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8世紀美國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18世紀北美的殖民地和美國的建國

18世紀美國的教育思想是它那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生活和民族形成的反映，是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完全建立向美國的國家建立的轉型過程的反映。它盡管沒有法國那般絢麗多姿，但由於其獨特的曆史境遇，因此也呈現出適合於其時代特征的風采。

自1492年10月哥倫布發現通往美洲的航線以後，歐洲國家諸如西班牙、法國、荷蘭和英格蘭等國的冒險家和殖民者冒著驚濤駭浪，穿越大西洋的浩渺煙波，來到北美這塊廣闊無垠的地域，逐漸建立起他們各自的殖民地。時光荏苒，在北美的西、法、荷等國少數民族占有大片的土地，實行農奴製，而且這些國家的重商主義的各種嚴厲限製，扼殺了殖民地的自由貿易。他們的移民隻限羅馬天主教徒，不能吸引大量拓殖者；政治上的專製主義窒息了一切自由和權利，使這些國家的殖民地相繼壽終正寢，而英格蘭的殖民地卻繁榮昌盛起來。[1]因此，曆史學家更多使用“英屬殖民地”來研究北美殖民地，[2]從1607年到1733年，英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後建立了13個殖民地。英屬13個殖民地的最後兩個殖民地，即特拉華和佐治亞殖民地分別在1703年和1733年成立。

經過一個世紀特別是經過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戰爭的爭奪，北美大西洋沿岸一帶及其西側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到獨立戰爭前，農業成為殖民地經濟的主體，90%以上是農業人口，13個殖民地形成以發展資本主義為主要趨勢的三種類型的地區。新英格蘭地區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發源地；中部殖民地以農業為主，出產小麥，畜牧業發達；南部殖民地以資本主義種植園奴隸製經濟為主，煙草和靛藍是主要作物。

北美殖民地是一個移民地區，從最早來自英格蘭的移民到1760年，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後裔共159萬人。1775年獨立革命爆發時，猛增到250萬，其中黑人奴隸占50萬，契約傭仆占白人移民的相當數量。歐洲移民除主要是英格蘭人外，還有來自愛爾蘭、蘇格蘭、德意誌、法國和荷蘭等國的人。北美殖民地來自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移民，經過幾代人的長期生活，使用共同的語言即英語，發展著共同的文化，逐漸成為美國本土居民。

隨著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的建立和發展，社會階級矛盾錯綜複雜。有英國殖民當局與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有殖民地新興資產階級和種植園主及其政治代表同殖民地廣大人民的矛盾；有種植園奴隸主同黑奴的矛盾；有白人、印第安人之間的矛盾；還有各個殖民地之間的矛盾。而在這些矛盾中，宗主國殖民當局同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逐漸成為主要矛盾。

18世紀40年代隨著宗教複興而紛紛出現了宗教分裂運動，即“大覺醒”運動，其結果是宗教團體的數目銳增。“大覺醒”運動最著名的代表是馬薩諸塞的喬納森·愛德華茲，他為“大覺醒”提供了理論基礎，他是北美洲最有才華的神學家。[3]他改造了加爾文教義，使感情在教義中占了主要位置。他的教義強調一位全能的上帝對無能者感情的衝擊力。他堅持說，認罪和皈依宗教都是勢不可當的感情上的體驗，是人類軀體幾乎難以容納的，上帝是聖靈的動因。熱心追隨“大覺醒”運動的教徒舍棄舊教會而另建新教會，其教義及入教標準也更加嚴格。另一位牧師喬治·懷特菲爾德在講道中提醒人們，沒有任何個人能確保獲得拯救，除非他或她通過深刻地認識到人之罪惡和上帝救贖之仁慈而“再生”。[4]“大覺醒”運動的結果是教徒們大膽地拋棄了過去的傳教士。到18世紀下半葉前期，五花八門的教派使人人都可以找到適合其需要的傳教士和宗教。

“大覺醒”運動的原因在於教會中教規日益鬆弛，形式主義之風日盛，宗教分歧越來越多。“大覺醒”運動被看成18世紀美國獨立革命前美洲各殖民地的第一次重要的運動。它進一步削弱了殖民地各傳教組織和教士的權威，出現了更大規模的教派分化，最終使教權隸屬於世俗權力。

宗教帶有功利主義，“大覺醒”運動刺激了學校和學院的建立。特別是正規教育隨著頒發學位的學院的激增而出現，它還促進了較大的宗教團體之間在創辦學校方麵的競爭，因為他們都認識到，未來的力量有賴於對青年教育的控製和在自己創辦的學校中培訓牧師。同時這些學校盡管旨在培養牧師，但不能僅僅作為神學院而存在下來。“在學術語言、文科以及有用的技藝和科學，尤其是在神學方麵為年輕人提供教育，為他們從事聖職和其他優美的職務做準備。”[5]

顯然，“大覺醒”運動推動了美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但它仍然具有強烈的宗教性質和宗教目的。

殖民地進出口貿易是殖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殖民貿易的普遍特點在於大量出口原材料，進口工業品。至美國革命前，主要進口貨物已出現多元化發展：有原材料，包括煤、羊毛和棉花；有未加工食品，如茶葉、水果和胡椒等；有加工食品，包括酒、奶油、麵粉和糖；有半加工工業品，主要是生鐵、木材和靛青等；有工業品，包括鞋、衣及包裝木桶等。而出口貨物主要有弗吉尼亞的煙草；南部種植園的稻、靛青；新英格蘭地區的糧食、畜牧、水產品、木材和皮毛；中部殖民地的小麥、麵粉、麵包和餅幹等。殖民地的進出口貿易為殖民經濟發展建立了一個重大的發展戰略，即以原材料生產為中心，發展出口市場，增加收入；然後從母國進口工業產品和額外勞力與資本，推動殖民地的進一步開發，實際上形成了北美13個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經濟共同體。毫無疑問，殖民地仍屬農業社會，查爾斯·比爾德甚至把從殖民地開始到傑克遜時代劃分為農業時代[6]，農業人口與農業產值均占總產值的90%以上。但如果從工業化的前提分析，殖民地的工業萌芽與成長具有自身的曆史價值，否則19世紀美國工業化的起飛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殖民地的工業主要有造船工業、原材料工業、手工工業，北美殖民地工業以造船工業為龍頭，以原材料工業為主體，以手工工業為基礎。[7]從大量的殖民地教育研究的成果中，並沒有反映出這種殖民經濟、殖民地工業和教育之間構成什麽關係。從當代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對教育提出的要求角度來看，殖民經濟並沒有對教育提出何種要求；從教育現代化的動力源於工業化的理論假設角度來分析，殖民地的工業也並沒有推動殖民地的教育發展。研究表明，美國教育前現代化的動力來自殖民地經濟和地理環境背景下的殖民地的宗教文化和政治。

殖民地的文化也包括一定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國民心態、國民性格、行為取向等。我國學者在給美國文化下定義時確立了美國文化的主導模式，即信仰新教的美國白色人種為代表的文化，所謂WASP[8]文化。它的主要內涵是：以英語為主要語言、出身於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新教徒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價值觀為代表的主流文化。[9]在這種模式中，“新教”顯然是美國文化的核心因素。在整個殖民地時期，新教各教派是北美的主要宗教勢力，新教是指路德教和加爾文教。加爾文教徒在英國也叫清教徒，遷往北美的清教徒大多是加爾文教徒。新教是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從羅馬天主教中分化出來的一個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教派。在英國宗教改革後形成了清教運動，反映了新興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部分農民反抗專製政府的鬥爭。在北美的清教徒中除了新興資產階級外，還有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平民。據統計，僅1628—1640年就有2萬清教徒移民到北美。到1775年，“10個人中9個至少是名義上的新教徒”[10]。毫無疑問，殖民地的文化是一種以新教為核心的宗教文化。它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殖民者的心態、殖民者的性格、行為取向等都帶有強烈的宗教特征。毋庸置疑，教育在殖民地時期主要體現它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功能，因而具有強烈的宗教性。

文化的宗教性決定了教育的功能和教育參與的規定性，而教育的權力和權利卻依賴於宗教政治，具體地說是清教徒的政治原則。“鑒於清教徒的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在美國的國民特征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因此首先應該把注意力集中於清教徒的政治原則。”[11]在清教主義的學說中，精神因素比禮儀因素遠為重要，清教徒譴責講究煩瑣儀文的禮，他們痛斥英國聖公會，否認教會傳統、先例和律法的約束力，斷言《聖經》是人類行為的唯一權威的指南。他們完全依靠《聖經》，把它作為一切公私行為的準繩。“《聖經》中無疑有一個上帝親自建立的現世政府，任何國家隻要能被說服進行試驗，就可以享有政府的一切目的和效果。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會貶損《聖經》的充實和完美。”[12]清教徒的整個政治製度是建立在對《聖經》的解釋上的。這種政治製度可稱為僧侶政治，教士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支配著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和宗教生活以及一切公共政策問題的解決。當然，其中包括教育問題。美國人從一開始就把教育問題作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北美從英屬13個殖民地的最後建立到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是在18世紀完成的，這是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轉折點。而18世紀美國的教育思想正是隨著這個曆史轉折而逐步形成的，並具有自身獨特的思想內涵。美國獨立革命是美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曆史學家在總結其革命過程時劃分了以下階段，即1763—1775年4月為獨立革命的醞釀階段；1775年4月—1777年10月是獨立戰爭開始階段；1777年10月—1780年12月是獨立革命的相持階段；1781年1月—1783年9月是獨立戰爭的勝利階段。美國的獨立革命期間最重要的是誕生了《獨立宣言》，它是1776年7月4日在大陸會議正式通過的。《獨立宣言》是美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它充分表達了資產階級爭取民主、自由、平等和民族獨立的政治主張，體現了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和獨立革命的革命性質。這是美利堅合眾國獨立和誕生的標誌。在北美獨立革命前夕和獨立革命期間，湧現出了一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其中代表人物有本傑明·富蘭克林、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托馬斯·傑斐遜、托馬斯·潘恩、諾亞·韋伯斯特等。而18世紀的美國教育思想便是以這些啟蒙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為代表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思想家們在對教育問題進行思考時，並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革命後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或為鞏固新生共和國的需要。由於美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和鞏固經曆了一個由邦聯製到聯邦製時期，即州權為主的由合州國到聯邦為主的合眾國時期，因此反映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的文獻具有這樣一個特征。如富蘭克林、傑斐遜等都曾為賓夕法尼亞州、弗吉尼亞州提出過教育計劃，賓夕法尼亞州教師要求忠誠宣誓，波士頓的公共教育製度，德懷特（Timothy Dwight）論革命後時期青年的學院教育，傑斐遜改革威廉—瑪麗學院計劃，拉什提出賓夕法尼亞公共學校製度等都是在邦聯時期提出的；華盛頓、韋伯斯特以及美國哲學會的教育征文等都涉及聯邦政治的需要，典型的是華盛頓的《論國家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韋伯斯特的《聯邦教學問答法》、拉什的《論國家大學》的必要性、拉什的《論適合於共和國的教育模式》、諾克斯的《論國家教育製度》《弗吉尼亞眾議院國家大學決定》。[13]

由於美國的國家形成與民族形成與西歐不同，它是先有國家，後有民族。確切地說，美國的獨立革命前還沒有正式形成美利堅民族，它是在反對美國宗主國壓迫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民族產生了革命和國家，而是革命和國家產生了民族。“獨立以前，美國人既是英國的臣民，又是馬薩諸塞、紐約、弗吉尼亞或另外某個殖民地的公民。獨立以後，他們就不是英國人了，但是還沒有成為美國人。還不存在一個美利堅國家要他們效忠。”[14]因此擺在思想家們麵前重要的教育問題，不僅是如何為美國國家製度培養人才和培養美國國家的忠誠感，而且更是如何使美利堅民族形成，因此韋伯斯特敦促拚音改革、論美國語言的重要性和“道德教學問答法”，富蘭克林論德國移民的教育，傑斐遜反對在國外學習，韋伯斯特反對美國青年的歐洲教育，佐治亞議會宣布在歐洲學習的青年應當是外國人等思想[15]都是為美國建立初期的民族主義的需要而提出的。

另外，在美國獨立革命和建立與鞏固共和國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係列的憲法、法律。從《獨立宣言》的提出和頒布，到各州的憲法製定，至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產生都是國家建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研究的是，在這些憲法、條例和法律中反映出的教育內容無疑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