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18世紀日本的社會和文化教育
一、幕藩體製危機四伏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作為江戶時代日本封建的“幕藩體製”的經濟基礎，曾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幕府的重視。不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些地區除了生產為交納年貢和自己消費的糧食作物外，也開始種植、加工和出售各種經濟作物，從而導致了商業性農業和農村手工業的產生。18世紀，一些農村手工業的中心地區逐漸城鎮化，形成所謂“在鄉町”。一些農民由於經營農村手工業，或進行經濟作物的販運而變成富裕的商人或富農，因而更多的農民除了受到大名、武士的剝削之外，又因為增加了新富人的剝削而更加貧困。許多人失去了原有的一點土地，淪為佃戶，或流入城市。這樣，原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由於自耕農的分化而被削弱，直接危及日本封建體製的基礎。
同時，幕藩體製下武士集居於江戶城和其他城鎮的製度，以及所謂“參覲交代”製度，還造成了兵農分離的局麵。它使廣大武士都成為脫離生產、領取祿米為生的官僚消費者，客觀上促成了全國性的交通發達和商品經濟的擴展。這種商品經濟雖然是依附於封建製度的，但它發展到17世紀後期，就開始明顯地表現出對封建體製的破壞作用了。當時以江戶、大阪、京都為中心，逐漸形成了聯係全國的國內市場。在商品交換中產生並富裕起來的商人，盡管處於“士農工商”這種封建等級製度的最低一級，卻逐漸把握了全國經濟的咽喉。他們當中有的人甚至可以拿金錢換得土地占有權，以及他們的地位所不可能有的“苗字帶刀”（像武士們那樣稱姓佩刀）等權力。與商人的興起和生活富裕相反，各藩當權的武士們卻因為城市生活費用上漲、常年的生活奢侈、參覲交代的長途交通往返等原因，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對下級武士的俸祿也難以支付。當權的武士們尚且如此，下級武士就更加貧困了。許多人隻得依附富商，或改行當醫生、教師，甚至賣女為妓。他們的淪落與商人的興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樣，作為江戶時代封建統治基礎之一的“士農工商”身份等級秩序也就逐漸被打亂了。
進入18世紀以後，上述動搖日本封建體製的因素繼續增加，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頻繁發生。幕府和藩不得不多次實行改革，以維護自己的統治體製。18世紀的江戶教育思想，就是在工商業繼續發展的推動下，在幕府和藩進行改革的影響下得到發展的。
二、文化學術的興起和繁榮
18紀初進行的“享保改革”是幕府的第一次大的社會改革。當時幕府的“征夷大將軍”德川吉宗把武家的窮困歸因於文弱奢華，所以力主節儉和尚武。同時他還注重法令的完善與財政的改進，獎勵開墾新田，鼓勵種植經濟作物和采用新技術、新方法，首先加強對商人、手工業者和商業經營的統治和管理等。在一係列改革措施中，對於18世紀文化教育有著直接影響的是1720年的“洋書弛禁”。
德川吉宗的“弛禁”，即允許非基督教的西方書籍進入國內。本來，幕府的“禁書”是“鎖國”的內容之一，目的是徹底禁止基督教的生存和傳播。這一禁書製度，從1630年禁止與基督教有關的漢文書籍進口開始，發展到1685年（貞享2年）的“貞享嚴令”，凡書中對基督教人物或事跡略有涉及的，或者由在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所寫的，也都一概禁止進入國內。結果，包括一些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漢文書籍也都被嚴格禁止乃至銷毀了。
德川吉宗實行“洋書弛禁”，不僅是因為他自己的“好奇”，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將“殖產興業”作為緩解幕府經濟困難的策略之一。弛禁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獲得關於天文曆法及農耕方麵的知識。他還派青木昆陽（1698—1769）和呂野元丈（1693—1761）到長崎荷蘭商館學習荷蘭語。後來，呂野元丈完成了《荷蘭禽獸蟲魚圖和解》《荷蘭本草和解》12卷。青木昆陽也陸續寫出《荷蘭話譯》《荷蘭文字略考》《荷蘭文集》等書籍。這些學者是日本人掌握荷蘭語並進行著述的先驅，他們的這些著作是日本“蘭學”的開端。
1751年德川吉宗死後，直至18世紀80年代，由田沼意次（1719—1788）掌握實權。他注重發展商業，鼓勵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發展新興產業，獎勵學術，更加推崇蘭學。蘭學的研究從語言、醫學方麵發展到其他各學科，從長崎、江戶擴展到其他主要藩國。1786年，前野良澤、大玄澤還在江戶開設“芝蘭堂”，講授荷蘭醫學，成為當時蘭學教育與研究的中心。
雖然此時的蘭學還隻是以學習荷蘭為代表的西方醫學、天文等自然科學為主，歐洲的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幾乎還不為人所知，但卻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華夷觀念以及儒家學說的傳統世界觀、自然觀等，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新認識，開闊了日本人的眼界，啟發了日本人的思考與探索，對教育思想的啟發和日本近代教育的產生具有曆史性的影響。
與18世紀蘭學發展相並列的，是注重日本自身曆史研究的國學派的出現。國學通過強調日本的曆史文化，在客觀上起到了以古諷今，批判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的作用。在教育上，一方麵，著名的國學者荷田春滿（1669—1736）曾建議在京都設立國學學校。他在《創學校啟》中曾詳細地闡述了發揚日本固有文化的意義。但另一方麵，平田篤胤（1776—1843）等人則將國學與神道緊密聯係起來，提倡神道和以日本為中心的複古思想。後來的皇國主義以及軍國主義的教育，就是從這當中吸取了曆史的酵素。
國學和蘭學相對於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派等儒學各家來說，屬於18世紀新開拓的學術領域。而儒學本身在18世紀也有了一定的進展。例如，18世紀初，儒學者新井白石（1657—1725）以《讀史餘論》（1712）第一次對日本曆史進行了較為合理的分期。他還重視文學、政治及西洋情況的研究。1713年和1715年又以《采覽異言》和《西洋紀聞》兩書開蘭學之先河。這兩本書中，他記錄了他所能了解到的關於西方各國政治、地理、曆史、風俗、宗教等多方麵的知識，並加以研究評述。與此同時，荻生徂徠（1666—1728）也由“古文辭學派”進而完成他的政治學說。他的學說以鼓勵人為的政治改革為特征，一時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另外，以編纂《大日本史》為中心而產生的“水戶學派”[1]，也完成了《大日本史》的紀傳部分。這是18世紀前期趨於低潮的日本朱子學派的重要成果。水戶學派的尊王思想在18世紀幕藩體製動搖時被認為是倒幕的思想依據之一。活躍在18世紀江戶思想文化和教育舞台上的人物還有倡行“心學”的石田梅岩（1685—1744）、手島堵庵（1718—1786）以及博學的三浦梅園（1723—1789）、激進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07—1762）等。其中，“心學”吸收儒、佛、神諸學，用通俗的語言講解普通人特別是市民階層樸素的處世術和修養法，成為18世紀中、後期城市社會教育的重要形式。
18世紀不僅是日本社會思想各派爭鳴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日本自然科學和醫學的萌芽相繼出現的重要時期。例如，吉田光由（1598—1672）編纂的算術書《塵劫記》在17世紀後期作為數學用書曾廣為流行；關孝和（？—1708）的《發微算法》則創造了日本獨特的數學“和算”。《清良記》第7卷（著者不詳）和宮崎安貞（1623—1697）的《農業全書》10卷，則是農業方麵的經驗總結。在天文學方麵，保井算哲（澀川春海，1639—1715）首次編製了日本人自己的曆書《貞享曆》；貝原益軒和稻生若水（1655—1715）實地調查了日本的動植物和礦物，分別寫出了在日本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和本草》和《庶物類纂》。此外，當時雖然由於鎖國而抑製了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展，但木刻印刷技術在當時已經接近成熟，以這種技術印刷的書籍，在17世紀末就已經達到了3.5萬冊以上。這些被稱為“經驗的自然研究”的成果雖然剛剛產生，但是“經驗研究的進展，逐漸促進了批判意識的成長，致使固守朱子學或者陽明學等特定學派的精神因而逐漸渙散”。[2]此外，18世紀以後，以日本假名印刷的書籍數量逐漸增加而佛教的書籍逐漸減少，反映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世俗化的增強；而西川如見的《華夷通商考》和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采覽異言》，則初步向日本人介紹了日本之外的世界，為吸收歐美近代文化做了曆史的鋪墊。
三、價值觀的變革傾向及其影響
17世紀後期以來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文化學術的繁榮，不僅衝擊了封建的經濟和政治製度，而且也在思想的深度上震撼了當時的社會，逐漸形成了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啟蒙時代”。[3]
日本思想史上的這一啟蒙時代，首先是一個原有的價值觀念及思考方法開始發生動搖、改變和更新的時代。具體說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及城市手工業者的思想意識在18世紀逐漸強化。商人富裕奢華、武士貧困潦倒的嚴酷現實，也使得大批原先位於“四民”之首的武士們（特別是下層武士）不僅在物質生活上依附於商人階層，而且許多人還不得不親身投入（後來則是主動地投入）到新的經濟活動之中。當時“舉世傾慕町人”[4]，武士的權威和高貴地位一落千丈。當時的長崎富商西川如見（1648—1724）在其著名的《町人囊》中表達了這種價值觀的轉變：“生於武家，煩擾甚多。一生恐恐然侍奉主君而心無鬆懈之時。以名利為第一謹言慎行。相比之下，還是町人輕鬆愉快。”[5]他又把商人比作流水，流水雖在萬物之下卻滋潤天下萬物；商人雖在四民之末，卻也為世間不可或缺。心學領袖石田梅岩也充分肯定商人職業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強調實用知識的重要性，表達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和社會觀。
城市商人的這些新的打破常規的思想意識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對曆來封建的世界觀特別是對朱子學的宇宙觀、方法論的懷疑和批判。從荻生徂徠的“理無定規”（《辯言》），到三浦梅園的“號稱聖人、稱做佛陀者原來都是人”（《答多賀墨卿君》）[6]等，就是對曆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進行重新審視的結果。蘭學—自然科學的發展，特別是依據天文學的知識對“天”作出的接近科學的解釋（例如，司馬江漢對天空、大氣及其顏色的解釋，中井履軒關於太陽比地球大的解釋等）不僅表明了對科學知識的依賴與尊重，而且否定了天上的一切與地上的眾生之間的精神聯係，打破了“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無疑是一種思想的解放。“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屬於物，而非屬於人。”[7]這種把自然與道德及政治分離開來的觀點，為將注重推理的思辨型學術研究，逐漸向注重實際的實證型學術研究推移，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條件；有關自然科學知識和日常實用的知識日益受到重視。
與此同時，朱子學的“格物致知”和“窮理”思想也已被18世紀的思想家們做了不同形式的改造和引申：太宰春台（1680—1747）把“理”解釋為“物理之理”（《經濟錄》）；三浦梅園（1723—1789）把“格物致知”理解為探索自然界存在的規律（“條理”）；海保青陵（1755—1817）則把窮理解釋為研究經濟上的必然法則；山片蟠桃（1748—1822）也認為“凡致知格物之大者天學也”（《夢之代》）。由此可見，他們都是以“格物致知”“窮理”這種朱子學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完全不同於朱子學的觀點。他們的共同點是，繼承和發展了18世紀初貝原益軒的思想，反對朱子學的偏重做內心功夫的“居敬”，講求對實際事物進行實證研究，在教育上促進了對實際知識的學習和運用。
毋庸置疑，18世紀日本統治階級的思想支柱——朱子學仍然占據思想界的中心地位，但與此同時，蘭學、國學等也逐漸成長起來，與儒學占據主流地位的17世紀已有很大的不同。從儒學本身的發展看，17世紀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的興起，表明那時學者們所注重的是：何為儒學的正統，即什麽是真正的儒學的問題，基本上仍然是麵向內部，以儒學本身作為學問的對象，作為真理予以追求。然而到了18世紀，則有一大批人並不以儒學作為真理去追求，而是使用它的用語借以說明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換言之，18世紀有更多的學者把目標轉向儒學外麵的世界，以自身為主體，根據自己的要求去探尋真理。不拘一格的自由研究之風由此而生。例如，荻生徂徠雖然作為儒學思想體係內的一員，但是他提倡的“道”卻涉及“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佛老之頗”[8]，“道”在他那裏已經不是朱子學這抽象的“天性之道”，而是具體的“禮樂刑政”；是先王那時的“作為”，而不是“理”的外化、天賦之物。“理無定規”，它是可以重新“作為”——人為地進行改變的東西。這樣，荻生徂徠的學說雖然在政治上頗具為統治者出謀劃策的階級局限性，但是它畢竟打開了自由探索的大門，孕育了探索精神和革新思想，奠定了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礎。
四、教育實踐中的改革和進步
18世紀初的“洋書弛禁”在日本學術界、思想界逐漸造成了相對寬鬆的氛圍，加上幕府和各藩為挽回頹勢所做的各種努力（包括教育上的一些改革），給18世紀江戶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幕府和藩對教育控製的加強，以及經濟發展及思想學術傳播對於民間教育的促進，都使得教育機構、教學組織有了明顯的進步，學校數量逐漸增多，教育普及程度也有了提高，並出現了向近代教育靠攏的預兆。這種教育實踐的豐富和發展，也是18世紀教育觀念和教育思想得以變化和進步的重要原因。
教育實踐的重要變化之一是幕府對最高學府——名為林家私塾、實為半官半民的昌平阪學問所進行了教育改革，包括允許平民入學聽講，打破林羅山一門儒學的獨占局麵，實行“異學之禁”；通過改革管理機構強化學校的官立性質，進行教學改革等。昌平阪學問所作為幕藩體製下的最高學府，它的改革推動了18世紀藩校及其他學校的建立和發展，對於武士教育的內容、程序、學級劃分也有規範的作用。通過改革，幕府把教育的目標統一到維護幕藩體製的方向上來，並保證教學內容上的某種一致性（朱子學的思想）和對人才要求上的標準化。這顯然對危機中的幕府本身是有利的。這種情況在客觀上也反映出一種對學校教育的新認識，即對教育作用的肯定。否則就不可能在財政並不寬裕的情況下著力於利用教育，並改變教育交由非官方處理的曆史慣例。
教育實踐中的又一變化是地方武士教育方麵，其表現一是私塾中的武士教育發展較快。私塾在教育史上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它比過去的“家塾”更為開放和進步，因為私塾大多由不在當局供職的民間有識之士自由開設。它麵向社會招收各階層子弟入學。由於學生大多是選擇自己（或家長）仰慕的學者而入學，所以私塾是以主持者的學問水平和道德觀念為中心而展開共同活動的。它的集中講解、輪讀、會讀討論等教學組織方式，以及麵向社會的開放性，成為打破家族學塾的封閉性和個別教學模式的先聲。所以有人認為它是“中世秘傳思想基礎上的家學（個別性教學）與近世中葉以後發展起來的學校（集體的教學）之間的中間性過渡性的教育機關”[9]。地方武士教育發展的又一表現是藩校的發展。藩校在這裏指由各藩當局設置和直接經營的教育機構，它以培養本藩經世治國的人才為目標，主要培養本藩的武士子弟。進入18世紀之後，城市經濟發達，市民生活更為豐富，作為四民之首的行政管理者武士，所麵臨的行政事務、內外交往等也更為複雜多樣。統一培養一定規格的人才已成為各藩當局麵臨的迫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藩當局基於修齊治平的儒家理念，又以幕府支持和接收林家學塾為榜樣，把興辦藩校擺上了議事日程，結果在18世紀後期形成了創辦藩校的**，並且在教學內容上增加了許多實用課程。藩校的入學年齡也有所放寬。
除了武士教育的變化之外，平民教育——寺子屋的興起也是18世紀日本教育的重要特征。寺子屋教育最初是從中世紀的寺院教育中自然地發展起來的。17世紀末以後，城市逐步繁榮，商人階層發展，寺子屋便從城市開始，逐漸以脫離寺院的形式自然地發展起來。幕府最初對其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但隨著幕藩體製問題的增多，18世紀前期的德川吉宗開始對蓬勃發展的寺子屋使用權采取了引導和鼓勵的政策，也促進了寺子屋的增多。不僅如此，寺子屋的設置主體也由寺院轉向世俗的民間，武士、平民、醫生等主持的寺子屋逐漸占據主導的地位。同時，教學內容也增加了：18世紀之前，絕大多數寺子屋還是以習字為主，以讀書為輔的；而此後的寺子屋逐漸增加了算術、漢學等科目。寺子屋所使用的教科書也多樣化了，反映了社會對教育的新要求。
總之，18世紀江戶時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和幕府主導下的改革，以及以長崎為窗口引進的西歐文化涓涓細流，造成了當時學者輩出、學派林立的文化發展局麵。在這個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啟蒙時代”，在這一極少接受外國影響的“內發性的啟蒙期”[10]，既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思想和文化，也孕育了日本資本主義啟蒙精神的胚芽，成為江戶後期繼續發展並轉入近代的曆史基礎。在這樣一個批判精神發生、發展，新知識逐漸出現，同時封建專製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社會環境之下，江戶教育既受到當權者的控製，也感受著新思想的影響。因而，無論是教育實踐還是教育思想方麵，都出現了新的局麵。其主體雖然仍然是封建性質的，但它所積累的進步因素，客觀上起到了突破封建專製教育的作用。整個江戶時代教育進步的主要傾向，在18世紀的教育思想中基本上顯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