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邊沁論教育

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英國功利主義學派的創始人。他出生於倫敦一個富裕的律師家庭，幼年聰慧好學，有“神童”之稱。1755年入威斯敏斯特公學。12歲入牛津大學女王學院，3年後獲學士學位。後又入林肯學院攻讀法律，18歲獲碩士學位。

邊沁結束學業後，一度從事律師工作，但當時司法界的腐敗狀況令他不滿，不久便結束了律師生涯，主要致力於研究法理學和政治。他的代表作之一《道德與立法原理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於1789年出版，該書首次係統地闡述了功利主義原理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奠定了邊沁在功利主義倫理學和法理學領域的權威地位。此外，邊沁的主要著作還有：《義務論》（Deontology，2卷）、《行為的原動力》（Springs of Action）等。

一、功利主義倫理觀

（一）人性規律和功利主義基本原理

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性的一條普遍規律，也是功利主義倫理學的基本出發點。對此，他在《道德與立法原理緒論》一書中做了充分的闡述。他說：

自然把人類置於兩個至上的主人——“苦”與“樂”的統治之下。隻有它們兩個才能夠指出我們應該做些什麽，以及決定我們將要怎樣做。在它們的寶座上緊緊係著的，一邊是是非的標準，一邊是因果的鏈環。凡是我們的所行、所言和所思，都受它們支配：凡是我們所做一切設法擺脫它們統治的努力，都是足以證明和證實它們的權威之存在而已。[4]

邊沁指出：

所謂功利，意即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避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所有這些，在目前情況下，都是一回事），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這些也都是一回事）。假如這裏的當事者是泛指整個社會，那麽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麽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5]

邊沁又指出：

功利原則指的就是：當我們對任何一種行為予以讚成或不讚成的時候，我們是看該行為是增多還是減少當事者的幸福；換句話說，就是看該行為增進或者違反當事者的幸福為準。這裏，我說的是指對任何一種行為予以讚成或不讚成，因此這些行為不僅要包括個人的每一個行為，而且也要包括政府的每一種設施。[6]

按照功利原則，凡能增進當事者快樂的行為，在道德上稱為“善”，在政治上則稱為“正義”，在法律上可稱為“權利”。

後來，邊沁感到“功利”一詞的含義還不夠明確，特別是它“不會使我們想到利益攸關的人的數目”[7]，而道德原理隻有突出“人的數目”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有助於形成……是非的標準”。於是，他主張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量幸福”一說來替代“功利”一詞，並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量幸福原理”作為功利主義學說的最基本的原理[8]。所以，功利原則和功利主義又分別被稱為最大幸福原則和最大幸福主義。

至於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邊沁認為，社會利益就是“組成社會之所有單個成員的利益之總和”。因此，“不了解個人利益是什麽，而侈談社會利益，是無益的”。[9]這裏，邊沁提倡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社會利益，並試圖用英國思想家哈特利（David Hartley）的聯想主義心理學原理去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邊沁認為，當人們在追求個人幸福時，由於觀念聯想的作用，也會關心他人的幸福。因為人們追求快樂，主要是追求快樂的數量，而這種數量和快樂的廣度有關，即和分享快樂的人數有關，享受快樂的人愈多，個人享樂的量也就愈大。因此，個人快樂量的增加是與社會幸福量的增加一致的，越是追求個人利益，增加個人的快樂量，則越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享樂人數，從而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量的幸福。

邊沁提出的功利主義原理是有針對性的。首先，它是針對封建的禁欲主義道德原則的。邊沁指出，禁欲主義原則

同功利原則一樣，也是根據任何一種行為看來趨向於增加或減少當事者的幸福為準，來決定對之褒貶的；不過方式正相反；這種原則之讚成行為是以它們趨向於減少當事者幸福為準的，它之反對行為是以它們趨向增加當事者幸福為準的。[10]

禁欲主義原則隻是統治者愚弄被統治者的工具，它“從來不曾，也從來不能為任何活著的人所堅持奉行。隻要讓地球上十分之一的居民堅持奉行它，不超過一天，就會把地球變成地獄了”。[11]其次，邊沁的理論是針對道德上的神學原則的。在邊沁看來，這種神學原則隻是教士們所信奉的道德原則，它

把一切都扯到上帝的喜悅上去。但什麽是上帝的喜悅呢？上帝又不跟我們說話，也不給我們寫信（他現在就不）。那麽我們怎麽知道他喜悅什麽呢？這實際上是：說這種話的人，自己喜悅什麽，就說上帝喜悅什麽。於是，所謂上帝所喜悅的（啟示除外）無非是、也必然是這個人（不管他是誰）自己所喜悅的。[12]

因此，這種神學原則就是虛偽的、騙人的。

邊沁的功利主義原理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他力圖達到利己與利他相統一。因此，功利主義和一般的利己主義或純粹的個人主義不同。第二，他把社會利益解釋為個人利益的總和，即所謂“公益合成說”。這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為社會的共同利益和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是有區別的。社會雖然是由個人組成的，但是社會一旦組成就有了不同於某一個人利益、甚至違背個人利益的共同利益。集團、階級也是如此。例如，以資產階級為例，個別資本家的利益總是要盡可能少發工資、多獲利益，至於工人能否生存、能否養育健康的有一定文化的後代，他們是不予考慮的；但從整個資產階級來講，工人階級能否生存及養育有一定素質的後代，則是重要的，所以，從長遠和整體來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限製工人勞動時間和提供必要的最低工資。

（二）道德估算原理

為了能具體貫徹自己所提出的功利原則，邊沁把數學計算方法引入倫理學，提出了道德估算原理，即通過對快樂和痛苦的數量進行數學運算或統計，從而判定一個行為的總的趨向到底是快樂還是痛苦。為了確定苦與樂的總量，邊沁提出了以下七個“價值因素”或“價值元”：（1）強度；（2）持久性；（3）確定性；（4）時間上的迫近性或遙遠性；（5）繼生性，即“苦樂之後隨之產生同類感受的機會，也就是樂後之樂、苦後之苦”；[13]（6）純度，即“苦樂之後不產生相反感受的機會，也就是不產生樂後之苦、苦後之樂”；[14]（7）範圍，“也就是苦或樂擴展所及的人數，或者換句話說，受苦樂影響的人數多少”。[15]而具體的計算則分不同類型，較為複雜。

邊沁的道德估算原理主要把快樂的數量作為衡量善惡的標準，但他忽視了快樂的質量。這一點後來在約翰·穆勒那裏得到了必要的補充。

（三）道德製裁

倫理學還往往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是什麽力量或原因促使人們去遵守道德準則、又是什麽力量或原因約束人們不去違背道德準則？對此，邊沁認為存在著四種有關道德的製裁，也就是道德的約束力。

第一，自然的製裁。例如，一個人過有節製的生活，保持身體健康，則心情愉快；反之，縱欲過度，染上疾病，則會受到折磨。

第二，政治的製裁。例如，法律的製裁。

第三，道德或公眾的製裁。這類似於輿論的褒貶。

第四，宗教的製裁。例如，由於對上帝或教會的畏懼而不敢作惡。

邊沁以上所講的四種製裁都是外在的製裁。它的意義在於肯定了社會因素對於維持道德的作用；而它的不足是忽視了培養人的道德自覺性。所以，後來約翰·穆勒提出了要培養良心，即道德的內部製裁力。

總的說來，邊沁的功利主義倫理觀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西方的道德教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對教育問題的看法

邊泌曾在《優秀文摘選集》（Chrestomathia，1816）的標題下寫了許多有關教育的論文。另外，他的《論編纂法典與社會教育》（1817）一書也和教育問題有關。

邊沁是19世紀初英國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和倫理上主張人的權利平等，要求社會改革，還把工人階級的教育看成是解放資本的一個必要手段。所以，他和國內的一些思想家，包括法學家布萊克斯頓（W. Blackstone）、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約翰·穆勒等，一起大聲疾呼，要求給所有的人提供教育的機會。為此，邊沁也曾致力於縮短工時、製定和修改英國工廠法的鬥爭，以爭取使童工受到一定的教育。

在提倡初等義務教育的同時，邊沁還要求改革當時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例如，他曾在《優秀文摘選集》中提出創建一所以功利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新型中學的方案。這所中學是為中上層人士的子弟辦的。它提供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教育，教學內容既有古典的東西，更有自然科學的知識和職業技術方麵的訓練。但這一辦學方案最終並未得以實施。在高等教育方麵，原有的牛津和劍橋大學已遠不能適應19世紀初英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一是古典教育仍占統治地位，二是師生必須信奉英國國教），對此，出於科學進步等方麵的考慮，邊沁和詹姆士·穆勒等人一起當時大力支持在倫敦創辦一所新的大學。1828年，倫敦大學學院終於誕生，它和1831年成立的倫敦國王學院於1836年合並成立了倫敦大學。在籌建倫敦大學時，邊沁已年近80歲，故他並未親自公開參與有關創建工作的討論，但很可能參與了“幕後的討論”，實際上也曾給予了財政上的支持，並且倫敦大學的創辦者們具體“實踐了邊沁的許多思想”[16]，所以，邊沁後被列為倫敦大學的“建校先驅”之一[17]。可以說，邊沁在英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史上留下了他的足跡，曾起了促進的作用。

邊沁是一名社會改造者。18世紀80年代在俄國旅居期間，他曾在其弟弟的協助下完成了他的監獄製度改革方案，這是他後來整個政治體製改革方案的一部分。邊沁設計了一種“圓形監獄”，主張廢除體罰，通過適當的勞動和教育去改造罪犯。他認為，應對罪犯進行必要的教育，包括基礎文化知識、宗教道德和生產技藝等方麵的教育，這樣，不但可以改變罪犯的精神麵貌，還可以使他們出獄後，能憑著自己的文化知識和一技之長，謀取正當的職業，改過自新。邊沁的計劃當時並未受到英國政府的真正重視，但卻受到了其他國家的關注。19世紀初，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在彼得堡率先建造了一座“圓形監獄”，1920年美國在伊利諾伊州也造了一座類似的監獄。為此，有人稱邊沁是“監獄製度現代化的先驅者”。[18]

邊沁還提出了許多有關教育工作的原則，例如取消體罰、讓學生自治等。

邊沁對19世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R. Owen）在蘇格蘭新拉納克的教育實驗也表示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