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解放”
我的“解放”很富於戲劇性，是江青下的命令。江青知道我，是因為《蘆**火種》。這出戲彩排的時候，她問陪她看戲的導演（也是劇團團長）肖甲：“詞寫得不錯，誰寫的？”她看戲，導演都得陪著，好隨時記住她的“指示”。其時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夏天。
《蘆**火種》幾經改寫，定名為《沙家浜》，重排後在北京演了幾場。
我又被指定參加《紅岩》的改編。一九六四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地點在頤年堂。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有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隻是坐在沙發裏聽著，心裏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些什麽，我也全無印象，隻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她最後跟羅廣斌說的那句話：“將來劇本寫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自一九六四年冬至一九六五年春我們就被集中起來改《紅岩》劇本。先是在六國飯店，後來改到頤和園的藻鑒堂。到藻鑒堂時昆明湖結著冰，到離開時已解凍了。
其後，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鎣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隻有在江青直接控製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體驗”結束，劇團排戲（排《沙家浜》），我們幾個編劇住在北溫泉的“數帆樓”改《紅岩》劇本。
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劇團由重慶至上海，排了一些時候戲，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決定“五一”公演。“樣板戲”的名稱自此時始。劇團那時還不叫“樣板團”，叫“試驗田”，全稱是“江青同誌的試驗田”。
江青對於“樣板戲”確實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體，從劇本、導演、唱腔、布景、服裝，包括《紅燈記》鐵梅的衣服上的補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門前的柳樹，事無巨細，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許搪塞。有人說“樣板戲”都是別人搞的，江青沒有做什麽，江青隻是“剽竊”，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對於“樣板戲”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企圖在“樣板戲”和江青之間“劃清界限”，以此作為“樣板戲”可以“重出”的理由，我以為是不能成立的。這一點，我同意王元化同誌的看法。作為“樣板戲”的過來人，我是了解情況的。
從上海回來後，繼續修改《紅岩》。“樣板戲”的創作，就是沒完沒了地折騰。一直折騰到年底，似乎這回可以了。我們想把戲寫完了好過年。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打來電話，給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叫我們到上海去。我對閻肅說：“戲隻差一場，寫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回了電話，複電說：“不要寫了，馬上來！”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我，乘飛機到上海。住東湖飯店。
李琪是不把江青放在眼裏的。到了之後，他給江青寫了一個便條：“我們已到上海，何時接見，請示。”下麵的禮節性的詞句卻頗奇怪，不是通常用的“此致敬禮”，而是“此問近祺”。我和閻肅不禁相互看了一眼。稍為知道一點中國的文牘習慣的，都知道這至少不夠尊敬。
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我們。江青對李琪說：“對於他們的戲，我希望你了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這是什麽話呢？我們劇團是市委領導的劇團，市委宣傳部長卻對我們的戲不能過問！）她對我們說：“上次你們到四川去，我本來也想去。因為飛機經過一個山，我不能適應。有一次飛過的時候，幾乎出了問題，幸虧總理叫來了氧氣，我才緩過來。你們去，有許多情況，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
我們當時聽了雖然感到有點詫異，但是沒有感到這句話的嚴重性，以為她掌握了什麽內部材料。“**”以後，回想起來，才覺出這是一句了不得的話，她要整垮四川黨的決心，早就有了。
她決定，《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由軍隊黨派一個幹部（女的），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
（哪有這樣的事呢？一個地下工作者，不通過黨的組織，去開展工作，這根本不符合黨的工作原則；一個人，單槍匹馬，通過社會關係，發動群眾，這可能麽？）
我和閻肅，按照她的意思，兩天兩夜，趕編了一個提綱。閻肅解放前夕在重慶，有一點生活，但是也絕沒有她說的那樣的生活，——那樣的生活根本沒有。我是一點生活也沒有，但是我們居然編出一個提綱來了！“樣板戲”的編劇都有這個本事：能夠按照江青的意圖，無中生有地編出一個戲來。不這樣，又有什麽辦法呢？提綱出來了，定了劇名：《山城旭日》。
我們在“編”提綱時，李琪同誌很“清閑”，他買了一包上海老城隍廟的奶油五香豆，一邊“**馬路”，一邊嘬咂倒噍。
江青雖然不讓李琪過問我們的戲，我們還有點“組織性”，我們把提綱向李琪匯報了。李琪聽了，說了一句不涼不酸的話：“看來，沒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創作的哦？”
我們向江青匯報了提綱，她挺滿意！說：“回去寫吧！”
回到北京，著手“編”劇。
三月中，她又從上海打電話來：“叫他們來一下，關於戲，還有一些問題。”
這次到上海，氣氛已經很緊張了。批《海瑞罷官》已經達到**。李琪帶了一篇他寫的批判文章（作為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他不得不寫一篇文章）。他把文章交給江青看看。第二天，江青還給了他，隻說了一句：“太長了吧。”江青這時正在炮製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我和薛恩厚對這個座談會一無所知。閻肅是知道這個會的，李琪當然也會知道。李琪的神色不像上一次到上海時顯得那麽自在了。據薛恩厚說（他們的房間相對著，當中隔一個小客廳），他半夜大叫（想是做了惡夢）。
一天，江青叫秘書打電話來，叫我們到“康辦”（張春橋在康平路的辦公室）去見她。李琪說：“我不去了，——她找你們談劇本。”我說：“不去不好吧，還是去一下。”李琪在屋裏來來回回地走。汽車已經開出來在門口等著了，他還是來回走。最後，才下了決心：“好！去！”
關於劇本，其實沒有談多少意見，她這次實際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他們談了些什麽，我和閻肅都沒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隻見她站了起來，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就在這裏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聲音不很大，但是語氣分量很重。回到東湖飯店，李琪在客廳裏坐著，沉著臉，半天沒有說話。薛恩厚坐在一邊，汗流不止。我和閻肅看著他們。我們知道她這是向北京市攤牌。我和閻肅回到房間，閻肅說：“一個女同誌，‘老子’、‘老子’的！唉！”我則覺得江青說話時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麵孔”。
《山城旭日》寫出來了，排練了，彩排了幾場，“**”起來了，戲就擱下了。江青忙著“鬧革命”，也顧不上再過問這個戲。
劇團的領導都被揪了出來，他們是“走資派”。我也被揪了出來，因為是“老右派”，而且我和薛恩厚曾合作寫過一個劇本《小翠》，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劇中有一個傻公子，救了一隻狐狸，他說是貓，別人告訴他這不是貓，你看，這是個大尾巴，傻公子愣說“大尾巴貓”！這就不得了了，這影射什麽！“**”中許多“革命群眾”的想象力真是特別豐富，他們能從一句話裏挖出你想象不到的意思。
批鬥、罰跪、在頭發當中推一剪子開出一條馬路，在院內遊街，挨幾下打，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全國皆然，不必細說。
後來把我們都關到一間小樓上，這時兩派鬥了起來，“革命群眾”對我們也就比較放鬆，不大管了。
小樓上關的，有被江青在“一一·二八”大會上點名的劇團領導，幾個有曆史問題的“反革命”，還有得罪了江青的趙燕俠。雖然隻十來個人，但小樓很小，大家圍著一張長桌坐著，凳子挨著凳子，也夠擠的。坐在裏邊的人要下樓解手，外邊的人就得站起來讓他過去。我有一次下樓，要從趙燕俠身前過，她沒有站起來，卻刷地一下把左腳高舉過了頭頂。趙老板有《大英傑烈》的底子，腿功真不錯！我們按時上下班，比起“革命群眾”打派仗，熱火朝天，卜晝卜夜，似乎還更清靜一些。每天的日程是學《毛選》，交待問題，勞動。“問題”隻是那些，交待起來沒個完，於是大家都學會了車軲轆話來回轉，這次是“一、二、三、四、五”，下次是“五、四、三、二、一”。勞動主要是兩項。一是劈劈柴。劇團隔一個胡同有一個小院子，裏麵有許多破桌子爛椅子，我們就把這些桌椅破碎供生爐子取暖用。這活勞動量不大，關起院門，與世隔絕，可以自由休息，隨便說話。另外一項是抬煤。兩個人抬一筐，不算太沉。吃飯自己帶。有人竟然帶了幹燒黃魚中段、煨牛肉、三鮮餡的餃子來，可以彼此交換品嚐。應該說，我們的小樓一統的日子，沒有受太大的罪。但是一天一天這麽下去，到哪兒算一站呢？
一天，薛恩厚正在抬煤，李英儒（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聯絡員，隔十天半月到劇團來看看）對他說：“老薛，像咱們這麽大的年紀，這樣重的活就別幹了。”我一聽，奇怪，為何態度親切乃爾？過了幾天，我在抬煤，李英儒看見，問我：“汪曾祺，你最近在幹什麽哪？”我說：“檢查、交待。”他說：“檢查什麽！看看《毛選》吧。”我心裏明白，我們的問題大概快要解決了。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革委會的一位委員上小樓叫我，說“李英儒同誌找你。”我到了辦公室，李英儒說：“準備解放你，你準備一下，向群眾作一次檢查。”我回到小樓，正考慮怎樣檢查，李英儒又派人來叫我，說：“不用檢查了，你表一個態。——不要長，五分鍾就行了。”我剛出辦公室，走了幾步，又把我叫回去，說：“不用五分鍾，三分鍾就行了！”
過不一會，群眾已經集合起來。三分鍾，說什麽？除了承認錯誤，我說：“江青同誌如果還允許我在‘樣板戲’上盡一點力，我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幾句話在“四人幫”垮台後，我不知道檢查了多少次。但是我當時說的是真心話，而且是非常激動的。
表了態，我就“回到革命隊伍當中”了，先在“幹部組”呆著。和八九個月以前朝夕相處的老同誌坐在一起，恍同隔世。
剛剛坐定，一位革委會委員拿了一張戲票交給我：“江青同誌今天來看《山城旭日》，你晚上看戲。”
過了一會，委員又把戲票要走。
過了一會，給我送來一張請帖。
過了一會，又把請帖要走。
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李英儒派人來叫我到辦公室，告訴我：“江青同誌今天來看戲，你和閻肅坐在她旁邊。”
我當時囚首垢麵，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爛不堪。回家換衣服，來不及了，隻好臨時買了一套。
開戲前，李英儒早早在貴賓休息室坐著。我記得聞捷和李麗芳來，李英儒和他們談了幾句（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聞捷）。快開演前，李英儒囑咐我：“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麽意思。我沒有什麽話要跟江青說，也不知道有什麽話不該說。恍恍惚惚，如在夢裏。
快開戲了，江青來，坐下後隻問我一個她所喜歡的青年演員在運動中表現怎麽樣，我不了解情況，隻好說：“挺好的。”
看戲過程中，她說了些什麽，我全不記得了，隻記得她說：“你們用毛主席詩詞作每場的標題，倒省事啊！不要用！”
散了戲，座談。參加的人，限製得很嚴格。除了劇作者，隻有楊成武、謝富治、陳亞丁。她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天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這個戲開幕後是大紅的天幕，上寫六個白色大字：‘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
當時我們就理解，她所謂“向大西南進軍”，就是搞垮大西南的黨政領導，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燒得更猛。後來西南幾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亂得一塌糊塗。
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他們所談的都是關於“**”的事。我和閻肅隻好裝著沒聽見。
忽然江青發現一個穿軍裝的年輕女同誌在一邊不停地記，她臉色一變，問：“你是哪來的？”
“我是軍報的。”
“誰讓你進來的？”
“……”
“我們在這裏漫談，你來幹什麽？出去！”
這位女記者滿麵通紅，站起來往外走。
“把你的筆記本留下，你這樣做，我很不放心！”
江青有個脾氣，她講話，不許記錄。何況今天的講話，非同小可，這位女同誌冒冒失失闖了進來，可謂“不知天高地厚”。
楊成武說了幾句，門外喊“報告！”，楊成武聽出是秘書的聲音。“進來！”秘書在楊成武耳邊說了幾句話，楊成武起立，說：“打下了一架無人駕駛飛機，我去處理一下。”江青輕輕一揚手：“去吧！”
江青這種說話語氣，我們見過不止一次。她對任何幹部，都是“見官大一級”，用“一朝國母”的語氣說話。
謝富治發言，略謂“打開了重慶，我是頭一個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據我對地形的觀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個人來”！
我當時就想：壞了！按照他的邏輯，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馬上想到羅廣斌。羅廣斌後來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這和謝富治這句斬釘截鐵的斷言是有（盡管不是直接的）關係的。
座談結束，已經是淩晨兩點多鍾。公共汽車、電車早已停駛。劇團不會給我留車。我也絕沒想到讓劇團給我派一輛車。我隻好由虎坊橋步行回甘家口，走到家，天都快亮了。
我在“**”中的遭遇，我的“解放”，塵芥浮漚而已。我要揭出的是我親自聽到的江青的兩句話：“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和“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我是一個側麵的曆史見證人。因為要襯出這個曆史片段的來龍去脈，遂不憚其煩地述說了我的“解放”，否則說不清楚。我的縷述，細節、日期或不準確，但是江青的這兩句話，我可以保證無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