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

商代的樂器現在出土的已經很多，有磬、鍾、鼓、鐸、鈴、塤（xūn）等，大概都是商代後期的遺物。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是1950年在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質地細膩，上麵刻著精美的虎形。商代已有“編磬”“編鍾”——把音高不同的磬或鍾分別編排在一起。河南輝縣出土的陶塤能發十一個不同的音。甲骨文中有“龠（yuè）”字，就字形看（指甲骨文字形，下同），像原始的“排簫”；又有“樂”（樂）字，就字形看，像木架上張著絲弦，因此有人認為它原來就是一種樂器。可以推斷，商代的音樂已經相當發達，而且還有了一定的樂律知識。

在商代，已經有了職業樂人（其中大部分是奴隸身份）。這種樂人，世世代代從事音樂工作，他們吸收和總結勞動人民在音樂活動方麵的知識和經驗，對於音樂藝術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人們在長期的音樂實踐中探索到一些規律，因而導致音樂理論的形成；有了音樂理論，便更促進了音樂的發展。

音樂來自民間，是人民的辛勤勞動和無窮智慧，孕育出音樂的精英華彩。社會不斷地發展，人民生活不斷地發生變化，新的音樂也就不斷地湧現出來。

第一次大規模地搜集整理民間音樂開始於西周時期，到春秋時期告一段落。當時經過選擇整理的一部分歌詞，流傳到今天，稱為《詩經》。《詩經》中的作品，一部分是貴族的樂歌，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民歌中有砍伐檀樹的勞動者在詛咒不勞而獲的貴族，逃亡的人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從這裏，我們聽到了被壓迫者反抗的號角聲。

西周時期已經有“十二律”和“五聲”的知識。“十二律”相當於西洋音樂的音名，代表十二個不同的標準音高。“五聲”指宮、商、角、徵（zhǐ）、羽，代表音階，相當於西洋音樂的唱名。“五聲”之外，加上“變徵”“變宮”，稱為“七聲”。

戰國時代，楚國的音樂興盛起來。詩人屈原搜集民歌進行加工，並以民歌為基礎，創作新的詩篇，充滿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熱情。

楚國的音樂到西漢初年，仍然流行，當時稱為“楚聲”。漢武帝設立了一個音樂管理機構——樂府，廣泛地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樂府曲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即“鼓吹曲”和“相和歌”。“鼓吹曲”是軍隊、儀仗隊和隆重的典禮上所用的音樂，“相和歌”是一般的流行歌曲。東漢繼續搜集整理民間音樂，現在流傳下來的漢樂府詩大部分是東漢的作品。

三國曹魏時期，“相和歌”中的三調發展起來，“瑟調以角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宮為主”。三調之中，“清調以商為主”，舉“清商”以代表三調，所以稱為“清商三調”。魏國設置“清商署”，掌管流行的樂舞。西晉繼承了曹魏的音樂，音樂官署中也有“清商署”。魏晉“清商署”雖然由“清商三調”得名，但所演奏的音樂不會隻限於“清商三調”，也必然吸收了當時的民歌，這些民歌大都出於北方各地區。

西晉滅亡後，晉元帝南渡，建立東晉政權。以“清商三調”為主的北方音樂，隨著東晉政權到了江南，對南方的音樂必然有所影響。東晉之後，南方曆宋、齊、梁、陳四朝，統稱為南朝，國都都設在建康（今南京）。南朝的“新聲”大體上包括“江南吳歌”和“荊楚西曲”兩大類。前者是今江蘇一帶的民歌，後者是今湖南、湖北一帶的民歌（因為這一帶在建康的西方，所以稱為“西曲”）。

晉室南渡後的北方，“清商三調”等樂曲仍然流行於民間。北魏搜集漢、魏以來的“相和歌”“清商三調”，南朝的“吳歌”和“西曲”，以及雜舞曲等，統稱為“清商樂”。“清商樂”或稱“清樂”，成為漢代以來中原及南方各地傳統音樂的總名稱。這個時期，北方的音樂仍然是以漢族音樂為基本，由於時代的進展、民族的遷徙雜居，西域音樂陸續地傳進來，正在醞釀一種融合各種因素的新音樂。所謂西域音樂，是指我國西部少數民族和中亞等地的音樂而言。

隋朝繼承了南朝和北朝的文化。隋文帝時，由於準備整理音樂，曾引起對於音樂問題的一場爭論。參加爭論的大致分為三派：一、顏之推、蘇夔（kuí）、何妥等排斥西域音樂，主張完全采用中原舊樂。二、鄭譯主張采用龜（qiū）茲（今新疆庫車）琵琶七調的樂律，傾向西域音樂。三、萬寶常主張以中原音樂為基本而吸收西域音樂。萬寶常的老師是祖珽（tǐng），祖珽在北齊，他的父親祖瑩在北魏，都整理過音樂。祖珽說祖瑩整理音樂的原則是“華戎兼采”。這次爭論繼續了好幾年。曆史證明，音樂的發展走的是“華戎兼采”的道路。

隋文帝設置“七部樂”，隋煬帝改為“九部樂”；“七部樂”或“九部樂”都是宮廷宴會時表演的節目。

唐代沿用隋代“九部樂”。到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改為“十部樂”。其後，宮廷宴會又改用“坐部伎（通“技”，技藝）”和“立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著演奏，“立部伎”在堂下站著演奏，節目都是融合各民族、各地區的音樂因素而創造的大型樂舞。唐玄宗開元二年（714），設立內、外教坊。教坊是為封建統治階級享樂而設置的，但也是搜集樂舞並安置訓練樂工的地方，同時也是傳播樂舞的地方。當時著名的歌唱家李龜年和舞蹈家公孫大娘都是教坊的成員。

唐代的樂曲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般的樂曲稱為“雜曲子”，具有一定規模的、結構複雜的大型樂曲稱為“大曲”。樂人往往選擇整齊的五言或七言詩配在樂曲裏唱，詩人為樂曲作的歌詞也都是五七言詩（個別樂曲也有六言歌詞）；但後來也有人逐漸試驗著依照樂曲的節拍而填寫歌詞，句子或長或短，當時稱為“曲詞”或“曲子詞”，這就是“詞”體的開端。詞體中雖然還保存著一部分齊言詩的形式，但畢竟占少數。

北宋在音樂史上顯示出一個新階段：唐代以前，搜集整理音樂的工作掌握在官府手裏；從北宋起，民間藝人的音樂和戲劇活動日漸加強，而官府管理音樂的力量日漸削弱。汴京（開封）的民間藝人已經有了固定的表演地方，叫作“瓦子”。瓦子裏又分各種戲場，叫作“勾欄”。瓦子成了公共娛樂場合，非常熱鬧。南宋的首都臨安（杭州）已有許多民間藝人團體，稱為“社”，如“緋雲社”“遏雲社”等。規模大的社擁有三百多人。兩宋時代，填詞唱詞成了時代的風尚。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時候，金統治下的北方廣大地區，一方麵繼承了一部分北宋音樂，另一方麵又產生了許多新的民間樂曲。

北宋出現了“雜劇”和“諸宮調”。用大曲的曲調演唱故事，逐漸形成雜劇。采用許多宮調不同的樂曲，分為若幹組（每組宮調相同），來演唱故事，這種音樂形式稱諸宮調。諸宮調運用起來極為靈活，而且聽眾也不會感覺單調，比用大曲又進了一步。南宋初年，宋雜劇及諸宮調和今浙江溫州一帶的民間歌曲相結合，演變成“溫州雜劇”，也稱“南戲”或“戲文”。金代董解元著的《西廂記》就是諸宮調體的代表作。

元代，北方民族又有遷徙流動，外國人遷入中國的也很多，因此中國音樂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宋金以來流傳在北方的宋雜劇及諸宮調和北方的民間歌曲相結合，演變成“北劇”，即元雜劇。除了雜劇之外，還湧現了許多新民歌，曆史上稱為“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數”兩類。小令即隻曲，套數由同一宮調的若幹隻曲組合而成。當時由於戲劇盛行，許多樂曲和舞蹈都被吸收在戲劇裏，音樂和戲劇分不開。此後在城市裏，單獨演奏樂曲或表演舞蹈的機會就相對地減少了，這種情況到了明清時代更為顯著。

明代，各地區由民間歌舞發展而成的地方戲也都興盛起來。這時不但劇種多，而且戲劇——特別是南戲的規模也達到成熟階段。宋元南戲流傳到江西弋（yì）陽一帶，和當地的民間樂曲結合，產生了“弋陽腔”；南戲流傳到江蘇昆山一帶，和當地的樂曲結合，產生了“昆山腔”（昆曲）。明末清初，弋陽腔和昆曲最為盛行。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朱載堉（yù）發明了“十二平均律”，比德國人魏克邁斯特的同樣發明，約早一百年。萬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利瑪竇來中國傳教，帶來了“七十二弦琴”（鋼琴），並寫成《西琴曲意》八章，但這時歐洲音樂對中國沒有產生什麽影響。

清代乾隆中期（18世紀中葉）以後，昆曲漸衰，而所謂“亂彈”者代之而興。“亂彈”即指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黃腔等，這些腔調裏集中了不少優秀的民間樂曲。明清兩代的樂譜保留下來的很多，而且有許多樂曲依然流傳在民間。

清代宮廷宴樂中除了主要的樂舞之外，還先後吸收了邊疆地區和鄰國的樂舞八種：“瓦爾喀樂”（吉林東部女真族中的一個部落），“朝鮮樂”，“蒙古樂”，“回部樂”（新疆），“番子樂”（西藏），“廓爾喀樂”（尼泊爾），“緬甸樂”，“安南樂”（越南）。

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的民族文化——包括音樂在內，受到了嚴重摧殘。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國家的重視，它才被大規模地發掘整理，重新估價。傳統音樂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推陳出新。

（陰法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