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功利主義教育思想的特點與影響

19世紀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改革時代。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和完成，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已超過土地貴族階級，但他們在政治上卻仍無地位，仍遭受貴族階級的控製。因此，工業資產階級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權力，要求改革議會選舉製度，要求政治體製的全麵改革。工人階級雖與工業資產階級有階級矛盾，但他們在某些方麵也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例如，為了爭取普選權和改革議會製度，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曾共同掀起了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激進主義運動。正如恩格斯所說：“工人的激進主義是和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攜手並進的。憲章曾是他們的共同的口號……”[1]而功利主義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功利主義是英國19世紀“改革時代”的產物，同時它又對改革運動有過深刻的影響。功利主義三位著名的代表人物邊沁、詹姆士·穆勒和約翰·穆勒先後成為這一改革時代的思想領袖。

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改革還涉及上層建築各個領域。作為這一改革的理論表述的功利主義也是一個較龐大的理論體係。它以倫理學為基礎，同時涉及法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學說。從教育史的角度來說，也就是形成了功利主義的教育思潮。這一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除上述三大功利主義學者外，有的教育家還把教育家斯賓塞（H. Spencer）也包括進去。

功利主義教育思想的特點與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功利主義者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理想，因此，要求使每個人都能享受教育。不過，他們雖然要求政府推行普及教育，卻並不讚成政府直接舉辦學校和過分幹預教育。因為功利主義者往往又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往往過分重視兒童的自由和權利，擔心政府在教育上的過多幹涉會妨礙兒童個性的自由發展。例如，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Social Statics，1850）一書中有一章題為“國家教育”，專門詳盡地闡述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他說：“我們關於國家職責的定義禁止國家管理宗教或慈善事業，同樣，我們這個定義也禁止國家管理教育。”[2]斯賓塞指出：“從長遠來看，消費者的興趣不僅是所消費的東西的優質的有效保證，而且是最好保證……選擇教育這種商品，像選擇所有其他商品一樣，可以安全地讓買主自行處理。這樣推論不是合理的嗎？”[3]在他看來，學校應由私人或某些團體去辦，而學生上什麽樣的學校則讓家長去選擇。在這個問題上，約翰·穆勒的觀點也是如此。

功利主義者的這一主張在英國教育發展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方麵，它的形成是由於受到英國自古以來教育由私人或教會等團體辦理這一傳統的影響所致；而另一方麵，這一特點也對當時英國的教育立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隨著強迫義務教育的推廣，由政府創辦公立中小學乃至公立高等學校已是大勢所趨，非功利主義者們所能阻擋。

第二，功利主義理論以倫理學為基礎和主要內容，因此，在教育上必然重視道德教育。例如，約翰·穆勒及其後繼者曾花費了不少精力去研究道德良心形成的心理機製和培養道德習慣的途徑。斯賓塞則專門寫了題為“德育”的論文，後被收入他的《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1861）一書。功利主義倫理學在理論學以及功利主義的德育論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功利主義倫理學在理論上有許多後繼者，包括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倫理學以及20世紀60—80年代興起的當代功利主義（諸如準則功利主義和行為功利主義等）。其次，功利主義倫理學對當今各國的道德教育（包括學校教育）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可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諸如道德和利益、市場經濟對道德的要求、道德的約束力等問題。

但是，功利主義教育思想內部並非完全一致。在有些問題上，不同的人之間也有爭論。例如，邊沁和約翰·穆勒主張既要實行科學教育，又要保留古典教育；但斯賓塞則隻要求科學教育而徹底否定古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