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

前不久，有評論家提出中國當代作家尋根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我現在就尋找一下我自己的根。

我是蘇北高郵人。香港大概不少人知道高郵出鹹鴨蛋，而且有雙黃的。其實高郵不隻出鹹鴨蛋，還出過大詞人秦少遊，研究訓詁學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還出過一個寫散曲的王西樓。我的家庭是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是一個拔貢，我上小學的時候，祖父曾教過我《論語》，還開過筆——就是作文。祖父讓我作的體裁叫做“義”，就是把孔夫子的一句話的意思解釋清楚。“義”還不是八股文，但可說是八股文的初步。小時讀《論語》似懂非懂，隻是感受到一種氣氛。我對孔夫子產生好感是在大學的時候。我讀的大學是西南聯大。大一國文課本裏選了幾篇《論語》，我開始有點讀懂了。我對孔子思想沒有係統地研究過，我感興趣的是孔子這個人。我認為孔子是個很有個性，很通人情的人，他很有點詩人氣質，《論語》這部書帶有很大的抒情性。——先秦諸子的著作大都帶有抒情性，這是中國傳統哲學著作的一個特點。孔孟之道的核心，我以為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的評論家曾說我的作品受了一些老莊思想的影響，我自己覺得受儒家思想影響可能更深一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直到現在，還不想否認。

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三年級，我的國文老師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我曾寫過一篇小說《徙》，寫的就是這位高先生。高先生教國文，除了課本之外，還自己選了一些文章作“講義”。他選的文章有《檀弓》的《苛政猛於虎》、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等等。看來他選擇文章，有一個貫串性的思想，就是人道主義。他似乎特別喜歡歸有光。歸有光的幾篇名文，如《先妣事略》、《項脊軒誌》、《寒花葬誌》，他都給我們講了。歸有光是明代的大古文家。他善於以清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事。顧炎武、姚鼐和他的對頭，被他斥為“庸妄巨子”的王士禎或為作者筆誤，應為王世貞。——編者注都很佩服他。姚鼐說他能於不緊要之題，說不緊要之語，卻自風致宛然。並說這種境界非於司馬遷的文章深有體會的是不能理解的。顧炎武說他最善於寫婦女和小孩的情態，這在中國封建社會時代是非常難得的。善寫婦女、孩子，表明他對婦女和孩子是尊重的，這說明他對於生活富於一種人道主義的溫情。這種溫情使我從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說受歸有光的影響是很深的。

上初中的時候，有兩個暑假我曾跟一個姓韋的老師學過桐城派古文。他每天教我一篇，要能背誦。我大概背誦過百多篇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在五四時期被斥為“謬種”。但這實在是集中國散文之大成的一個流派。從唐宋古文到桐城派都講究“文氣”。我以為這是比“結構”更內在更精微的美學概念。我的小說的章法受了桐城派古文的一定影響。

一九三九年我到昆明讀了西南聯合大學，這是北大、清華、南開合成的大學，名教授很多，學術空氣很自由。教我們創作的是著名作家沈從文。沈先生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一句話使我終生受用。他的這句話，據我的理解有這樣幾層意思：在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和主導的，其餘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其餘部分，如景物描寫、抒情、議論，都必須依附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脫節；作家要和人物共哀樂；作家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

大學時期，我讀了不少翻譯的外國作品。對我影響較深的有契訶夫、阿左林、弗·伍爾芙和紀德。有一個時期，我的小說明顯地受了西方現代派影響，大量地運用了意識流，後來我轉向了現實主義。西方現代派的痕跡在我現在的小說裏還能找到，但是我主張把外來影響和民族傳統溶合起來，納外來於傳統，我追求的是和諧。

解放以後，我當了多年編輯，編過《說說唱唱》、《民間文學》。從一九六二年以後，一直在一個京劇院編京劇劇本。中國的說唱文學、民歌和民間故事、戲曲，對我的小說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主要在語言上。

現在的青年作家和評論家提出的尋根問題我還不怎麽理解，他們提出這個術語的涵義也不那麽一致。據我的理解，無非是說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接上頭，一方麵既從現實生活取得源頭活水，另一方麵又從傳統文化取得滋養。如果是這樣，我以為這是好的。一個中國作家應當對中國文化有廣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應該閃耀出中國文化的光澤。否則中國的作品和外國人寫的作品有什麽區別呢？魯迅、老舍、沈從文對於中國文化的修養是很深的，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