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蘇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生平與教育活動

蘇格拉底（Socratēs，前469—前399），希臘哲學家。他的父親是雕刻匠，母親是助產士。他出生和成長在雅典帝國的鼎盛時期，當時的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蘇格拉底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向阿爾刻勞學習過自然哲學，也向不少的智者大師如普羅塔哥拉等求教過，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這對他研究人與社會，學會思考和辯論的藝術有很大作用。青年時期的蘇格拉底與當時雅典的學者名流已有較多交往。在交往中，他才智嶄露，聲譽漸起。

在他30多歲時，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了。作為雅典城邦的公民，蘇格拉底直接參加過3次戰役。在作戰中，他英勇果敢，吃苦耐勞，冒著生命危險在戰場上拯救落難戰友，表現了為城邦不惜犧牲的愛國精神。

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希臘社會曆史的轉折點，是雅典城邦由強盛走向衰落的關鍵。戰爭使全希臘的政治、社會秩序陷入了極度混亂。霸主們公開宣揚血與火的殺伐，聲稱弱肉強食就是“正義”和“公道”。斯巴達打著“解放希臘，幫助諸邦擺脫雅典統治”的旗號，雅典則喊著“為帝國利益而戰”，實際上雙方都**裸地奉行霸權政治原則。政治動亂又使希臘人精神世界發生了極大的混亂和危機，人性普遍墮落，希臘的傳統道德陷於崩潰。

麵對處於災難和衰落的祖國，作為熱愛雅典城邦的公民，作為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蘇格拉底不僅用自己的身體，更用自己的頭腦——用深刻的哲學思想和教育實踐，企圖挽大廈於將傾。他認為，造成雅典麵臨巨大危機的根源，是道德和人性的墮落，因此，拯救社會的根本出路，就在於改善靈魂和人的本性，引導人們追求和認識道德的善，由此才能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複興雅典乃至全希臘。關於這一點，他在自白中說得非常明白。

雅典人啊！我尊敬你們並且熱愛你們，但我將寧可服從神而不服從你們，而且隻要我還有生命和氣力，我就不會停止哲學的實踐和教誨，勸勉我所遇到的你們之中的每個人，照我的方式對他說：你，我的朋友，偉大、強盛和智慧的雅典城邦的一個公民，你隻專注於積累大量錢財和獵取聲譽，卻毫不關心和留意於智慧、真理和靈魂的最大改善，難道不覺得羞恥嗎？如果這人說：是啊，可我是注意的呀！這時我就不離開他，也不讓他走開，而要來回地盤問他；如果我發現他並無美德，隻是口頭上說他有，我就要責備他忽視了最寶貴的東西，倒把無價值的東西看得非常重要。我要把這些話反複地對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去講，不管他年輕還是年老，是公民還是外邦人，但是特別是對你們這些公民們說，因為你們是我的同胞。要知道這是神的命令，我相信，在我們國家裏再沒有什麽比我對神的服務是更大的好事了。因為我所做的事情隻是到處去勸說你們，不論老少，不要隻考慮你們個人和財產，首要的事是要關心靈魂的最大改善。我告訴你們，金錢不能帶來美德，而隻有美德才會帶來金錢和其他一切好事，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好事。這就是我的教義。[1]

這就是蘇格拉底自覺認識到的他的使命，他把它理解為神賦予他的神聖使命，引導他在城邦內到處找人談話，討論問題，啟迪理智，改善人的靈魂。這種使命和對這種使命的自覺認識，是他的生活與哲學的全部宗旨所在，成為其哲學的出發點和核心。這使得他的哲學並不是一種迂腐的道德規勸，而是一種對時代精神的反思與批判。他曾把自己比作神特意賜給雅典的一隻“牛虻”，刺激、驚醒日趨懶憊的，像一匹碩大又喂養得很好的馬的雅典，使它從昏睡中醒來而重新奮發。

麵對雅典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和道德危機，蘇格拉底認識到，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怎樣教育青年成為一個好的公民。蘇格拉底從30歲開始，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教育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公眾上，特別是對青年的教育上，曆時近40年。蘇格拉底一生雖然從未創辦過有固定校舍的學校，但他是一個真正的、希臘傳統意義上的民眾教師。

蘇格拉底以造就有德行、有智慧的治國人才為己任。他重視教育的作用，認為教育事業“對於人類有最大好處”[2]。蘇格拉底曾自謂“我一生從沒有過寧靜的生活，我從不關心大多數人所關心的事情，諸如賺錢，建立舒適的家庭，謀求高官厚祿等；也沒有參與如政治、秘密結社、結黨等在我們城邦從未間斷過的政治活動”[3]，而將全部時間和精力放在教育事業上。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過程中，蘇格拉底的教學沒有一定的對象，更沒有固定的場所。他的門人中既有貴族派，也有民主派；有本邦人，也有外邦人；有政治家，也有將軍。從青年到老人，從富人到窮人，無論是普通的農民，還是手工業者，都是他的教育對象。他教無定所，體育館、廣場、街坊、商店成了自然的教室。蘇格拉底說：“我願同樣回答富人和窮人提出的問題，任何人隻要願意聽我談話和回答我的問題，我都樂於奉陪。”[4]比如，尤泰魯斯就是一個“不得不親手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活”[5]的雇工。畫師帕拉西阿斯、雕刻匠克雷多、製造胸甲的皮斯提阿斯都成為他的教育對象。在這一點上，蘇格拉底有些類似於我國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無類”。他和人談話時，常常目光炯炯，似能穿透一切，使人感到一種超人的才智和內在的精神美。柏拉圖在《會飲篇》中描述蘇格拉底善豪飲，當眾人喝得醺然酩酊時，他尚能清醒地侃侃而談，但他日常生活極為節製，絕少飲酒。他以自製、節儉、刻苦追求學問和誨人不倦為生活準則，鄙視智者以出售知識為生財之道。當時雅典貪婪斂財、奢侈靡逸之風日甚，蘇格拉底卻以其儉樸、剛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眾麵前樹立了一種道德楷模，使他的教義更具感召力。

蘇格拉底對希臘未來有高度的責任感，他把城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希望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成為有德行、有知識的人。蘇格拉底熱愛青年，並善於對青年人的資質和品行進行鑒別。他通常通過他們學會注意的事物的速度，他們對於學得的事物的記憶能力，以及他們對於學習一切有助於管理好家務、莊園、城邦和成功地處理人類事務的知識的渴慕程度來判斷青年人的才能和品質。針對青年人身上存在的不同情況和特點，蘇格拉底教育青年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對那些自以為稟賦好而輕視學習的人，他就教導他們：越是稟賦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認為烈性而桀驁不馴的良種馬，如果在小的時候加以馴服，就會成為最有用、最驍勇的千裏馬；但如果不加以馴服，則始終是難以駕馭的駑才而已。蘇格拉底認為，青年人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成為優良有用的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們的意誌越堅強，就越容易犯錯誤，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以獵犬為喻，品種最優良的、最經得住疲勞的、最善於襲擊野物的獵犬，如果經過良好的訓練，就會最適於狩獵，而且最有用處；但如果不經訓練，就會變得無用、狂暴，而且最不服使喚。教育、培養青年也是這樣。蘇格拉底指出，稟賦最優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經過教育而學會了他們應當怎樣做人的話，就能成為最優良的、最有用的人，因為他們能夠做出極多、極大的業績來；但是，如果沒有受過教育而不學無術的話，那他們就會成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為由於不知應該選擇做什麽，而且由於狂傲激烈、稟性倔強、難受約束，就會做出很多、很大的壞事來。

蘇格拉底和當時活躍在雅典的智者派雖有表麵上相似的地方，但與他們又有很大的不同。智者派教人要收取學費；他卻分文不取，把教育人視為自己應盡的義務。他是一位不收酬金的義務教育家、知識的無私奉獻者。色諾芬回憶說：“盡管他（指蘇格拉底——引者注）接待了許多希望聽他講學的人，其中有本國公眾也有外國人，但他從來沒有因為講學而向任何人索取過報酬，而是以其豐富的學識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6]對受教育者，他不僅不收取報酬，有時還願意最大限度地獎勵、資助那些願領受他的教益的人。從教學內容上來看，智者派側重雄辯術、文法、修辭；蘇格拉底的教學內容重視道德、智慧、治國才能的培養，目的在於教人怎樣做人。

蘇格拉底這隻“牛虻”企圖用他的哲學和道德原則來改造希臘人的思維和精神生活。這種獨特的精神與當時雅典人所奉行的政治及生活規則產生了嚴重衝突。蘇格拉底認為，從政必須以正義為準則，雅典之所以陷入無窮動亂和災難之中，都是因為人們隻追逐金錢、地位，喪失了美德之心和善。所以不管什麽人、什麽政體，隻要言行不合正義，都會遭到他的批評。蘇格拉底對民主政體和貴族政治都持獨立不倚和批評的態度，招致了當權者的仇視。他雖逃脫了“三十僭主”的迫害，卻在民主製恢複時遭到了殺身之禍。

公元前399年，他以“引進新神”和“敗壞青年”的罪名被控告。蘇格拉底恪守自己的哲學使命和原則，在法庭上，他不畏懼，不求饒，侃侃而談，申辯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當的。他不僅嚴正地為自己辯護，而且繼續針砭雅典時弊。被判處死刑後，他的朋友和學生勸說並幫助他越獄逃走，被他堅決拒絕，因為他認為他和國家之間有神聖的契約，自己應遵守雅典的法律，這是他不能違背的。所以他視死如歸，在臨終前仍同朋友們討論哲學問題，他飲鴆就刑，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學實踐捍衛了自己的使命和人格。“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這句話曆經兩千多年，今天讀來仍令人潸然淚下。

對於蘇格拉底之死，曆來大多數哲學家認為這是雅典人做的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連“三十僭主”都不敢向他下毒手，而民主製恢複後卻將其害死。從曆史上看，蘇格拉底的思想和活動及其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同當時雅典社會傳統的政治、宗教、道德觀相衝突的。他用“認識你自己”代替神諭，提倡理性原則及人的自我意識，批判雅典傳統的社會道德和政治規則，這些都威脅到維係雅典城邦的政治、倫理和宗教原則，因此，他被判罪是必然的。黑格爾以深刻的曆史洞察力，論述了蘇格拉底的悲劇性質，他指出：

他的遭遇並非隻是他本人的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劇，它不過是借此事件，借蘇格拉底表現出來而已。這裏有兩種力量在相互對抗：一種力量是神聖的法律，是樸素的習俗——與意誌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們在其規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倫理地生活，我們可以用抽象的方式將它稱為客觀的自由……另一個原則同樣是意識的神聖法律，知識的法律，是主觀的自由，這是那教人識別善惡的知識之樹上的果實，它來自自身的知識，也就是理性，這是往後一切時代的哲學的普遍原則。[7]

上述黑格爾的看法，一反前人對蘇格拉底之死事件的單純道德評價，而做了較為深刻且富有啟發性的曆史評價，是比較公允的。當代美國新聞工作者I.F.斯東在70歲高齡之後，窮十年之勞，寫出了《蘇格拉底的審判》一書。斯東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蘇格拉底之死在於他的學說與雅典民主政體的矛盾，而矛盾體現在哲學的三個根本問題上，即人類社會群體的性質，什麽是美德和知識，個人與政治的關係。在這些根本問題上，蘇格拉底與大多數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臘人都有著較大的分歧。

應該說，蘇格拉底的哲學和道德思想旨在維護雅典奴隸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基本上符合古代希臘奴隸社會的基本要求。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公民早已被戰爭、政變和政客爭權奪利弄得暈頭轉向、意亂神迷，已不能體察“牛虻”的使命和善意。蘇格拉底被他苦苦眷戀的城邦處死，這不僅是蘇格拉底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雅典和希臘的悲劇。

蘇格拉底沒有任何著作，他的思想在與別人的對話中表達。今人主要通過他的兩個學生色諾芬和柏拉圖的著作來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色諾芬是曆史學家，在《家政篇》《辯護詞》《宴會集》和《回憶錄》中記錄了蘇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圖的對話多以蘇格拉底為主角，但一般認為，隻有他的早期對話基本上反映蘇格拉底的思想，其中尤以《申辯篇》《克力同篇》《尤息弗羅篇》《拉刻斯篇》四篇對話為主，記錄了他與蘇格拉底在審判期間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