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
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畢生所關注的是軍事、外交等政治事務，並不關注教育，亦無教育的著述，然而研究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卻不能避開他、繞過他，因為他以冷峻的現實主義精神對14世紀、15世紀以來的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理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教育與政治、道德與政治的關係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在他麵前，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家們關於通過教育培養具有美德的完人以變革社會的理想顯得蒼白乏力。
一、生平
馬基雅弗利1469年5月3日出生於佛羅倫薩，152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58歲。從出生、成長直到他開始參加政治活動構成他的前半生，這段時間佛羅倫薩政治安定，處於文藝複興的黃金時代，而馬基雅弗利的後半生則處在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在意大利角逐的戰爭時期。
馬基雅弗利的祖輩是佛羅倫薩貴族，其父是一名律師，愛好古典文化，對馬基雅弗利的教育非常關心，不惜支付昂貴的學費使馬基雅弗利師從名師接受良好的人文主義訓練。這一切為其將來投身於政治外交活動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1494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的統治被推翻，佛羅倫薩共和國重建。約在1495年或1496年，馬基雅弗利開始在共和國政府裏任職，一直到1512年佛羅倫薩共和國覆滅。馬基雅弗利主要負責處理軍事和外交事務，在戰爭時期，負責軍事組織等工作。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作為政府代表出訪外國和意大利各城邦，從30歲開始先後出訪近30次，到過法國、瑞士、德意誌各國和意大利各城邦國家，期間他寫過許多有關這些國家情況的報告，並將其發回佛羅倫薩以供政府決策參考。頻繁的外交活動使馬基雅弗利對歐洲各國和意大利各城邦的社會政治現實有了充分的了解，為其日後撰寫有關政治學、曆史學著作奠定了現實基礎。
1512年在西班牙武力的支持下，美第奇家族卷土重來，重新掌握了佛羅倫薩的統治權，佛羅倫薩共和製終結。同年，馬基雅弗利被罷免了一切職務，次年2月被捕入獄，在朋友的營救下，3月出獄。出獄後，他成為村夫，到鄉下過著貧困的農民生活，白天勞動，晚上讀書寫作，生活清貧而充實。馬基雅弗利1513年寫出《君主論》，1515年以後將之修改定稿；1518年創作了喜劇《曼陀羅華》；約在1520年寫畢《兵法》並於當年出版；1520年開始寫作《佛羅倫薩史》，並於1525年完成，這是其最後一部著作。馬基雅弗利的這些著作使其成為政治學家、史學家、軍事著作家和劇作家。
1520年年底馬基雅弗利被起用，由佛羅倫薩大學將其選任為曆史編纂，授予重薪，委托他撰寫前所述及的《佛羅倫薩史》。1526年受教皇克萊門七世任命，負責加強佛羅倫薩城防工作。1527年5月8日西班牙和德國軍隊進行了“羅馬大劫掠”，這是意大利文藝複興終結的標誌。逢此動亂時期，佛羅倫薩人乘機起義，再次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統治，恢複共和國。馬基雅弗利希望複官，但未能遂願。
馬基雅弗利最著名的著作是《君主論》，也正是在這部著作中，馬基雅弗利對人文主義的一些教育理念提出了挑戰。但也應同時看到，他在其理論中對人文主義亦有許多繼承之處。
二、對人文主義精神的繼承
君主時代的來臨是否意味著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教育有了一個急劇的轉向呢？並非如此，實際上君主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從15世紀的市民人文主義者那裏汲取了許多東西，馬基雅弗利也不例外。這種繼承關係主要表現在以下若幹方麵。
其一，君主應當是具有優秀品質的人，其抱負應是盡可能為自己贏得名譽、光榮和聲望。這種理念與15世紀人文主義者對完人理想的追求、對聲譽的追求是一致的。
馬基雅弗利在《君主論》第21章專論君主如何獲得聲譽這一主題。他認為，贏得聲譽是君主的畢生追求，而要獲得聲譽必須建功立業，“世上沒有任何事情比得上偉大的事業和作出卓越的範例，能夠使君主贏得人們更大的尊敬”，他把西班牙國王費迪南（Ferdinado di Aragona，1452—1516年）視為值得仿效的當代統治者，說“他由於自己的盛名和光榮，從一個弱小的君主，一躍而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國王”，西班牙也成為歐洲列強之一。馬基雅弗利認為：“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須依靠他的行動去贏得偉大人物與才智非凡的聲譽。”[28]
並不隻是馬基雅弗利持這樣的看法，帕特裏齊、卡斯底格朗等人亦然。帕特裏齊認為，“君主必須以其行動來為自己贏得榮譽”，應堅定地相信榮譽的獲取是對“發揚優秀品質的最大報酬”。卡斯底格朗認為，朝臣的作用是輔佐君主，保證君主去獲取“名譽和利益”，追求最高的榮耀，並最後使自己成為“舉世聞名的傑出人物”。整個《宮廷人物》始終貫穿這樣的思想，雖然“尋求虛榮和非分之物”是錯誤的，但“剝奪自己應得的榮譽，不尋求作為高尚行為的唯一真正報酬的讚揚”，也是錯誤的。[29]
其二，人文主義者一般都將命運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討論，將命運看作一種反複無常的潛在力量。例如，龐達諾在《論命運》中認為，盡管命運女神沒有理性，但她有時卻能給人帶來幸福。然而人文主義者在討論命運時往往強調的是命運給人們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不可彌補的損失，例如，卡斯底格朗在《宮廷人物》中不停地抨擊命運女神“把最應升遷者打入深淵”。
馬基雅弗利承認命運的作用，認為尋求命運的青睞是可能的，有些人就是借助了命運的青睞成就大事的。但馬基雅弗利總是著重強調命運女神性格的不穩定性，並因此認為聽天由命、完全依賴於命運之神是愚蠢之舉。他指出：“我不是不知道，有許多人向來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運和上帝支配的，以致人們運用智慮亦不能加以改變，而是絲毫不能加以補救；因此他們斷定在人世事務上辛勞是沒有用的，而讓事情聽從命運的支配，這種意見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更覺得可信，因為過去已經看到而且現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變幻遠在每個人的預料之外。考慮到這種變幻，有時我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他們的這種意見。但是，不能把我們的自由意誌消滅掉，我認為，正確的是：命運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餘一半或者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我把命運比作我們那些毀滅性的河流之一，當它怒吼的時候，淹沒原野，拔樹毀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麵前人人奔逃，屈服於它的暴虐之下，毫無能力抗拒它。事情盡管如此，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當天氣好的時候，人們不能夠修築堤壩與水渠做好防備，使將來水漲的時候，順河道宣泄，水勢不至毫無控製而泛濫成災。”[30]馬基雅弗利因此明確地講：“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運的話，當命運變化的時候他就垮台。”[31]
命運有作用，人為亦有作用，不可隻片麵強調其中一個。那麽君主需要什麽品質才能控製或減弱命運的力量呢？人文主義者一致的回答便是：隻有借助於人的優秀品質才有希望克服命運的惡意，獲得名譽、光榮和聲望。帕特裏齊認為，獲得真正優秀品質的君主“在其事務中永遠不會受命運的支配”，因為他即使在最險惡的環境中也總能保持堅定。他還認為好運總是伴隨著勇敢，因此一個具有優秀品質的勇敢的君主在其處理事情時會獲得命運女神的支持。龐達諾在其《論君主》中強調，人的優秀品質是如此“值得崇尚”，以致所有統治者都應在他們的一切公共行為中“奮力追求它”，它是“全世界最光彩奪目的東西”，甚至比太陽更明亮，因為“盲人看不見太陽”，但“他們可以清晰地看見人的優秀品質”。[32]
馬基雅弗利的觀點與此相似。他信奉“命運偏愛勇敢”這句話，除勇敢之外，君主還應具有才略，才略是指能使君主折斷殘暴的命運之箭並指望獲得名譽、光榮和聲望的不可或缺的品質。
其三，適當的教育對於君主優秀品質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
帕特裏齊在《王國和國王的教育》一書中對君主的教育問題做了充分的論述。馬基雅弗利在《君主論》中也詳敘了君主應具備的一些素質，但他並未談及君主應如何接受係統的人文主義教育訓練，他關注的主要是治國之道，這是其獨特之處。“他確信，對於君主來說，最優良的教育便是熟記《君主論》。”[33]
三、對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的批判
優秀品質是通過教育形成的，那麽優秀品質主要是指什麽呢？不論是14世紀、15世紀的城市人文主義者，還是16世紀的宮廷人文主義者，都將之理解為一係列的美德，具備一係列美德的人就是具備優秀品質之人。帕特裏齊的論述非常典型，他在《王國與國王的教育》第六卷之首就問道：“何為人的優秀品質？”他認為柏拉圖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的要點，品質優秀的人應具有四種主要美德：第一是智慧的美德，它包括富有理性、聰明睿智、小心謹慎和遠見卓識；第二是節製的美德，它包括虛懷若穀、清心寡欲、純潔樸實、誠摯坦白、不偏不倚和莊重嚴肅等；第三是勇敢的美德，這是一種“最適宜於偉大人物的美德”；第四是至高無上的正義的美德，這是一種“最偉大的美德”。帕特裏齊還進一步提出，如果這些美德不由虔誠、信仰等基本的基督教品質來補充和加強，就將徒勞無益。他認為最偉大的美德是對上帝和基督的信仰，“它光輝燦爛，若缺少它，國王和君主的其他美德便會黯然失色”。他認為，如果我們的統治者不具備這種品質，“他們的智慧將是無用的和虛假的”，他們的節製將是“可悲和可恥的”，他們的剛毅將變得麻木，他們主持正義將“隻意味著流血”。
可見，人文主義者所強調的美德包括兩個大的方麵，一方麵是古代倫理學家所列舉的世俗美德，一方麵是指基督教所推崇的一些美德。
但應注意一點，君主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將君主所應具有的美德和一般公民所應具有的美德做了明確的區分，帕特裏齊在《王國與國王的教育》中明確強調，“統治者的美德是一回事，而人民的美德是另一回事”，如謙恭和順從是適宜於大眾的，但對君主而言則不適當。那麽，君主應具有哪些美德呢？帕特裏齊、龐達諾等人認為慷慨、仁慈和守信是君主應具備的三種最主要的美德。他們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君主具有了這幾種主要美德也就具備了優秀品質，而君主的優秀品質是其獲取名譽、光榮和聲望的條件，因此結論是，君主如欲建功立業從而獲取名譽、光榮和聲望，首先君主必須具備慷慨、仁慈、守信等美德。
馬基雅弗利同意這一結論嗎？不僅不同意，而且持鮮明的反對態度，“馬基雅維裏要否定的正是這一主要結論。他同意把名譽、光榮和聲望看作是君主的正當目標，但他堅決否定這樣一種流行的信念：通向這些目標的最有保證的途徑是始終按照傳統的道德準則行事”[34]。也就是說，靠慷慨、仁慈和守信這些美德，君主不可能獲取名譽、光榮和聲望。馬基雅弗利的這種認識實際上是對人文主義者所一貫尊奉的教育理想的否定。因為他認為通過教育所培養的這些美德並不能使君主受益，人文主義的教育目的在他看來是虛幻不實、脫離時代的。下麵通過與他人的觀點相對比，逐一分析馬基雅弗利對慷慨、仁慈和守信三種美德的態度。
首先看慷慨。帕特裏齊聲稱，對於國王和君主來說，慷慨屬於最偉大的美德。龐達諾認為吝嗇和貪婪的君主想要得到最高的榮譽和聲望，隻能是自欺欺人的，他在《論慷慨》一文中強調，“就一位君主而言，有損尊嚴莫過於不能寬容大量”。與讚佩慷慨相關，他還讚賞君主的豪侈，在《論豪華》一文中他指出，通過建造“宏偉的建築物、輝煌的教堂和劇院”而獲得聲望對君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馬基雅弗利反對慷慨和豪侈。他說：“一個人如果希望在人們當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帶有某些豪侈的性質，以致一個君主常常在這一類事情上把自己的財力消耗盡了。到了最後，如果他們想保持住慷慨的名聲，他就必然非同尋常地加重人民的負擔，橫征暴斂，隻要能夠獲得金錢，一切事情都做得出來。這就使得他的居民開始仇恨他，而且當他變得拮據的時候，任何人都不會敬重他……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話，對於吝嗇之名就不應該有所介意。因為當人們看見由於節約的緣故，他的收入豐盈，能夠防禦對他發動戰爭的任何人，能夠建功立業而不加重人民的負擔；因此隨著時刻（間——引者注）的流傳，人們將會認為這位君主愈來愈慷慨了。”馬基雅弗利的觀點是，君主慷慨會加重人民負擔，誤國誤民，“世界上再沒有一樣東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厲害的了，因為當你慷慨而為的時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貧窮以致被人輕視，就是因為要避免陷於貧窮而貪得無厭惹人憎恨。因此，一個君主頭一件事就是，必須提防被人輕視和憎恨，而慷慨卻會給你帶來這兩者”。馬基雅弗利指出：“在我們的時代裏，我們看見隻有那些曾經被稱為吝嗇的人們才做出了偉大的事業，至於別的人全都失敗了。”[35]而一個失敗的君主，還談得上光榮和聲譽嗎？
其次看仁慈。人文主義者一般都認為，對於統治者而言，仁慈能得到居民的愛戴，而殘酷則使居民畏懼，因此，統治者應以仁慈為懷。龐達諾在《論君主》中認為，對於仁慈的價值，無論如何強調也不會過分，“當我們承認某人具有這種品質時，我們便會讚賞和尊敬他，把他奉為神明”。帕特裏齊認為，對於統治者來說，公開的嚴厲措施不僅是適宜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帕特裏齊同時也承認，嚴厲很容易蛻變為野蠻和殘忍，再沒有什麽罪惡比君主的殘忍“更可恥、可惡或更悖人道”的了。
馬基雅弗利則認為君主不應濫用仁慈，過分仁慈反而會導致混亂，而殘酷有時卻能帶來秩序與和平。仁慈有時誤事，而殘酷卻能使君主有所作為。仁慈會使君主被人愛戴，而殘酷則使君主被人畏懼。馬基雅弗利認為，一個君主最好是既令臣民愛戴又令臣民恐懼，如果二者不能兼得，則恐懼優於愛戴。他說：“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較少顧忌，因為愛戴是靠恩義這條紐帶維係的；然而由於人性是惡劣的，在任何時候，隻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則由於害怕受到絕不會放棄的懲罰而保持著。”臣民畏懼君主對於君主的統治是有利的和必要的，馬基雅弗利因此指出：“我的結論是：人們愛戴君主，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意誌，而感到畏懼則是基於君主的意誌，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應當立足在自己的意誌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誌之上。”[36]
最後看守信。帕特裏齊和龐達諾等人文主義者認為，君主應誠實守信，永不食言。帕特裏齊強調，君主“是從不欺騙，從不撒謊，也從不允許別人撒謊的”。龐達諾認為，“再沒有比一個統治者不履行諾言更可恥的了”，他還強調指出，“形勢許可時，即使是對敵人，他也絕對應該信守諾言”。[37]
馬基雅弗利則認為，守信對君主並不總是有益的，欺詐有時勝過守信。他說：“任何人都認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詭計，而是一本正直，這是多麽值得讚美嗬！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表明：那些曾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都不重視守信，而是懂得怎樣運用詭計，使人們暈頭轉向，並且終於把那些一本信義的人們征服了。”是否守信以是否對己有利為轉移，“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或者原來使自己作出諾言的理由現在不複存在的時候，一位英明的統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假如人們全都是善良的話，這條箴言就不合適了。但是因為人們是惡劣的，而且對你並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樣地無須對他們守信”。[38]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馬基雅弗利的道德價值取向與一般人文主義者是相悖的，之所以會如此，是基於他對意大利政治現象的冷峻思考，他說：“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致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麽回事置諸腦後，那麽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因為一個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發誓以善良自持，那麽，他廁身於許多不善良的人當中定會遭到毀滅。所以，一個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並且必須知道視情況的需要與否使用這一手或者不使用這一手。”一切以國家的前途命運為重，若對國家有利，惡的亦是善的，“某些事情看來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著辦就會自取滅亡，而另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可是如果照辦了卻會給他帶來安全與福祉”。馬基雅弗利也承認人文主義者所讚賞的那些美德並不是壞東西，他並不反對這些東西，隻是認為它們不切實際，他說：“我知道每一個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現出上述那些被認為優良的品質，就是值得褒揚的。但是由於人類的條件不允許這樣，君主既不能全部有這些優良的品質，也不能夠完全地保持它們。”[39]
但這裏有一個兩難的境地：君主若履行這些美德他便不會成功，若不履行又會受世人責罵。馬基雅弗利這裏提供的解決兩難之境的法門是：君主“必須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君主必須心口不一，表裏不一，不然難成氣候，他說：“對於一位君主來說，事實上沒有必要具備我在上麵列舉的全部品質，但是卻很有必要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我甚至敢說：如果具備這一切品質並且常常本著這些品質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顯得具備這一切品質，那卻是有益的。你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並且還要這樣去做，但是你同時要有精神準備作好安排：當你需要改弦易轍的時候，你要能夠並且懂得怎樣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必須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夠實踐那些被認為是好人應作的所有事情，因為他要保持國家，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須有一種精神準備，隨時順應命運的風向和事物的變幻情況而轉變……如果可能的話，他還是不要背離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話，他就要懂得怎樣走上為非作惡之途。”[40]
人文主義者的教育信條是：君主的優秀品質可戰勝命運的狂虐；優秀品質主要體現在人是否具有一係列傳統美德上；教育是培養人的優秀品質亦即培養人的品德的重要手段，教育構成傳統美德形成之基礎，因之也就構成君主戰勝命運的重要基石。然而馬基雅弗利的理論卻表明，教育這塊基石並不牢靠，並不是說教育這種影響人的手段不牢靠，而是教育所傳輸的倫理道德觀點不牢靠，這些傳統倫理會把君主逼上絕路，葬送君主的事業和前程。
可見，馬基雅弗利並不否認教育手段的重要，他要求君主以其《君主論》為教材就說明他重視教育因素對君主的影響，他與其他人文主義者的分歧在於這樣一個問題：什麽樣的教育對於君主而言才是合宜的？君主要成就一番事業需具備怎樣的品質？
很顯然，馬基雅弗利眼中君主應具有的品質與其他人文主義者的觀點是有較大差異的。他認為政治應服從於另一套倫理原則，否則必然失敗。他將政治的成敗和道德的善惡放在一個現實的背景下去做冷靜的甚至冷峻的思考，認為善未必成，惡未必敗，他想為政治引入一套新的倫理規則，那就是以成敗論善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因持善而敗說明善的空洞與蒼白，說明持善已不合宜於時代。
從馬基雅弗利的理論可以引申出下列若幹關於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基本問題。
其一，教育和教育理論怎樣才能切合時代的需要？怎樣才能與社會現實合拍？許多人文主義者描繪了美好的教育理想，然而美好的東西未必是切合實際的，馬基雅弗利“對其同時代人最根本的批判，是指出他們對他所認為的君主特有的兩難境地感覺遲鈍”[41]。馬基雅弗利的理論具有冷峻的現實主義風格，正是這種冷峻的現實主義使其高出他人一籌。他的思想是尖刻的，同時也是深刻的。任何一個時代的教育思想家皆應具有這種冷峻的現實主義風格，否則教育思想必然是膚淺不實的，因為正是冷峻的現實主義才能使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度。教育思想家不應無視或漠視社會現實和時代需要。馬基雅弗利正是在這一方麵給他人做出了榜樣。
其二，教育與政治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教育如何才能切實促進政治的健康發展？怎樣才能找到教育運作與政治發展的契合點？通過教育所培養出的具有一係列美德的人是否能與現實的政治需要合拍？是否需要有兩套教育倫理觀或價值觀，一套用於培養統治者，一套用於培養平民？教育能否以道德教育為手段去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政治？教育是否應該尊重政治本身的運作規則和程序而非一廂情願地、盲目地為其進行非專業性地支持和辯護？教育能否為達到一個好的目的而選用一個壞的手段，就像馬基雅弗利認為為達到一個好的政治目的可不擇手段的好壞一樣？
其三，教育與人性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教育應有一個怎樣的人性假設？教育思想者和教育實踐者能否對人性抱過分樂觀的態度？若不能，那麽能否像馬基雅弗利那樣對人性抱十分悲觀的態度？如果說人性中有惡的一麵，如果說由人所構成的社會含有許多惡的方麵，那麽教育該如何麵對這兩種“惡”？是使受教育者消極地適應社會現實還是應有一個更高的追求——使受教育者在適應現實的同時還改造不良的社會現實以使社會更趨美好？教育能否克服人性中的惡的一麵？
上述問題都是教育思想者所不能回避的，馬基雅弗利給後人的啟示主要表現在他要求人們思考上述問題。
馬基雅弗利的思想無疑具有很強的顛覆性，他對傳統倫理觀念的反叛使其背負惡名，有人將其視為惡棍、魔鬼，把其《君主論》視作“罪惡的教唆者”，他被視作惡人，“凶惡的馬基雅弗利”形象成為16世紀戲劇中常見的諷刺對象。甚至到了現代，馬基雅弗利依然受到非議和抨擊。然而本節的分析表明，對馬基雅弗利不能做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其價值應得到應有的肯定。如同布克哈特所言：“馬基雅維裏是一個最無與倫比的偉大的人物。他把現存勢力看作是有生命力的和能動的，對於可能采取的方向，觀察得廣泛而精確，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虛榮和不尚浮誇，無人能及……他的政治論斷的客觀性，其坦率程度有時令人吃驚，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時代標誌，在那個時代裏，人們是難於相信正義或者別人有正義的行為的。我們如果從道德觀點上來衡量而對他感到憤怒，那是沒有必要的。”[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