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色彩和地方色彩

按說，寫一個時代題材的戲曲，應該用那一時代的語言。但這是辦不到的。元明以後好一些。有大量的戲曲作品，擬話本、民歌小曲，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語言資料。晚明小品也提供了接近口語的語言。宋代有話本，有柳耆卿那樣的詞，有《朱子語類》那樣基本上是口語的語錄。宋人的筆記也常記口語。唐代就有點麻煩。中國的言文分家，不知起於何代，但到唐朝，就很厲害了。唐人小說所用語言顯然和口語距離很大。所幸還有敦煌變文，《雲謠集雜曲子》和“柳枝”、“竹枝”這樣的擬民歌，可以窺見唐代口語的仿佛。南北朝有勅勒歌、子夜歌。《世說新語》是魏晉語言的寶庫。漢代的口語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史記》語言淺近，但我們從“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知道司馬遷所用的還不是口語。樂府詩則和今人極相近。《上邪》、《枯魚過河泣》、《孤兒行》、《病婦行》，好像是昨天才寫出來的。秦以前的口語就比較渺茫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對一時代的語言熟悉得能和當時的人交談！

即使對曆代的語言相當精通，也不能用這種語言寫作，因為今天的人不懂。

但是寫一個時代的戲曲，能夠多讀一點當時的作品，在這些作品裏“熏”一“熏”，從中吸取一點語言，哪怕是點綴點綴，也可以使一出戲多少有點時代的色彩，有點曆史感。有人寫漢代題材，案頭堆滿樂府詩集，早晚閱讀，我以為這精神是可取的。我希望有人能重寫京劇《孔雀東南飛》，大量地用五字句，而且劇中反複出現“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

寫曆史題材不發生地方色彩的問題。我寫《擂鼓戰金山》讓韓世忠在念白裏偶爾用一點陝北話，比如他生氣時把梁紅玉叫做“婆姨”（這在曲藝裏有個術語叫“改口”），大家都認為絕對不行。如果在他的唱詞裏用一點陝北話，就更不行了。不過寫現代題材，有時得注意這個問題。一個戲曲作者，最好能像浪子燕青一樣，“能打各省鄉談”。至少對方言有興趣，能欣賞各地方言的美。戲曲作者應該對語言有特殊的敏感。至少，對民歌有一定的了解。有人寫寧夏題材的京劇，大量閱讀了“花兒”，想把“花兒”引種到京劇裏來，我覺得這功夫不會是白費的。

寫少數民族題材，更得熟悉這個民族的民歌。我曾經寫過內蒙和西藏題材的戲（都沒有成功），成天讀蒙古和藏族的民歌。不這樣，我覺得無從下筆。

我覺得一個戲曲工作者應該多讀各代的、各地的、各族的民歌，即使不寫那個時代、那個地區、那個民族的題材，也是會有用的。“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這樣的感情是寫任何時代的愛情題材裏都可以出現的。“大雁飛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稍為變一變，也可以寫在漢族題材的戲裏。“你要抽煙這不是個火嗎？你要想我這不是個我吧？”“麵對麵坐下還想你呀麽親親！”不是寫內蒙河套地區和山西雁北的題材才能用。要想使唱詞出一點新，有民族色彩，多讀民歌，是個捷徑。而且，讀民歌是非常愉快的藝術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