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道德教育哲學

蘇格拉底不僅是個政治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道德改革家。他建立人的哲學，著眼於探討人的道德本性。他認為社會道德秩序的穩定是城邦興盛的基礎，道德淪喪是城邦政治危機的根源；改善靈魂、匡正道德是振邦興國的根本。因此，與培養合格領導者以拯救雅典密切相關的，是他要求全體公民改造道德生活，呼籲雅典同胞進行自我反省，尋求一種真正有價值的生活。蘇格拉底認為，智者的相對主義的感覺論隻能助長個人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這是造成雅典危機的思想根源。因此，他強調普遍的知識與價值，貶低感覺，要以理性去探討倫理觀念和道德價值，確定普遍的、絕對的善。他在古代希臘首次建立了一種理性主義的道德哲學。

一、美德即知識

美德即知識，這是蘇格拉底道德理論和道德教育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識，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

在希臘文中，arete這個詞的含義相當廣泛，不僅指人的優秀品質，也指任何事物的優點、長處和美好的本性。蘇格拉底將生活中人所表現的所有優秀品質，如正義、自製、智慧、勇敢、友愛等都稱為人的arete，一般將它譯為“美德”（virtue）。“美德即知識”是蘇格拉底道德教育哲學的主旋律。色諾芬在回憶錄中記載：“蘇格拉底說，正義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為正義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為都是美好的；凡認識這些的人絕不會願意選擇別的事情；凡不認識這些的人也絕不可能將它們付諸實踐。所以，智慧的人總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就不可能做美好的事，即使他們試著去做也是要失敗的。既然正義和其他美好的事情都是美德，很顯然，正義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25]蘇格拉底將這種“美德即知識”的理論具體運用於實際生活中，他說：“在農業方麵是那些善於種田的人，在醫學方麵是那些精通醫道的人，在政治方麵是那些好的政治家們；至於那些不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既沒有任何用處，也不會為神所鍾愛。”[26]

蘇格拉底曾和希庇阿斯討論什麽是正義的問題。蘇格拉底認為：“守法就是正義”，並且說明他所說的法就是“城邦的律法”，即公民一致製定的協議，規定他們應該做什麽和不應該做什麽。[27]在他看來，法就是普遍正義，是指導城邦生活的最高準則。蘇格拉底在被判處死刑後，朋友們都勸他越獄求生。但他聲稱自己從不放棄原則，總是根據理智決定是否接受朋友的建議。蘇格拉底說：人皆非有意作惡，以錯對錯的報複絕不可取，這是一條人生原則。自己如果越獄逃跑，就是對雅典城邦做了毀法敗邦的報複，是摒棄了自己對城邦的道德承諾，違背了正義的生活原則。

蘇格拉底認為“自製是一切美德的基礎”，“自製是人的一個光榮而有價值的美德”[28]。自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智慧是最大的善，不自製就使人遠離智慧，缺乏健全理智，沉溺於某些快樂，於是本來能分辨好壞的感覺遲鈍了，不擇善而從惡，不做有益的事而做有害的事。蘇格拉底並不否認人需要快樂，但是他反對享樂主義道德觀將快樂說成是滿足欲望和情欲。他指出：不自製給人帶來的唯一東西就是所謂快樂，但這並不是真正的快樂，唯有自製才能給人最大的真快樂。因為在蘇格拉底看來，理智是最大的美德，自製表現為以理智克服欲望，使欲望以適度的方式得到滿足。“一個不能自製的人和最愚蠢的牲畜有什麽分別呢？那不重視最美好的事情，隻是竭盡全力追求最大快感的人，和最愚笨的牲畜有什麽不同呢？隻有能自製的人才會重視實際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對事物進行甄別，並且通過言語和行為，選擇好的，避免壞的。”[29]

蘇格拉底認為，勇敢不是天生的品質，而是一種需要經過教育，獲得知識，才能教養起來的美德。勇敢和知識密不可分。不能簡單地說勇敢就是對可怕的危險事情無所畏懼；如果對這類事情的性質無知而無所畏懼，這不是勇敢而是魯莽。在大難臨頭時必須有知識、有智謀，善於應付，臨危不懼，這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無疑是一種高尚的品德，但隻有和智慧結合的勇敢才是高尚的，愚昧的勇敢隻不過是頑固，是有害的惡。勇敢出自智慧，人的勇敢是要通過勤學苦練才能培養起來的。這樣，蘇格拉底就將勇敢與知識、智慧聯係起來了。

交友是當時希臘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蘇格拉底對此很重視，他教導人們要懂得友愛和友誼的價值，要懂得怎樣交友擇友。他自稱不像別人那樣喜歡聲色犬馬，“我所喜歡的是有價值的朋友”。他認為友愛的本性是善，善和惡不能互相並存，因為壞人和壞人、壞人和善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友愛，友愛隻存在於高尚、善良的人們中間。蘇格拉底又認為：任何人都不愛無知無用之人，如果對事物沒有知識就會將事情弄糟，失去別人的愛，甚至父母的愛，隻能處處受製於人；如果你獲得知識，顯得有用與善，所有人都會對你友愛。蘇格拉底以此說明友愛這種美德同知識與智慧是緊密相連的。

蘇格拉底還從“美德即知識”出發，提出美德是統一的，反對智者把人的美德相分離的觀點。普羅塔哥拉認為美德就如同人臉上的鼻子、嘴那樣的部分，它們的功能是彼此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勇敢而不公正，有些人正義而不智慧。實際上，普羅塔哥拉陷入了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將美德相互割裂，認為對立的美德可以共存於一體，善也是相對的，既可對人有益，也可對人有害。在普羅塔哥拉看來，道德是相對的，沒有普遍絕對的標準，因此不能構成確定、完整的道德人格。蘇格拉底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美德的有機整體性和道德價值的普遍確定性。他並不否認多種行為美德之間的差異，但更強調它們的有機聯係，即它們有同一性，那就是它們的理智本性。蘇格拉底對古希臘的幾種主要美德——正義、自製、勇敢等，加以分析，認為它們有共同性，都和知識相聯係，都受智慧的支配。這種本質上的同一性使各種美德內在聯結，不能孤立存在，構成美德的整體性。蘇格拉底主張，美德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智慧、知識和美的本性使各種美德成為有機聯係的整體。美德的整體先於部分，也優於部分，人的美德不可能被分割成各個部分，人的道德人格必定是完整的。

二、美德可教

在同普羅塔哥拉的對話中，蘇格拉底指出，從雅典公民大會的情況看，政治技藝似乎是不可教的，公民大眾討論建築、造船時請教建築和造船的專家，而討論政治事務時，如果請某人作為專家來施教，隻會招致輕蔑和哄笑，被噓出會場。蘇格拉底說他本不相信美德可教，請博才多學的普羅塔哥拉為他釋疑。

普羅塔哥拉講了一個神創造人和人類社會進化的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混沌初開，神用火和土做成了人，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偷來了火，並產生了百工技藝，但由於人沒有政治技藝而相互傷害。宙斯害怕人類因此會毀滅，便命厄庇墨透斯給人帶來相互尊重和正義的美德，並且使每個人平等具有，城邦得以製定法律才有秩序、友誼和團結。按照普羅塔哥拉的社會進化論，人類早期處於自然狀態，沒有道德和法律；互相尊重和正義雖然是由宙斯帶給人的，但由於人人具有這種本領，製定道德和法律，社會才進入文明社會。道德和法律是人約定而成的。普羅塔哥拉認為，既然美德不是天生的（physis），也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約定的（nomos），它就是可教的。同時，美德的傳授也受天賦的影響，如一個享有盛譽的奏笛天才並不一定能使他的兒子成為奏笛高手，因為每個人的天賦能力是不同的，自然稟賦隻能影響教學美德的程度，所以美德是可教的。至於有的人能教好，有的人不能教好，則是由於各人的天賦和努力程度不同。

普羅塔哥拉認為道德和法律是約定俗成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因此，不同的城邦就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和法律，道德沒有絕對的標準，善惡、好壞的標準在於個人的感受和體驗，這樣又使道德成為不可教的。在同普羅塔哥拉的對話中，在道德的本性問題上，蘇格拉底提出了兩種道德觀。智者主張不是人擁有的知識支配人的行為，而是**、快樂、痛苦、恐懼等情感支配人的行為，他們將知識看作屈從於情感的奴隸，甚至可以被情感拋到一邊。蘇格拉底則主張知識是最能支配人的行為的美好東西，因為它能使人辨別善惡。蘇格拉底並不否認道德生活中有快樂和痛苦等情感的表現，但它們是複雜的，麵對各種現實的和可能的快樂和痛苦，人需要對道德行為做出選擇。人在選擇時必須對它們做出測度、衡量，這種測度本身就是知識，隻有知識才能保證得出正確的選擇，保證我們獲得善的生活，使惡的生活得到拯救，因此，恰恰是知識支配快樂和痛苦等情感。有些人明知惡而故犯，明知善而不為，並不是因為情感統治了知識，而是因為在測度快樂和痛苦並做選擇時缺乏正確知識，做了錯誤的選擇，是一種嚴重的無知。所謂情感支配，是純粹無知的結果，隻有智慧才是人行為的主宰。明知惡而故犯，不過是人在道德行為的選擇中因無知而犯惡罷了。

根據以上分析，蘇格拉底論證各種美德有共同性，即都源於知識，是由知識支配的，而不是由情感支配的。蘇格拉底和普羅塔哥拉的全部辯論得出一個戲劇性的結果，雙方的論點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麵。蘇格拉底開始時說美德是不可教的，現在卻相反證明所有美德都是知識，證明美德是可教的。而普羅塔哥拉說美德是可教的，現在美德卻成了非知識性的東西，這樣就使它們完全不可教了。其原因在於蘇格拉底認為道德應該有共同的、客觀的、絕對的價值標準；美德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本性，是一種知識；知識必然是可教的，善惡、是非隻能由知識來判斷；知識出於理性，理性乃人的天性，是physis。所以，美德必然是普遍的，絕對的，可教的。

三、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善是蘇格拉底的最高哲學範疇，它既有本體論意義，也有道德意義。他認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蘇格拉底曾說：善是我們一切行為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為了善而進行的。這裏所說的其他事情是指快樂、理性、自製等。善也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目的，治理城邦的目的就是要使城邦和公民們盡可能從善。在蘇格拉底看來，善是一切行為的目的，也是最高的道德價值。蘇格拉底所說的“善”究竟是什麽？希臘文agathon這個詞原本有好、優越、合理、有益等含義，英文為good，中文譯為善。但agathon的含義比中文“善”的含義要寬泛得多。

在色諾芬和柏拉圖的記載中，蘇格拉底談到善時往往是和有益、有用等聯係在一起的。蘇格拉底常說：“對於任何人有益的東西，對他來說，就是善……”[30]他強調關於善的知識比其他各種知識都重要，如果沒有這種知識做指導，醫學未必使人健康，製鞋、紡織等技藝未必能生產好的鞋子和衣服，領航員未必能保證航海安全。總之，如果缺乏善的知識，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蘇格拉底認為，善是“一種關於人的利益的學問”。不過，他所認識的功利和智者的不同。他反對滿足個人情感和欲望需要的功利觀，認為這種利益是表麵的、短暫的和變化的，不是真正的利益。他要求人們辨別和追求真正最高的利益，這種最高的利益應當是滿足靈魂需要的，而不是滿足肉體需要的利益，所以，最高的善是與知識、真理相一致的。

蘇格拉底指出，靈魂和身體的善都表現為和諧、有秩序，但這隻有通過知識訓練才能達到。他說：“任何事物的美德，無論實現在身體、靈魂還是其他任何生物中，都不是隻憑任意偶然性。而能最好地得到的，隻能由通過適合於每一事物的秩序和條理才能得到。任何事物的美德都是一種有規則、有秩序的安排，所以，正是這種適合於該事物的秩序的出現才能使任何事物成為善的。”[31]善通過正義、秩序和技藝知識植根於身體和靈魂之中；自製的人才具有正義、勇敢、虔誠的真正的善。蘇格拉底也將善和自由、自製聯係起來。色諾芬在回憶錄中記載了蘇格拉底對尤蘇戴莫斯的教導。蘇格拉底指出，自由對於個人和城邦都是高貴而且美好的財產，能夠做最好的事情，即從事善就是自由；反之，受到阻礙不能從事善，也就是沒有自由。他認為凡是不能自製的人，也就是沒有自由的人。那些不能自製的人不僅受阻不能去做最好的事，還被迫去做最無恥的事。蘇格拉底還將自由的善與自製、智慧聯係起來。他說：“智慧是最大的美德，不能自製就使智慧和人遠離，並且驅使人走到相反的方向去。”由於“不能自製使人對眼前的快樂流連忘返，常常使那些本來能分辨好壞的人感覺遲鈍，以致他們不但不去選擇較好的事情，反而去選擇較壞的”，所以“健全理智和不能自製這兩種行為是恰好相反的”[32]。這樣，蘇格拉底將道德自由歸結到健全的理智，將自由、理智和“善”聯係在一起。人根據智慧，遵循理智，能夠自製，就能做最好的事情，從而實現善。

蘇格拉底認為，人的一切合理行為都是為了從善，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為了達到善，必須尋求能明察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識技藝，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這即是美德和幸福。人不能隻從個人經驗出發，沉溺於日常事務，在滿足欲望中獲取快樂，以為這就是善。要是唆使城邦及其公眾在滿足私欲中尋求快樂和幸福，一味追求強權，效法僭主，濫用權力，就隻能走向歧途，惡果累累。蘇格拉底指責當時的統治者不注意使公民的靈魂從善，卻熱衷於建造船艦、軍港、衛城等設施，因此，他們對社會危機是負有責任的。同時，蘇格拉底認為智者也應負責任，智者自詡為使公民從善的教師，卻唆使人們一味追求欲望的快樂，使他們追求錯誤的生活目的，變得驕縱、貪婪，陷入不正義和邪惡，毒化了人們的靈魂。蘇格拉底大聲疾呼：雅典屬於最偉大的城邦，雅典人是以智慧和強盛聞名於世的。可是他們現在專心致誌於獲得錢財，獵取榮譽，而不關心智慧、真理和靈魂的完善。因此，蘇格拉底認為，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改善公民的靈魂，給他們知識教養，使他們過理性的生活。改善公民靈魂，是真正的政治技藝，是政治家的真正職責。

四、知識觀

蘇格拉底認為，人通過理性靈魂獲得的知識不同於感覺，不同於流行的意見，而是一種普遍的、必然的真理。隻有通過理性，人才能夠得到確定不移的、絕對的知識，這是蘇格拉底思想的重要方麵。從人類認識史的進程看，早期希臘自然哲學家的知識主要是通過對自然界的直觀認識得來的。與此相應，他們對人的認識也還比較粗淺，較多自發探討人的感知能力及其生理基礎，對人的理性的自覺反思則較薄弱。隻有愛利亞學派的巴門尼德將思想和感覺、真理和意見區別開來，開始將理性思維提到首要的地位。在這方麵，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繼承和發展了巴門尼德的傳統，但是他們是在一個新的背景下提出這個問題的，那就是反對智者的感覺論。當時的智者以教授知識自詡，但是他們的相對主義感覺論不可能形成一種確定的知識，相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蘇格拉底認為智者的“人是萬物的尺度”的理論將是非、善惡的標準都混淆了，是造成社會上各種罪惡的原因。他認為，智者雖然自稱是教授和傳播知識的，但是他們所授的知識根本不是知識。因此，蘇格拉底必須提出一個確定的“知識”概念，來和智者相抗衡。

在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主要是自然哲學家，他們所講的知識都是與運動變化的事物相關的，他們的知識主要都是從對自然現象的直觀中得來的，所以，他們講的知識都是運動變化的方麵，這是蘇格拉底不能認可的。因為這樣的知識不能作為判斷真理的標準。蘇格拉底說，我們要尋求的是那真正的美，並不是容貌美好，因為這些東西是會變化的，現在是這樣，以後又會變成那樣。真正存在的問題是在同一狀態下的，永遠也不會運動變化，運動變化的東西是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的，因為當你接觸它時，它已經改變了性質。如果萬物都在變動，沒有確定不變的東西，那便根本不可能有知識，因為知識本身沒有改變，它才是知識。如果這種變化繼續下去，便不會有任何知識，這樣既沒有能知的人，也沒有被知的東西。蘇格拉底明確提出：感覺隻能是流動變化的認識，不能得到確定的知識；隻有常駐的、絕對的認識才是真正的知識；知識作為知識，應該有一種絕對的、永恒的本質。他還說，如果沒有這樣的知識，便沒有知識的主體和被知的對象；但是知識的主體和被知的對象如絕對的善、美等總是絕對存在的，因此，應該肯定有這種知識的存在。這裏所說的知識的主體和被知的對象並不是一般的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而是有蘇格拉底所指的確定含義的。他明確地說知識的對象是絕對的美、絕對的善，也就是他所說的普遍的定義、本性或本質。能夠達到這種認識的，當然隻能是靈魂中的理性。

蘇格拉底堅持認為，隻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識；也隻有確定的知識才使人懂得真理，辨別真知和謬誤。蘇格拉底以人為知識的主要對象，而人由身體和靈魂構成，他相應地提出學科知識的分類：關於人的身體有兩種學科，即體育和醫學；關於人的靈魂的技藝統稱政治，也有兩種學科，即立法和正義（道德）。體育和醫學、立法和道德之間都是緊密聯係、相互滲透的，立法和體育相應，道德相當於醫學。同時，他還指出生活中有一些同這些學科表麵相似的冒牌技藝，如烹調師自稱是最懂營養健康的專家，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醫生就無所事事了。同樣，智者的修辭術也是冒牌的技藝。他批評智者的修辭術並不能揭示關於事物的真理以及什麽是正確和錯誤、高尚和卑下、正義和非正義，實質上隻是一種奉承人的雕蟲小技。即使同政治活動的某些方麵有表麵相似，也隻是一種惡劣的相似。這樣的修辭術隻能使人們產生某些信念，以貌似有理實無理的辯論使人輕信某種意見，並不能在公眾集會上教給人們知識和真理，讓他們區分正確和錯誤。蘇格拉底主張，知識是靠理性獲得的真理，能使人辨別正確和錯誤，有客觀的標準，能引導人從善，合乎正義。在蘇格拉底看來，“善”是萬物的真正的、最後的目的。對於人來說，最重要的知識就是能區別、認識什麽是善和什麽是惡，什麽是好的和什麽是壞的。蘇格拉底強調理性的作用，倡導“善的目的論”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善的知識”屬於一般的知識，各種具體知識都和一般的知識有關，用蘇格拉底的話說，它們都是受一般知識支配的。蘇格拉底認為一般的知識高於具體的知識，醫生和工匠雖有具體的知識，卻不一定具備一般的知識。他指出，在人們具有的各種具體的知識以外，還有更高抽象層次的一般的知識，也就是關於“善的知識”。

“知識即美德”有其積極意義。蘇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識等同起來，通過知識的客觀性、普遍性與確定性推論出道德的普遍性與確定性，以此來反對“道德就是情感、欲望”和“任何事物都有兩種正相反的說法”的相對主義原則，以及“強權就是正義”的政治非道德原則，確立了道德的共同性，為道德規定了一個可行的不變標準，這就是善。蘇格拉底提出“知識即美德”，明確肯定了理性知識在人的道德行為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起了一種理性主義的道德哲學，賦予道德價值客觀性、確定性和普遍規範性，意在維護希臘民族在曆史上已形成的傳統美德。既然美德即知識，知識是可教的，美德也是可教的，那麽知識的可教性就蘊含著美德的可教性。但是，德行的可教性似乎否認了蘇格拉底關於善是靈魂的內在原則的說法。根據前者，德行是通過教育而獲得的後天習性；根據後者，德行是不假外物而存在於內心之中的天然本性。蘇格拉底認識到向善的本性和後天教育對於德行同樣重要。比如，他說：“勇敢是自然的東西，由靈魂適當地培育出來。”[33]另一方麵，勇敢又是關於可怕與不可怕的知識。這樣，蘇格拉底關於勇敢的對話提出了勇敢不可教與勇敢可教兩種不同的觀點。蘇格拉底指出“學習”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任何人既不可能學習他知道的東西，也不可能學習他不知道的東西。他不能學習知道的東西，因為他已經知道了這個東西；他不能學習不知道的東西，因為他不能知道在學習什麽”[34]。

“德行就是知識”這句話也包含著一個“蘇格拉底式的悖論”。這個悖論並不同道德的可教性相矛盾。因為在蘇格拉底看來，人在開始學習時，靈魂裏已經存在著關於德行的原則，隻是由於受到蒙蔽而沒有被人們覺悟，學習的目的就是認識自己靈魂之內的已有德行，關注以前尚未被學會的本性。所以，肯定德行是靈魂的本性，與肯定美德的可教性並不矛盾。

在蘇格拉底看來，知識和美德是人人皆有的天賦本性，有些人缺乏美德隻是由於感覺的迷誤而扭曲了人的理智本性，美德的可教性和自然性在學習的過程中達到統一。蘇格拉底認為，美德是天生的，但人的美德的形成有賴於後天教育與培養。“正如有些人的身體天生比另一些人的身體更強於耐勞吃苦一樣，有些人的心靈是天生比另一些人的心靈在麵對艱險時更為勇敢。因為我見到在同一的法律製度下教育長大的人，他們在勇敢方麵大有差別。”[35]不過他又認為，“任何一種天生的傾向，都可以由訓練和鍛煉而使之在剛毅方麵有所長進”[36]。因此，“很顯然，無論是天資比較聰敏的人，還是天資比較魯鈍的人，如果他們決心得到值得稱道的成就，都必須勤學苦練才行”[37]。蘇格拉底承認人的天賦存在差異，但不論天賦好的還是天賦差的人，都必須受到適宜的教育，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德行的、有智慧的人。後來的亞裏士多德也接受了他的影響，認為道德雖出於天性而需要訓練，但亞裏士多德更強調道德的教育和訓練。這既繼承了蘇格拉底的這一思想，同時又批判地發展了他的思想。

通過知識教育和道德陶冶可以恢複人的道德本性，使城邦社會生活確立在嚴格的理性道德價值的基礎之上，這正是蘇格拉底道德教育哲學的使命和宗旨所在。

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也是一種知行合一論，強調道德實踐。這與當時雅典的社會風氣有關。當時的雅典是希臘政治文化的中心，許多“詭辯學家”自以為具有人生和自然的全部學問，到處招搖過市，評頭論足。“他們從這個希臘城市漫遊到那個希臘城市，一方麵作為其本邦公民的使者，另一方麵向廣大聽眾顯示自己的才華。他們享有很高的聲譽，而且收入甚巨。但他們遭到了公眾中一部分人的嫉妒和厭恨。因為每當一個公民可以在陪審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時候，他們卻把一切使用普通武器的特技傳授給有錢能買得起的人，恍如一群沒有經過訓練的決鬥者中，他們就是耍刀弄槍的教師爺或職業性的劍客。”在這種情況下，蘇格拉底提出知德統一，強調言行一致，是有其現實意義的。可以說，蘇格拉底本人的道德實踐就是對“美德即知識”的最好詮釋。他多次有生的選擇：他可以交付一筆贖金，換取生命，他的朋友也願意代他交付贖金；他還可以把妻子和孩子帶上法庭求情，用婦孺之情感化陪審團；在臨刑前夕，朋友們又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認為，這些行為都是與法律相抵觸的不正義的行為，他在知道什麽是正義之後就不能再做不正義的事。他寧可承受不正義的懲罰，也不願做不正義的事。因為人們對他不正義的懲罰是出於無知，而他若做了不正義的事便是出於有意。他為“德行就是知識”“無人自願作惡”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但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主張“真知必行”，否定了“知”與“行”的矛盾。按照他的理解，一個人有道德，必須有關於道德行為的知識。如果沒有道德行為的知識，就不可能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這就引出蘇格拉底的“無人有意作惡”的論斷。蘇格拉底在《普羅塔哥拉篇》中曾說：沒有人趨惡或自認為是惡的，避善趨惡是違反人之本性的。有些人明知惡而故犯，明知善而不為，做了錯誤的選擇，是一種嚴重的無知。在他看來，既然由於無知才為惡，因此可以推斷：無人自願為惡，明知惡而自為的說法不能成立。如果一個人不得不在善惡之間做出選擇，那麽他能選擇小的惡時，他不會去選擇大的惡。麵臨戰爭的危險，人們隻是由於危險觀念的不同就可以區分出懦夫與勇士。懦夫拒絕作戰，做了錯誤的估計。勇士樂於作戰，是因為他們對快樂和痛苦做了正確的估計。蘇格拉底認為，勇敢就是知識，怯懦就是無知。蘇格拉底還提出了“有意為惡優於無意為惡”的觀點，認為自覺說謊騙人，犯錯誤乃至傷害人，都比不自覺做錯誤的行為好。他還列舉了一係列實例論證：有能力跑得快而故意跑得慢的人優於沒有能力隻能跑得慢的人，故意喬裝跛腳的人優於真正跛腳的人，因此，人們都願意要有能力也曾有意犯過錯誤的奴隸，不願要沒有能力而屢犯錯誤做傻事的奴隸。這個論點也是從“美德即知識”這一基本原則推出來的。

應該講，蘇格拉底把知和行完全等同起來，把由知到行的關係看作一種必然的決定性關係，是帶有片麵性的。亞裏士多德後來對“美德即知識”這一命題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承認作為智慧的知識對於德行是不可能缺少的，但除了知識之外，還需要意誌和**，才能促使人們按照德行行動。亞裏士多德批評蘇格拉底否定了靈魂中的非理性部分，無視意誌和情感在形成美德中的作用。知識對形成美德、規範道德行為無疑起主導作用，蘇格拉底以此批判智者主張個人的情感。欲望支配一切行為，這是對的。但是人的意誌和情感也是形成道德品格的重要因素。蘇格拉底排斥靈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否定一切意誌和情感的價值，將美德隻歸結為理論知識，是有片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