做這項工作。這不僅涉及希臘語，還涉及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經過多年努力，1520年經教皇利奧十世批準，《康普魯頓合參本聖經》才獲出版，之所以稱為“康普魯頓”本，是因為阿爾卡拉的拉丁文名叫康普魯頓。這本《聖經》的出版是西班牙早期人文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希門尼斯還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那就是出版亞裏士多德的全部著作，既用原文，又用超過過去所有版本的新的拉丁文譯文。後來由於他的逝世，這項工作也就被擱置了。

在人文主義的促進下，1500年維夫斯的家鄉建立了瓦倫尼亞大學，創辦該大學的目的就在於促進人文主義的研究，學校既開設傳統的學科，也教授希臘語和拉丁語。不過瓦倫尼亞大學的地位沒有薩拉曼卡大學和阿爾卡拉大學那樣突出。

人文主義也走進了西班牙宮廷，西班牙的統治者費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貝拉（Isabella）對人文主義有濃厚興趣，他們聘請人文主義學者任拉丁文秘書，並在宮廷中開展人文主義教育，聘請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做宮廷學校的教師，以提高王室成員的文化水準。

可以看出，西班牙的人文主義運動是以基督教人文主義為特征的，西班牙宮廷也支持人文主義運動，這與北歐諸國無多大區別。維夫斯是一個基督教人文主義者，這與他在西班牙所受的影響不無關係。維夫斯還是個忠誠的愛國者，對本族語有著深深的熱愛。這就使人很難理解他為什麽一去不歸西班牙？阿爾卡拉大學曾請他回國任修辭學教授，這是一個地位很高令人羨慕的職位，但他還是拒絕了。他拒絕的原因和終生不歸的原因是國事、 家事給他帶來的巨大煩惱和恐懼。

當時的西班牙社會還有另一麵，那就是國王利用宗教裁判所對猶太人進行殘酷的迫害。維夫斯出生於猶太人家庭，他17歲離家赴巴黎求學時，他的父母和幾個姊妹仍留在西班牙，他們飽受迫害之苦。

迫害猶太人是為了實現西班牙的宗教統一，即所有人都信奉基督教。猶太人問題在西班牙一直是一個嚴重問題，到16世紀猶太人改教使得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化。猶太人在西班牙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們在經營財產方麵長期長袖善舞，許多貴族世家委托猶太人經營田產，一些主教雇猶太人管理財務，一些國王也把稅收、鑄市、食鹽專賣等事務交給一些猶太家族去做，猶太人的社會地位並不低。但猶太人信奉猶太教，正是在宗教信仰問題上才出現了對猶太人的宗教迫害問題。猶太人改奉基督教是為了免受迫害，但他們改教後的境況並不好。盡管他們在社會上地位重要，然而他們既得不到基督教徒的信任，被控在新信仰的外衣下保留舊的信仰；也得不到猶太教徒的信任，猶太教徒為保持其信仰的純潔性，采取嚴酷手段對待改奉基督教的猶太人叛教者。另外，許多改教的猶太人為了在基督徒麵前表明自己，又激烈地反對猶太人。這樣就導致了錯綜複雜的矛盾。1478年西班牙設立宗教裁判所，開始掠奪猶太人豐厚的財產，大肆迫害驅逐猶太人，開始是分地區的，1492年3月30日國王下達驅逐令要求把所有未改教的猶太人驅逐出境。西班牙扮演了羅馬天主教會急先鋒的角色，結果宗教統一在西班牙是實現了，但代價卻是喪失了許多富有經濟才能的民眾，使得西班牙的經濟活動尤其是商業發展大受影響。正因為西班牙國王表現“出色”，教皇亞曆山大六世於1494年年底授予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兩人“天主教國王”的稱號，以表彰他們對基督教的功績，教皇還授予兩位天主教國王以改革本國教會的重權。紅衣主教希門尼斯奉國王之命執行這項工作，對西班牙教會予以改革，他通過興辦教育提高教士們的文化修養，通過加強紀律約束提高教士們的道德行為水準。結果在西班牙，教會和教士並沒有像意大利和北歐的一些國家那樣腐敗。希門尼斯的這種教會內部的改革為後來歐洲的反宗教改革運動樹立了榜樣。

1492年前後維夫斯的父親改奉基督教，1499年維夫斯7歲時，其父親就被宗教裁判所逮捕過，但幸運的是並沒有被控有罪。1524年其父被宗教裁判所處以死刑。1527年其母被宗教裁判所判罪，罪名是她在改奉基督教後去過猶太教堂。此時，其母已不在人世，她早在1508年就已去世，宗教裁判所對死人也不放過，將其母的屍體從墳墓中掘出，對屍體橫加褻瀆。維夫斯的幾個姊妹也因此被剝奪了對其父母財產的繼承權。其家人的遭遇使身在異鄉的維夫斯深受打擊，其身體和精神都受到損害，從他與別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一直到1531年他一直處於極度的痛苦之中，這對他的人生和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變得消極，希圖遁世而居，疑心厄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甚至一度想棄世而去。他隻活了 48歲，與其家事之不幸是大有關聯的。維夫斯是內向而謹慎的人，即使是在私人通信中也隻字不提宗教裁判所，唯恐信件誤入他人之手而對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對他父親被處死一事，他在其文字中是用隱晦的方式去記敘的，並且常常使用他自己也沒有完全掌握的希臘文去寫。作為一個被宗教裁判所判罪的猶太人的兒子，維夫斯害怕禍及其身，也擔心他人因此而看不起他，害怕他的讚助人離他而去從而使他失去生活來源。在他的一本著作中他曾問道：“若父母有了不名譽的事，而為人子者卻並未因此而受到打擊，誰能超凡脫俗和自信到這種地步？” [1]盡管在他內心中他並不認為父母有什麽過錯，但在反猶太文化背景下的其他很多人看來，被宗教裁判所判罪畢竟不是一件值得稱許的事。維夫斯一直受此困擾，擔心別人對他的評價和看法，以致他的一位朋友在給他的信中特別講明，對他的愛沒有因其家事不幸而減少分毫。

這種生活際遇使維夫斯對境況較差的大眾尤其是猶太人充滿同情，因為他體驗過他們的痛苦與不幸，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民主性，與其他人文主義者思想中的貴族性形成強烈的反差，這與其生活經曆是息息相關的。這種生活際遇也使得他不能像伊拉斯謨和胡騰那樣在其思想中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戰鬥性，因為他深知，他的家庭背景使他更不堪遭受外來的打擊，於是他小心翼翼地活著，極力避開當時社會上和文化界的種種矛盾與衝突，以求平安了此一生，在這一點上他比伊拉斯謨成功，他沒有卷入紛爭的旋渦。這種取向對其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不像伊拉斯謨用文學的、富有煽動力的語言直抒胸臆，而是用哲學的、心理學的等隱晦的語言表達自己，其語勢自然不如前者強勁，影響也不會有前者那樣大。大悲則靜，人於靜中的思考往往是深刻的，維夫斯的確比伊拉斯謨深刻。他的不便向外人講述的痛苦使他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內心體驗，古典文化不論是古希臘的還是古羅馬的都不能解決其內心的苦痛，於是他開始了他自己的心靈探索，他從觀照自己的精神境況出發去考察人類的心理狀況，從而成為 “現代心理學的奠基者之一”[2]，在其豐富的心理學思想中，他對人的情感和動機予以了翔實的分析，至今令人歎服，讓人感到這些文字不像一個16世紀上半葉的人寫的。維夫斯將其心理學思想應用於教育上，結出了豐碩的成果，這一點是大大超越於他那個時代甚至是超越其後兩個世紀的。維夫斯教育思想中最閃光之處就是他將教育理論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上。但誰又能想到，這居然與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大有關聯呢？

除上述以外，西班牙對維夫斯的教育思想還有三個重要的影響，一是對其認識論的影響，二是對其關於本族語態度的影響，三是對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影響。

維夫斯的家鄉瓦倫西亞風光秀麗，有“西班牙的花園”之美譽，少小生活在這種美好的自然環境中，使維夫斯深受陶冶，瓦倫西亞自然風光的豐富多彩使他終生難忘，是在他心靈深處使其終生愉悅的一片綠洲，在國外生活的歲月裏，在給朋友的信中，他的著作中，他充滿感情地回憶起瓦倫西亞碧綠的青草地、絢麗多姿的鮮花、種類繁多的蔬菜瓜果，他認為他的語言無力描述出景色之美。這種美是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而不是從古書上得到的，這種美給他一生帶來了書本所不能帶來的愉悅，這種美使他深刻體會到觀察的價值，使他認識到古人的書本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他後來要求人們去“研究自然”，他說：“各門學科中所包含的一切東西首先存在於自然之中，正如珍珠存在於貝殼之中，寶石存在於沙土之中。”[3]意即一切書本知識源於自然，源於書本之外，他將觀察和研究自然作為一種重要的教學方法，這在當時以崇古人書本為時尚的文化氛圍中是卓爾不群的，伊拉斯謨在此點上就遠不能與維夫斯相比。他通過觀照、反省自身而對人的心理進行研究，體現的也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和認識方法。

維夫斯要求應在教育中進行本族語教學，這在當時拉丁語、希臘語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教育界，也是頗令人驚異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17歲後一直居住國外卻還一直倡導本族語。這與其瓦倫西亞的生活經曆有關。在其青少年時代，西班牙語已發展得較為成熟，成為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廣為使用的語言，而且當時的法庭審判也使用本族語，這給維夫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他的對大眾的同情、他的民主思想也使得他看重大眾所使用的語言。

維夫斯對女子教育的興趣也與西班牙的影響有關，不過這種影響是比較間接的，這與另一個西班牙人凱瑟琳（Catharine of Aragon）有關。凱瑟琳是西班牙國王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之女，1485年生於阿爾卡拉，少時在宮廷裏接受了良好的人文主義教育，由於西班牙王室與英國王室聯姻，她於17歲時離開西班牙嫁給威爾士親王亞瑟為妻，但婚後幾個月亞瑟就去世了。1509 年她24歲時與亞瑟的弟弟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成婚，成為英國王後。凱瑟琳利用自己的影響在英國積極推進人文主義運動，對英國人文主義的發展助力不小。1523年維夫斯赴英國與凱瑟琳才第一次相見。凱瑟琳的學識使維夫斯看到了女子教育方麵所具備的潛力，維夫斯還應邀參與了對凱瑟琳的子女的教育活動。

盡管維夫斯17歲離開西班牙後一直未歸，但他的教育思想的根卻在西班牙，他的毀譽成敗、喜怒哀樂與西班牙有著密切的聯係。

二、在法國

1509年到1514年維夫斯在巴黎大學求學，他在蒙太古（Montaigu）學院學習。巴黎大學的學術風氣遠無瓦倫西亞大學開明[4]，經院主義占據統治地位，對此維夫斯頗為抱怨，認為學習經院哲學耗用了他過多的時間卻無所收獲。經院主義的教育訓練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讓學生學會爭辯、詭辯以擊敗對方，他說：“孩子一入校，從第一天起，就立即教他去爭吵，盡管此時孩子還不會與別人談話。這種爭吵的訓練貫穿在語法課、詩歌課、曆史課、辯證法課和修辭學課之中，貫穿在一切科目之中，這樣學生就養成了永不沉默的習慣”，“早飯時，他們爭辯；早飯後，他們爭辯；晚飯時，他們爭辯；晚飯後，他們爭辯。在吃飯時，在洗澡時，在工場作坊裏，在教室裏，在城裏，在鄉下，在公共場所，在私人場所，在一切場合，每時每刻，他們都在爭吵”。[5]而他們所爭吵、爭辯的問題大多都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問題。維夫斯也是一個論辯高手，伊拉斯謨曾說“在詭辯者中沒有人比維夫斯更會爭辯”[6]，但維夫斯厭惡空洞無物的爭辯，他渴求有實際內容、有豐富內涵、能給人帶來樂趣的知識，這就是人文之學，當時有一些西班牙人在巴黎大學教書或求學，他們常常聚集在一起，討論學術和社會問題，他們“就像一群不可征服的人，在與無知這一頑固的堡壘作戰”，而巴黎大學的年輕人“除了會粗野地惡語傷人外一無所知”，這個團體的活動是對大學空疏無用的學風的反動。

1514年維夫斯寫了一本名為《耶穌基督的勝利》（Christi Jesu Triumphus）的小冊子，表現出維夫斯人文主義思想中的宗教取向。該書的部分內容記敘了這個小團體的一次活動。一天下午，維夫斯和他的一些朋友在教堂祈禱後一起聚談時，他們的老師，西班牙人賴克斯（Caspar Lax）邀他們相見，晚飯時談及愷撒運用武力征服世界即“愷撒的勝利”這一話題，賴克斯感歎道，如果是“基督的勝利”而不是“愷撒的勝利”該有多好！維夫斯請求他解釋什麽是“基督的勝利”。賴克斯解釋道，基督的勝利意味著基督教精神、基督教道德的勝利，仁慈、友愛的作用超出於武力和戰爭，君主征服他人不應靠蠻力而是靠美德，君主應追求和平而不是戰爭。這種觀點頗似伊拉斯謨等人，對維夫斯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維夫斯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與此相關。

1514年他離開巴黎來到布魯日（在現比利時），後又到盧萬。在布魯日他結識了西班牙人瓦爾多拉夫婦，後來維夫斯同他們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結婚。在布魯日時維夫斯還結識了反宗教改革運動的急先鋒、耶穌會的創始者、西班牙人羅耀拉。1519年維夫斯出版了《反對偽辯證法》（Adversus Pseudodialecticos，英語為 Against False Dialectic）一書，抨擊經院主義教育方法，反對經院主義的權威地位，他認為他從瓦倫西亞和巴黎所學到的那些經院學問對其是有害的，他說：“在我缺乏鑒別力的時候，我接受了這些東西。我以最高的熱情投身於學習這些學問，它們縈繞於我的心間。然而，它們雖進入了我的心裏，但卻與我的意願相悖。正當我追求更美好的東西時，它們卻使我神態昏亂。”他認為經院主義教育內容的核心即辯證法（邏輯學）隻是一個工具，一個探索各種知識的工具，教學不應以其為目的。他以生動的語言闡明了其觀點，他說，誰能忍受一個畫家用一生的時光去準備畫筆、去調製顏料而不去作畫？誰能忍受一個補鞋匠用一生的時光去磨針、磨錐子、磨刀以及鼓弄絲線卻不去補鞋？整天學習邏輯學（辯證法），滿足於爭辯取勝，而不用這一工具去探索知識，是虛度時光，與不作畫的畫家和不補鞋的鞋匠是一路貨色。《反對偽辯證法》以其論證精巧、深刻為維夫斯贏得了聲譽，確立了其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的地位。伊拉斯謨讀過該書後在給英國人文主義者莫爾的信中對維夫斯大加讚賞，他說：“有朝一日，維夫斯將超過伊拉斯謨，會使伊拉斯謨的名字黯淡無光。”[7]此時，伊拉斯謨已55歲，而維夫斯才27歲，維夫斯將《反對偽辯證法》寄給莫爾向他征求意見，莫爾在回複中對維夫斯讚不絕口，他說他為自己和其他很多人感到羞愧，為獲取虛名寫了這樣那樣的小冊子，但都不重要，遠不能與維夫斯這位年輕人所寫的論證透徹的書相提並論。1521年起，莫爾開始對維夫斯予以資助，同年，英國王後凱瑟琳也開始資助維夫斯，此時莫爾和凱瑟琳均尚未與維夫斯謀麵。

1521年8月，維夫斯在布魯日第一次與莫爾等英國人文主義者相見，深深感受到英國人對他的熱情和友好，萌生了赴英定居的想法。此時他正在修訂和注釋拉丁文本的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vitas Dei），這是一項費時耗力的工作，是應伊拉斯謨的請求而做的，與莫爾等人相見後，在他們的鼓勵下，維夫斯加快了工作進度。1522年7月7日終於竣工，由於對英國人頗有好感，加上他願意赴英定居，他於是將此書題獻給英王亨利八世，他在獻辭中講到，有些人向國王陛下奉獻金子、銀子、珠寶、衣飾、寶馬和精良的兵器，給國王奉獻這些東西就如同向大海裏倒水，因為國王不缺這些東西，而他所要獻給國王的是智慧。對智慧和知識的熱愛是國王的美德，是國王留給子孫的最好的財富。1523年1月24日，亨利八世複信表示感謝和祝賀，認為維夫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使奧古斯丁的真麵目得以重見天日，並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願意對維夫斯予以幫助。亨利的複信更堅定了維夫斯的赴英想法。

在赴英前，維夫斯寫了一本名為《基督教婦女的教育》（De Institatione Foeminae Christianae，英文為 The Instruc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的書，將之題獻給英國王後凱瑟琳，他在書中以凱瑟琳四姐妹所受的教育為例闡明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他說，“好女人以無所事事為恥，因此伊莎貝拉王後教她的四個女兒學習紡紗、縫紉和繪畫”，在文化知識方麵她們幾個也“學得都很好”，都很有教養，長大後兩個成為葡萄牙王後，一個成為西班牙王後即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母親，一個成為英王亨利八世的王後，這就是凱瑟琳。維夫斯力圖說明對女子進行教育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女子不是不可教的。該書於1524年在安特衛普出版，1540年英譯本在英國出版。

三、在英國

1523年春天，維夫斯來到英國，受到王室和英國人文主義者的歡迎。國王和王後將瑪麗公主的教育事宜委托給維夫斯和另一個英國人文主義者林納克負責。維夫斯為瑪麗公主擬訂了一份有關女孩的教育計劃，後來他又給蒙喬伊勳爵（Lord Mountjoy）的兒子擬訂了一份教育計劃，這兩份計劃，一是關於女孩教育的，一是關於男童教育的，教育目的、內容都是有差異的。英國主教威爾塞（Wollsey）此時剛於牛津大學設立了六個講座席位，其中的一個席位給了維夫斯，維夫斯在牛津大學講授修辭學和古典文學。維夫斯與莫爾私交很好，是莫爾家的常客。莫爾的住所是一座大的宅院，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有布置雅美的花園，是英國著名人文主義者理想的聚會之處，常常高朋滿座。伊拉斯謨將莫爾的家稱為學園、學校甚至大學，意即其中洋溢著濃厚的文化氣息。維夫斯在此結識了很多朋友，尤其是與莫爾的交往進一步增進了他對普通大眾的同情。

1524年維夫斯寫了兩本小書，一本是《箴言集》（Symbola），一本是《走向智慧之路》（Introductio ad Sapientiam，英文為 Introduction to Wisdom）。前者是專為瑪麗公主寫的，輯錄了幾百條古代偉大作家的名言，他認為這些箴言對於孩子精神的健康發展是有益的，因為它們都含有豐富的道德教育價值。書中有“永不抱怨”這句格言，維夫斯告訴瑪麗說這句格言就是他自己的座右銘，這使他得益匪淺。《走向智慧之路》共有15章，其內容與《箴言集》類似，將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西塞羅、普魯塔克、塞涅卡等人學說中的精華匯集一起，以之教育學生，陳明學生對他人、上帝所應負的責任。這兩本書都具有強烈的道德教化色彩，反映出維夫斯力圖在教育上將古典文化的精粹與基督教道德結合於一體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維夫斯每天的生活也恰是其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的體現，每天他在讀書和從事研究活動之前，必先向上帝祈禱。

1526年維夫斯的《救助貧困》（De Subventione Pauperum）問世，他要求世俗政府出麵來救助窮人，改變過去那種由教會機構救濟窮人的做法，維夫斯對教會在救窮人時的徇私舞弊行為進行了抨擊，認為由世俗政府出麵更利於解決濟貧問題。他說，在一個殷實之家，家庭中的任何一個成員衣衫襤褸或赤身**，而家長對此卻無動於衷，這是家長的恥辱。在一個城市裏，若地方官員對居民饑寒交迫的苦境無動於衷，則是官員們的恥辱。維夫斯還要求給貧民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他為貧兒教育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甚至還對失聰失明的殘疾兒童的教育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從此可以看出，維夫斯對人類充滿了深厚的愛心，這種愛是不分貧富貴賤的。在這一點上，他與莫爾是相同的，莫爾的《烏托邦》中也表現出同樣的教育情懷。

1527年亨利八世和凱瑟琳王後的婚姻出現了危機。凱瑟琳在與亨利結婚前是亨利的寡嫂，兩人的婚姻於1503年曾得到教皇尤利二世（Julius Ⅱ）的特別恩準。凱瑟琳為亨利生了六個兒女，僅有一個女兒瑪麗長大成人。但到了 1527年亨利卻對這樁婚姻在宗教上是否有效公開提出疑問。亨利想解除這樁婚姻有情欲上的考慮，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還是政治上的。英國從前從未由女王統治過，而且玫瑰戰爭1485年才告結束，亨利無子嗣，一旦他去世，內戰很可能會再度爆發。凱瑟琳長亨利6歲，已42歲，看來不大可能再生育，亨利想另娶王後是為了生個兒子做他的繼承人。1527年6月亨利告訴凱瑟琳說，他們兩人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不合法的。凱瑟琳深受打擊，但她表現得很有尊嚴，堅決反對離婚。維夫斯對王後充滿同情，王後在維夫斯麵前也毫不掩飾內心的極度痛苦，向他哭訴自己悲慘的命運。維夫斯對王後的同情使得他失去了國王對他的支持。國王和王後能否離婚要經過由英國主教主持的宗教法庭的審判，王後視維夫斯為知己，想讓維夫斯在法庭上做她的辯護人，維夫斯深知法庭是由國王操縱的，審判隻是走過場，於是奉勸王後不要參加審判，王後卻認為維夫斯不願為其盡力，於是不再信任維夫斯。維夫斯對他的一個朋友訴苦道：“王後很生我的氣，因為我沒馬上按她的意願行事，而是陳述自己的理由……國王視我為寇仇，而王後又認為我難以駕馭。此前，他們一直資助我，現在誰都不給我以資助了。”[8]

在這種形勢下，待在英國很尷尬，維夫斯遂於1528年離開英國到布魯日定居。

四、終老布魯日

從1528年到1540年維夫斯去世這12年，除短時到其他地方出訪外，他一直住在布魯日。定居於布魯日後，由於失去了英國王室的資助，維夫斯一家生活得比較拮據，他去過巴黎，去過布魯塞爾，去過盧萬，為了尋求讚助人的資助，為了通過短期教學獲得一些收入。1537年他做了拿騷（Nassau，地名）公爵夫人的教師，此後生活狀況才有較大的改善，怎奈好景不長，1540年5月6日他就辭世而去了。

維夫斯的最重要的、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一些著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寫就的。

1529年維夫斯的《論人類之和諧與不和諧》（De Concordia et Discordia in humano genere）出版，他將之題獻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凱瑟琳之侄）。他在書中表達了他對和平的渴求，該書主要關注如何在歐洲實現和平，如何保證和平持續下去而不為戰爭所打斷。他呼籲各國君主不囿於本國利益，從人類的角度，從各國共同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以杜絕紛爭求得和平。

1531年他的《知識論》（De Disciplinis）出版，這本書是維夫斯教育思想的代表作，被譽為“文藝複興時代論證最深刻、最充分、最詳盡的教育著作”[9]，該書的教育理論深度超過文藝複興時代任何人的任何教育論述。《知識論》分三編，共20卷。第一編題為《知識腐壞的原因》（De Causis Corruptarum Artium，英文On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of the Arts），共有7卷，討論了在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的時代，知識的進步卻十分緩慢的原因，他認為不學無術者的貪婪和傲慢、人們不願潛心於學問、戰爭、不同領域知識相互間的混雜不分、對真正的亞裏士多德的曲解、大學中不良的學風、拉丁語和希臘語教學水準的低下、不把邏輯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探索知識的工具、表達能力方麵缺乏訓練、對真正的自然科學知識的無知等都是使當時知識進步緩慢和知識腐壞不堪的原因。第二編題為《知識的傳授》（De Tradendis Disciplinis，英文為On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共有5卷，詳盡討論教育問題，涉及課程的設置、教學的方法、教學的過程、學校的建立、教師的選擇、學生的心理表現及其差異等諸方麵的問題。第三編題為《論人文知識》（De Artibus，英文為 On the Arts），共有8卷，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於討論哲學問題和認識方法問題。[10]這三編中第二編《知識的傳授》最為重要，出版後最受歡迎和好評，在16世紀，人們曾把這一編從三編中選擇出來進行專門研究。

1538 年維夫斯的《拉丁語練習》（Linguae Latinae Exercitatio）出版，這是一本用拉丁語寫的對話集，內容涉及的都是學生的日常生活，易於為學生所理解和接受。所使用的拉丁語都是簡潔而規範的，目的在於使學生通過做這種有趣味的、內容貼近其自身生活的練習，使他們迅速地掌握拉丁語。

維夫斯最負盛名的著作《論靈魂與心靈》（De Anima et Vita）也出版於1538年，這是一本心理學巨著，詳盡而深刻地討論了感知、記憶、推理、判斷、沉思、情感（包括愛、恨、恐懼、悲傷、喜悅等）、睡眠與死亡等問題，對人自身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方麵遠遠超過了古人、同時代人和其後兩個世紀的後人，他也因此被視為“現代實驗心理學之父”[11]。維夫斯還將他對人類心理的研究結果應用於教育領域，將教育理論建立在心理學認識的基礎上，這就使得其教育理論具有其他人文主義教育家所不具備的堅實基礎，使他的教育理論遠高於同時代人。

維夫斯的一生遠沒有伊拉斯謨那樣威風八麵，他不好張揚，也不愛爭鬥，不願也沒有陷入任何紛爭，他死時既沒有敵人也沒有鮮花，他的思想尤其是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思想也未必能為當時人所理解，但在文藝複興時代眾多的教育家之中，他的教育思想的深度卻是最值得稱道、最令後人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