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笛卡兒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勒奈·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數學家，近代西方理性主義哲學的創始人，法國啟蒙運動的先驅之一。他和弗蘭西斯·培根一樣對歐洲哲學擺脫經院主義的束縛作出了曆史性的貢獻，故被黑格爾稱為“現代哲學之父”。

笛卡兒出身貴族，其家庭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醫生，母係一方親屬多以法官為業。盡管家庭富有且屬於書香門第，然而他不幸繈褓喪母，父親無多關懷，從而在他心靈深處從小就埋下了孤獨的種子。他8歲時就開始在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由耶穌會開辦的拉·弗萊施公學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他學習了古代語言、經院哲學和數學，學習成績出色，數學才能更是出類拔萃。“在數學中他找到了他渴望的確定性和明晰性，其他科目則不能使他滿足。”[8]同時他也接觸到一些宣傳新思想的書籍，開闊了他的眼界，開始采取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認為傳統的學問實在無用。

1612年，笛卡兒從該校畢業後去了巴黎，和一群紈絝子弟攪在一起，自由**，無所不為。但他很快便厭倦了這種生活。1616年，他到普瓦蒂埃大學學習兩年，獲法學學位。隨即在歐洲各地旅行，放棄過去的學習方法，“隻追求在他本身或在世界這部大書中可以發現的那種科學”[9]。1618年，他在荷蘭以誌願兵的身份參加了新教的軍隊，但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隻是服兵役，作為當時紳士教育的一種補充。在那裏他無事可做，似乎享受了兩年不受幹擾的沉思。由於身體原因，在軍隊他隻擔任了一些文職工作。軍隊的生活顯然對他有重要影響，笛卡兒本人的心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在此期間，他研究了數學、天文學、地球學、氣象學等方麵的問題，並有幸結識了一些科學家。1621年，他離開軍隊，集中精力從事旅行和研究工作。1625—1628年，他在巴黎與科學界的朋友聚在一起。但是，他感到需要幽靜，於是賣掉了貴族的世襲領地，隱居荷蘭達20年。在此期間，他除了回過幾次法國和去過一次英國外，一直潛心從事科學研究。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為安寧又最富於創造成果的時期。他的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第一哲學沉思集》（Meditationes des Prima Philosophi，1641，後改名為《形而上學的沉思》）、《哲學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及《論心靈的情感》（Traite Despassions Delame，1649）等著作都創作於此。1647—1648年，他曾在巴黎會見一些著名的同時代人，如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瑞典女王克裏斯丁娜（Christina）對哲學極感興趣，執意請笛卡兒到瑞典。雖經再三婉拒，無奈女王堅決邀請，他隻好於1649年10月赴瑞典。那裏的天氣損害了他的健康，僅3個月後他便與世長辭，終年54歲。他終生未婚。

笛卡兒一生從未擔任過公職，亦未曾參加過大的政治活動，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旅行、沉思和科學研究及著述上。其他主要著作有：《指導心靈的規則》（Regnlaead Dirctionem Inenii，1629）、《方法論》（Disoours do la me Thode，1637）等。

二、哲學思想

笛卡兒傾心於新科學，認為隻有科學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因此他與培根被稱為近代科學的兩位偉大的旗手。但笛卡兒並未囿於為生產技術而研究科學的原則，認識科學的底蘊。他既不限於追求經驗、利用經驗，還要追問人是怎樣研究科學的，這就是要提高到世界觀的水平，建立新的科學的哲學。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真正造福人類。作為科學家、數學家的笛卡兒，其哲學既富於科學精神，又具有強烈的思辨特色。換言之，就使他的哲學更近乎後來人們心目中的狹義哲學。他的哲學是西方最先成熟的近代哲學。唯其如此，他對中世紀經院哲學並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盡管他不屑於為之辯護，隻是在他自己的體係中吸收和保留了經院哲學的有益因素。據此，笛卡兒哲學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係與風格。

笛卡兒把其哲學分成3部分：形而上學、物理學、其他各門具體科學，其中以形而上學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他將人類知識比喻為一株大樹，看到了各個學科之間存在著種種內在聯係。這與培根不一樣。培根重視分科，並以歸納法為依據；雖然排擠了神學，卻失之粗疏，不能揭示各學科之間的內在關係。笛卡兒認為，人類知識像一棵樹，形而上學是這棵樹的樹根，物理學是這棵樹的樹幹，樹的枝端則是眾多的支脈學科。可見他使用的是演繹法。他從樹根——形而上學方法開始，經過演繹，到達樹幹和枝莖，形成有序的係統的知識體係，進而提出天賦真理的存在。他一方麵承認人類知識的先天存在，另一方麵又主張人類隻有通過思考和懷疑才能達到知識境界。這既不像傳統的神學觀念，又不像經驗主義；他的哲學知識樹，竟是一株倒著生長的樹，其樹根不是活生生的物質，而是一種超自然的精神。他一方麵相信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麵又要進行獨立的人的純粹形而上學式的思考。於是他的哲學結構便形成雙元性質：一方麵強調人的知識的先天性，另一方麵又強調人的認識的後天性；一方麵把形而上學的地位抬得很高，另一方麵又承認物理學的主幹作用。由此看來，笛卡兒常在上帝與科學之間奔忙，一仆而二主，使他大傷腦筋。恰如馬克思評論的“他把他的物理學和他的形而上學完全分開”[10]，其中一半是唯心主義，一半是唯物主義。

在宗教觀方麵，笛卡兒自稱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為了保證自己的恭順與虔誠，還自己動手給自己規定了行為守則：“服從我國的法律和習慣”而且“篤守上帝恩賜我從小就領受到的宗教信仰”。[11]然而天主教會對他卻從來沒有滿意過，甚至在他死後還要將其著作列入羅馬天主教的禁書目錄。到1691年，禁止在法國的任何學校中教授有關笛卡兒的任何著作。實際上，他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個試圖以哲學方式解釋宗教的人，換言之，就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上帝的人。依中世紀的教會傳統，哲學隻能是神學的附庸，哲學家隻能是教會的奴仆。笛卡兒卻用哲學的眼光來看待宗教，甚至來論證上帝，而且是虔誠地論證。他忘記了上帝無須證明，亦不準懷疑，懷疑就是異端。而他偏要把上帝證明給人類看，而且還講出這樣一篇道理出來。這實際上是一種對宗教的蔑視。他為了證明上帝，先要懷疑上帝，論證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由此笛卡兒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對傳統神學進行了一番刺心挖肝般的善意的懷疑，然後說，確實有上帝”[12]。

笛卡兒所倡導的哲學是一種別具風采的實踐哲學，認為“哲學是關於人的認識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識，既是為了指導生活，也是為保持健康，發現各種技術”[13]。他認為數學是哲學的典範，渴望運用數學方法研究邏輯，努力創造一個具有如同數學的確實性一樣的思想體係。在西方近代哲學家中，笛卡兒是最擅長深思的一位。他的哲學並非神學家式的煩瑣哲學，也不是一般形而上學式的冥思苦想。他是以科學為主幹，以現實生活做思想背景的沉思者。他反對一切傳統觀念，認為這些觀念陳腐無用，習之不若不習，研究不若不研究，愈學習研究愈是糊塗；認為重要的是研究世界這部書。前賢已不能為師，宗教也不能做主，那麽隻有向現實學習。“天和地隻不過是同樣的物質造成的，不可能有好些個世界。”[14]神也罷，鬼也罷，懷疑也罷，沉思也罷，論及現實世界，隻有一個，而且這個世界還隻能由物質構成。物質世界的運動又是有規律的。正如羅素所言，近代之前、柏拉圖之後，西方重要的哲學人物多為大學教授；但自近代之後，從笛卡兒直到康德，那些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卻絕少有在大學任教的了。實際上現實生活就是他們的課堂，科學技術就是他們的專業。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兒哲學的核心論點，也是他留給後人最有影響力和魅力的一句格言。“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它的拉丁原文是“Cogito，ergo sum”。這句話有3個詞：“Cogito”譯成“我思”，“sum”譯成“我在”，“ergo”乃一個副詞，譯作“故”或“所以”，其主要成分是“我思”和“我在”。在笛卡兒那裏，“我思” 和“我在”都是確定無疑的，它們不是懷疑後的剩餘物，因此，“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就是笛卡兒移動地球的阿基米德支點，是他的全部知識大廈的基石。[15]他的基本思路在其代表作《第一哲學沉思集》中十分清晰地表現出來。從懷疑的根據講起，因為要懷疑，所以要沉思；爾後討論懷疑的方法，即懷疑是什麽，如何懷疑？繼後討論上帝的存在、物質性內容的本質，並再論上帝的存在；最後討論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笛卡兒之所以選擇這樣一種方法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個人主義開始興盛的時代。他以個人主義先驅者、思想家的姿態，以“我”的嶄新麵貌出現，單槍匹馬，智者神思，來討論和實踐曆史已提出並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思故我在”的目的在於：懷疑那些舊有的傳統和思想方法、舊有的規矩和理論、舊有的理念和體係、舊有的神學和數學，乃至一切舊有的哲學、科學與文化。因此，“我思故我在”就是要以我的思維證明我的存在，而以我的存在懷疑一切舊有的傳統，進而證明那些經過懷疑而得以確定的真理。他的哲學強調人的思維作用，繼承和發展了人文主義哲學的道德與精神，強調“我” 的思維作用，又代表和反映了個人主義價值體係的興起與成熟所強調“思”的理論價值，且突出了理性主義哲學的風格與特征。

三、教育思想

（一）天賦觀念論與獲取確定性的知識

就笛卡兒的天賦觀念的含義來說，一共有四類。

第一類為公理和普遍原則。他的形而上學方法是理性演繹的方法。這種方法需要一些邏輯的前提，即需要一些自明的公理和原則，它們不來自經驗或外部，而是與生俱來的，內在於人的心中的。包括：我思故我在；每一現象必有原因；結果不能大於它的原因；空間、時間和運動的觀念，以及幾何學的一些命題，如三角形的內角和等於兩直角等。根據這些天賦基本概念和原則進行演繹得出的知識是真正的知識。在他的思想中，能夠稱得上是這種天賦的自明的命題或原則的觀念，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是必須明白清晰，人心在注意和思考時，一定不能懷疑它們的真理性，我們關於別的事物方麵的知識必定是完全依靠於那些原理的。其二是這些天賦的原則不僅適用於形而上學，而且也適用於物理學。僅從此意義上可以講，一切科學知識都是天賦的，或是來自於天賦觀念的。

第二類是上帝的觀念。在笛卡兒看來，我在懷疑，說明我是一個不完滿的東西，但是我思想中明明有一個關於“完滿性”的觀念，這個觀念不可能由我本身產生，因為既然一個不完滿的東西，當然不可能作為產生完滿性的東西的原因。這個完滿性的觀念是上帝。上帝的觀念不是由感官得來的，也不是心的產物，它隻能是天賦的。西方學者威爾遜（M. D. Wilson）指出：“笛卡兒關於自然的科學是一種天賦的科學，因為這種科學所需要的確實性是依賴於上帝的。”[16]獲得知識的確定性是笛卡兒哲學的主要目的，而一切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和真理性，都隻是依靠對真實的上帝的認識，所以在認識上帝以前，是不能完備地知道任何東西的。誠然，笛卡兒關於天賦的上帝的觀念，有其神學色彩，但我們應當拉開遮在他的世俗思想外的帷幕，探討那些與科學密切相關的思想和方法。洛克曾批駁了笛卡兒的天賦觀念說，指出上帝的觀念不是天賦的，這種觀念是靠理性之光發現而印在心中的。笛卡兒在其後期著作中關於上帝的觀念的一些提法有所緩和，認為上帝的觀念固然是天賦的，但並不意味著在學習之前，就具有現實的上帝觀念。如嬰兒在娘胎就不具有這種觀念。這種天賦觀念是潛在於心中的，人的理性、人的自然光，是獲得這種觀念的天賦能力。

第三類為認識能力。在笛卡兒看來，“天賦觀念等同於天賦的認識能力”。他說：“我既然有能力來存想一件事物，一種真理或一種思想，則我這種能力一定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來的。”[17]他提出認識的能力、稟賦、傾向是天賦的，而且由這種能力產生的思想也是天賦的。他把人的認識能力視為天賦的，崇尚人的理性、人的良知，強調自然之光可以揭示事物的真理。培根從打破假象入手，而笛卡兒則從反對權威入手；培根看到經驗的重要性，笛卡兒則看到理性的重要。這種態度與17～18世紀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在以天賦人權為中心的人性論基礎上發展人文主義思想相一致，與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相一致。

第四類為簡單性質的觀念。簡單性質具有兩個特點：首先是它們屬於不可化簡的或不可分析的最簡單的觀念；其次是它們屬於作為思維的最終形式強加於心靈的最終觀念。諸如關於認識活動本身的性質、關於懷疑、關於自我、關於精神、關於形狀、廣延、運動，等等。他認為，並不是所有觀念都是天賦的，如來自感官的經驗及複雜的觀念就不是天賦的，隻有構成複雜觀念的簡單性質的觀念是天賦的。

笛卡兒關於“天賦”的定義有幾層意思：①先天經驗的。指直接經驗。②自然的。即把人的天賦的認識能力視為一種自然的稟賦或傾向。③天生的。如上帝的觀念是神在人之初植入人的頭腦中的。④內在的、永恒的。如公理和普遍原則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因為它的根據在其自身之中，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

他認為，要獲得具有確定性的知識，必須從不證明的原則出發。這些原則不可能來自不可靠的感官經驗，但也並不認為思想、觀念是頭腦中固有的，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原始”的。[18]他的天賦觀念說是一種邏輯型的天賦觀念說，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獲得認識的確定性問題。他的天賦觀念說的理論依據是：隻有像數學那樣的演繹方法，即從公理或普遍概念出發，進行合乎邏輯的推理，才能達到確定性知識。之所以把一切知識所依賴的“公理”和“原則”視為天賦的，這是因為這些“公理”和“原則” 是獲得確定性和真理性知識的邏輯前提。這些前提的邏輯展開，也就是進行理性演繹，一切具體的知識和命題不可能是確實可靠的。它們的確實性與這些天賦公理和原則的確定性有一種邏輯的必然聯係。

笛卡兒是近代理性主義的第一位傑出的代表。他的哲學的主要目的是要發現一些確切而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說，是要獲得知識的確定性。首先，“懷疑”的目的是獲得“確定性”。他認為經院哲學不能提供確定的知識，在這個領域中尋找確定性是徒勞的。其他一切以經院哲學的原則建立的科學不可能是堅實可靠的東西，因此從中我們得不到清晰明確的知識，有的隻是許多錯誤的意見。笛卡兒曾經這樣描述他在拉·弗萊施公學的學習生活：

我自幼就受到典籍的教育，因為我相信了人們的話，認為靠讀書就可以對一切有益於人生的東西得到一種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識，所以我懷著一種極大的欲望去學習典籍。可是當我全部修畢這些課業，照例被認為成了學者的時候，我的意見就立刻完全改變了。因為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得到別的好處，隻不過是愈來愈發覺自己的無知。[19]

這從而使他主張“懷疑一切”，在理性法庭上對一切既成的東西作出判決。其次，貶低感官作用的目的是獲得“確定性”。感覺是不可靠的，感官有時會欺騙人。笛卡兒稱自己曾多次觀察到，塔遠看像是圓的，近看卻是方的；豎在塔頂上的巨像在底下看去卻是一些小雕像。於是，他在形而上學中，關心的是如何獲得真正確定的真理。如果要認識事物的本質，就不能求助於感官，而必須請教理智，隻有理智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別在於如何獲得知識的確定性。那麽對於笛卡兒來說，應該用什麽方法獲得不確定性的知識呢？他認為經驗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不能達到此目的，隻有遵循數學的榜樣，采用演繹的方法，才可以達到。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演繹的邏輯體係：直觀方法—分析—演繹—歸納。即從理性所直覺或發現的天賦觀念（諸如 “我思故我在”“三角形內角和等於兩直角”等公理）中通過理性的演繹推理，推出一切“可靠的”知識。這就是笛卡兒認為能夠獲得真實可靠的知識的方法。因此，笛卡兒提出天賦觀念說的目的主要不在於說明觀念如何產生，而是探討如何獲得確定性的知識。

（二）方法論

笛卡兒首先把認識論的問題作為科學知識的問題加以研究，從而使認識論成為其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認識從懷疑出發，以清楚明確的觀念為契機，追求知識的確定性。

在笛卡兒哲學中，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是並列使用的。前者主要用來解決認識的確定性問題，後者是解決獲得新的知識材料的問題。他沒有明確地從認識的來源上把觀念視為天賦的，而是強調要說明事物的確定性，必須具有天賦的能力，以建立知識的堅實基礎。笛卡兒的方法論是一種“二元化”的方法。他作為一名科學家，無疑要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他懂得要獲得科學知識、作出科學發現，不得不采取歸納方法，依靠經驗的枚舉。經驗的枚舉和歸納推理可以形成我們的知識，雖然它不如演繹知識確定，但它畢竟是認識的方法之一。同時他作為哲學家將設想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確定性為理想，這就需要對已有的知識加以說明。說明的方法是演繹的方法，從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合乎邏輯地推出結論，借以給科學上的發現以某種必然性和確定性。這種不證自明的公理不能由歸納邏輯獲得，而是天賦的、內在的、自然的、永恒的，隻有理性直覺和自然之光才能獲得。他把自己的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是發現的方法，另一種是說明的方法。他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承認感官經驗是認識的來源。要獲得知識，必須對對象進行研究，即采用發現的方法，就是認識事物的方法。同時，他又主張感性認識沒有確定性，科學知識必須按照演繹的方法才具有必然的性質，這就是說明的方法。可見他拋棄了經驗哲學煩瑣空洞的論證方式，為科學提供了一種清晰明快、通俗而正確的研究方法，即用理性對一切已知的東西進行審判，用自己的理性衡量一切。凡屬理性清楚明白認識到的，都是真的，此即他認識的核心。既然知識的本義應該是具體確定、明白無疑、無誤和係統的認識，獲得的知識就隻有通過理智，而方法使我們隻遵從理智。顯然，理性排除偏見、情感和教育的影響，重要的是幫助理智最有效地運作，並彌補理智不夠完善的方麵，從而使我們所有的能力得到正確的利用，同時方法本身應是簡單易用和確實可靠的。就此笛卡兒確定出其理性主義方法論的原則：確定、明晰、有序、全麵。根據這一原則，他規定普遍懷疑是其方法論的第一步，因為感覺、夢幻、經驗都不具有確定性，甚至我們可以假定上帝的不存在。第二步即“我的懷疑”本身是無可懷疑的。我懷疑，我思考，因而我存在（即“我思故我在”）成為首先的、最確定的知識。也就是說：凡是主體清晰明白認識的都是真的，從而使人在人—自然結構中，成為認識的中心和出發點。在確定了 “我思故我在”這一原理後，又反思，人是怎樣得到這一真理的？那就是通過直觀和演繹，因為它們是獲得知識的最可靠的途徑。有了確實可靠的知識作為依據，然後提出對難題進行分析，即盡可能地把難題分成細小的部分，以便能夠認識到最簡單明晰的觀念，達到全部理解難題的目的。分析被笛卡兒看作最真實及最優良的教學方法，亦是構成其方法論的重要特征。但分析得到的結果還不是“科學”本身，還需要將發現的原理結合成為係統的知識，即依賴於使知識係統化，證明和解釋的綜合方法。最後一步則是保證知識確定性和完全性的歸納法。這就是笛卡兒的方法論，甚至可簡稱為“數學方法”。他使一般性的具體科學方法，提升為整個科學的哲學方法，從而深刻地影響了哲學史，形成了近代特有的方法論模式。

笛卡兒對一切思想提供了一種令人振奮的刺激。他信心十足的理性主義所帶給人的激勵喚醒了整個歐洲，而且比其他任何東西更配得上稱為促使17世紀成為一個“理智的時代”[20]。他不盲從教條權威，隻遵從以理性來認識事物，提出了懷疑方法來掃除障礙，具有徹底的批判性。他努力尋求知識體係，並為此而開始了知識根基的探求。他使物質性質變成為一種機器，而人——思維的心理——則能掌握其原則。

（三）論道德與知識

笛卡兒重視倫理學，同時也重視對人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同樣具有二元色彩。在他看來，人的肉體如同一切物質一樣是具有廣延性的實體，而且這個實體也和其他實體一樣，遵循物理學規律。而人的靈魂，既非實體，也不具有廣延性，所以也不遵循物理學規律。遺憾的是靈魂畢竟不能完全離開肉體而存在，於是人的肉體就成為“靈魂的住所”。笛卡兒的倫理觀念，集中地表現在他的理性至上的倫理原則上。無論是他論及知識、人品、學識、思想、道德，毫無例外地都把其理性觀念置於主導位置。依據他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原則，他對他所研究的一切，均要先經過懷疑性思維，然後予以確認，於是在他的倫理觀念中派生出兩個重要內容：一個是理性支配感情，另一個是知識便是美德。他認為，人的基本感情包括驚恐、愛恨、快樂和痛苦等6種。在笛卡兒看來，這些感情原本無所謂好壞，隻要它們能夠接受理性的支配，任何一種感情都可以成為美好的感情。反之，任何一種感情都會變成不好的內容。用一個通俗的比喻，感情好比一架鋼琴，理性好比琴手，再好的鋼琴，遇上糟糕的鋼琴手也彈不出好的曲調來。同樣，唯有合乎知識，才能合乎道德。道德是理性的肉體。沒有知識與理性，道德便如行屍走肉——馬上變成不道德的。

這兩點集中體現了笛卡兒倫理思想的可貴之處。按照中世紀式的舊傳統，感情隻能獻給上帝，自我及獨立思考均被取消，隻需一味盲從。他主張理性統帥感情，道德合乎知識，本身就是對舊的倫理觀念的一種反叛。不過他所采取的方式不是站在教堂門口對上帝宣戰，而是繞到教堂背後，另開一處通向理性的大門，讓人類的情感、道德從這大門出來，向著理性歸順。他的道德觀念既有循規蹈矩，麵對教會權威服帖順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庸人色彩；又有推崇理性，認為唯有求知才能至善的學人風範；還有懷疑一切，不惜打破一切傳統的誌士風采。在這樣複雜的基礎上，他曾建立了幾條新的道德學的準則。這些準則分明體現著他的理性風格，但也或多或少地散發出某種庸人氣味。其倫理思想有如他的理性主義哲學的縮影。諸如準則第三條說：“寧可永遠盡量克服自己，而不去克服命運，寧可改變我的欲望，而不去改變世界的秩序，並且一般地要使我自己習慣於這樣一個信念，就是，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東西是受我們絕對控製的。”第四條上又說：“把我的一生貢獻於我的理性的培養，並依照我為自己所立的方法原則，盡我力所能及，在真理的知識中求得最大進步。”[21]

四、地位、影響與評價

（一）曆史地位

笛卡兒是個幸運兒——曆史的幸運兒。因為他出生時正是科學家、哲學家群星璀璨的時代。然而，生活在幸運時代的人多，能夠把這種曆史的幸運轉化為曆史機遇的人則未必多見。笛卡兒不但把握住了曆史提供給自己的機遇，而且表現得非常出色。在他成年時已有培根為前導，又有霍布斯、伽桑狄與之同時。但西方哲學史家如黑格爾和羅素等還是將笛卡兒作為近代哲學的始祖，認為他是西方近代哲學的奠基人。[22]笛卡兒與他同代人相比，首先他是一位更具淵博學識和科學獨創性的大思想家。他不但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學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並且在物理學、 光學、磁學、地質學、地球成因學、解剖學、胚胎學、醫學、心理學、天文學、氣象學等諸多學科領域內都有卓越建樹，以致無論翻看任何一種西方近代特別是16、17世紀的思想史、科學史或文化史，我們都會在不止一兩個甚至五六個專業和領域中發現笛卡兒的大名。他的地球成因學被視為近代早期最有意義的學說。他是解析幾何的創立者，在心理學方麵的成就也非常出色。美國心理學家舒爾茨（D. Schulze）在其著作《現代心理學史》中指出：笛卡兒“對現代心理學史直接作出了貢獻，他超越了任何一個人。他把研究從統治了幾百年的僵化的神學和傳統教條中解放出來”，“繼承著從文藝複興到現代科學時期的轉變，很多人感到，他代表了現代心理學的開始”。[23]他是博而能專——既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又有紮實雄厚的專業知識；專而能精——不但學識兼備，而且富於創造；精而能思——不僅在某些專業領域作出劃時代的成就，而且長於思索，能具體也能抽象。

其次，17世紀是一個科學的世紀，偉大的牛頓即生長於斯。應該說，17世紀之前，影響最大的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7世紀之後，影響最大的則是牛頓力學。從17世紀之後的相當年間，也可稱為牛頓時代，生在科學時代，非有相當的數學知識不能成功。恰恰在數學方麵，笛卡兒比之培根、霍布所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具有更多的優越條件。17世紀是科學的世紀，笛卡兒成為這個世紀的舉旗者是毋庸置疑的。

最後，17世紀歐洲哲學，雖然有大陸唯理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之別，但就總體傾向而言卻是理性主義，而最能代表這種理性主義的哲學，正是笛卡兒哲學，而非英國早期的經驗主義。黑格爾曾這樣高度評價：“勒內·笛卡兒事實上是近代哲學的真正創始人，因為近代哲學是以思維為原則的。獨立的思維在這裏與進行哲學論證的神學分開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邊去了。”[24]正因為如此，笛卡兒哲學才比培根、霍布斯哲學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更多的繼承人。

（二）影響

笛卡兒在哲學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唯理論和機械論兩個方麵。唯理論推崇理性，排斥權威。機械論試圖闡明統一的物質世界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規律，但認為物質隻有一種運動形式——機械運動，隻承認物質具有力學和數學方麵的性質。這兩個學說摒棄了以前的宗教偏見，哲學家不再需要向上帝的啟示頂禮膜拜，把它看作真理之源，理性被視為一切真理的源泉；關於宇宙的各種唯心的神秘主義觀念像舊衣服那樣被丟棄。這是一種積極向上，頗具能動精神的機械論。笛卡兒哲學被17世紀大多數哲學家接受，理性主義成為發源於17世紀、興盛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

在教育方麵，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對17～18世紀法國中等學校的改革與發展有很大影響。在法國，17世紀就像中世紀的任何時候一樣，教會完全控製著貴族和中產階級的教育，當時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掌握在教會團體手中，入校學生均須獻身上帝、服務教會，並恪守共同的教規。但笛卡兒哲學的出現導致了 “對生活和教育更加廣泛的認識”，成為“教育思想自由化的一個偉大力量”。並使人們認識到：“凡是不能明晰地在人內頭腦中證明其存在的，都不能成為真實的；必須把每個問題分解為最基本的要素，一步一步地進行，從簡單的可靠知識到複雜的可靠知識，並在全麵的檢查中概括所有的事實。”[25]“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及其對清晰和無可非議真理的強調，對一個想要改革的教會來說，是非常理想的。”[26]

在法國，有兩個教育團體受到笛卡兒的影響，對耶穌會的教育權威進行了挑戰。一個是1611年所建立的基督教新教團體“聖樂會”，其創始者皮魯爾（Pierre de Berulle）是笛卡兒的朋友。該會崇信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哲學，致力於建立並改革中等學校，到1626年在法國創辦了50餘所中學。該會所建學校將法語、現代外語、數學、力學、法國曆史等作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在教學方法上重視發展智力和獨立思考能力。該會還開辦了若幹學院和神學校。其中最著名的朱利大學就是在1638年開辦的。在這種學校製度中，教學的基礎是由著名的人文主義之父湯姆森（Pere Thomassin）製定的。這是一種將笛卡兒的哲學和正統的天主教義相結合的思想。在傳授雄辯術中，“對笛卡兒清晰和準確知識的熱誠是明顯的”[27]。他為年輕貴族提供教育，“雖然在名望和勢力方麵從未能與耶穌會相匹敵，但他的活動一直延續到法國。聖樂會始終堅持笛卡兒理性主義的信念”[28]，另一個教師團體以荷蘭神學家詹森的信徒聖西蘭（St. Cyran）為首。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如聖樂會那麽長久，但更有聲望、更有影響。1637年，聖西蘭的追隨者在巴黎附近的坡特·諾亞爾寺院建立了學校，成為法國初等教育的開端。隨後同類的學校在巴黎和法國各地相繼建立。盡管學校和教師深受聖西蘭所信奉的奧古斯丁的說教的影響，以最嚴格的形式堅持否定論，即人類本性永久地趨向於惡，在整個孩提時代教師要經常予以監督，但由於學校正式開辦之前聖西蘭去世了，學校工作轉由一些較為年輕的人管理。這些人雖然堅持聖西蘭的信仰，但已“受到國外思想感染，結果由於笛卡兒哲學的原則和愛國情感的灌輸，就改變了學校製度中較為艱澀的部分”[29]。學校目標仍然是培養基督教的品格，“知識的學習在課程中占了更肯定的地位，數學、科學和曆史可能不像在聖樂會學校那樣重要，但無論如何比其他學校更受重視”[30]。在教學上“不斷努力尋求新的教學方法，以排除學生有可能遇到一些可以避免的困難（這與他的門徒由於研究笛卡兒哲學，使他們思想的鮮明清晰是分不開的）”[31]。此外把教學的重點放在語言的表達上。總之，

坡特·諾亞爾學校及其所代表的生活特點，以一種新的精神滲入了法國教育，即使曾經故意用禁止改革的辦法來排斥笛卡兒哲學那樣的現代思想的巴黎大學，當17世紀即將結束時，也開始從蒙昧主義中恢複了活力。法語和文學得到了一些人的承認；坡特·諾亞爾學校根據笛卡兒的原理所提出的較好的教學方法開始取代了中世紀以來各學院所采用的規範練習。[32]

（三）評價

笛卡兒是現代哲學的先驅者之一。17世紀以來，隨著科學的興起，隨著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對於科學知識的考察和反省在哲學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笛卡兒首先把認識論問題作為科學知識的問題加以研究，初步探索了科學知識如何成為可能的問題。他承認科學的發展對人類進步有著重要的作用，人們的實際經驗是科學的基礎。但是，他認識到科學不是感覺經驗和事實材料的堆積，而是具有確定性、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識，要達到這種理想的目標，經驗的歸納方法是不中用的，必須訴諸人的理智。從事科學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哲學家的任務，是要確立正確的科學研究方法，要回答如何研究科學，科學的知識具有什麽樣的性質，怎樣才能具有這些性質等問題。現代的科學哲學討論的大部分中心問題，都可以溯源到笛卡兒。[33]他奠定了近代哲學認識論的新觀念和新基礎，開辟了哲學主體性的新方向，確立了主體思維的權威地位。他運用自己的科學解釋，全盤否定了自亞裏士多德以來的“精神的”或質的觀念，同時也委婉地否定了為神學或者其他目的服務的科學觀；還利用機械力學的思想解釋一切物理現象和自然現象，將這些解釋與幾何學觀念相聯係，利用假說進行概括，為使用近代方法研究科學理論開辟了道路。[34]

自從笛卡兒的天賦觀念論提出之後，17世紀到18世紀的許多思想家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爭論的不是認識的來源問題，而是認識的確定性問題，即怎樣才能把握知識的確定性。在此問題上，培根提出歸納法，笛卡兒提出演繹法，洛克提出“白板說”。可以說“天賦觀念之爭”的實質就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是歸納法和演繹方法的矛盾和對立。誠然，由笛卡兒提出的“天賦觀念論”是帶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的學說，然而當我們把其學說置入他的整個體係來研究時，就會發現其中還是有一些積極因素值得借鑒。

盡管笛卡兒對於傳播他的思想始終淡然處之，但是由於他那震撼人心的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使他擁有了眾多的朋友和信徒。《方法論》問世後，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出現了笛卡兒熱。當時大學裏充斥著經院主義哲學的氣息，當笛卡兒的思想在大學裏開始傳播時，很快激起青年學生的熱情，成為這塊有識之地的一種力量、一種新的思想。《形而上學的沉思》的出版，震動了歐洲學術界，笛卡兒的支持者們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學派即笛卡兒學派。笛卡兒的著作為他們的日常活動奠定了基礎，他們以荷蘭的大學，特別是烏特勒支大學為中心，傳播笛卡兒的學說。[35]

因為笛卡兒的思想確實有著特別豐富的內涵，並且十分出色地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特性，也因為笛卡兒哲學的二元論性質和折中的色彩，使得他的哲學思想往往充滿一些難於調和的矛盾，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後，對他的哲學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論。批評者中，包括從洛克到康德，又從康德到馬克思，一直到現代的許多哲學大家。正如羅素所說：

笛卡兒身上有著一種動搖不決的兩麵性：一麵是他從當時的科學學來的東西，另一麵是拉·弗萊施公學傳授給他的經院哲學。這兩麵性讓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於豐碩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邏輯的哲學家所能及，自圓其說也許讓他僅僅成為一派經院哲學的創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兩個重要而背馳的哲學流派的源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