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蘇聯前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克魯普斯卡婭的教育思想
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yская，1869—1939）是蘇聯的著名革命活動家、蘇維埃教育的組織者和卓越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她對蘇維埃的學校建設及蘇維埃教育理論的研究均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一、生平與事業
克魯普斯卡婭（舊譯“克魯普斯卡雅”）於1869年出生在彼得堡一個具有革命民主思想氛圍的家庭。14歲時父親克魯普斯基告別人世，克魯普斯卡婭為幫助母親維持生計，邊學習邊做工。
1886年秋，克魯普斯卡婭畢業於奧波連斯卡亞女子中學，又入師範班學習了一年並取得了家庭教師資格證書，之後便開始從事教育工作。1889年，克魯普斯卡婭進入彼得堡別斯圖日夫高等女子學校曆史語言係學習，並開始接觸馬克思學說。
1891年秋，克魯普斯卡婭開始出任什呂謝爾堡大路（彼得堡郊區）斯摩棱斯克鎮星期日夜校教師，直至1896年被捕入獄。其間，克魯普斯卡婭積極投入到馬克思主義宣傳及工人的教育活動之中，並在活動中結識了列寧，與其成為誌同道合的戰友。
1899年，克魯普斯卡婭撰寫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女工》。她在書中詳細揭露了俄國勞動婦女惡劣的生活條件，並嚐試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分析無產階級兒童的教育問題。
1900年，克魯普斯卡婭在烏法單獨度過最後一年的流放生活。在從事家庭教育工作及革命活動的同時，克魯普斯卡婭開始對教育問題產生濃厚興趣，先後寫了《優秀教師的典型》《教育問題的社會作用》《學校與生活》3篇教育論文。1901年4月至1905年11月和1907年12月至1917年4月，克魯普斯卡婭兩度隨列寧僑居國外。僑居國外期間，克魯普斯卡婭一方麵協助列寧從事大量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另一方麵在列寧的建議和支持下，開始係統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國以及歐美的教育理論，並對西歐和北美的學校教育情況進行了實際考察。這一時期克魯普斯卡婭關於教育問題研究與思考的成果，集中體現在她於1915年完成的《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這一光輝著作之中。該書事實上成為蘇聯國民教育製度得以確立的理論基礎。在對教育問題進行理論思考的同時，克魯普斯卡婭還撰寫了30餘篇教育論文，對沙皇政府所實施的教育政策的反動性以及資產階級學校教育的階級性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十月革命勝利後，克魯普斯卡婭一直在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部擔任重要職務，先後出任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1917—1920）、政治教育總委員會（又譯政治教育總局）主席（1920 —1930）、國家學術委員會科學教育組組長（1921—1932）、副教育人民委員（1918年3月至5月，1929—1939）等職務，在建立蘇聯國民教育體係的事業中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克魯普斯卡婭還領導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最重要的教育理論刊物《走向新學校之路》及成立於1930年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協會”的具體工作。
在繁忙的政務工作之餘，克魯普斯卡婭還十分注重結合具體教育工作進行教育理論方麵的探討，先後發表了大量有關社會主義教育製度、教育目的、教育內容、原則以及教育方法的論文、報告以及教育評論，從而為蘇聯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切實的指導。
1939年2月27日，克魯普斯卡婭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0歲。
二、《國民教育與民主主義》一書的基本觀點
《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是克魯普斯卡婭完成的重要著作，是她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的教育工作進行理論思考的結果。
就其對蘇聯教育發揮的影響而言，《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事實上為稍後蘇聯教育體係的締建提供了理論基礎。蘇聯首任教育人民委員阿·瓦·盧那察爾斯基在論及蘇聯初期的教育事業時曾認為，克魯普斯卡婭的“這部著作……是我們製定整個工作綱領的依據，無論是確立關於教育的新思想，還是這些思想的具體實施，乃至我們共和國成千上萬所學校的具體教學工作和實際的教學進程，我們都是以她在本書中所闡明的思想為依據。”[1]
就具體內容而言，《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這部光輝著作著重探討了勞動教育與綜合技術教育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麵的問題。用克魯普斯卡婭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探索在民主主義條件下國民教育必須使生產勞動同智力發展相結合的觀點是如何產生並發展起來的。
關於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克魯普斯卡婭在初版序言中做了扼要的追溯。她認為，這一觀點產生於大工業開始大規模利用和剝削兒童勞動這一時期。英國作家約翰·貝勒斯首先提出了這一問題。這一主張在此後不同的時期得到英國及歐洲大陸許多人的支持和重視。盧梭即積極讚成勞動教育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觀點。瑞士的民主主義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更為在國民教育中進行生產勞動事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財產。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義者，在19世紀中期及以後發展並科學論述了勞動教育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問題。克魯普斯卡婭還對歐文在勞動教育問題上所做出的努力表達了崇高的敬意。她認為，歐文一生都在考慮和設法使工人擺脫極端貧困和愚昧無知的境界。其對勞動教育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問題的曆史性考察成為《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前半部分的主要內容，也為她堅持勞動教育、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堅持綜合技術教育的觀點提供了認識上的基礎。
在《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中，克魯普斯卡婭對盧梭、歐文、裴斯泰洛齊等人重視勞動教育的立場及實踐進行了係統的總結，認為他們都是結合各自所處的社會條件，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探討國民教育問題的。
克魯普斯卡婭強調，盧梭在其成名作《愛彌兒》中所推崇的是勞動是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狀態的勞動，而“在人類所有一切可以謀生的職業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狀態的職業是手工勞動。”在盧梭那裏，勞動既被理解為每個人的社會義務，同時又被視為兒童智力發展的手段。更為重要的是，盧梭主張兒童從事勞動的目的，不在於這種勞動的結果，而在於這種勞動對兒童的教育意義。克魯普斯卡婭對於盧梭重視兒童學習手藝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盧梭所強調、所倡導的並不是一種職業教育，而是一種綜合技術教育。“盧梭雖然認為他的學生應該學習某種手藝，但是他最重視的並非職業教育，而是綜合技術教育，不是準備從事某門專業，而是準備進行一般的勞動。”[2]根據克魯普斯卡婭的分析，盧梭之所以把綜合技術教育置於職業教育之上而給予特別重視，主要出於這樣幾個方麵的考慮：綜合技術教育可以使學生受到從事任何職業的訓練；可以擴大學生的智力眼界，使其既能胸懷全局又能正確判斷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綜合技術教育還為評價產生於勞動之中的各種社會關係提供了正確的標準，有助於學生真正了解現存的社會製度。一言以蔽之，盧梭認為綜合技術教育有助於盧梭所設想的把學生培養成擁有哲學家頭腦及農夫身手的人這一目標的實現。
繼盧梭之後，克魯普斯卡婭又全麵考察了瑞士民主主義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有關勞動教育的一些主張。使人民徹底擺脫一貧如洗、無依無靠、愚昧無知狀態的唯一手段就是發展教育，這是裴斯泰洛齊對教育作用所持的最基本的認識。應該說，裴氏所主張發展的這類教育是與勞動人民的要求緊密相關的，其目的在於培養個體的全麵的勞動能力，可以訓練個體的體力和智力。在裴斯泰洛齊看來，“學校是防止兒童被這種單調的勞動弄愚蠢的一種工具。學校應該仔細考慮兒童的勞動，使它成為發展兒童全麵勞動能力的手段，教兒童學會從事各種各樣的勞動”。[3]
克魯普斯卡婭還通過比較的方式，對裴斯泰洛齊與歐文的教育觀點進行了對比分析。裴斯泰洛齊與歐文均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現實的社會境況與人的本性是不相符合的。但對於問題的解決途徑，兩人則做出不同的選擇。裴斯泰洛齊認為，幫助人民的方法或途徑在於改變兒童的勞動條件（即他所理解的教育）；而歐文則認為隻有變革總的社會關係（包括改革教育），才能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幫助。
在論及歐文同意兒童參與生產勞動時，克魯普斯卡婭還談及了17世紀末葉著名教友派信徒約翰·貝勒斯有關勞動教育的主張。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願望，貝勒斯想幫助那些流浪街頭的失業貧民。為此，他在《關於建立工業學校以研究目前工農業各部門的建議書》中提出，要創立一種使富人有利可圖、使窮人能過一種豐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工業學校。值得注意的是，貝勒斯特別強調在工業學校裏，教學與體力勞動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與家庭教育相比，工業學校應在六個方麵表現出自身存在的獨特性：年齡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從事各種活動，學會使用各種生產工具；學生們可以通過與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掌握各種語言；工人學校教育可為成人及其他兒童提供學習的榜樣；兒童的成長不與實際生活相脫離，恰恰相反，兒童的學習是以與人們的密切交往為基礎的；兒童的成長經常受到成人的悉心照料；工業學校開辦圖書館以及研究植物的實驗園地，以供兒童學習之用。從有關貝勒斯關於勞動教育的論述中，克魯普斯卡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由於英國工業發展，貝勒斯在17世紀就理解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重要性，認為這種勞動可以發揮重大的教育作用。
在《國民教育與民主主義》一書中，克魯普斯卡婭還介紹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所出現的各種法案（提案）中的勞動教育主張。克魯普斯卡婭借助於大量的考察明確指出：“必須通過相當的教育去培養人民群眾進行生產勞動的思想，在國民公會所通過的無數有關國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紅線似的貫穿著。”[4]勞動教育思想體現在雷佩爾提的草案中，體現在洛姆草案中，體現在拉卡納爾草案中，體現在加任費拉特茨的草案中，體現在拉瓦錫所擬定的國民教育計劃之中。克魯普斯卡婭強調，對於這些思想，工人階級都予以充分重視，從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東西，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豐富、補充和進一步完善，“但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功績還在於他指出了這些見解與工業發展要求的密切聯係，指出了這種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教育與兒童的全麵生產勞動的必要結合，以及這種結合將為消除社會上目前還存在的勞動分工做好準備工作”。[5]
克魯普斯卡婭指出，對勞動教育進行全麵研究並得出深刻結論者，當推馬克思以及與馬克思持有同樣觀點的恩格斯。她在書中詳細地論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她強調說：通過對英國童工勞動以及《工廠法》關於童工教育有關規定的研究，馬克思指出，“盡管工廠法的教育條款整個說來是不足道的，但還是把初等教育宣布為勞動的強製性條件。這一條款的成就第一次證明了智育和體育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可能性，從而也證明了體力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的可能性”[6]；針對大工業生產的本質特征以及工人子弟的實際生活狀況，馬克思提出普遍禁止童工既與大工業的存在及本性不相容，又使勞工教育的實施失去了基礎，馬克思據此提出：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麵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更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所有這些都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嶄新的原則基礎上來談論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和人的全麵發展問題的。
在《國民教育與民主主義》一書的最後部分，克魯普斯卡婭還係統分析了19世紀末歐洲所存在的大量的讀書學校的狀況。她以日內瓦一所模範國民學校為例，向人們展示了讀書學校如何使學生個性及教師個性受到雙重壓抑的情形。接受此類讀書學校教育的學生不能簡明扼要地表達最簡單的思想，毫無觀察能力及獨立思考能力，不能根據最簡單的實驗得出結論。導致這一時期讀書學校大量存在的原因，是由於這一時期科學的工藝學使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這時的工業生產對具有技能的勞動的需要縮小了，而對無技能要求的勞動的需要卻增加了。但是這種情況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以初步改觀。克魯普斯卡婭詳述了這一時期科學技術進步如何導致社會生產對工人從業知識技能要求提高的情況。克魯普斯卡婭利用科恩基、卡敏爾等資產階級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借助法國社會主義者拉法格的研究成果，認真分析了手工業學校取代學徒製的必然性，職業教育隨著科技發展逐步改變性質的必然性，並以美國和德國為例說明工業發達國家如何為職業教育的普及而大力興辦勞動學校。克魯普斯卡婭對這類勞動學校評價頗高，認為從讀書學校到勞動學校的轉變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適應了生產發展與科技進步對勞動者素質不斷提高的要求。
克魯普斯卡婭在《國民教育與民主主義》一書中，對勞動教育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思想的淵源、沿革進行了係統的梳理，明確肯定勞動教育的積極意義，堅持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堅持綜合技術教育，所有這些為無產階級厘定教育方針、吸取教育曆史遺產提供了理論啟明燈式的指導作用。
三、論學前教育
出於為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事業培養合格接班人的高度責任感，克魯普斯卡婭對學前教育問題表現出一貫的重視，參與大量的學前教育實踐活動，並在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總結，撰寫了一係列學前教育著作，如《婦女與兒童教育》《學前教育》《論兒童的學前教育》《論學前兒童的玩具》《要更加重視學前教育工作》等。在《論社會主義學校問題》《社會主義教育的理想》等一係列論文和報告中，克魯普斯卡婭也就學前教育的主要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十月革命前，克魯普斯卡婭即參與了為工人階級子女爭取受教育權利的鬥爭。她在《婦女與兒童教育》（《女工》一書摘錄）中，對沙俄時代勞動人民子女缺乏必要學前教育的狀況進行了描繪。女工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女工們沒有時間、沒有錢來教育自己的子女。即便是吃飽、穿暖、不打赤腳這樣最基本的條件，女工們也往往很難保證。克魯普斯卡婭指出，造成這種不公平現狀的最根本因素在於社會製度。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確立之後，即隻有“在未來的學校裏，學生將學到更多的知識，他們在校期間將要養成從事生產勞動的習慣，而更主要的是，這種學校不僅教兒童學習，還要發展兒童的各種能力（智力和體力），把他們培養成有益於人、精力充沛的公民”。[7]
十月革命後，克魯普斯卡婭在新形勢下全麵論述了學前教育的作用。她認為，一個人童年時期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情況對其未來一生的發展往往有著重要作用，主張把兒童在相當多的時間內交給學前教育機構接受教育，主張“這種學校應盡一切可能搞好年青一代的身體健康……學校應該從兒童的幼年開始就增強和發展他們的外部感覺：視覺，聽覺，觸覺等，因為這些都是人們用以認識外部世界的器官”。[8]考慮到大多數居民的家庭環境難以較好地促進兒童外部感覺的發展及兒童的創造力，克魯普斯卡婭主張開辦足夠數量的幼兒園。為更好地開展學前教育工作，克魯普斯卡婭要求包括幼兒園在內的一係列托幼機構必須明確自己所承擔的責任以及各自的具體職責範圍。學前教育機構欲實現培養兒童充分、全麵發展這一目標，必須把自己的工作納入整個教育體係的範圍去考慮，即把自己的工作作為實現社會主義教育目的的一部分。這個社會主義教育目的便是：“培養全麵發展的人，這種人要具有自覺的、組織的社會本能，具有嚴正的、成熟的世界觀，能清楚地了解周圍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這種人能從理論上認識並在實踐中從事各種勞動（既有腦力勞動，又有體力勞動），能建設合理的、內容豐富多彩而又愉快歡樂的生活。”[9]隻有這樣，學前教育工作者才能對本職工作充滿自豪感，才能夠把全部精力投入學齡前兒童的培育工作中，也才能更好地熱愛兒童，尊重兒童，了解兒童。也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學前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在較大程度上把工人和農民從照顧撫育兒童的繁重勞動中解放出來。
在幼兒園的職責範圍上，克魯普斯卡婭提出了這樣的認識：維護兒童身體健康，養成必要的衛生習慣；利用兒童能夠接受的方式向其進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為兒童未來智力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克魯普斯卡婭號召學前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認識到對兒童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思想品德教育必須充分考慮兒童的年齡特征和接受能力。在向兒童實施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時，盡可能引導兒童從實際生活中獲得一些印象，引導兒童從與社會生活的聯係中接受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具體措施包括讓兒童“參加遊行，到工人俱樂部去玩，經常與女工、農婦和少年先鋒隊員見麵——所有這些活動都會對幼兒發生作用”[10]；多組織兒童參與或自身組織一些集體活動，在實際活動中養成關心別人、熱愛集體的優良品質，並在兒童之間培育友誼。
在幼兒智育上，克魯普斯卡婭也做過一係列的指示。她主張在把兒童培養成為集體主義者的同時，還應把兒童造就成為智力發達的人。幼兒智育的主要任務在於擴大兒童的視野，充實他們的生活經驗，培養他們的技術興趣，引導他們在觀察自然、了解社會的活動中喚起獨立自主的精神。在擴大兒童視野的方式上，克魯普斯卡婭要求考慮不同兒童在生活環境方麵存在的差異。比如，對於廣大農村兒童而言，擴大其視野的途徑可選擇讓其了解城市的生活，帶領他們參觀城市的企業，了解現代大生產的實際狀況；而對於那些久居城市的幼兒，則應設法讓他們知曉植物的生長情況及動物的生活情況。此外，克魯普斯卡婭還再三強調，盡管因年齡所限，兒童這時對所接觸到的一切還不能透徹地理解，但此類知識的傳授及相關經驗的獲得必定令其未來受益良多。
在德育及智育過程中，克魯普斯卡婭十分注重發揮遊戲及玩具的教育意義。在《無產階級兒童》一文中，克魯普斯卡婭指出使兒童從三四歲起在幼兒園做遊戲，通過遊戲來學習，熟悉自然情況，了解廣闊的世界。她對幼兒遊戲的重視主要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上：許多遊戲往往成為幼兒認識周圍世界的方式和手段；能增強兒童體質，發展兒童的肌肉和感覺器官，培養兒童的注意力和觀察力；遊戲活動還有助於培養兒童形成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等信念和品質。在各類遊戲中，克魯普斯卡婭對創造性遊戲活動極為讚賞。在這類遊戲中，兒童通過自己構思遊戲內容，自己組織安排遊戲活動，從而使自身主動性得到發展。
與重視兒童遊戲活動相聯係，克魯普斯卡婭對幼兒的玩具也非常重視。在1936年撰寫的《論學前兒童的玩具》一文中，克魯普斯卡婭就幼兒玩具問題提出這樣的認識：就玩具的製作而言，要從兒童的興趣和需要出發，並認真結合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製造一些能幫助兒童研究周圍生活、發展其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玩具。在玩具製造上竭力避免的是在玩具的裝潢上費盡心思，追求高檔奢華。在玩具的選擇上，克魯普斯卡婭提出須堅持這樣一個標準，即從兒童喜歡什麽和兒童需要什麽這樣一個標準來為兒童選擇玩具。針對兒童還不能很好地分辨各種顏色、區別物體大小，則應為其選擇一些辨別顏色和區別大小的玩具。按照克魯普斯卡婭的意見，小班兒童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幫助他們學會辨別各種顏色、區別大小、估計距離遠近、發展觸覺和聽覺之類的玩具。[11]
克魯普斯卡婭就學前教育所發表的一係列見解，體現了她對兒童的關懷與熱愛之情。她號召廣大學前教育工作者要全身心地去了解兒童，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體察他們的興趣需要，而不可把成人的喜好強加於兒童身上。她還反複指明，學前教育工作所遵循的一項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原則在於：尊重兒童的權利，首先是他們接受教育的權利，接受他們那一年齡段所需要的那種教育的權利。所有這些均為當時及後來蘇聯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確立了方向，因而也使她成為蘇聯社會主義學前教育製度的重要奠基人。
四、論蘇維埃學校的教育
克魯普斯卡婭關於蘇維埃學校教育的思想，集中體現於她對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綜合技術教育以及青少年一代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關論述中。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克魯普斯卡婭一貫重視的教育理論問題，並且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她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視為培養全麵發展的人的唯一途徑。為徹底改變沙俄時代教育與生產勞動相脫離，學校成為讀書學校的舊麵貌，克魯普斯卡婭與她的同事們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把蘇維埃學校教育發展成與勞動相結合的新型教育事業。
在學製上，克魯普斯卡婭在20世紀20年代倡議並支持創設工廠藝徒學校、農村青年學校及七年製工廠學校，在九年製學校的八年級、九年級實行專業化，在普通教育基礎上使學生務必接受一定程度的勞動和職業訓練，以便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及文化事業的發展。
除注重通過改革學製以實現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外，克魯普斯卡婭還十分重視通過改革更新教學內容以實現這一目標。她明確提出，教學的基本中心應該是以理論和實踐兩方麵對經濟生活進行研究，故而判斷蘇維埃學校教育是否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或結合程度高低的標準，即是視其教學內容安排的情況。從這一認識出發，克魯普斯卡婭就一年級學校（1～4年級）、二級學校（5～9年級）的教學內容提出了這樣一些具體意見：1～4年級學生須學習從事勞動活動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能和知識，重視兒童觀察力、感受力的訓練。5～7年級的學生則應學習研究勞動活動的基本領域，了解各種形式的勞動，學習社會發展史、藝術史、本族語和外國語，能夠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與勞動。在這一階段，學生還須學習自然科學知識，如了解地球的起源、物種與人類的起源，以為學生正確世界觀的形成奠定基礎。8～9年級則實行分科教學，以便使“學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麵地熟悉他們所選擇的知識領域，更好地掌握該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圓周階段應使學生盡可能獨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並養成對所選擇的知識領域的專門興趣”。[12]
為真正使蘇維埃學校教育與蘇維埃的社會生活與社會生產勞動緊密結合起來，克魯普斯卡婭要求廣大學校教育工作者樹立這樣一些新觀念：把學校視為與所在地區及全國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保持千絲萬縷聯係的機構，能夠對實際生活發揮積極幹預作用的機構，能夠幫助年青一代依靠嶄新的方式在社會主義原則上改造整個生活的機構。依據這些嶄新的教育觀念，克魯普斯卡婭曾在《論中學》中把七年製學校的辦學方針歸結為：“1）用知識和技能武裝學生，這種知識和技能是今後進行普通教育學習所不可缺少的；2）教學生學會把知識運用於生活；3）授予學生一般的綜合技術的勞動技能，使學生養成有計劃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體工作的能力；4）給兒童打下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基礎；5）養成根據共產主義道德原則調節自己行為的習慣——目前的學校在很大程度上還未貫徹執行這一方針。”[13]
這一時期蘇維埃教育領域所出現的綜合教學大綱也是服務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一目標的。所謂綜合教學大綱，即教學內容不是依據學科教學的原則來組織，而是通過共同的主題聯結起來。每個主題均從這樣三個方麵來選取材料：自然界、自然資源和自然力；人對自然力和自然資源的綜合利用；社會生活。綜合教學大綱的最初設想是由克魯普斯卡婭首先提出來的。她在發表於1922年的《談教學大綱問題》中提出，人們的勞動活動應該在蘇維埃學校教育體係中占據核心位置，人們的勞動與生產活動應該在一級學校和二級學校的教學大綱中處於基礎地位。
克魯普斯卡婭關於綜合教學大綱的思想，借助於她所領導的國家學術委員會科學教育組於1921年至1925年頒行的《國家學術委員會教學大綱》（通稱“綜合教學大綱”或“單元教學大綱”）變成了現實，並一直實施到1931年，對蘇維埃學校教育事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實踐證明，綜合教學大綱在促進學校與社會生活相結合、促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麵的確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克魯普斯卡婭所提出的變讀書學校為勞動學校的設想。蘇聯學校教育的實施保證學生具有相當廣闊的社會政治視野和總的發展水平，同時促使蘇維埃學校教育在形式上變得更為生動活潑。不過，應該承認，綜合教學大綱也對蘇維埃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消極的負麵影響，主要表現為不利於學生掌握係統的文化知識。對於這些不足，克魯普斯卡婭在後來也有了足夠的認識，對自己先前的認識做了必要而及時的修正。20世紀30年代以後，她在《黨的最重要的決定》《關於中小學的決議》《努力貫徹執行聯共（布）中央的決定》等一係列的文章和報告中，針對綜合教學大綱實行中所出現的問題指出：“不能把勞動置於知識之上。這是複古，這是後退。應該用淵博知識的光芒來照耀勞動，理解勞動，把它提到更高的階段”，並且肯定教學跟生產勞動結合必須在學生的一切社會生產勞動服從學校的教學和教育的目的的基礎上進行。[14]
在克魯普斯卡婭有關蘇維埃學校教育的論述中，綜合技術教育也受到相當的重視。她認為，實施綜合技術教育是蘇維埃學校教育實現國家工業化、改造國民經濟的需要，同時還是共產主義教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培養全麵發展的一代新人的需要。
克魯普斯卡婭認為，綜合技術教育既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工業化的工具。她認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激起群眾，其中包括兒童，對技術感興趣，這就為綜合技術教育創造了有利條件。必須使這種興趣從兒時起就受到支持。”[15]新一代的蘇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也隻有了解現代生產的基本原理，具有理論聯係實際的能力和理解一定的現象之間的關係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適應工業化程度日漸提高、經濟建設任務日益繁重的社會現實。基於對綜合技術教育重大經濟意義與教育功能的清晰認識，克魯普斯卡婭就綜合技術教育的實施基礎、內容、組織形式、方法以及與職業教育的關係問題進行了全麵論述。
克魯普斯卡婭認為，綜合技術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僅僅讓學生獲得某種單一的技術和多種手藝，更不是讓他們了解與別的生產部門相脫節的某一生產部門。綜合技術教育的推行必須把技術形式的研究與科學知識的學習有機地結合起來。因而，綜合技術教育實施的基礎在於從技術的各種形式、發展和聯係中來研究技術，並用相應的理論來說明生產過程。綜合技術教育的實施應與普通教育緊密聯係起來。
就內容而言，克魯普斯卡婭認為“綜合技術教育製，並不是某種特殊的講授科目，它應該滲透各門學科，反映在物理、化學、自然、社會各科教材的選擇上”[16]。此外，克魯普斯卡婭還指出在理解及選擇綜合技術教育的內容時，還應避免這樣一種錯誤傾向，即把學生的理論學習與生產勞動的聯係歸結為從生產領域當中挑選一些零碎的事例來說明某些理論原理。正確的態度是從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各門學科及其相互聯係中揭示對一切生產部門都起作用的現代技術的基本原理。要結合普通教育使學生了解科學是巨大的生產力，了解自然科學知識在技術和工藝過程中的實際運用。
對於綜合技術教育的組織形式和方法，克魯普斯卡婭也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比如，在課堂教學中加強藝術和製圖的教學，以鞏固學生的形象思維和視覺記憶；在校內組織小型工廠和實驗園地，並與學校所在地的工廠、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加強聯係與合作，使學生在校內外的生產勞動互相促進，相得益彰；適時組織學生到電站及各類現代化大工廠去參觀，擴大學生的綜合技術視野；等等。
針對實施綜合技術教育實際中還存在的一些偏差，即實踐中存在的綜合技術教育流於一般性職業技術培訓的情況，克魯普斯卡婭對綜合技術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係進行了說明。她首先認為二者是有區別的，綜合技術教育的目的在於使學生理解勞動過程和生產原理，發展學生理論聯係實際的能力和理解一定的現象之間關係的能力；職業教育則在於通過對學生進行職業知識的學習及職業技能的訓練，使學生獲得具體職業崗位的就業資格和從業技能。但二者又存在著內在聯係。職業教育的存在是適應當時生產發展水平的結果，但其發展欲不斷適應現代大生產中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技術基礎日益科學化的發展趨勢，則必須與普通教育與綜合技術教育聯係起來。如能在普通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的基礎上進行職業教育，則不但能使學生迅速而牢固地掌握某種職業技能，還能使他們獲得適應現代生產特點的能力。為此，克魯普斯卡婭主張把蘇維埃的普通學校都建設成為實施綜合技術教育的學校，並且倡議創辦以綜合技術教育為基礎的職業學校。
在重視通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及綜合技術教育等手段造就全麵發展的蘇維埃國家公民的同時，克魯普斯卡婭還要求蘇維埃學校教育工作者對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麵，克魯普斯卡婭認為欲把年青一代培養造就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必須對其進行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教育，必須對其進行集體主義思想情感的教育。克魯普斯卡婭在《論中學》一文中提出，七年製學校要把培養兒童具備根據共產主義道德原則調節自己行為的習慣確立為辦學方針。此外，她還號召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承擔起培養青年團員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積極建設者的光榮使命。
在集體主義教育方麵，克魯普斯卡婭尤為重視集體主義思想情感的教育。她認為，相對於資產階級教育要把兒童培養成為個人主義者而言，蘇維埃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把年青一代培養成為集體主義者，即把年青一代培養成不和集體對立，並能把集體的意義提高到新的高度來認識的一代新人。為此，她要求蘇維埃學校發揮集體主義教育基地的優勢。在學校教育中營造一種健康向上的集體主義氛圍，使兒童在其間耳濡目染而逐步成長為具有集體主義觀念、意識和情感的人。在集體主義教育問題上，克魯普斯卡婭還指出，集體主義既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同時又是培養兒童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及國際主義情感及情操的基礎，是形成一切高尚的道德觀念的土壤。
五、論成人教育
在長期的教育生涯中，克魯普斯卡婭還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論述，並從蘇維埃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成人教育事業表現出一貫的重視並發揮了事實上的領導作用，極大地促進了蘇維埃成人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成人教育發展方針上，克魯普斯卡婭提出應以文化科學知識武裝工農大眾，並在這一基礎上來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勞動能力，使他們永遠擺脫愚昧無知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所處的不自由的困境。她認為，必須以此作為規範引導成人教育發展的原則性與方向性規定。
就成人教育的內容來說，克魯普斯卡婭在十月革命初期及以後與她的同誌們先後開展了成人掃盲教育、工農成人教育、政治宣傳及成人專業教育，極大地提高了成年人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論知識水平及專業修養。
克魯普斯卡婭非常關心成人掃盲教育工作，自十月革命後她便參與了最初的掃盲教育工作，並從理論上對掃盲教育給予充分的說明。她認為，蘇維埃教育應向人們提供一種廣泛的職業教育。而在當時尤為重要的是向廣大工人授予能使他們成為生產主人的廣泛知識，即大規模地開展成人掃盲教育。為了係統指導這一工作，她於1938年將34篇有關文章結集出版，名為《掃除文盲》。
在很多情況下，成人掃盲教育是與工農成人教育及政治宣傳結合起來進行的。即把成人的掃盲與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的宣傳、與蘇維埃製度的宣講、與一定政治建設任務的鼓動互相結合起來。這在1920年末克魯普斯卡婭出任政治教育總委員會領導人後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克魯普斯卡婭參與起草的關於《政治教育總委員會和黨的宣傳鼓動任務》的文件中，就政治教育總委員會的工作重點做出這樣的規定：“政治教育總委員會及其各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對非黨群眾的宣傳鼓動和文化教育工作上，同時，政治教育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力量也應當盡量用於提高黨員的覺悟水平（黨校、政治常識學校等）。”[17]自此以後，政治教育總委員會通過不同的成人教育方式及報紙雜誌開展了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成人教育活動。
根據蘇維埃聯邦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及國民經濟技術改造逐步深化的現實要求，克魯普斯卡婭還提出要借助成人教育加強普通教育和綜合技術教育，尤其要對那些被提拔到領導崗位的幹部開展具有針對性的專業教育工作，切實提高這部分人的科學文化水平、政治覺悟及視野、專業技能素質及組織管理能力。
克魯普斯卡婭深知成人學習既需要政府及有關教育機構的支持與幫助，同時更要求個人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及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因而她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便先後發表了《組織自學》《農民青年自學問題》《自學在政治教育工作係統中的地位》《學校與自學》等一係列專門論述自學的文章，以向廣大誌在自學、追求進步的成年人提供具體的指導與幫助。
作為一位終生致力於以人類的全部文化財富和教育智慧提高蘇聯人民的整體國民素質、為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事業造就全麵發展的人才為奮鬥目標的偉大教育家，克魯普斯卡婭在長期的教育實踐及理論探索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教育問題的光輝論述為依據，就國民教育與民主的關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教育、綜合技術教育、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理論寶庫。而且，克魯普斯卡婭還親自參與了十月革命後蘇聯教育的大變革與大發展實踐，並擔負了領導職責。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掃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大力發展中等及高等教育、建成廣泛的成人教育體係等巨大成就，這是與她的辛勞和有力指導分不開的。所有這一切均說明，克魯普斯卡婭無論就教育理論探討，抑或是教育實踐發展領域而言，均為蘇聯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而重要的貢獻。與這些貢獻相比，克魯普斯卡婭在教育領導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失誤，比如，在20世紀20年代推行綜合教學影響了學生對係統知識的學習與掌握，便顯得微不足道了。況且，她本人也在後來注意到這一問題並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