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教育的目的與作用

維夫斯是一個基督教人文主義者，既熱衷於古典文化，又對上帝有虔誠的信仰。同伊拉斯謨一樣，他對當時社會的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狀況並不滿意，他認為要使社會變好，須先使人心變善變智，他力圖以人文主義文化和基督教道德改造社會，而要將人文主義文化和基督教道德輸入人心，就必須依靠教育的力量。

一、教育對改善宗教和道德狀況的作用

維夫斯不像天主教會那樣重視宗教禮儀，他認為這些都是外在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內心對上帝真誠的信仰和熱愛。維夫斯並不關注來世問題，他主要從倫理道德意義上看待基督教，要求人信仰和熱愛上帝，也就是要求人以上帝為榜樣，做符合基督教道德要求的善舉，“維夫斯所賦予上帝的幾乎就是一個工具性的角色” [12]，上帝是最高的善，是美德的集大成者，他以美德之光照亮人們前進的道路。上帝的作用在於引人向善，在於使社會變得更好。

上帝是美德的化身，是最高的善。他問道，除了上帝自己，我們能把什麽定為人的歸宿呢？人應全神貫注於上帝並使自己的本性變成上帝的本性，使自己擁有美德。社會是靠美德、愛聯結在一起的。上帝因愛而創造了人類，基督因愛人類而甘心承受苦難，人之間若有真誠之愛，人世間就不會有糾紛和戰爭。因此，維夫斯高揚上帝，就是高揚愛的旗幟，並想以之化解社會中的各種利益衝突，他說：“愛是我們所以創生的原因；因為，他（上帝）的熱愛的標誌，沒有比他創生了我們更加顯著……通過愛，即通過我們對上帝的愛，我們將回到我們的來源那兒去，這來源也就是我們的歸宿。因為，除了愛，沒有一種東西能把精神的東西聯結起來，沒有一種東西能使許多東西統一起來。”[13]

既然上帝是最高的善，那麽虔敬上帝就是追求善。兒童入校後，應先使他們樹立虔敬的基礎，教育的“一切都應該引導到虔敬”，教師在教育學生時，應避開任何“與一個善良的心靈相違背的東西，並且總是說有助於良好道德的話語”。[14]他要求教育要以美德的力量，戰勝和擊破學生心中的私欲，他說：“應該教給他們我們宗教的基本真理，使孩子懂得他生來是多麽柔弱和易於作惡；使他懂得沒有上帝的幫助，沒有一件東西有或能有任何價值，他必須經常地、誠懇地祈求上帝，沒有上帝的幫助，他決不能希望有所成就。很多人在判斷什麽是善什麽是事物的價值時，他們的盲目性和錯誤是多麽嚴重呀！善良的見解必須灌輸到空著的胸懷中去。我們是上帝的仆人，通過基督的十字架我們甘心服從上帝，必須把它當全能的神敬畏他，當全知的神敬仰他，當仁慈的賜予者熱愛他。我已經寫了一本名為《走向智慧之路》的小冊子，來闡明這些問題，教師容易從哲學家和宗教方麵的作家那裏采摘一些小的花朵，供他的學生應用，好像從青蔥的草地采摘花朵一樣。他應該再三地表明，根據記載人生怎樣是一場無窮的、激烈的鬥爭；靈魂的欲望和理智相對抗，它們總是佩戴武器，準備戰鬥，如果它們獲勝，結局便是人類最痛苦的毀滅。所以，必須經常地議論欲望和反對欲望，以免它們擊破我們的力量。很難說愚蠢的孩子會在他們身上顯現出多少壞的欲望，他們認為它們並無傷害，但是，當它們變得比較清楚時，他們發現試圖根除這些習慣的工作並不容易——欲望生了根，而且常常長出新苗。的確，一切行動在我們習慣於它的時候，都會變成愉快的事情。倘若不習慣於最好的東西，該是多麽的愚蠢和狂妄……讓孩子們懂得，上帝是一切正確行動的酬勞者，我們的心靈和思想上帝是明白的。這樣，隻要他們的年齡許可，他們會習慣於不為了獲利而工作，而是為了神聖的、永久的報酬而工作。”[15]

要在學生心中樹立《聖經》的權威，因為《聖經》體現了上帝的意誌。他說，“聖經的威信應該在學生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敬畏。當他們聽到聖經上所講的話時，他們會設想他們聽到的是全能的上帝的聲音。隻要需要，教師可以從聖經中選幾段，作為對病人的救治”。從《聖經》中，我們能“找到最高的權威，它不會欺騙我們，因為它是由不存錯誤的智慧產生的”。[16]

孩子的虔敬和德性應盡早培養，因為“我們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看法，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跟我們走得很遠，如果它們在幼年時期就在行為中凝固和確定下來，那麽它們在我們一生中的影響便更為深遠”，孩子善於模仿一切東西，常常模仿父母、保姆、親戚、朋友的行為，這些人會對孩子的性情產生很大的影響，“父母所特有的虔敬，將擴散到和他們血肉相連的人的身上。所以，如果父母的性情不良，就必須憂懼。因為，父母和親戚的性情，被孩子和奶一起吸進去，並隨著年齡固定下來，有什麽東西比此具有更大的影響呢……有什麽影響能比父母和親戚的影響更加大呢”？孩子會有犯錯誤的苗頭，因此，“柔順的心靈必須按照正確的準則加以陶冶”。維夫斯要求父親對孩子品德的關心應重於對於財產的關心，因為德性的遺產更加重要，“不管他是否有遺產傳給下一代，首先應該占有的是正直的性情。不，說得更恰當一些，不需要遺產，隻需要德行”，因為一個敗家子很快會將家產揮霍一空，而一個勤儉持家者會使財富不斷積聚。[17]

學校和教師不應隻傳播給學生知識，還應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維夫斯在巴黎大學求學時，對巴黎大學學生的道德狀況深為不滿，這些年輕人行為輕浮，沉溺於酒色，還不時在街頭打鬥。出身於富家的學生急躁易怒，驕傲自大，揮霍財物。維夫斯認為，人到了青年時期，由於欲望的增長和不良朋友的影響，很易於走向墮落，致使“人的心靈跟著它的欲望遊**”，致使人“耽迷於各種各樣的不道德的行為”，使得人“好像一隻粗野、凶悍的野獸，沉浸在無知、傲慢、沒有禮貌、沒有知識和卑鄙的狀況中。他的心靈熱衷於各種各樣的任性和惡德，他的生活完全放棄給各種猥褻的行動，最後被疾病所磨滅”。如果學校和教師不關注學生的品德成長，必定會使學生的心靈更加腐敗，會使他們的不道德行為繼續蔓延。人有學問是必要的，但人還應會正確地運用他的學問，“沒有一件事比濫用好的東西還要壞，而學問這個最有價值的工具，如果它被一個壞人所占有，可以轉變為凶暴的罪行”[18]，因此，學校不僅應使學生有知識，還應使學生有德行，總之應使學生品學兼優。貫穿維夫斯一生的指導思想是“理性的培養和發展其目的在於過一種有德行的生活”[19]。智慧發展與品德發展不應割裂。

基於此，維夫斯認為，人有了知識，應該謙虛，不應驕傲自大，不應被知識弄得趾高氣揚，因為我們知道的與我們不知道的相比隻是很少的一部分。一個人必須不斷地學習，就像對任何事都無知一樣。不要以向別人學習為羞恥，人類向動物學習了很多事情也沒感到羞恥，為什麽向他人學習就感到羞恥呢？人不應自負，人應看到其智慧是有限的，與上帝的神聖的智慧相比，人類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沒有人有上帝那樣的博學和智慧。人的聰明才智得之於上帝的恩賜，如果一個人因其才學而受人欺騙，他不應自滿，而應“用謙卑的心崇拜和感謝上帝給了他所有好的禮物”[20]，為追隨上帝，人應不斷地、多方麵地學習。學習獲取和運用知識，應有一個高尚的目的，知識不是個人獲取名利的工具。為獲得金錢而尋求學問，會尋求不到真正的學問，因為尋求者的用意在於金錢。為獲得聲譽而尋求學問往往也是靠不住的，人們經常因希望占有光榮而墮落，很多人生時享有盛譽，可是死後，卻被認為是卑鄙的和丟臉的。名聲是如此不確實和如此地靠不住，時過境遷，聲譽也隨之消失，“很多優秀的發現被自然的力量和後代的勤奮弄得黯然失色，因為後來者的書的聲譽遮掩了以往的書的聲望，正如高大建築擋住了光線”[21]。追求聲譽難免要投合別人的好惡，而別人的好惡又是難以把握的，因此，為追求聲譽而研究學問，往往會使研究者違背自己內心的真實判斷而媚俗，從而遠離真理。尤其是追求聲譽是為了個人私欲，是非常有限的。最大的光榮在上帝那兒，維夫斯充滿**地講：“若你不去注意別人對你的稱讚並決心忠實地服從你自己的良心，並通過它為上帝服務，那麽，你將有多少長期和可靠的光榮啊！”應取悅於上帝而不應為虛名取悅於他人，而取悅於上帝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探求知識時，不受他人左右，獨立判斷；在獲取知識後，將知識運用於社會。維夫斯引用哲羅姆的話說：“不管我在吃飯或幹什麽，在我耳旁經常響著：你，凡人，起來，去判斷。”維夫斯說：“再沒有比使上帝高興的事更好的了。上帝使我們博學，給我們——他的子女那麽多禮物，供我們分配。我們應最大限度地將其用於社會。上帝希望我們免費給予人正像他免費給予我們一樣——上帝贈給我們的東西是如此的豐富，但他還給我們如此豐富的報酬。多麽仁慈的上帝呀！他無償地給我們，獎賞我們，我們也應把它贈給別人。這是所有學問的結果；這也是目標。一旦我們獲得知識，我們必須把它變成有用的東西，要它服務於公共福利事業。什麽時候都要追求不朽的獎賞，而不要錢，不在乎當前的讚美和愉快，因為這些都是暫時的，即將飛逝。”[22]

總之，上帝是最高的善，上帝具有最高的智慧，人作為上帝的子民，應在品德和智慧方麵追隨上帝，求善求真，若如此，社會就會變成一個既善且真的社會，教育的宗旨就是培養追求真與善的人，從而實現既善且真的社會理想。這便是維夫斯的基督教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

二、教育對改良政治狀況的作用

維夫斯認為社會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的症結是道德問題，既涉及君主的道德，也涉及臣民的道德，若君主和臣民都關心公共利益，不為私欲所左右，必會有一個祥和平安的社會。

同許多人文主義者一樣，維夫斯把自己視為君主的顧問，認為向君主提出政治建議是其應盡的職責。此外，這與維夫斯對知識與政治的關係、學者與君主關係的理解也有關係。維夫斯強調知識要應用於實際，他說：“要大膽自信，我們要學習各個領域的知識，以備應用，這是上帝指定的。所以，我們不能隻是永遠地學習，而是要把我們的學問應用於生活實際。每門學問是無止境的，但在一定階段，我們必須開始把它用於有利於他人和社會。”[23]由於君主擁有很大的權力，若君主們能聽信有知識人的諫言，對政治、社會的改良必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學者給君主提政治建議是溝通知識與政治、學者與君主關係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知識的社會價值的重要方式。越是有權力的人，其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就越大，不過這種影響有好有壞，是好是壞與有權者的道德水平和認識水平有關。他說，一個壞的君主“並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價值”[24]。向君主進諫是為了使君主的權力使用得更加公正合理。維夫斯尤其強調曆史知識對政治改良的意義，認為曆史知識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正確地理解過去是保持當今政治賢明的關鍵，曆史知識是賢明之師。他論證道，曆史充滿各種事件，每件事都在變，但“人類最本質的天性”是永恒不變的，人類內心情感的基礎從來未發生過變化，人的行為建立在人的情感的基礎上，同時人的行為又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這就意味著人們研究曆史不是研究瑣細的曆史事件，而是研究事物發生的普遍原因。人們可以從這種普遍性的認識中找到有益於當前的東西，他說：“一個人被其他人的邪惡所警告是件大好事，這比自己去體驗好。因此，曆史像個範例，為我們服務，它告訴我們應該追隨什麽、避免什麽。”曆史知識對君主管理國家非常有用，他說：“我認為曆史的最大、最重要的用處是為了公民政府和公共事務的行政管理。”[25]維夫斯從他對曆史知識價值的探討中還得出另一個結論：那些對曆史認識得最深刻的人，可以說最有資格擔任君主的謀臣和顧問。

以曆史為師，讓學者為君主出謀劃策，都隱含對君主施以教育的必要性。而當時君主的狀況更說明了這種必要性之大。維夫斯認為大多數君主“心靈很腐敗”，他們傲慢自大，粗暴易怒，缺乏理智，品德低下，願聽他人的阿諛奉承而不願聽他人的規勸和責備。維夫斯指出有學問的人應有社會責任感，不應為個人私利而無原則地吹捧君主，他說：“有學問的人不阿諛奉承無知的君主。”[26]有學問的人應少稱讚君主，應多告誡甚至譴責君主，賢明的君主從諫如流，在聽到別人的譴責時，“沒有一點兒痛苦和憤怒”。有學問的人不應為有權的君主文過飾非，“想用獎賞或獲得報酬來掩蓋無論是權威人士或普通人的錯誤，都是非常可恥的。因為它促進壞的東西日益發展，而且由於有學問的人的同意，別人就被鼓勵跟他們走”[27]。

因此，有學問的人應對君主施以好的影響，不應抱不負責的態度，維夫斯認為他的責任不是為君主提供某個具體事項的具體解決辦法，而是提醒君主不要忘記其所肩負的“道德義務”[28]，君主應給其臣民樹立良好的榜樣，能控製住自己的感情。隻有當君主能明辨哪些事情真正有價值並能相應調節自己的願望時，才能做到控製自己的感情。維夫斯強調政治的道德底蘊，認為君主應是有德之人，君主首先考慮的應是社會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君主個人的私人利益。他認為戰爭和政治動亂是對有罪的人尤其是對有罪的統治者的懲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糾紛和戰爭多因君主的野心而引發，戰爭和社會和人民帶來的則是災難。維夫斯堅決反對戰爭，積極倡導和平，他要求在學習曆史時，“戰爭、鬥爭不需要學習，因為它們隻給頭腦一些壞的例子，它隻給我們那些互相傷害的途徑和辦法”，“戰爭不亞於盜竊，除非是為了反擊強盜”，“要讓學生注意和平的事”，一種發人深思、令人滿意的曆史學習，應使人認識到光榮來自“眾多的道德行為”，而“恐怖和罪惡帶來恥辱”。[29]

不僅君主應關注社會公共利益，而且每個人都應關注社會公共利益。維夫斯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是為社會而生的，一生離不開它”。[30]由於人是有社會性的，故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社會性的品德，使學生關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維夫斯對人們普遍缺乏公益心深表憂慮，他說：“在目前，當隻有少數人甚至幾乎沒有一個人關心公共福利的時候，擔任公職是大家所輕視的，而這個時候，這種公職的確是不應該回避的，為了熱愛他的國家，應該是熱切地被期望和受歡迎的。但是，今天，在很多國家，熱愛祖國沒有被理解，甚至到了這樣的程度，每個人都隻為他自己而生活，隻關心他一個人。”[31]正因為缺乏愛國精神，所以更需要教育加以培養，通過合宜的教師，將在學生心中“熾烈地燃起”對祖國的熱愛，“對於無論什麽於國家有益和寶貴的東西，他將願意考慮國家的利益而奉獻，同時，隻要他有機會，他將盡其所能為國家的進步作出一切有益的貢獻”[32]。

維夫斯對普通大眾的命運充滿深切的同情，在政治上他具有民主主義思想，早在1519年在《反對偽辯證法》中他就寫道：“我從社會的深處看到一種變化正在發生。在所有的國家裏，大眾正在崛起，他們具有完全的、卓越的、自由的理智，他們再也不能忍受所受的奴役，他們決心割斷暴政套在他們脖子上的鎖鏈。他們正呼喚著他們的同胞奔向自由。”這段話很像是20世紀的人說的，但它的確是16世紀初的維夫斯說的。上層社會的人往往視大眾為無知愚昧的群氓，維夫斯則對大眾的才智予以高度評價，他認為體力勞動者的智慧高於爭辯不休的經院學者，在《反對偽辯證法》中他講道，如果把經院學者們的爭論從拉丁語譯成大眾能懂的本族語，從而使體力勞動者知悉經院學者們所討論的內容，他們必定會發出不滿的噓聲和憤怒的喊叫，必定會高聲叫喊著把經院學者驅逐出巴黎。維夫斯認為體力勞動者有豐富的直接經驗，他們由生活經驗得來而非由特別研究得來的實用判斷力和各種常識遠高於經院學者們空洞乏味的爭吵。[33]1531年在 《知識的傳授》中他甚至還說：“一個君主並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價值”，意即一個壞的君主其對社會的價值還不如一個平民。[34]

與這種民主性思想相聯係，維夫斯反對暴政，要求世俗政權關心社會公共福利，救助貧困民眾。在教育上，他要求關注貧民子弟的教育，關注女子的教育，關注殘疾兒童的教育。也應看到，他的民主性是有局限的，比如，他認為，女子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成為賢妻良母做準備。女人與男人相比有許多弱點，比如，頭腦簡單，情緒不穩定，疑心較重，嫉妒心強，多嘴多舌，專注於瑣事等，女人在體力上和對情感的控製上均不能與男人相比，女人像是“一種軟弱的動物”，故應服從於父親和丈夫的權威。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在於為結婚、為家庭做準備，應教她們學習各種家務，知識教育方麵應主要集中於道德哲學，以培養婦女具有賢淑的美德。

三、學校和教師的作用

由於維夫斯將革新社會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重擔係於教育，而教育的好壞乃至成敗又係於學校和教師的質量，因此他十分關注學校和教師問題。

維夫斯充分肯定家庭教育的作用，但他要求設立公共的教育機關以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他要求：“在每一個市鎮設立一所學校，聘請確實有學問、正直和謹慎的人擔任教師。他們的薪水由公款支付。兒童和青年跟他們學習適合於他們年齡和興趣的學藝。”[35]學校應成為一個“智慧賴以產生和成長的地方”。學校是一個教育場所，為更好地達到教育的目的，維夫斯對學校校址的選擇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他認為，應使校址離開人煙雜遝的地方，特別是要遠離噪聲很大的鐵匠鋪、石工作坊等，以免影響學生學習。學校周圍的居民應該是熱心正直值得尊敬的人，而不是懶散的、卑鄙的和邪惡的人。“應該使學校的校址遠離宮廷的扈從，遠離女子住的地方。宮廷扈從，利用安逸和罪惡的詭計，煽動他們未成熟的、柔順的心靈，使之變成任何一種模樣；女子，利用她的美貌，引誘學生在一個時期內易受引人心目的罪惡的招惹。”[36]也不要把學校建築在大路附近，以免學生由於觀望過路人而分心。學校的校址也不應該設在一個戰爭綿延的國家的邊界上，以免因戰爭的威脅而不能使學生安心學習。

維夫斯高度讚揚教師這種職業，認為教師以自己的光“點燃了別人心靈上的光”，認為教師如同耶穌基督般神聖，“我主上帝說：‘在天國被稱為偉大的人，他充滿了正義並且教導別人。’在教學上，沒有比模仿耶穌更好的了，他是上帝派他從天上到人間來教育人類的……他有神聖的智慧，他隻進行那些為聽眾服務的教學，而不是表示他有多麽偉大。他不追求光榮或顯示自己，雖然他有至高的甚至天使的理解力。他說的一切是為我們服務，而不是誇耀他自己”。如同耶穌是人類的引路人，教師則是學生的引路人，“一個學生需要一個引路人，直到他知道路”，“有什麽比一個人的心靈由於別人心靈的幫助而走向聰明和道德更好和更和諧的呢？農民對土地即是這種關係。那些培訓別人心靈的人，應得到報酬，可稱之為父母，如視力對眼睛，和洞察力對大腦一樣”。[37]

維夫斯認為教師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必須具備三方麵的素質：具有使他們能很好地進行教育的學問；具有教學的技巧和才能；具有純潔的品格。教師應懂得教學技巧，應具有關於教育教學的“實際的智慧”。他說：“實際的智慧是整個生活的指引者，無論在訓練優良的行為、糾正錯誤、批評指責還是在運用懲罰等方麵，實際的智慧都具有最巨大、最有效的力量。因為，這些方法如果運用的時間、地點和方式方法都適當，可以產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如果運用不當，它們就都是使人討厭和沒有效果的東西。”教師還應有廣博的知識，有良好的品德，“一個教師應該既是個好人，又是學問的愛好者；因為，由於他勤奮好學，他就樂於教導，能發揮他的作用；由於他是好人，他就可以對別人有幫助。對待他的學生，他將具有父親般的性情，學生好像就是他的兒子；他也不會指望可以從他的學生或他的職業得到多少報酬。為賺錢而教學，是決不會很好去教的”。當時各國許多學者辦學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獲利，維夫斯認為這是一種“出賣性的教學”，教師對獲利的貪婪之心會敗壞學藝，使自己和學問受到汙辱，他指出，“要讓一切個人獲利的機會都從學校排除掉。讓教師們從國家領取薪水，這正是好人希望而惡人鄙棄的；這樣以免得薪水高，無知的和邪惡的人出於貪錢而暗暗混進教師的隊伍，而善良的和有學問的人，他們不知道如何為職業奔走，也不願意這樣做，反而當不成教師。讓教師別向學生收費，從而避免從學生那兒尋求金錢，或是由於希望獲利，而對待學生過分和氣和寬容”。[38]

教師應因其德才而具有威望，而獲得學生的尊重，“讓所有的人都被某種莊嚴和威望所吸引，讓教師在他的學生中間更多地激發他們的信任和尊敬，而不采取毆打和威脅。對教師的智力和品德的仰慕將是學習的最大動力，是產生服從心理的有力影響”[39]。

維夫斯要求師生間建立良好關係，教師應熱愛學生，學生應尊敬教師，他說：

教師對學生的愛應是一個做父親的愛，他應真正從心底裏愛學生，好像學生就是自己的兒子。給孩子肉體的人，是否真正比刺激他心靈活動的人對孩子更有貢獻呢？事實上，就心靈比肉體更加是一個人的重要部分來說，教師可以更實在地被稱為父親。因為，我們之所以是人，並不是因為我們有了和野獸所同有的肉體，而是由於我們的心靈和上帝以及天使相似。為了這個理由，馬其頓的亞曆山大承認他受惠於亞裏士多德的比受惠於菲利浦的還要大；他從菲利浦得到他的肉體，但是從亞裏士多德得到他的心靈。使徒保羅說，他引導上帝的兒子走向德行。但是，這種親子之愛並不是盲目的，而是觀察敏銳甚至尖刻的。所以，它能發覺學生身上應該加強、改變或補救的一切傾向。

應該使孩子牢牢地記住，他們在學校裏所接受的是心靈的陶冶，即培養我們永生的精神。他們必須牢記，這種培養是上帝交給人類作為慈恩的最大禮物，它不可能從任何其他的來源得到，而且這肯定是一種追求，沿著這條路，他們能取悅上帝，到達上帝那裏，這是他們最大的幸福。這樣，他們將享受這種心靈的陶冶，把它看作他們必需的事情，並且尊敬它、崇拜它，把它當作神聖的、天賜的東西。因此，他們走進學校時將會充滿著敬仰的心情，就像走進聖廟一樣。教師應該竭力防止學校由於玩耍而變成沒有價值的地方，也不允許它被任何不名譽的事所侵害。孩子們將熱愛和信任教師，把他們當作為上帝服役的教師，當作他們心靈的父親。教師將易於以他們愉快的態度而獲得學生的熱愛，將由於他們是很好的教師和他們正直的生活而得到學生的尊敬。教師的愛對優良的教和學能發生多麽巨大的影響，是令人難以置信的。[40]

維夫斯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教師的現狀卻令人擔憂，他說：“現在有一些人把子弟送到某些學校，為的是使他們受到謙恭、有禮而高貴的教育，而他們是非常失望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教師都是貪婪、卑鄙、低賤和愁眉苦臉的，難於討好而又急躁，性情很壞，更不用說他們的懦弱無能了。教師不能經常和孩子們在一起，事實上，孩子們相互之間學習助長了不良的行為和某些關於事物的錯誤見解。”[41]

要充分發揮教育對社會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促進作用，需要有許多條件，其中教師素質的提高無疑是重要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