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科學教育

愛因斯坦的科學教育思想是在他一生進行科學探索並對科學本身價值的深入思考中形成的。

愛因斯坦在科學方麵的啟蒙當歸功於他的父親赫爾曼（Hermann）和叔叔雅各布（Jacob）。他們經營的電工用品商店裏的稀奇裝置和機器深深吸引著童年的愛因斯坦。5歲時，父親送給他的一隻指南針和他在12歲時得到的一本歐幾裏得幾何學，更使他對科學的奇妙及明晰性與可靠性著了迷。[20]在日後探索大自然奧秘的過程中，愛因斯坦提出了對於科學教育獨創性的見解。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觀》中這樣寫道：“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1]在對科學之真的探索中，他也在尋索科學中善與美的光輝。在愛因斯坦的一生裏，真、善、美的理想，成為不可分的“三位一體”。

一、科學教育之真

曆史上很多科學家都將探索科學視為破譯自然之謎，愛因斯坦亦然，內在的完備的邏輯論證和外部的證實的經驗論證，是愛因斯坦恪守科學理論真理性的兩個標準。[22]在他67歲時寫的《自述》中，愛因斯坦談到對於自然界的理解，他認為，那是一個獨立於人類而存在的巨大世界，在人類麵前，它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然而至少部分地是可以為人類所觀察和思維的。他說：“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許多我所尊敬和欽佩的人，在專心從事這項事業中，找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寧。在向我們提供的一切可能範圍內，從思想上掌握這個在個人以外的世界，總是作為一個最高目標而有意無意地浮現在我的心目中。”[23]在愛因斯坦看來，自然界已證明它是可以信賴的，而他從來也沒有為選擇了探索自然界的道路而後悔過。

愛因斯坦認為，人類探索科學和藝術的動機有消極與積極之分。

消極動機如叔本華（Schopenhauer）所說，是試圖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粗俗與沉悶，以及擺脫人們自己反複無常的欲望的桎梏。愛因斯坦將之歸結為修養有素的人渴望逃避個人生活而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世界的願望，他將這種願望比做城市裏的人渴望逃避喧囂擁擠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在那裏，通過清寂而純潔的空氣，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於那似乎是為永恒而設計的寧靜景色。

探索的積極動機是人類試圖以自己的世界體係（cosmos）來代替經驗世界，並試圖征服它的一種嚐試。畫家、詩人、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都各有自己構築世界的體係，以此作為感情生活的支點，尋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範圍裏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寧。對於理論物理學家而言，他的世界圖景要求用嚴格精確的數學語言描述各種關係，以概念建立邏輯結構，並且嚴格限製主題以描述其經驗領域裏最簡單的事件。他的最高使命是要通過對經驗的共鳴為依據的直覺得到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就可以用單純的演繹法建立他的世界體係。這種定律就是萊布尼茨（Leibnitz）描述的“先定的和諧（harmonia praestabilita）”。“渴望看到這種先定的和諧，是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24]他認為，作為著名物理學家的摯友普朗克即是因此而專心致誌於這門科學中的最普遍的問題，而不使自己分心於比較愉快的和容易達到的目標上去。當愛因斯坦的同事們將普朗克對科學探索的執著態度歸因於非凡的意誌力和修養時，愛因斯坦否認了這種分析。在他看來，促使人們探索自然奧秘的精神狀態類似於信仰宗教的人或談戀愛的人，他們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除直覺思維建立概念的邏輯結構外[25]，想象力在科學的新發現中亦起著重要作用，誠如愛因斯坦所言：邏輯性可以將你從A帶到B，但想象力能到達任何地方。[26]

在探索科學之客觀真理的過程中，愛因斯坦極其重視凝思靜想的重要，他由自己在鄉間生活的經曆感覺到，單調而清靜的生活強烈地激發著創造性的心理活動。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表示，學院生活會把年輕人置於非常被動的地位：不得不去寫大量科學論文——結果是趨於淺薄，青年學子被迫寫數量繁多的論文，必須盡快得出確定的結論，這種壓力對於從事純粹科學研究是有害的。隻有那些具有堅強意誌的人才能頂得住。就這個角度而言，青年愛因斯坦也許是幸運的。1905年，愛因斯坦在德國最有聲望的雜誌《物理學年鑒》（Annalen der Physik）上發表了包括相對論在內的4篇論文，這些論文中的思想震撼了整個科學界，並且改變了人們觀察宇宙的方式方法。那時他26歲，是瑞士專利局一位默默無聞的審查員。也許正是因為自己的這段經曆，他常鼓勵有興趣從事科學探索的青年人過清靜的有助於獨立思考的生活，並選擇可以提供自由思考時間的職業，如看守燈塔或者燈塔船。[27]這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職工作之外埋頭研究他所愛好的問題，而不必擔心他的努力會毫無成果。

探索科學的曆史也許就是一部不斷提出新問題尋求客觀的依據、保持理性的懷疑精神的曆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物理係教授喬塞姆（E. Leonard Jossem）概括了愛因斯坦對提出新問題促進科學發展的觀點：學習昨天，生活今天，希望明天，重要的是不斷地問為什麽；一個問題的簡潔形成遠比其解答重要，後者或許僅僅是個數學或實驗的技巧；提出新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角度認識老問題，都需要富於創造的想象力，並標誌著科學的實際進展。[28]愛因斯坦認為，懷疑的精神是科學探索與教育的靈魂。在他的經曆中，他對權威的懷疑首先針對的是《聖經》與國家，當12歲的愛因斯坦發現了《聖經》中許多故事不真實時，他萌發出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並且交織著這樣一種印象：國家故意用謊言來欺騙年輕人。這種經驗引起他對所有權威的懷疑。他說：“對任何社會環境裏都會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種懷疑態度，這種態度再也沒有離開過我，即使在後來，由於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關係，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銳性時也是如此。”[29]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評價衝擊了持有將力學作為一切物理學思想的最終基礎這種教條式信念的恩斯特·馬赫，認為馬赫的真正偉大，就在於他的堅不可摧的懷疑態度和獨立性。他還批評傳統大學裏的科學教育，往往因襲科學界既定的結論，是“教條式的頑固”[30]，而缺乏懷疑與批判。他強調，當現有理論無法“解釋”新事實時，首先必需的是新理論，需要創造的精神：“理論觀念的產生，不是離開經驗而獨立的；它也不能通過純粹邏輯的程序從經驗中推導出來。它是由創造性的行為產生出來的。一個理論觀念一旦獲得了，人們就不妨抓緊它，一直到它導致一個站不住腳的結論為止。”[31]電磁感應定律的創立人法拉第的一些觀念，在愛因斯坦看來，其偉大和大膽是難以估量的，它們對後人的影響可以說是同母親的奶水一道吮吸而來的，而法拉第正是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沒有背上傳統思想包袱的科學家。

在科學探索中，愛因斯坦強調一切理論都是暫時的假設，他所創建的廣義相對論也是如此，他認為：

廣義相對論一直到現在還不是理論物理學中的最後定論。無疑地，正像當初它明確建立時的那樣，會繼續保留下來的是：沒有絕對的運動，並且必須在物理學定律中把這一點表示出來。但是廣義相對論用來描述空間性質的特殊方法卻是暫時的，而不是注定永遠不變的。[32]

學生親手做實驗的意義，得到愛因斯坦的充分肯定，他認為物理學課程首要即是其實驗性，實驗展示了物理學能帶來的有趣現象，一個漂亮的實驗常常比20個公式更有意義。J. C. 麥克斯韋（J. C. Maxwell）亦闡述過實驗對於激發興趣和求真的價值：“幾個親手演示的實驗更能在該課題上啟發學生的興趣，對大自然的嚴謹性更有信心，並認識到我們的觀測具有誤差和不確定性，這比死讀書，即使是讀那些由很聰明地設計、演示實驗的大師所著的書也更有益。”[33]

愛因斯坦極其重視科學研究本身及其對於文化發展的價值。在世界經濟處於大蕭條的20世紀30年代，愛因斯坦提醒人們，科學所創造的知識和方法隻是間接地有助於實用的目的，而且很多時候要等到幾代以後才見效。科學研究如果受到阻礙，會使國家的文化生活在未來的發展受到摧殘。他認為，經濟困難不應窒息科學研究的意誌和熱情。

二、科學教育之善：和平教育

科學曾被認為是可以保持“倫理中立”價值觀的領域。“倫理中立”的意思是：科學家，以其科學家的身份，在道德或倫理問題上不偏不倚，這樣一種科學家沒有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學的、哲學的、道德的或婚姻的偏好。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的興趣不在於是對是錯，是善是惡，而僅在於是真是假。[34]然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在製造戰爭武器中的普遍運用，現代的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掃除無知的愚昧與黑暗，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刺破和諧，成為人類毀滅自身的工具。[35]

愛因斯坦的一生，銘刻著一位有著道德勇氣而特立獨行、為世界和平而戰的科學家的一生，這一生中，他發表言論最多的領域就是戰爭與和平問題。

1933年5月，愛因斯坦在給摯友馮·勞厄的信中談及他對於科學家的倫理觀的看法，坦率地表示不讚成勞厄認為科學家應對政治問題等人類事務保持沉默的見解。他認為，德國的情況已經表明，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領導權拱手讓給那些盲目的和不負責任的人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他讚賞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堅持真理的勇氣。他表示對自己“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後悔”，而且相信他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36]他甚至感到，如果對社會上那些他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保持沉默，就覺得自己在犯同謀罪。[37]1944年6月17日當《自由世界》（Free World）雜誌采訪他，請他就一個真正的或者“純粹的”科學家應不應當關心政治問題發表看法時，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我認為每個公民都有責任盡其所能來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視這種責任，那麽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38]

愛因斯坦對於戰爭的觀點經曆了兩個階段：絕對反對一切戰爭與讚成武裝禦敵。

在1933年納粹攫取德國政權之前，他一直持絕對反戰、下決心不參加任何戰爭的觀點。在《我的世界觀》中，他表明，戰爭是由命令產生的勇敢行為，是毫無意義的暴行，是在愛國主義名義下的可惡的胡鬧，是卑鄙與下流的。他對這一切都感到深惡痛絕。他充滿**地寫道：“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39]他決心為和平而戰鬥，並做好了為和平而犧牲的準備。1930年他在紐約美國“新曆史學會”主辦的集會上做了《戰鬥的和平主義》的演講，主張采取兩種行動方針使全世界擺脫兵役的奴役：第一條是不妥協地反對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因為良心而拒絕服兵役；第二條是試圖通過國際立法來確立在和平時期拒絕服兵役的權利。[40]他在給法國一位和平主義者的回信中也充滿信心地說，隻要徹底消滅了強迫兵役製，就有可能以和平的精神、人生的樂趣和對一切生命的愛來教育青年。他提醒說，隻要各個國家有計劃地繼續備戰，那麽恐懼、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會再次導致戰爭。他主張對侵略不進行抵抗。他認為，一個不進行自衛的國家所擔的風險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的，是為了人類進步而承擔的。這種犧牲，可以促進人類真正的進步。[41]

愛因斯坦選擇的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1929年9月16日，法國數學家阿達馬（Jacques S. Hadamard）致信愛因斯坦，尖銳批評愛因斯坦發表的下決心不參加任何戰爭的聲明。1929年9月24日，愛因斯坦在回信中表明，人類的福利必須置於對自己國家的忠誠之上，甚至必須置於一切之上。[42]這種觀點折射著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所提倡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人本精神。愛因斯坦相信“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對於科學也是這樣。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凡是把人本身看作是人類的最高價值的人都是這樣主張的”。[43]在他寫給弗洛伊德的信中，他以耶穌、歌德和康德為例，認為弗洛伊德和他們一樣，都是超出自己時代和國家的局限而被人尊敬為道德領袖和精神領袖的人，這樣的人對於排除戰爭罪惡以解放人的身心的偉大目標抱有深摯的熱忱。

1933年，愛因斯坦寫信給在比利時的法國青年反戰人士納翁（Alfred Nahon），分析了正以一切手段推進戰爭的德國給比利時和法國等國家造成的嚴重威脅。麵對著新的情況，愛因斯坦改變了他的絕對反對一切戰爭和拒服兵役的觀點，他開始讚同依靠武裝力量禦敵，他相信，這樣做才能拯救歐洲的文明。他並不認為這樣做是放棄他以前所堅持的原則。他表示，他最大的希望仍是“在 不遠的將來，拒絕服兵役重新成為一個為人類進步事業服務的有效方法”。[44]同時，愛因斯坦一直不遺餘力地為建立超國家政權努力。1946年5月29日，他在芝加哥舉行的“爭取世界聯邦政府學生大會（The Rally of Students for Federal World Government）”上做了廣播演講，說明人類可用的進攻性武器足以毀滅整個地球。他認為，需要教育人們根據全世界的利益來思考，每個國家通過國際合作讓出一部分國家主權，創建一個能夠運用司法裁決來解決各個國家之間的衝突的世界政府，他認為這是人類活下去的唯一希望。[45]

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往往麵臨著為堅持和平而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在“愛國”的**與全人類真理相衝突的每個特定的曆史時期，真正能堅持健全的理性乃至與之抗爭，真正“吾愛吾國，但吾更愛真理”的人寥若晨星。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科學家——都免不了受到時代的限製不容易明察，或因為缺乏足夠的勇氣堅持自己所認為的真理。堅持真理往往不是一個智力問題，而是一個性格問題，往往需要非凡的勇氣乃至甘冒“賣國賊”之大不韙。因為“黑暗在公開地掠奪”時，往往是“以太陽的名義”[46]。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有93位科學文化界名流聯名發表《告文明世界書》（Manifesto to the Civilized World），否認德國侵略比利時的戰爭罪行，宣稱德國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德國人隻能靠戰爭與勝利來保存其文化。而在反對德國侵略，提倡一個和平與合作的統一歐洲的聲明《告歐洲人書》上簽名的科學家隻有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4位。此後，愛因斯坦又在《全世界裁軍宣言》（1930年）和《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955年）[47]上簽名，為世界和平不遺餘力地呼籲。

1939年，愛因斯坦獲悉德國正在研究原子能，他擔心納粹搶先擁有原子彈，將給人類造成無窮災難。在科學家西拉德的幫助下，愛因斯坦寫信給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著手研製原子彈。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他期待和平能在人間永駐，但美國在戰爭結束前在廣島和長崎上空投擲了兩顆剛剛製造出來的原子彈，犧牲了20多萬平民的生命，愛因斯坦作為原子能基本原理的發現者和製造原子彈的倡議者，感到極度痛苦與矛盾。愛因斯坦意識到核戰爭對人類生存的嚴重威脅，組織了“原子科學家非常委員會”，出版《原子科學家公報》，使人們認識到核戰爭的危險，呼籲加強聯合國的力量，以保證全人類的安全與和平。

愛因斯坦認為，科學的應用將成為天使抑或魔鬼，主要在於人類的選擇，在於科學教育的價值取向：

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於人自己，而不取決於工具……我們的問題不能由科學來解決，而隻能由人自己來解決。……我們唯一的希望就在於拒絕會有助於準備戰爭或者以戰爭為目的的任何行動。[48]

1931年，愛因斯坦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發表演講。他向學生們表明自己對於科學與科學研究的觀點。他認為，科學的價值應在於解放人、助益人的幸福。生命的價值在於使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優美。但事實卻與這種價值相違背：應用科學在戰爭時期成為人們相互毒害和相互殘殺的手段；在和平時期，科學沒有將人從單調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反而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他請學生們將關心人本身作為技術奮鬥的主要目標，希望學生們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他懇請年輕的學子們在埋頭於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你們隻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49]

愛因斯坦提倡用和平主義精神教育孩子以預防軍國主義。他認為，歐洲的不幸就在於它的人民已經被灌輸了一種錯誤的心理。他批評教科書頌揚戰爭，而又掩飾戰爭的恐怖，以及把仇恨灌輸給孩子們。他表明他將教孩子們和平而不教他們戰爭，向他們灌輸愛而不灌輸恨。他建議重寫教科書，消除古代人的怨恨和成見，並主張教育應當從搖籃裏開始，認為全世界的母親們都有責任在孩子的心靈裏播下和平的種子。[50]曆史課應該講述人類文明進步的工具，而不應灌輸帝國主義勢力和軍事成功的理想。地理課應啟發學生對於不同的民族（包括通常被認為是“原始的”或“落後的”民族）的特性有深懷同情的理解。[51]他認為，科學與技術教育，不僅是保障和維持和平的技術問題，而且還有啟蒙和教育的重要任務。[52]

三、科學教育之美

當童年的愛因斯坦被指南針裏磁力的神奇和繁星閃爍的天空表現出的美麗和深邃深深吸引時，他認為，這些都體現著上帝的思想方法和他對人的功德。他常說，科學家的使命就是要學會“了解上帝的心意”。

成年的愛因斯坦提出了真理的美學標準：“我坦白地承認，我被自然界向我們顯示的數學體係的簡潔性和優美強烈地吸引住了。”他認為：“一種理論的前提的簡單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種類越多，它的應用範圍越廣，它給人們的印象也就越深。”[53]他始終認為，好的理論應發現周圍世界的美與對稱。自然科學研究最高的使命是從混亂之中整理出秩序和規律。[54]

在《論科學》中，愛因斯坦表達了自己對於科學及探索科學的理解。他相信直覺與靈感，認為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它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科學家需要借助於想象力，超越自然界顯現在我們的感官和儀器上的表象，以求在不羈的思索中瞥見宇宙的真相。他認為，科學工作的基礎是建築在宗教感情上的對於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信念。藝術與科學是互相補充的，都是一種對於表達未知的東西的努力。音樂家用音符構築他的世界，而科學家用的是數學公式，這些都是為試圖創造合理的世界圖像，使之成為自己的精神家園，並獲得日常生活所不能達到的安寧。[55]

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的著名公式：E＝mc2中，E代表能量的總額，m代表質量，c代表光速。它表明能量與質量隻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側麵，一切質量都是能量，一切能量都是質量。現代西德物理學家玻恩認為廣義相對論是“哲學領悟、物理直覺和數學技巧最驚人的結合”，是“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56]

哲學、文學、藝術作品探究的目標與主題，一定程度上與物理學的目標與主題內在相通，“登山之路不一，望巔之月相同”，那輪明月是“在自然界中探索和尋找清晰因果和諧的理性頌歌”[57]。這個敏銳深厚的洞見，是愛因斯坦的傳記作家之一、蘇聯科學院科學和技術史研究所的庫茲涅佐夫（1903—1984）博士帶給我們的，這位通曉哲學與文藝的科學家書寫於《愛因斯坦傳——生·死·不朽》最令人擊節稱歎的部分，或許還不是以其物理學家身份準確闡釋愛因斯坦的科學思想，也不是用精挑細選的基於證據的生平軼事勾勒愛因斯坦的個性，而是在最後的“對比”部分，將愛因斯坦與影響人類至深的4個領域的思想家相比較：哲學界的亞裏士多德、笛卡兒；物理學界的牛頓、法拉第、馬赫、玻爾；文學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音樂界的莫紮特。自如運用這4個領域的不同概念、結構，庫茲涅佐夫探尋著人類在不同領域開展的本質接近的探索。

愛因斯坦以內在邏輯論證的完備與外部經驗論證的證實，作為科學理論真理性的兩個標準，與之呼應的是，亞裏士多德向存在的實在性和感性的可把握性問題複歸，滲透著結合推理和觀察的努力；[58]笛卡兒在1619年11月10日的日記裏興奮地寫下“我思故我在”是令人驚訝的科學的基礎，意味著當他在客觀世界中尋找具有像“我思”這樣明確性的某種東西時，這兩個“本來意義”開始融合。[59]

文學捍衛個性的價值，個性不應被泯滅於宏觀定律，猶如物理學裏的粒子對宏觀定律具備相對自由，這是文學與科學的共鳴。作為一個科學家，愛因斯坦坦陳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他的影響比任何一個思想家都多，甚至比高斯還多，愛因斯坦評論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生活的目的，在於探索精神存在之謎。庫茲涅佐夫揭示了他們內在探索的相似之處：藝術創作和科學思想裏反常、悖論的存在，促使已經確定的邏輯結構（以及概念、規範）向另一種邏輯結構轉變，要求新的理論能可靠解釋統計學裏的反常經驗；[60]在愛因斯坦的量子力學裏，粒子的存在與生存、粒子對宏觀定律的相對自由，隻有在與存在的宏觀客體聯係時才有物理意義，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文學創作亦是探討建立在尊重個體的東西基礎之上的宇宙和諧和道德和諧是否存在。[61]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創作的基本思想，是捍衛人的個性，使其不受漠視個性命運的宏觀定律的支配，他反對把人的命運類比於熱力學中個別粒子的命運。[62]庫茲涅佐夫驚心動魄地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融合了“大地上的一切呻吟，備受折磨的孩子們的哭泣，因痛苦而不知所措的人們的喃喃自語和瀕臨發狂而喪魂失魄的呐喊”，“所有這一切都融合為一了，卻又保留著，並且我們還能在絕望的喊叫中區別出每一種聲調、每一個哭泣的孩子的嗚咽聲。”甚至宇宙的天命和諧也消解不了一個小人物的痛苦。[63]量子力學裏，個別粒子的行為不被忽視，粒子同宏觀物體發生相互作用，並且能夠在已知條件下以其個體行為開始引發鏈式反應，這種個體行為在一般情況下不取決於宏觀定律。[64]

庫茲涅佐夫指出，同莫紮特的對比揭示出愛因斯坦科學貢獻的浪漫主義。[65]愛因斯坦不僅是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有能力欣賞美並創造美的音樂家，他曾帶著心愛的小提琴參加慈善募捐音樂會。一次，德國一家報紙刊登了小提琴演奏家愛因斯坦演出的報道，他興高采烈地剪下那條簡訊，拿給熟人們看：“您以為我是個學者嗎？其實我是個著名的小提琴家！”[66]愛因斯坦演奏小提琴的技巧雖不那麽精湛，然而卻有幹淨、自信和內在的表達力的特點，在演奏中吸引愛因斯坦的是嚴格表達作品的結構。例如，巴赫的音樂使愛因斯坦聯想到聳入雲霄的哥特式教堂的結構以及數學結構的嚴密邏輯。藝術反映世界和諧的“天籟”也吸引著他。愛因斯坦並不關注表演者的個性表現。庫茲涅佐夫援引澳大利亞鋼琴家克來因的觀點指出，愛因斯坦與莫紮特的聯係在於，莫紮特的音樂具有某種超脫時間、地點和環境的驚人的獨立性，愛因斯坦的初始概念也正是運動的基本定義對參照係的選擇的獨立性。如果說，黑格爾概念裏的古典主義是使具體的東西服從於抽象的規則，動力學則以對靜力學規則的破壞表現著自身的浪漫主義美學，庫茲涅佐夫將體現在文化、藝術和科學中貫穿的突如其來的變化，與其同一主題交織的有機和諧，界定為浪漫主義。藝術用色彩斑斕的多相本質反映世界，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反映的世界圖像也是多相與反常的，空間與時間中的多樣性成就彼此。莫紮特的每一樂句、和聲並不消溶於整體，每個音符的存在都發揮著個性的價值，同時體現整體，每個音符、和聲、樂句都是整體的局部體現，具有永恒存在的特性。並且，莫紮特音樂的多相還表現在其戲謔樂句融合著最深刻的悲劇性的、浮士德式的衝突。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探究亦然，既包含對古典思想根本基礎的懷疑，又融合著對新基礎的浮士德式的歡快—英雄般的追求，乃至使概括化思想頂峰擬人化的幽默。愛因斯坦在每一個特定的實驗中和每一個個別推導中都想聽到開普勒的“天籟”、存在的統一和諧，這種和諧不是先驗的，而是實驗可以驗證的。宇宙的存在既仰賴於矛盾與否定，又仰賴於與之聯結的理性，失去任何一方，宇宙都將失去其存在。[67]

於探究科技與人文奧秘間穿梭遊走時，不同領域間的領悟往往得以交互遷移、潤澤彼此，這或許也是融合科技與人文教育的一個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