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技巧常談 成語·鄉談·四字句
春節前與林斤瀾同去看沈從文先生。座間談起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說，沈先生說：“他愛用成語寫景，這不行。寫景不能用成語。”這真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寫景是為了寫人，不能一般化。必須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這樣才能為人物設置一個特殊的環境，使讀者能感觸到人物所生存的世界。用成語寫景，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無，襯托不出人物。《西遊記》愛寫景，常於“但見”之後，寫一段駢四儷六的通俗小賦，對仗工整，聲調鏗鏘，但多是“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一類的陳詞套語，讀者看到這裏大都跳了過去，因為沒有特點。
由沈先生的話使我聯帶想到，不但寫景，就是描寫人物，也不宜多用成語。舊小說多用成語描寫人物的外貌，如“麵如重棗”、“麵如鍋底”、“豹頭環眼”、“虎背熊腰”，給人的印象是“差不多”。評書裏有許多“讚”，如“美人讚”，無非是“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一點點”。劉金定是這樣，樊梨花也是這樣。《紅樓夢》寫鳳姐極生動，但多於其口角言談，聲音笑貌中得之，至於寫她出場時的“亮相”，說她“兩彎柳葉吊梢眉，一雙丹鳳三角眼”，形象實在不大美，也不準確，就是因為受了評書的“讚”的影響，用了成語。
看來凡屬描寫，無論寫景寫人，都不宜用成語。
至於敘述語言，則不妨適當地使用一點成語。蓋敘述是交代過程，來龍去脈，讀者可能想見，稍用成語，能夠節省筆墨。但也不宜多用。滿篇都是成語，容易有市井氣，有傷文體的莊重。
聽說歐陽山同誌勸廣東的青年作家都到北京住幾年，廣東作家都要過語言關。孫犁同誌說老舍在語言上得天獨厚。這都是實情話。北京的作家在語言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大概從明朝起，北京話就成了“官話”。中國自有白話小說，用的就是官話。“三言”、“二拍”的編著者，馮夢龍是蘇州人，淩濛初是浙江烏程（即吳興）人，但文中用吳語甚少。馮夢龍偶爾在對話中用一點吳語，如“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滕大尹鬼斷家私》）。淩濛初的敘述語言中偶有吳語詞匯，如“不匡”（即蘇州話裏的“弗殼張”，想不到的意思）。《儒林外史》裏有安徽話，《西遊記》裏淮安土語頗多（如“不當人子”）。但是這些小說大體都是用全國通行的官話寫的。《紅樓夢》是用地道的北京話寫的。《紅樓夢》對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有了官話文學，“白話文”的出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白話文運動的策源地在北京。“五四”時期許多外省籍的作家都是用普通話即官話寫作的。有的是有意識地用北京話寫作的。聞一多先生的《飛毛腿》就是用純粹的北京口語寫成的。朱自清先生晚年寫的隨筆，北京味兒也頗濃。
咱們現在都用普通話寫作。普通話是以北方話作為基礎方言，吸收別處方言的有用成分，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北方話”包括的範圍很廣，但是事實上北京話卻是北方話的核心，也就是說是普通話的核心。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普通話也仍然帶有方言色彩。張奚若先生在當教育部長時作了一次報告，指出“普通話”是普遍通行的話，不是尋常的普普通通的話。就是說，不是沒有個性，沒有特點，沒有地方色彩的話。普通話不是全國語言的最大公約數，不是把詞匯壓縮到最低程度，因而是缺乏藝術表現力的蒸餾水式的語言。普通話也有其生長的土壤，它的根紮在北京。要精通一種語言，最好是到那個地方住一陣子。歐陽山同誌的忠告，是有道理的。
不能到北京，那就隻好從書麵語言去學，從作品學，那怎麽說也是隔了一層。
吸收別處方言的有用成分。別處方言，首先是作家的家鄉話。一個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傳神妙處的，還是自己的家鄉話，即“母舌”。有些地區的作家比較占便宜，比如雲、貴、川的作家。雲、貴、川的話屬西南官話，也算在“北方話”之內。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家鄉話寫作，既有鄉土氣息，又易為外方人所懂，也可以說是“得天獨厚”。沙汀、艾蕪、何士光、周克芹都是這樣。有的名物，各地歧異甚大，我以為不必強求統一。比如何士光的《種包穀的老人》，如果改成《種玉米的老人》，讀者就會以為這是寫的華北的故事。有些地方語詞，隻能以聲音傳情，很難望文生義，就有點麻煩。我的家鄉（我的家鄉屬蘇北官話區）把一個人穿衣服幹淨、整齊、挺括、有樣子，叫做“格掙掙的”。我在寫《受戒》時想用這個詞，躊躇了很久。後來發現山西話裏也有這個說法，並在元曲裏也發現“格掙”這個詞，才放心地用了。有些地方話不屬“北方話”，比如吳語、粵語、閩南語、閩北語，就更加麻煩了。有些不得不用，無法代替的語詞，最好加一點注解。高曉聲小說中用了“投煞青魚”，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麽意思。
作家最好多懂幾種方言。有時為了加強地方色彩，作者不得不刻苦地學習這個地方的話。周立波是湖南益陽人，平常說話，鄉音未改，《暴風驟雨》裏卻用了很多東北土話。舊小說裏寫一個人聰明伶俐，見多識廣，每說他“能打各省鄉談”，比如浪子燕青。能多掌握幾種方言，也是作家生活知識比較豐富的標誌。
聽說有些中青年作家非常反對用四字句，說是一看到四字句就討厭。這使我有點覺得奇怪。
中國語言裏本來就有許多四字句，不妨說四字句多是中國語言的特點之一。
我是主張適當地用一點四字句的。理由是：一、可以使文章有點中國味兒。二、經過錘煉的四字句往往比自然狀態的口語更為簡潔，更能傳神。若幹年前，偶讀張恨水的一本小說，寫幾個政客在妓院裏磋商政局，其中一人，“閉目抽煙，煙灰自落”。老謀深算，不動聲色，隻此八字，完全畫出。三、連用四字句，可以把句與句之間的連詞、介詞，甚至主語都省掉，把有轉折、多層次的幾件事貫在一起，造成一種明快流暢的節奏。如：“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鬆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反對用四字句，我想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作者習慣於用外來的，即“洋”一點的方式敘述，四字句與這種敘述方式格格不入。一方麵是覺得濫用四字句，容易使文體滑俗，帶評書氣。如果是第二種，我覺得可以同情。我並不主張用說評書的語言寫小說。如果用一種“別體”，有意地用評書體甚至相聲體來寫小說，那另當別論。但是評書和相聲與現代小說畢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