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盧那察爾斯基的教育思想

阿納托利·瓦西裏耶維奇·盧那察爾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是蘇聯著名的革命活動家、文藝評論家和教育家。十月革命後，他被任命為蘇俄和蘇聯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員，時任長達12年（1917—1929），在建立蘇聯國民教育製度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方麵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生平與教育活動

盧那察爾斯基於1875年出生在波爾塔瓦城的一個開明的高級官吏家庭。家庭的激進思想傾向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17歲起，他參加基輔秘密學生團體舉辦的馬克思主義自學小組，並在郊區的鐵路工人和手工業者中間進行革命宣傳活動，1895年加入俄國的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小組。同年，盧那察爾斯基進入瑞士蘇黎世大學的自然科學哲學係學習，受到經驗批判主義思想的影響。但與此同時，他又與流亡在瑞士的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成員阿克雪裏羅德建立了密切的聯係。在普列漢諾夫的指點下，盧那察爾斯基研究了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和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在文藝史和藝術理論方麵，他也從普列漢諾夫那裏得到許多教益。1898年，盧那察爾斯基返回俄國，次年便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沙皇政府逮捕，在監獄和流放中度過了大約6年時間。1904年5月，他流放期滿回到基輔。同年10月，他根據列寧的建議前往日內瓦，協助列寧創辦布爾什維克的秘密報紙《前進報》和《無產者報》，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受到列寧的喜愛。盧那察爾斯基積極地參加了俄國1905年至1907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曾於1905年4月受列寧委托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就武裝起義問題做報告，半年後回到彼得堡從事革命活動。革命失敗後，他於1907年年初再度流亡國外，長達10年之久。

在1905年至1907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到失敗以後，盧那察爾斯基一度背離了列寧的政治思想路線，在政治上與亞·亞·波格丹諾夫等人一起組成《前進報》集團，否認革命已轉入低潮，否認黨有必要改變鬥爭策略，反對利用國家杜馬展開合法鬥爭，堅決要求把社會民主工黨黨團從第三屆國家杜馬中召回來，因而被稱為“召回派”；在思想上宣傳“造神說”，主張創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宗教，並利用奧地利物理學家恩·馬赫和德國哲學家理·阿芬那留斯創立的經驗批判主義向辯證唯物主義展開進攻，還在意大利的喀普裏島辦了一所所謂的黨校，受到列寧的堅決批判。列寧為批判波格丹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錯誤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撰寫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1908年發表）的論文和《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寫於1908年2至10月，1909年5月出版）一書。

經過列寧深入細致的耐心教育和幫助，盧那察爾斯基於1912年完全脫離了《前進報》集團，成為布爾什維克創辦的《真理報》的積極撰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上，批判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護國主義觀點。1917年二月革命後，他迅速回到俄國，參加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宣傳鼓動工作。在這段時間裏，他擔任布爾什維克報紙《無產者》文學部主任，是《教育》雜誌編輯部成員，並與克魯普斯卡婭一起，為爭取國民教育的民主化而進行鬥爭。

列寧對盧那察爾斯基的人品與才華非常賞識。即使在盧那察爾斯基參加《前進報》時期，列寧對他還是保有某種程度的“偏愛”，相信他會回心轉意。列寧曾對高爾基說過，盧那察爾斯基比波格丹諾夫和巴紮羅夫的個人主義少，是“一個天賦異常豐厚的人，我對他‘有偏愛’……我很喜歡他，是個傑出的同誌”[18]！十月革命勝利後，1917年11月9日（俄曆10月26日）成立了以列寧為首的人民委員會，列寧當即任命盧那察爾斯基為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主管全國的文化教育工作。按列寧後來所寫的《論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一文的說法，盧那察爾斯基是教育人民委員部中全黨都“十分了解的”可以算是“專家”的兩名工作人員之一。[19]

盧那察爾斯基深知俄國文化教育的落後狀況，他也十分了解工農大眾對教育和獲得知識的渴望與向往。在1917年11月11日（俄曆10月28日）發表的《教育人民委員關於國民教育的宣言》中，盧那察爾斯基指出，“在一個充斥著文盲和愚昧無知的國家裏，凡是在教育方麵真正民主的政府，都應該把反對這種愚昧的鬥爭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應當采取各種措施，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裏使居民普遍識字，並大力支持工農群眾的文化教育運動；要建立符合現代教育學要求的學校網，普及義務教育；要設立一係列師範專科學校和師範學校，盡快地培養出一支龐大的人民教師隊伍，並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改善教師（特別是小學教師）的待遇。[20]盧那察爾斯基還明確指出，必須使國民教育民主化和世俗化。他特別強調，對一個十分貧困的國家來說，要完成真正民主地組織教育的任務是特別困難的，但鑒於掌握知識乃是改善勞動人民的境遇並使他們的精神得到發展的最強大的武器，“盡管國家的預算的其他項目也許必須削減，但是用於國民教育的預算仍應是高的”。[21]盧那察爾斯基最後表示：“我們深信，勞動人民和誠實的教育界知識分子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必將使國家擺脫難以忍受的危機，並且將通過完善的人民政權，把我國引向社會主義和各民族兄弟般團結的王國。”[22]同年11月12日和15日，盧那察爾斯基還發表了《告學生書》和《告教師書》，號召師生認清形勢，堅決支持工農群眾建立新生活與新的、民主的學校的鬥爭。可以看出，盧那察爾斯基在這些文告中表述的教育方針政策，與列寧在教育方麵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這些文告在革命初期對爭取師生和廣大人民群眾支持新政權和創建新的教育體製的鬥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正如大家了解的那樣，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和新教育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其間既要反對來自右麵的反對改革舊教育的一切活動，又要排除來自“左”麵的幹擾。而在某種程度上說，排除“左”的幹擾是更為困難的。十月革命初期，以波格丹諾夫為首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就是以“左”的麵貌出現的反對派。他們對抗黨對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主張“無產階級文化教育組織”享有完全的“自主權”；全盤否定文化教育遺產；反對吸收知識分子參加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建設，主張離開廣大群眾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由少數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專家來創造“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盧那察爾斯基雖然在無產階級文化教育組織享有自治權的問題上犯有錯誤，受到列寧的批評，但是在其他問題上他是與無產階級文化派做了堅決鬥爭的。1918年6月，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頭麵人物列別傑夫·波良斯基（當時他還是教育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在第一次全俄國際主義教師代表大會上做了一個題為《關於未來學校公社》的報告，他主張學校的任務是培養“勞動的組織者和新社會的組織者”。按照他的觀點，所謂勞動的組織者和新社會的組織者根本不要學習文化。因此，他認為“教育的主要方法應該是勞動、交際、創造和娛樂”。他和他的誌同道合者斷然否定新舊教育之間的任何聯係，甚至主張完全拋棄“課桌、分科教學、根據課本給予作業”，公然主張“去掉一切包含在班級教學概念中的東西”，“廢除學校這個概念”。[23]在1918年製定《統一勞動學校規程》的過程中，以學校改革處處長列別申斯基（П. Н. Лепешинский）為代表的一派（所謂的“莫斯科派”）主張以“生產勞動為學校生活的基礎”，取消教學大綱、班級授課製和假期，使學校成為“勞動公社”。盧那察爾斯基不讚成這一派的意見，認為這種意見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情緒，對學校作為文化教育機關所特有的任務認識不足，指出不能“因為公社而忘記了學校”，社會主義文化也不能同資產階級文化一刀兩斷。他堅持學校應以教育和教學活動為主，反對把學校辦成以生產勞動為主的“學校公社”。他在把知識分子團結到共產黨周圍為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服務方麵，在保衛俄國文學藝術遺產方麵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列寧的肯定。20世紀20年代後期，盧那察爾斯基對舒裏金（В. Н. Шульгин）等人宣傳的“學校消亡論”也給予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否定學校的作用是一種極有害的傾向，是違反黨綱和列寧指示的。[24]由此可見，盧那察爾斯基在主持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期間雖犯有一些錯誤，但總的說來，他還是力圖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政策和列寧的指示精神辦事的。在改造舊學校和創建社會主義教育體製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學方麵，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盧那察爾斯基在國外也以其博學和多才多藝享有很高的聲譽。

1930年，盧那察爾斯基被推舉為蘇聯科學院院士、科學院主席團的成員。從1927年起，他開始接受政府委托從事一些外交活動。1933年年底，他被任命為蘇聯駐西班牙的全權代表，但在赴任途中因病逝世。

在1918年至1933年，盧那察爾斯基還擔任《國民教育》《人民教師》《文學》等大約20種定期刊物的責任編輯或編委會成員。從1929年9月起，他被任命為蘇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的學術委員會主席。盧那察爾斯基在教育方麵的論文和演說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被輯成《盧那察爾斯基論國民教育》（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 наро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出版，1976年又出版了《盧那察爾斯基論教育與教養》（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 восnитaнии и образoвaнии）一書。

二、論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

盧那察爾斯基在其論文和演說中反複論述了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問題，十分強**育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的作用。1918年4月26日他在全俄第一次教育代表大會的演說中就指出，人民是按三條戰線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進行鬥爭的。他所說的三條戰線就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戰線。按照他的意見，人民政權，即真正的大多數人的政權，隻有在具備了三個條件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這三個條件就是：擁有統治權（在國家消亡之前）、經濟權和教育權（把知識傳授給每一個人，使廣大群眾有最低限度的覺悟）。在他看來，人民群眾隻有在掌握了生產資料和知識之後，才能成為“獲得了完整的人民政權的勝利者”，二者缺一不可，無論缺少其中的哪個條件，其政權都是不充分的。[25]他指出，認識到這個問題的不僅僅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就連稍微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也是這樣認識的。例如，美國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就曾明確地說過，如果人民不掌握足夠充分的知識，民主就不可能是自由的；18世紀法國革命的曆史也說明了，沒有知識就談不上政權和法律麵前的平等。盧那察爾斯基說：“政權可能馬上奪取：政權通常是通過革命易手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文化水平與它的政權形式之間的矛盾是逐漸成熟的。……新的階級將通過革命的道路去奪取政權。因此在組織政權的過程要研究學校的問題。”[26]

首先，處於愚昧無知狀態的人民大眾是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權的。盧那察爾斯基清醒地認識到，對全體人民進行普通教育和技術教育是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列寧就把盧那察爾斯基召去，任命他為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要求他去“摧毀俄國的愚昧落後”。盧那察爾斯基作為教育人民委員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大規模的掃盲運動，把它看作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工作。他說：“當人民中的大多數還是文盲時，就不可能指望他們能真正懂得管理自己的事情，中央也不可能與文盲保持接觸。我們似乎要通過翻譯才能與他們聯係。我們每個人都認識到，愚昧無知就像一堵厚厚的牆，把共產黨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群眾隔離開來，隻要我們不在這堵牆上打開缺口，在真正人民政權的道路上我們就寸步難行。”[27]盧那察爾斯基清醒地認識到，國民教育領域中最基本的工作，是要進行普遍的掃盲教育，是要搞好初級小學，搞好四年製的小學。他說，如果文盲源源不斷地從學齡初期的兒童中產生，這樣的國家就不可能被認為是充分文明的國家。因此，學校必須能夠吸納所有的學齡人口。他認為，關於掃除文盲的法令，是蘇維埃政府的最偉大的法令之一；黨、政、工會和經濟等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都必須重視掃盲工作；要讓工人農民識字，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技術知識以及政治覺悟；支援農村就是要進行掃盲工作，否則農村將永遠是野蠻的。

其次，盧那察爾斯基認為，經濟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要與教育的發展程度相適應。國民教育是國民經濟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國民教育與國民經濟是密不可分的。經濟發展得越快，國家能撥給學校的經費就越多；教育發展了，就能為生產部門提供更多的優秀的熟練勞動力。因此，經濟與教育是相互支援的。盧那察爾斯基強調，國家的技術水平不僅僅歸結為機械化程度，也不僅僅歸結為它的能源。國家的技術水平還取決於本國人民的大腦、精神和雙手。從這個觀點出發就會發現，蘇聯當時的尷尬狀況是沒有足夠數量的合適人選去操作機器，既沒有不同熟練程度的工人，也沒有各個專業的不同水平的工程技術人員去滿足全國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工業化和機械化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既需要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人員，也需要從事商貿和衛生保健等工作的人員。所有各行各業的人員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與工農業領域中蓬勃發展的高水平的大機器生產相適應。由此可見，經濟與教育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

1925年，蘇聯人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和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度過了革命後最困難的時期，蘇維埃政府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宏偉目標。盧那察爾斯基認為，在工業化的口號下應該從另外的角度去認識下麵這個論點並賦予它新的意義。這個論點就是：廣大人民群眾通過革命獲得了受國民教育的權利，無論就政治意義還是就經濟意義而言，國民教育的發展現在是革命進一步取得成績的基礎。因為工業化不是一個含義狹窄的口號。“工業化不僅僅是發展城市工業，工業化還有計劃地包含著農業的發展，工業化還有計劃地、不可分割地包含著國民教育的提升。對我國來說，工業化首先意味著把我國的經濟提高到更高的技術水平上。誰不明白，這種提高不僅需要大量的機器，而且需要大量的操作機器的人？誰不清楚，如果我們明天擁有了德國所擁有的機器設備，但是我們卻達不到它的國民教育水平，這種狀況將使我們獲得較少的利益？”[28]可見，盧那察爾斯基明確地把教育與經濟、與國家的工業化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他認為，脫離現實的唯心主義的文化發展能夠自然而然地成為促使國家繁榮昌盛的動力的觀點是錯誤的，脫離實際地認為某種程度上純粹的經濟發展最終會使國家獲得財富的觀點同樣也是錯誤的。既不存在這樣的純粹的文化發展，也不存在這樣的純粹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必然是全民族知識、技能的提高，是處於所有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反之，文化的發展也是如此。所以，盧那察爾斯基認為，經濟與文化是相互影響的，“國民教育的發展計劃完全有必要有機地納入我國的工業化計劃中”[29]。

因此，盧那察爾斯基指出，教育人民委員部同樣也是經濟人民委員會，它也從事著經濟事業。他指出，在蘇聯的基本建設戰線上存在著大量嚴重問題，文化的發展與經濟發展速度嚴重脫節。當時，蘇聯某些從事經濟工作的同誌認為，隻要把更多的錢投入經濟建設中，就能迅速地把國家引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他們也就登上了通向社會主義的最初幾級台階。盧那察爾斯基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如果一個建築師打算建造一座十多層高的大樓，他就得考慮，他的大樓將建造在怎樣的地基上。我確信，我國的文化基礎不能承載這樣的建築物，在這樣簡陋的地基上整個建築物、整個大樓將化為廢墟；我們的工人、技術員、工程師的勞動的專業技術水平，我們製訂經濟計劃、進行經濟監督的水平，我們的黨、政、工會各條戰線的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純經濟戰線的工作人員的水平，都不具備承載這樣的建築物所需的品質”。盧那察爾斯基這樣說，並不是要求“少花點錢到建設上去”，而是希望“從這幾十億盧布中能多撥出一點錢來用於為建造高樓大廈牢固地打好地基”。[30]

當時的人們通常把軍事看成第一條戰線，把經濟和教育分別看成第二條戰線和第三條戰線。這是因為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它“與全世界資產階級的矛盾衝突是十分尖銳的，不得不用武器通過直接的、公開的戰爭去保衛它”；人民也不能繼續生活在1918年至1919年這樣的極度貧困之中，“繼續這樣的貧困無異於扼殺革命”[31]，而且隻有經濟發展了才有足夠的力量去抵禦資產階級的進攻，才能保證軍隊有飯吃，有衣服和鞋襪，有足夠的武器裝備。但是絕不能由此錯誤地認為，第一是國防，第二是經濟，第三才是教育。盧那察爾斯基明確地指出：“沒有教育難道能進行戰爭嗎？當然不能。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同樣在經濟建設中，教育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32]這種作用表現為在軍隊中開展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教育工作使昨天的逃兵、昨天的不明事理的農民小夥子，變成了在國內戰爭的所有各條戰線上奪取了勝利的紅軍戰士。軍隊離開了有高度覺悟和文化水平的軍人，離開了先進的技術裝備，要取得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每個教師，不論他在政治教育機關工作還是在教小學生，在這個意義上說，他都是在完成巨大的國防工作，他與我們的紅軍戰士和軍事機關一起共同為同一個事業服務”[33]。在經濟戰線上，教育為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輸送合格的勞動者，培養專家和學者。因此，盧那察爾斯基認為：“第三條戰線與第一、第二條戰線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無論是國防還是國家的管理，也無論是經濟的發展，如不迅速開展第三條戰線上的工作則都是不可思議的。”[34]第三條戰線實際上既是第一條戰線也是第二條戰線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隨著戰爭的結束和經濟的發展，第一條戰線、第二條戰線將會加入第三條戰線，從而最大限度地發展人們的各種才能。

在蘇聯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蘇聯的國民教育事業發展很快。1925年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有學校62300所，1926年有67800所，1927年有70000所。學生的人數增加得更快，在這3年中，各年分別為485萬、531萬、565萬人。國家的任務是要繼續發展和鞏固現有的學校網，從而達到在1933年至1934年將所有的學齡人口吸納進學校網中去的目標。完成這項任務需要花費14億盧布。但當時的蘇聯由於連年的戰爭，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教育經費捉襟見肘。盧那察爾斯基不無憂慮地指出，雖然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都有了明顯的增長，但生均經費隻有54盧布，比沙皇俄國時期還少20盧布。他大聲疾呼：“如果延緩增長對第三條戰線的撥款，哪怕隻延緩一分鍾，也是一種恥辱。”[35]教育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教育也需要經濟的支援，需要國家的投資。他強烈要求改變教育人民委員部在整個國家預算中的份額還不到3%的狀況，並深信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國民教育的經費會越來越多，反過來，國民教育也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三、論蘇維埃學校的建設

盧那察爾斯基從就任教育人民委員之日起就十分重視蘇維埃學校的建設，下決心從根本上改革舊學校。他尖銳地批判舊學校。是一種政治學校，被明顯地打上了資產階級精神的或地主資產階級精神的文化和政治烙印。他認為，舊學校的教育是與偽教育摻和在一起的，充斥了大量無用的甚至有害的知識，像神學這樣的學科根本就是大毒草。而且舊學校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所具有的兩麵性。在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中，智慧遭到毒害，科學被扭曲，而初等學校的任務既是教識字，同時又使人繼續陷於奴隸的蒙昧之中。因此，盧那察爾斯基認為，“無論如何應從根本上改造”舊學校 [36]，建設蘇維埃的新學校。但盧那察爾斯基並不以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舊學校的改造和向西方學習。他認為，舊學校中也有一些進步教師，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消滅學校機關。實際上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學校關閉一段時期，簡單地遣散教師並開設新的學校”[37]。對外國資產階級的學校，應認真考察，吸收其有益的東西，因為“如果我們忘記了資產階級或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在科學和技術方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忘記了這些成就在美國資產階級手中所造成的巨大威力（在其他國家中威力較小些），那就太愚蠢了。我們當然需要向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習，因為我們在技術方麵，以及與這些技術相聯係的浩瀚的知識方麵，我們的水平要低得多”[38]。可見，在對待舊社會的遺產的認識上，盧那察爾斯基比當時在蘇聯流行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觀點要正確得多。然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由於受當時具體的曆史條件和認識水平的限製，盧那察爾斯基也犯過錯誤。例如，他曾反對采用經過生活檢驗和有科學根據的按學科編製的教學大綱和班級授課製度，宣傳並實行“綜合教學大綱”和“設計教學法”，給蘇維埃學校工作造成了損失。

蘇維埃的新學校應該是怎樣的呢？盧那察爾斯基認為，新學校“承擔著雙重任務：一方麵，傳授過去所獲得的所有知識，不言而喻，重點要放在傳授新文化、新科學（首先是無產階級的）上麵，放在傳授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組織和我們的共產主義思想上麵；另一方麵，切斷舊思想入侵到兒童中去的道路，不讓我們在舊社會時與之鬥爭的一切東西有可能沾染我們的兒童”[39]。在他看來，新學校既能使學生掌握人類獲得的全部知識，又能訓練學生去建設和保衛國家，培養忠於社會主義的人。

盧那察爾斯基認為，新學校與舊學校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學校是“統一的勞動學校”，即新學校應充分體現“統一”和“勞動”兩個原則。統一的學校指的是：全國的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構成相互銜接的階梯；所有的人，不分性別、不分種族、不分階級出身，都有同等的入學權利和讀完學校的所有階段的權利。這就是說，學校對所有的人都是統一的。學生能否升入高一級學校，與其出身和家長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無關，完全取決於他個人的才能。“在每一個兒童享受受教育的權利和所受教育的水平的意義上，學校對所有的居民都應該是同等的。”[40]勞動學校指的是：把勞動列入學校的課程中，所有的學生都要從事各種形式的勞動，引導學生積極地、靈活地、創造性地認識世界。盧那察爾斯基指出，在統一的勞動學校中的勞動“使學生的思想和身體習慣於工業的思維和行動。此外，在這種學校中勞動還通常被看成獲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41]。他認為，體現馬克思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的勞動學校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隻有體現了“統一”和“勞動”原則的普通教育學校，才能為國家培養出不同層次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在正確認識和建設統一勞動學校的問題上，盧那察爾斯基注意糾正了一些錯誤的觀點和做法，積極支持並倡導新形式的學校。

盧那察爾斯基反複強調，“統一”與“劃一”不是同義詞，千萬不可把二者混為一談，不可把統一學校看成千篇一律的學校。他說：“統一絲毫不表明學校不必適應其所處地區的特殊條件。在各種不同的教育實驗中，在具有一定天賦的兒童的側重麵方麵，學校是各式各樣的，這樣的學校甚至允許兒童發展的個別化。一所學校內部的、當地學校體係內部的、全國範圍內的學校內部的所有這些多樣化的形式，不僅是允許的，而且被認為是非常有益的。”[42]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隨著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蘇聯出現了各級各類學校，其中既有各種類型的普通教育學校，也有各種類型的職業教育學校和高等學校，學校的發展呈現出生動活潑、靈活多樣的局麵。

當時有一種錯誤的做法是片麵強調所有的人有同等的入學和升學的權利，在高校招生中借口增加工農出身學生的比例而放棄或降低對其文化知識的要求。盧那察爾斯基對此提出了批評，指出這樣做無異於狐狸邀請鸛吃盤子中的食物。他強調高等學校培養人才的質量的高低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工業化和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鬥爭的成敗，高等學校要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輸送學有專長和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專家。為了糾正這種偏向，盧那察爾斯基積極支持開辦工人係（或譯工農速成中學），加快工農青年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以符合高等學校的入學要求的步伐，他把它形象地比喻為“一種靠在高等學校窗口上的消防梯”。

盧那察爾斯基對當時出現的一些新型的學校是很支持的。比如，他認為中等技術學校是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很重要的學校，其使命是培養具有中等專門技能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因為“我們不僅需要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在我們國家的和社會生活的所有各個領域中還需要一大批中級工作人員”[43]。又如，他認為工廠藝徒學校是培養未來的熟練工人的主要學校，是馬克思所主張辦的那種學校，“這種學校是真正進行與普通教育和體育緊密結合的個別的勞動教育的學校”[44]；他認為農民青年學校是“我們的國民教育所取得的最有意義的成就之一”[45]，是培養有農藝知識的有文化的農民的主要學校。

盧那察爾斯基還十分重視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在蘇維埃學校中的作用，認為正確組織共青團和少先隊的活動是對學生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途徑，是共產主義教育的直接的、廣泛的和正確的方法。然而，他又指出，不能用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來取代學校。

四、論全麵和諧發展的人的教育

盧那察爾斯基明確提出了要對學生進行全麵發展教育的思想，提出蘇維埃學校的任務是“培養和諧發展的人，即一方麵發展（和滿足）他的需求，另一方麵發展他的一切才能，並且力求使這些需求和才能不相互幹擾，而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如同在製造機器時我們關心的是使機器的各個零件不相互妨礙，使機器發揮最大的效能”[46]。

在人的全麵發展教育中，盧那察爾斯基強調了德育的重要性。他明確指出，我們所要培養的人“是我們時代的集體主義者，他們更多關心的是社會生活而不是個人的利益。新型的公民應滿腔熱情地對待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經濟關係，全神貫注於這種關係，熱愛它們，從中看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和內容”[47]。他認為，蘇維埃學校的首要使命就是使年青一代具有共產主義道德、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周圍的事物和現象、理解曆史和人自身的發展、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社會的發展趨勢。他要求學校培養兒童的集體主義精神，要讓孩子學會尊重人，善於使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尤其要服從整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但這絕不是扼殺個性，否認獨創精神，而是要使人在集體的基礎上獲得充分發展。“我們必須使人的才能在集體的基礎上獲得充分的發展——這是在社會中廣泛分配勞動的保證。隻有在各個個體身上能明顯表現出人的個性多樣化的社會，才是一個真正文化富有的社會。”[48]

盧那察爾斯基主張通過智育使學生成長為有學問的人。“有教養的人一般地、大體地了解所有的一切，他有自己的專業，他精通自己的業務，而至於其他的專業，他可以自豪地聲明：人類的一切知識我都不陌生。”盧那察爾斯基認為這樣的人是“我們時代的好公民”。[49]他辯證地揭示了人的“一專”和“多能”之間的關係，指出人的一生是短暫的，要在短暫的一生中掌握人類世世代代積累的知識財富是不可能的。因此，人類社會是通過勞動分工來獲得盡可能多的共同的知識財富的。他說：“既知道技術、醫學，也知道法律、曆史等學科的原理和結論的人，確實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他確實是在向著無所不知的理想前進。但他不應該浮光掠影地知道一切，他應該有自己的專業，他應該知道自己的事情，同時又有興趣並善於進入任何其他的知識領域中。這樣的人就能聽到在他周圍演奏的整個一台交響音樂會，他能聽懂所有的音符，所有的音符都融進了我們稱之為文化的和聲中。在這同時，他本人在演奏一種樂器，演奏得很好，為共同的財富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個共同的財富完整地反映在他的意識中，反映在他的心靈中。”[50]

盧那察爾斯基還指出，學校教育隻是把開啟知識寶庫的鑰匙交給了學生，學校教育的時間和範圍是有限的，而人的教育過程則伴隨著人的終生。他說：“人活多久，他就要學習多久。一個人不必再學習的時期是沒有的。生活本身就是這樣安排的，人必須學習不僅是因為任何藝術、任何科學的完善是永無止境的，還因為我們周圍的生活每個月都向我們提出新的任務，迫使我們去適應新情況。”[51]

盧那察爾斯基認為，全麵發展的新人必須具有健壯的身體。如果一個人有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知識淵博，但健康狀況極差。那麽，他也不可能成為好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他反對把體育工作置於學校工作末尾的做法，指出：“兒童的體育是所有其他一切的基礎。在兒童的發展中不正確地采取衛生措施，不正確地組織體育運動，我們就永遠也不能獲得健康的一代。”他認為，如果蘇維埃學校不重視體育，這就是在犯“極大的罪過”[52]。

盧那察爾斯基對美育也很重視，把它看成全麵發展教育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認為，美育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學生的藝術才能和對現實及藝術作品的欣賞能力，培養學生的情感。他說：“任何人都應該知道所有的科學和所有的藝術的基本原理。不管你是鞋匠還是化學教授，如果你的心靈對任何一門藝術都是封閉的，這就是說，你是一個畸形的人，就像你瞎了一隻眼或你是個聾子似的。”[53]

盧那察爾斯基還強調了勞動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對人的全麵和諧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從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直至整個20世紀20年代，蘇聯教育界對勞動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的本質、內容和實施方法存在著一些錯誤的觀點，把勞動教育等同於綜合技術教育，過分誇大勞動教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盧那察爾斯基對此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他不同意把勞動看成學校生活的基礎，嚴厲批評使學校勞動公社化的觀點，反對脫離普通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的過早的、狹隘的職業化。他認為：在蘇維埃學校中勞動是一門學科，使學生獲得各種勞動知識和技能；勞動也是一種教育的手段和方法，通過各種形式的勞動使學生較容易地領會和掌握多門學科的內容，在集體勞動中培養學生的性格和良好的勞動習慣；勞動還是學生與人民共同活動的一個過程，使學生在共同的勞動過程中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集體中的一個成員。這樣，就把學校中的勞動與教育、教學及社會生活聯係在一起。他明確指出，學校中的勞動應該是學生力所能及的、有益的，不得把勞動看成某種自給自足的事業或使學校完全自負盈虧的手段。學校不是生產商品的，它是培養有文化的人的場所。如果通過勞動兒童沒有變得更聰明、更靈巧，什麽知識技能也沒獲得，這樣的勞動是沒有意義的。

盧那察爾斯基是綜合技術教育的擁護者，在貫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綜合技術教育思想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一次報告中指出：“我們不能在學校中放棄綜合技術教育原則。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教兒童掌握幾種手藝和生產技術。我們對綜合技術教育原則的理解是：應該教兒童掌握生產知識，而且是工業生產知識，使他們了解生產的原理、生產中的一般知識以及生產中可能出現的那些主要變化。”[54]他主張分兩個階段實施勞動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在第一個階段上主要是通過勞動使學生掌握科學基礎知識，讓學生從事一些包括自我服務在內的簡單的勞動來訓練雙手，養成使用各種簡單工具的技能和習慣。在第二個階段上主要實施綜合技術教育。在通過勞動傳授知識的同時使學生了解生產本身，了解生產的組織及它的主要過程和主要材料等，選定自己的職業方向。在這一階段上，學生應該到工廠或農村去參加他們力所能及的、符合衛生學要求的、有教育意義的生產勞動。

為了培養全麵和諧發展的一代新人，盧那察爾斯基很重視學前教育和社會教育，要求改變蘇聯學前教育的落後狀況，廣泛地建立學前教育機構。他說：“必須牢記，隻有從學齡前起就用我們的精神教育下一代，我們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的一代新人。”[55]這是因為幼兒期的兒童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幼兒期是決定一個人的性格的很重要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