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論教育

培根並未留下論述教育問題的專著，但他對於複興科學的熱情以及對人類倫理問題的關注，必然導向對教育的重視。在培根諸多的作品中，論及天性、習慣與教育的關係問題、道德教育問題以及知識的傳授等，從中反映了他的教育觀點。

一、論天性、習慣與教育

培根在《培根論說文集》中的《論人的天性》《論習慣與教育》和《論學術的進展》等作品中都論及人的天性與教育等關係問題。

何謂“天性”？培根認為，那是一種“天然的傾向”，即指人的天然特質和心理的性癖。在這個方麵，培根深受當時流行的星相學的影響。他相信人的愛恬靜、愛活動、愛勝利，或是愛尊容、愛享樂、愛藝術和愛變化等，都與人們的星座相關。在培根看來，天性有善亦有惡。在有些人的本性之中，有一種向善的心理趨向，則另一些人則有一種“天生的惡性”，其天性不關心他人的福利。培根熱情地讚美“性善”是“一切德性及精神的品格中最偉大的”，因為它是上帝的特性，缺乏這種德性，“人就成為一種忙忙碌碌的，為害的，卑賤不堪的東西。比一種蟲豸好不了許多”。[57]他相信，“向善的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怎樣深法？就是如果這種傾向不發向人類，也要及於別的生物的”[58]。而那些性惡者，即所謂“恨世者”，則是靠別人的災難而繁榮的，並且是落井下石的，“這樣的心性正是人性的潰瘍，然而他們卻正是造大政客的材料；他們就如同曲木一樣，造船最好，船是無疑要顛簸的，但是這種木材卻不適於造房屋，房屋是要站得牢的”[59]3。

培根把天性和命運看成“人的能力以外”的東西。除人的天然特質和心理的性癖以外，所謂“外力”還包括自然給予人的特質，如性別、年齡、地帶、健康和疾病、美麗和殘缺等，以及身外的運數，即統治權、尊貴、卑賤、富貴和窮乏等。在培根看來，在上述諸方麵，人們都是不能隨意支配的，隻能以忍受來支配一切。但他所說的 “忍受”並非消極的，而是極力調劑它、適應它。至於“人的能力以內的”方麵，培根列舉了許多方麵，例如，習俗、遊藝、習慣、教育、 榜樣、模仿、競爭、團體、朋友、稱讚、懲責、勸導、名譽、法律和書籍等。他認為，在一定範圍內，這些方麵都是可以支配心理、影響意誌和欲望、改變人性的。

培根著重闡述了習慣和教育等在改變人性方麵的力量。他充分肯定了習慣的重要性，稱“習慣是人生的主宰”[60]。他認為，人們的思想多依從著他們的願望，他們的談論和言語多依從著他們的學問和從外麵得來的見解，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依從著他們平日的習慣。在培根看來，“天性的力量和言語的動人，若無習慣的增援，都是不可靠的”[61]。習慣真能變化氣質，約束天性。他指出：“既然習慣是人生的主宰，人們就應當努力求得好習慣。習慣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習慣，這是一定的，這個我們叫作教育。教育其實是一種從早年就起始的習慣。”[62]培根把習慣又進一步分為“個人的習慣”和“團體的習慣”，並認為團體的習慣大於個人的習慣。因為在團體中，人們彼此激勵模仿，習慣的力量便因此得到提高和增強，發揮出最大的效用。他更進一步認為，秩序井然和紀律良好的社會是有助於天性中美德的繁殖的。

培根並未像後來的洛克那樣傾向於教育萬能。雖然他重視由教育和環境所養成的習慣，但在他看來，“天性常常是隱而不露的，有時可以壓伏，而很少能完全熄滅的。壓力之於天性，使它在壓力減退之時更烈於前”[63]。培根把天性比喻為《伊索寓言》中的貓變的女子。她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的一頭，可是一旦有一隻小鼠在她麵前跑過時，她就按捺不住了。因此，人們應當或者躲避這種機會，或者常常與這種機會接觸以便少被牽動。培根重視練習的作用，相信通過所獲得的習慣可以改變天性。但他又認為，一個人不可強加給自己一種不斷的繼續的習慣，而應當稍有間歇。一則因為這種休息或間歇對於新的嚐試不無裨益；二則對於一個德行不完全的人來說，如果不斷繼續練習的話，他不僅練習了他的優點，連謬誤也一定要練習了，並且使優點與謬誤將同具一種習慣。除了用合適的間歇和休止，這種情形沒有別的補救之策。

天性亦與學問的獲得相關。培根認為，凡天性與職業適合的人是有福之人。在學問方麵，一個人對於與他的天性不合而勉強去學的學科，應當有固定的時間。但凡與天性相合的學科，那就不必有什麽規定的時間，因為他的思想會自行做主，飛到那方麵去。隻要別的事情或學科所剩下來的時間足夠研究這些學問就行。總之，在培根看來，一個人的天性不長成藥草，就長成莠草，所以，他應當灌溉前者而芟去後者。

綜上所述，培根關於天性和人性學說的缺陷是明顯的。首先表現在其迷信的、宿命論的色彩。他把人的天然傾向和命運都看成是與人的星座相關的。[64]其次，他談論的是抽象的人性。由於階級與時代的局限，他還不可能理解人性的重要特征是階級性。但培根關於人性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內涵，由此涉及的教育觀念亦富有啟發意義。第一，他已認識到人性受多方麵因素的影響，如習俗、教育、習慣、團體、社會、法律和榜樣等。第二，培根重視主觀努力在人的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他強調練習的作用，鼓勵人們征服自己的天性。培根理論的實踐性格在這裏再次顯現出來。他反對空洞的口頭說教，認為通過練習養成的習慣更有力量，這是與他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相聯係的。後來，洛克繼承和發展了培根的有關思想，不僅為習慣培養的重要性奠定了心理學的基礎，還更為詳細地研究了習慣的意義及養成問題。

二、教學思想

（一）功利主義學問觀

培根明確地從功利主義的立場出發來看待學問。他指出：“讀書為學的用途是娛樂、裝飾和增長才識。”[65]在他看來，從娛樂上說，學問的主要用途是幽居養靜；在裝飾上，學問的用處是辭令；而在長才上，學問的用處是對於事物的判斷和處理。培根重視學問，認為雖然“富於經驗的人善於實行，也許能夠對個別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斷；但是最好的關於大體的議論和對事務的計劃與布置，乃是從有學問的人來的”[66]。另外，培根反對過於依賴學問，認為完全依學問上的規則來斷事是書生的怪癖。他說：“學問鍛煉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經驗的鍛煉；蓋人的天賦有如野生的花草，他們需要學問的修剪；而學問本身，若不受經驗的限製，則其所指示的未免過於籠統。”[67]在培根看來，重要的問題是人們應當學會如何運用學問。多詐的人藐視學問，愚魯的人羨慕學問，聰明的人運用學問；因為學問本身並不教人如何用它們；這種運用之道乃是學問以外和學問以上的一種智能，是由觀察體會才能得到的。讀書是為了權衡輕重，審察事理。因此，不應為了辯駁、為了信仰與盲從、為了言談與議論去讀書。

培根進一步認為，“精神上的缺陷沒有一種是不能由相當的學問來補救的，就如同肉體上各種的疾患都有適當的運動來治療似的”。“史鑒使人明智；詩歌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善辯。”[68]在培根看來，如果一個人心智不專，他最好研究數學。因為在數學的證理之中，如果他的精神稍有不專，他就非從頭來做不可。如果他的精神不善於辨別異同，那麽他最好研究經院學派的著作，因為這一派的學者是條分縷析的人。如果他不善於推此知彼，旁征博引，他最好去研究律師們的案卷。如此看來，人的精神上的各種缺陷都可以有一種專門的補救之方了。

培根對如何讀書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書可以分為四類：①隻要讀讀它們的一部分就夠了；②可以全讀，但是不必過於細心地讀；③此類書（隻有不多的幾部）則應當全讀、勤讀，而且用心地讀，咀嚼消化；④可以請代表去讀，並且由別人替我們作出節要來，但這種辦法隻適宜於次要的議論和次要的書籍。培根指出：“閱讀使人充實，會談使人敏捷，寫作與筆記使人精確。”[69]

（二）論知識的傳授

在《論學術的進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花了相當的篇幅來探討知識的傳授方法。他認為，這個問題已在當代人中引起了爭論，但由於人們隻顧互相爭執，而沒有去深入研究，所以在這個方麵的知識還太粗陋。培根論述了研究知識傳授方法的意義。他認為：“這種傳授方法不隻在知識的運用一方麵是重要的，即在知識的發展上講，亦一樣重要；因為一個人的生命同精力，既然不能達到完全的知識，所以傳授的妙處，即在於使學者得到線索，以求發揚光大。”[70]培根主張係統地研究有關傳授的學問。他仔細考察了當時流行的各種傳授知識的方法，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自己關於知識傳授方法的許多新見解。他實際上把知識傳授的方法分為兩個部分：一曰“傳授法”，適用於成人或大學生；二曰“講解法”，適用於年青一代的基礎教學。

關於知識傳授的方法方麵，培根有以下主張：①最好按照發明時的方法，把知識傳遞出來。他批評當時知識傳授的方法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教者使人易於信從，學者隻希望當下的滿足，雙方都不希望精到的考察和耐心的研究。教師不肯暴露自己的弱點，學徒由於懶惰也不求知道教師的根據。在培根看來，“如果我們要把知識當作一條線，傳授給人，讓人繼續紡績，那麽頂好是按照發明時的方法，把知識傳遞出來。由歸納所得的知識，確係可以如此傳授的”[71]。②培根認為：“以格言或論文來傳授知識；這種方法效果很為重要。”[72]但兩相比較，他認為格言式的著述更好，其有許多妙處，是論文式的著述所不及的。在培根看來，除那些可笑的格言而外，所有格言都是從科學的精髓、科學的中心才能得出來的，並且格言隻是零碎的知識，其好處在於能使人繼續研究。相比之下，論文的缺陷是它們隻宜於贏得人的信仰，不宜於指點人的行動，因為它們隻是循環論證，各部分互相闡明、互相解說的。此外，論文好像體係完整，使人覺得心滿意足，以為已經到達最遠的地步了。③培根主張“依照所傳授的題材，來變化其傳授法。因為各種題材既然不同，傳授法當然亦是不同的”。[73]例如，數學是極其抽象的知識，政治學是極其具體的知識。如用單純方法千篇一律地去處理複雜事物，則對於學問是不相稱的，因為這種方法隻會把學問歸類成一些空洞荒蕪的總概念了，隻把科學的糟粕或軀殼留下，而以那種方法的“拷打榨壓”以後，科學的精華卻**然無存了。④培根主張新舊知識的傳授方法應有所不同。他認為，那些囿於常見的人對人講起話來隻需要證明和爭辯，而傳授新見解的人則要費雙重的力氣。他們既要讓人了解他們的意見，又要加以證明和解說。因此，他們還必須用“比喻”和“翻譯”的方法。

除了上述各種方法以外，培根表示他也很讚成世俗通用的分析法和綜合法等。“雖然我曾經論說過別人所不曾研究、不曾觀察的方法。而我所以提到它們，亦正是企圖對於傳授的學問，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因為那種研究，在我看來，是闕略了的。”[74]培根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思想，是強調在傳授知識時考慮其“經度和緯度”。他所謂“經度”是指一門科學和其他科學之間的聯係；而“緯度”指一門科學自身內部的程序或體係。培根不僅認為在傳授知識時應考慮該門科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更主張重視某門科學的“特殊的情節”。他認為，應從實際問題研究起，而不能滿足於渺茫浮泛的總括概念，這樣才能有助於實用、有助於人生。

根據培根的論述來看，上述各種方法是針對成年人的，而適用於年青一代的知識傳授方法，他稱之為“講解式的知識傳授法”。在此方麵，培根亦提出了在他看來非常重要的幾個問題：①要劃分知識的傳授時期。例如，在初學時應以什麽教兒童？在某個時期內，應當使他們免除哪一種學習？等等。②要研究何處是最容易的地方，以便循序漸進，達到繁難的程度。或者是要研究如何可以強學繁難的地方，從而把它們轉換成比較容易的。③要按照學生的心理特性，教以適當的學問。如前所述，培根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形式訓練說”和能力“遷移說”的傾向，認為不同的學科在能力訓練上有不同的價值。因此，在這裏他進一步肯定，在智能方麵無論有什麽缺陷，好像都可以在一些學問中找到它的治法。例如，一個兒童不能集中注意力，則可以用數學治療他的這種毛病。但是，培根也注意到兒童在智能方麵存在著個別差異。他指出：“各種科學對於人心機能，固然有特別救藥的力量，但是個人的心智才力，亦有時特別宜於某幾種科學，學起來，又容易精通，又容易進步，因此，要研究：某種心理特別適合於某種科學，乃是一種極聰明的辦法。”[75]④課程的排列亦關係極大，有損有益，全看人的運用而定。因為人們在運用自己的才能時，如果不經人指導，則不免運用了自己的錯誤，而所養成的習慣，亦是優劣兼有的。因此，我們在用功時，要特別研究應該繼續多久、休息多久。在培根看來，這一類的研究，從表麵上來看雖屬瑣屑，但實際上卻有重要功效。“因為種子或幼小植物，將來能否發榮滋長，全看它們現在所受的培育陶冶，作用雖然隱微難見，究其實亦是大莫於此的。後來雖有長期的努力，亦是不能根除的。”[76]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培根關於知識的傳授方法的思想是與他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相一致的，是為其發展服務的。他主張務實，提倡腳踏實地的具體研究，反對局限於空泛的概念。與此相聯係，他要求考慮一門科學的特殊需要，並主張將歸納方法運用於知識的傳授。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學習麵不能太窄，應考慮到一門科學與其他相關科學的聯係而適當擴大知識麵。培根的這些思想是與當時科學發展的狀況相適應的。

在培根生活的時代，經過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歐洲的學校教育已有顯著的發展，在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此，如何在吸取前人有關理論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情況對這些經驗加以總結，使其上升為理論的形式，進一步推動學校教育的發展，已成為教育理論發展有待解決的課題。培根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發展的需要，非常重視教學方法的研究，有關建立係統理論的主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從實驗科學發展的需要出發，也考慮到年青一代心理發展的一般特征和個別差異，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建議，為建立科學的教學方法理論體係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他的影響下，配第和拉特克等人在此方麵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在誇美紐斯的《大教學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三、論道德教育

培根在《論學術的進展》中對於道德及其教育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闡述。與前麵關於知識的傳授方法的問題一樣，他是在他的知識體係新結構中來進行有關討論的。在培根看來，倫理道德問題是他的知識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論善的本質

與強調實踐和人生實用的哲學思想相聯係，培根認為，倫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僅要給人們提供應該遵行的規範和準則，更要提供如何控製自己的意誌和情欲以達到符合這些規範、規則的途徑。因此，倫理學不僅要研究善及其本源，還應為人們描述善的楷模，為人們提供行為的規範；也應研究如何培植善，亦即向人們指明達到善的途徑。培根批評從事倫理學著述的人“隻作出一些良好的規範，美麗的樣本，把善行、德行、責任、幸福等等的草本同圖樣指給人看；並且把它們解釋成人類意誌同欲望的真正目的。但是要說到如何達到這些美滿的目的，如何可以支使人的意誌、降服人的意誌，以求合乎真道、以求適應這些企圖，他們是完全不提的，縱然提到，亦是粗疏忽略，不能有助於人的”[77]。培根強調倫理學應“能指導人生行為”，應能告訴人們處理日常事務的良善方法。

培根認為，所謂“善”就是利人、愛人的意思，和宗教道德所講的“仁愛”是相通的、一致的。後來，他進一步拓寬了“善”的觀念的內涵，而把一切事物的源於自然屬性的自愛也包括進去了。他認為，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都是“自愛”的。由於自愛而產生了三種欲望，進而也相應地產生了三種善，即由促進和發展自身的欲望，就產生個人積極的善；由保存維持自身的欲望，則產生個人消極的善；而為了保存和維持一個普遍的、體現和包括了人類天性的全部形式的欲望，則產生社會的善。

在關於個人的善方麵，培根把維持生命的食、色等視為消極的善，而把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求得才能和事業上的發展與進步，視為積極的善。培根反對禁欲主義，認為它違反人性；但他不主張恣情縱欲，並認為積極的善要優於消極的善。在培根看來，各種生物皆有兩重天性，一種是要保持自身、維係自身，另一種是要擴展自身、繁殖自身。後一種天性比前一種天性更為有價值。因為“一切生物的快樂，在生殖方麵，亦比在求食方麵，強烈的多”。“即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亦都很強烈，都願意達到心中的希望，而不願安於肉欲的享受；我們如果再想到人生的無常，幸運的變化，則更能感到積極的善優越實多。” “由此看來，我們隻應當希望一些可以垂之永久，不受時間影響的東西，而這種東西正是自己的行為和工作。”[78]培根認為，將個人的善與社會的善相比，後者是更高層次的、更偉大和更有價值的善。在培根看來，個人的善與社會的善一般是可以相一致的，但有時也會發生矛盾。因為擴張自身的善，其目的往往在於自己的權利和光榮，在於提高自己的榮譽和地位，因而它與社會的善也常發生矛盾，甚至遠離社會的善。

培根的倫理觀是以他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其哲學依據的。他把道德問題置於現實社會中加以考察，反映了那個時代道德觀念進一步世俗化的趨勢，並為日後資產階級功利主義倫理道德觀念奠定了基礎。

（二）論善的培植

在培植善亦即道德教育的方法或途徑方麵，培根著重闡述了培養良好的習慣、掌握真理和確立善的人生目標這三個方麵的巨大作用。

第一，培根認為對習慣加以很好的指導和訓練，是培養良好德行的一條重要途徑。培根不同意亞裏士多德關於自然所確立的事物是不能借習慣加以改變的觀點，而認為其論斷隻適用於自然完全獨斷的事物裏，而在自然允許的事物裏則是不適用的。培根舉例說：“一副狹窄的手套，用得久了，亦可以上下自如；一條竿子，用得久了，亦可以比它長就的樣子，變得彎曲些；我們常用高聲說話，可以說得洪亮些；常常忍受寒熱，亦可以變得耐心一點。此外還有許多例子，亦是舉不勝舉的。”[79]培根進一步討論了教人以養成習慣的方法，認為關於心理練習的途徑，前人給我們留下了許多聰明的“教條”。培根總結了以下幾條：①我們的調子不可以太高或太低。“如果太高了，則在猶疑成性的人，固然會遭沮喪，而在自信過強的人，又會浮躁用事，因輕生懶；而且在一般人，亦都會期望太過，結局終於不能滿足。如果調子太低了，則你亦不能希望人們成功任何大事，勝任任何大事。”[80]②要在兩個不同的時期來練習各種事情。一是在心理最愛工作的時候，二是在心理最惡工作的時候。培根認為，用前一種方法你可以得到很大的進步；而用後一種方法，你可以戰勝心理的阻力和困難，使你在中間狀況時，感覺到暢快容易。③如果我們照著天性相反的一個極端來行事，就如逆流而駛，或者背著竿子屈曲的方向，強迫它歸於正直一樣。④如果你的企圖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則比較容易改良自己的心理，並覺得清快自如，樂意有加。因為人心是天然憎惡那種毀滅自由的“必然”和“約束”的。“總而言之，我們的習慣若有適當的指導，誠然可以變成第二天性；但是如果隻受機遇的控製，則勢必變成仿效自然的猿猴，而產生出許多支離虛偽的現象。”[81]

第二，培根將知與德密切聯係起來，認為善德來自真理。在培根看來，通過學習掌握真理，這是達到善行的重要途徑。他認為，一切善德都來自真理，而一切惡行則都來自謬誤。他指出：“真理同善的區別，就如印章同印紋的區別一樣，因為真理能夠印出善德，而謬誤卻正如烏雲給人降下**和紛擾的暴風雨。”[82]培根堅信，知識學問對於人心的一切弊病的治療都有幫助。它可以打開心靈的阻礙，幫助領悟，增加心靈的欲望，愈合心靈的傷痕。一句話，知識學問可以使人不會停滯在已有的缺憾裏，而會使之不斷地改良和完善。與此相反，沒有知識學問則會使人輕佻、獷悍、傲慢不知考察，反省自身，不會感到自己每天的進步而快樂。

第三，培根強調德育的最簡明、最有效而又最高尚的方法是使人獻身於良善的目標。他說：“我們如果能假定兩件事，假定人不但誌在忠實良善的目的，而且能一往不懈，忠實於這個目的，那麽結果他一定會立刻使他自己就範於一切德性。這種工夫，正好像自然的工作；至於其餘的途徑，正好像人為的工作。”[83]在培根看來，所謂“人工”，就如一個雕刻塑像的人，用力到什麽部分，就造成了那個部分。在雕刻臉的時候，將來做身的地方，在動手以前，仍不過是一塊粗糙的石頭。但是所謂“自然”則不同，它在創造一個生物的時候，同時就把一切部分的雛形造就。“因此，人們要隻以習慣來獲得德性，則雖實行節欲，克製剛毅，終究亦無甚補益；但是他如果能獻身於良善的鵠的，你看，他在追求尋獲那些目的的時候，需要什麽德性，他就能先立乎其大，以使自己從容不迫地拍合於那些德性。”[84]那麽，究竟什麽是“良善的目標”呢？培根認為是“仁慈”。在他看來，雖然別的優點亦可以助進人性，但是他們卻是容易流於過度的地步的。“隻有仁慈，是不會過度的。”[85]培根認為它是“神聖的基督教在人的靈魂上所印入的”，它是“眾善的鎖鏈”，“可以融合眾德，統攝諸善的”。由此可見，培根在以人性取代神性方麵已前進了一大步，但仍保留了濃厚的宗教道德的痕跡。

四、論體育與養生

培根重視人的健康。在他看來，所謂“健康”的概念包括兩個方麵，即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身體健康應是指那些最能忍受變故和困苦的身體而言的；心理健康則指那些能抵擋住極端**和紛擾的心理而言的。否則，一生不做任何事情，專來保持自己的健康，像這樣的人，其健康是不值得祝賀的。培根實際上指明了獲得健康的目的是積極進取地生活。因此，那種衝破障礙和排除紛擾的生活才是值得稱道的。

對於養生之道，培根亦有研究。在他看來，“養生之道，非醫學的規律所能盡。一個人自己的觀察，他對於何者有益、何者有害於自己的知識，乃是最好的保健藥物”[86]。

第一，在吃飯、睡覺和運動的時候，心中坦然，精神愉快，乃是長壽的秘訣之一。心中的情感及思想，應避免嫉妒、焦慮、憤怒、悲哀和放縱。涉及對人們健康有益的事情，應當長存著的是愉快，而非狂歡；應變換不同的樂事，而非過饜的樂事；應保持好奇與仰慕，以保持新鮮的情緒；應努力以光輝燦爛的事物充滿人心的學問，例如，曆史、寓言和自然研究等。

第二，培根反對過分依賴藥物，而代之以食療和活動。他指出，如果一個人在健康的時候完全擯棄醫藥，則在生病時會感到醫藥對於自己的身體過於生疏不習慣。但另一個極端，即平日過於慣用醫藥，則疾病來時，醫藥將不生奇效。在培根看來，與其常服藥餌，不如按季節變更食物，除非服藥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因為那些不同的食物是可以變更體氣而不擾亂它的。此外，培根認為，對於身體上任何新的症候都不可小視，需要向人求教。在病中，主要的是注意健康，在健康的時候，主要的是注意活動。因為那平日使自己的身體習於勞動的人在大多數不很厲害的疾病中隻要調節飲食、多調養，就可以了。

第三，培根認為：“教人養生長壽之道，重要的一端就是一個人應當把各種相反的習慣都變換著練習練習。”[87]但應注意方式方法。例如，禁食和飽食都應當練習，但是寧可稍重飽食；警醒與睡眠都應當練習，但是寧可偏重睡眠；安坐與運動都應當練習，但是寧可著重運動，等等。在飲食的重要部分上不可驟然變更，以便配合得宜。“因為在自然的事體和國家的事務上都有一種秘訣，就是變一事不如變多事安全。”[88]因此，最好的辦法是把一個人平日飲食、睡眠、運動、衣服等習慣自省一下，把其中有害的習慣試行逐漸戒絕。但一個人若由於這種變更而感覺不適時，就應當回到原來的習慣。因為把一般認為有益衛生的習慣和於個人有益、於自己的身體適合的習慣分別開來是不容易的。

五、對大學教育的若幹意見

在《論學術的進展》第二卷中，培根考察了曆代統治者推進學問、培植學問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驟，認為“推進學術的工作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建築學術的處所，一種是印行學術的書籍，一種是提高學者的待遇”[89]。①關於培植學問的處所，可分為四項工作，一是建築屋宇，二是給予經費，三是享受特權，四是厘定章程。“四者都意在使人安享寂靜閑逸的生活，免除世慮煩囂的紛擾。”[90]②關於學術的媒介即書籍，應有兩件工作，其一，建立圖書館，以保存貯藏各種書籍；其二，要印行古書，不但要有正確的印本、更信實的翻譯，而且還要有更清晰的解說、更詳細的注釋。③關於學者的待遇方麵，除了普遍的升擢獎勵而外，還需做兩種重要的工作，一是獎勵或任命那些能講授已經發明、已經通行的科學的人，二是獎勵和任命能論說尚未精到的學問的人。在這裏，培根實際上是較係統地提出了學術發展的外在條件。他極力主張提高大學教授的地位，首先是經濟地位。在他看來，許多地方，不論在學術方麵或職業方麵，對於教授們的薪金報酬規定得太低微，“因為要想促進科學的發展，而不專事暫時的實用，講授的人們，一定要天才卓越，能力出眾，才能使科學有所發明，有所進展。但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才智之士一定要有安逸的生活狀況，豐厚的生活費用，才能竭其精力，盡其一生，專心從事學術的探討，學術的培植；所以他們的薪俸，必須要抵得住普通職業操作的人們所得的平均報酬”[91]。培根把提高教授經濟待遇看作使各種科學得以繁榮的重要條件。

培根又從大學內部發展的角度提出了若幹意見。

第一，應處理好專業知識和基礎知識的關係。培根雖然主張學以致用，但並非目光短淺。他批評當時歐洲人把許多學術機關都專心著意用來培植職業人才，而不用以研究一般的藝術和科學。培根主張重視哲學和基礎學科的研究，認為其他職業都要取材於哲學，否則會阻礙學問的進步。因此，“要是把建築同學款專用於準備職業的學問上，那不但對於科學的進步，發生一種不吉的征兆同影響，而且對於國家同政府亦是很不利的。因為，教育機關要是不能容納高等的文藝，要是不能讓各人按上自己的性之所長，或研究曆史，或研究近代語言，或研究政治學說，或研究其他有關國務的學說，君主們在政治方麵，一定會感受到人才的缺乏的”[92]。

第二，培根認為，要想對於各種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和醫學進行有效果的研究，則不僅需要書籍，還需要實驗設備，如渾天儀、觀象儀和地圖等工具。他指出：“概括地說來，要想發現自然的秘密，隻有籌撥巨款，實地試驗，才能有極大的進步。”在他看來，無論是化學、物理或其他科學，“離了實驗，都是不成功的”[93]。

第三，培根主張對大學的製度和章程進行改良。培根認為，一個國家的學術的進展是靠著大學的條規和製度的，但在他看來，當時大學的管理製度存在缺陷，即“一般管理大學的人們，不勤於考求，一般君主們或名人們，忽略於巡視；他們都懶於甄別研究從古相傳的讀法課程以及關於學問的其他習慣規劃得是否完美，是否合時，是否需要改良，需要修正”。他指出：“現代大學中的慣例同條規，大部分既然都是從古傳來的，所以都應當重新受一次考驗。”[94]例如，有一種錯誤就表現在一般大學生身上：不到成熟時期，就躐等地來學習論理和修辭學。培根認為，這種學問隻宜於畢業生，而不宜於兒童和初學者。因為這些學科隻是教人如何鋪陳材料、如何排列內容。所以，當學生的心理仍處在空虛無物的時候，隻能墮落成兒童的詭辯和可笑的做作。培根對大學中那種把機警和記憶分開的辯論競賽不以為然，認為那種做法或則事先準備，無須機警，或則立時登台，不事記憶，所以不能有完善的效果。因為在人生實際行動中，單憑事先預想，或專恃臨機應付，都是不中用的；必須一麵才具敏捷，一麵記憶準確，成竹在胸，然後交互為用，接近於實際的人生；否則所謂練習，隻是顛倒心理的功能，不堪發展智慧的作用。

第四，培根主張學術研究不應有國別之分，而應實現跨國交流。他認為，既然許多團體和社會能不分國別地互定條約、互存友誼、互通信息，甚至還可以有屬員、有領袖，那麽我們為什麽不能在學問上、智識之光上，本著一脈相傳的宗旨，互定友好呢？

第五，培根指出，那些尚未精確、尚未完善的知識，政府一向沒有指定專家來進行研究。因此，人們最好是預先細心考察一下，學問的哪些部分已經完成，哪些部分尚告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