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薩多萊托的教育思想
如果說卡斯底格朗和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典型地反映了意大利君主時代的到來，那麽薩多萊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年）的教育思想則是整個西歐進入紛亂之秋的先聲，教育如何麵對亂世、如何有助於建立社會秩序和安寧是其關注的主題，這是與意大利其他人文主義者不同的，他所麵臨的問題，他的教育情懷與誇美紐斯是非常相似的。生逢亂世，祈求和平，並希望通過教育手段求得和平，這是薩多萊托與誇美紐斯的一致之處。卡斯底格朗和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成熟於16世紀初，薩多萊托的教育著作寫於16世紀30年代，16世紀初的社會背景遠不如16世紀30年代複雜，16世紀30年代時，新教與舊教的紛爭開始了，國外勢力對意大利的武裝幹預加強了，意大利人文主義運動已大大衰落了，意大利各小國的君主製已占絕對統治地位，給意大利帶來光榮和夢想的市民人文主義在現實中已幾近消亡了。這樣一個時代不會令人輕鬆愉快，薩多萊托的教育思想因之就多了幾分沉重。
一、生平與時世
薩多萊托1477年生於意大利的摩德納（Modena），其父是格裏諾的兒子巴蒂斯塔即小格裏諾的同事，在費拉拉大學主持民法學講座，並於此與尼德蘭教育家阿格裏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年）相識。薩多萊托年輕時在費拉拉學習文學和哲學，主要研習西塞羅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1499年他離開費拉拉來到羅馬，不久就認識了當時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彼埃特羅·本波，兩人結為好友。後來兩人又都成為教皇列奧十世的秘書。教皇秘書在當時是顯赫的職位，一些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如布魯尼、波齊奧、瓦拉等人均曾擔任過此職，這個職位給個人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學的機會。由著名的人文主義者擔任教皇秘書，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教皇對人文主義的態度。從尼古拉五世和庇護二世的時代以來，教皇的秘書廳就不斷地吸引一些最能幹的人物，這些秘書“給予教廷的光榮並不亞於得自教廷的光榮的詩人和演講家的集團”，“教廷的秘書們掌握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為除了他們，誰能決定天主教的信仰問題呢？誰能夠和異端邪說作戰，重建和平並在強大的君主國家之間進行調停呢？除了他們，誰能對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統計學的記載呢？他們用教皇的名義來使那些國王、王公和國家感到震驚。他們草擬給教皇使節們的訓令和指示；他們朝夕侍從教皇左右，隻服從他一個人的命令”。任教皇秘書在當時的確是一件光榮的事，“不過，達到這種光榮的最高峰的隻有列奧十世的兩個著名秘書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羅·本波和亞科波·薩多萊托”。[43]彼埃特羅·本波和薩多萊托的確有非凡的才能，他們的書信曾一再被印行作為他人學習的範文。薩多萊托的一個同時代人如此評價薩多萊托的書信作品對於拉丁文體的重要意義：“他是當代唯一的或者肯定沒有幾個人和他一起注意到正確的拉丁文體是雄辯家的基礎，為取得它，必須將被一些對優美的文字完全無知或毫無識見的人所汙化了的拉丁語言加以純化，這些人一部分是從波河附近小城鎮，一部分是從阿爾卑斯山彼麓的省份中流入到這個城鎮裏來的。所以這個非常淵博的學者純正完美的語法糾正了拉丁語言的訛誤多瑕的習慣。”[44]
擅長於拉丁文寫作隻是其能力的一個方麵，與本書前麵論及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家不同的是，薩多萊托有深厚的哲學修養，尤其對古希臘哲學有較深入的學習和研究，這是其獨特之處，也使其教育思想打上了古希臘哲學的烙印。拉丁文化的複興在時間上早於、在量上大於古希臘文化的複興，熟知古希臘哲學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古希臘文化的複興必須進展到相當的地步，畢竟哲學的複興和文學的複興不同，而且在實際上也不是同步同量的。薩多萊托生於15世紀末，其思想形成於16世紀初，而這段時間正是古希臘哲學思想複興的盛期，這樣就使得其教育思想有了更豐富的養料。他的教育著述《少年教育指南》（De Liberis Recte In-stituendis）從形式（對話體）到內容都與柏拉圖的《理想圖》有相似之處，他提出的哲學的學習內容就是亞裏士多德的著作，足以見古希臘哲學的複興對他的影響。
1513年至1517年，薩多萊托一直任教皇秘書，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對教廷的一些外交政策並不讚同，認為會產生不良後果，但他作為教廷的代表人，又不能不服從於教皇的旨意。1517年他被任命為德國南部某地區的主教。1522年列奧十世去世，新教皇克萊門七世將薩多萊托召回羅馬，盡管薩多萊托極不情願離開其教區。在教廷，薩多萊托的建議和意見被置之不理，他感到鬱悶，甚感在教廷中無精神的自由，於是向教皇請求回其教區，經教皇批準後便獲得了解脫，在其教區潛心研究哲學，他作為一個主教也很稱職，非常關注當地教育的狀況，頗受愛戴。1530年他的教育著作《少年教育指南》寫就，1533年該書首次在威尼斯出版，1534年在巴黎、1535年在裏昂也相繼出版。這本小冊子是用對話體的形式寫就的，其思想底色是柏拉圖主義的，其中許多思想直接取自《理想國》。保羅三世（Paul Ⅲ）成為新教皇後，將薩多萊托再次召回羅馬，任命他為主教，對其予以充分的信任。薩多萊托也盡力為教皇出謀劃策，以解決天主教內部、天主教與新教、天主教與世俗勢力之間的紛爭。1547年薩多萊托辭世。
從1517年薩多萊托任教職起，歐洲社會就開始了一場持久的動**。正是在這一年的10月31日，路德在德國一座教堂的大門上張貼了他的《九十五條論綱》，呼籲改革教會，此外路德還譴責教皇在法國出售贖罪券。本來路德並不想與教皇發生衝突，但事態的發展超出了其預料。1518年6月，教皇列奧十世傳路德到羅馬受審，由於德意誌選侯弗裏德裏希的保護才使之免遭此劫。但路德與教皇的對立愈益明朗而尖銳，路德走上了反對教皇製度之路。路德發動宗教改革的原因是教會存在腐敗現象，列奧十世極喜炫耀，揮霍無度，盡管他酷愛藝術和文學，亦不好戰，在私生活方麵也沒有幾位前任那樣墮落，但他鋪張浪費，致力於教皇國的擴張，在意大利國內外各派勢力間搞平衡，為教廷在政治上謀利，此外，作為美第奇家族的成員，他還致力於為其親屬謀取私利。總之，他並不關注宗教本身的事務而陷入於世俗利益的爭奪之中。教皇如此，教士亦如此。公眾對教會的腐敗怨聲載道。克萊門七世時代，教皇在國內外遭人厭棄。有識之士，滿懷憂患，隱士出現在羅馬的街頭和廣場上，預言著意大利和世界的命運，並稱教皇為基督之敵（路德亦稱教皇為敵基督）。然而教廷對教會本身的腐敗並沒有拿出療治的良藥。戰爭也給意大利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從15世紀末起，法國就不斷入侵意大利，16世紀20年代初，西班牙和法國爭奪對米蘭的控製權，把整個意大利北部地區投入了持續30年的戰火之中。羅馬也未能幸免，於1527年遭到無情的劫掠，教皇被西班牙人所控製，教廷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然而，羅馬大劫掠對天主教會而言並不全是壞事，從這個被劫掠的城市中興起了改革教會的新精神。法國宗教改革和羅馬遭劫促使教皇政府痛定思過，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宗教事務本身而不再像過去那樣熱衷於追逐世俗的利益，宗教改革“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從它自己所處的萎靡墮落的狀態崛起……克萊門七世的後期和在保羅三世、保羅四世及其繼任者的年代，這個有所改進的教會，麵對著半個歐洲的背叛，一直是一個革新的教階組織。它避免了前一個時期一切嚴重而危險的醜行，特別是‘族閥主義’和隨之而來的擴大領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們聯合起來，並為一種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動，把主要工作放在恢複已失掉的東西上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十分正確地說：教皇政權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為它有不共戴天的敵人……如果沒有這個宗教改革，確可以設想整個教皇國家恐怕早就轉移到世俗人們手中去了”[45]。正是天主教會自身內部改革的加強才使其能頂得住新教革命的挑戰。
這裏便出現了兩種改革，一種是天主教內部的改革，一種是旨在消滅天主教勢力的新教改革。生逢於宗教紛爭的時代，薩多萊托不得不做出選擇。同大多數人文主義者一樣，薩多萊托對天主教會內部的弊端是持反對態度的，但他反對教會分裂，不主張以新教取代天主教，而主張天主教內部的改革。他對教皇革新教會的舉措非常擁護，並為保羅三世做了大量工作。他是天主教會由腐化墮落到鼎力革新的見證人之一。1527年羅馬遭劫掠後，薩多萊托於1527年9月1日給教皇寫了一封信，力倡教會內部改革，他這樣寫道：“如果由於我們的受難使上帝的憤怒和正義得到了補償，如果這些可怕的懲罰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開辟了道路，那麽我們的不幸也許不是最大的……凡是屬於上帝的，他將加以照顧；在我們麵前有一種改革的生活，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奪走的。我們要如此來控製我們的行為和思想，那就是隻在上帝那裏尋求教士的真正光榮和我們自己的真正偉大和權威。”[46]
薩多萊托視戰爭為突發性的災難，認為戰爭起源於人的愚昧無知和缺乏訓練，他把教育看作消除戰爭的重要手段，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在人世間建立“普遍的和諧”（universal harmony），使社會成為一個和平無紛爭的世界。通過以上對其生平和時代背景的分析，可知薩多萊托的這一教育理想的確是對現實的反映而絕非空穴來風。
薩多萊托抱怨公共當局將教育事務放置一邊，不予重視，他認為“道德倫理的健全和社會的繁榮昌盛更多地依賴於教育而不是其他”[47]，他讚賞羅馬帝國對教育的重視，認為其為後世樹立了榜樣。教育對社會是如此重要，而社會管理當局又不重視教育，當時組織良好、令人滿意的學校匱乏，這迫使薩多萊托不得不將其視線投向家庭教育，既包括父母對兒童實施的教育，也包括家庭教師對兒童實施的教育。他將家庭視為訓練教育兒童的場所。薩多萊托並未論及正規的學校教育。
薩多萊托對教育期望甚高，希望通過教育實現社會的和諧與和平。教育具體又分兩個方麵，一為道德教育，二為知識教育。
二、論道德教育
薩多萊托認為，教育是一個不斷更新人的自我的過程，自我的存在和發展以天賦為基礎，天賦是未發展、未定型的東西，教育可使天賦得以發展，展現其內在的卓越之處。教育有兩種，一種是自我教育，通過自省自律，從經驗中學習，這種自我教育一般隻適用於成年人而不適用於青年人，因青年人的性情尚未篤定，易受各種各樣的**所左右。另一種是由外部所施加的教育，這種教育以外在的紀律約束和權威為基礎。薩多萊托認為，外在控製的目的在於使受教者養成內在的自我控製的能力，這種內在的自我控製力是一種重要的美德。
薩多萊托認為，有兩種因素影響人的性格的形成，一為對上帝的認識和敬畏，一為家庭榜樣的影響。薩多萊托將父親置於家庭的中心，認為女人在家庭中對兒童的影響不是非常好的，因為女人性情軟弱，易於溺愛放縱孩子，易於自滿。母親對孩子的養護責任到5歲為止，5歲以後的孩子由父親擔負起全部的教育責任。父親素質如何、父親能否為孩子樹立良好的榜樣，對孩子的品德發展影響甚大。薩多萊托要求父親從外表到內在的品質都應為孩子的楷模。父親的舉止、風度、衣飾應有較高品位，其行為應能贏得他人的尊重。薩多萊托尤其要求父親應具有自製力，他對這種品德讚賞有加，認為人不論在盛怒時、在聽到壞消息時、在看到意想不到的情景還是在其他情況下，都不應失去理智。任何東西都不能與這種完美的自製力相媲美，都沒有它神聖，沒有它高貴。人的外在表現如衣飾、言行等應表現出人的內在的性情，內外應協調一致。通過對孩子的訓練和教育，加上孩子通過觀察和經驗所受的影響，孩子的良好品德會逐漸形成。薩多萊托認為家庭對孩子的管束應當是堅決而嚴格的，同時也應是有條理的、平和的、高貴可敬的。薩多萊托反對大聲嗬斥孩子和鞭笞孩子，認為這隻適於對待奴隸，不適於培養孩子高貴的性情。
向孩子傳授宗教的真義，教育孩子尊敬父母和長輩，使孩子形成自尊的品格，這些都是父親的重要職責。薩多萊托認為自尊是“壞名聲的天敵”，自尊者受人尊重，會贏得好名聲。此外，父親還應使孩子養成謹慎的品性。父親教育孩子的重要基礎是孩子堅信父親對其是誠摯的、憐愛的，堅信父親的認識和判斷是正確的。薩多萊托在此實際上是對父親這一角度提出要求，要求其對待孩子要誠摯，要喜愛孩子，不要濫用父母的權威，孩子懼怕父親不是好事，說明父子間存在情感上的危機。教育孩子要曉之以理，而不是動輒付諸父威。父教子的結果應是：子善父之所善，子惡父之所惡。父母對孩子付出很多，是一種自我犧牲，薩多萊托認為，父母自我犧牲精神的最高動機應是，孩子是父母生命的繼續，在孩子那裏，父母的生命得到了延續和更新。因此，家庭應將對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
薩多萊托重視家庭環境和氛圍對孩子的影響，認為孩子所看到的、所聽到的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孩子，因此他要求應使兒童在家庭中的所見所聞皆合於教育的要求。家具陳設的豪華，家庭裝飾的奢靡，被仆人過於細致周到的服侍，過分沉溺於娛樂享受等，對孩子的成長都是不利的，這些方麵不是一個人生活的追求目標，否則會使孩子形成不當的人生觀。薩多萊托認為，家庭生活的氛圍應當是嚴肅的、嚴格的，但同時應表現出嫻雅的氣韻，對待仆從應慷慨大度，與他人交往應彬彬有禮，熱情好客。薩多萊托反對自私，認為社會上的紛爭多源於自私。
薩多萊托把家庭對兒童的教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初級的階段，兒童所受的教育和影響並不係統；第二階段則是係統教育的階段，這個階段主要對兒童實施全麵、係統的知識教育，同時也進行道德教育。薩多萊托要求在第二階段應讓兒童從曆史書中學習，理解上帝的威嚴和宗教上善的觀念。他特別強調謙遜和誠實這兩種品質，認為人在言行方麵的謙遜和誠實是兩種重要的美德。他要求教導兒童不僅在道德上誠實，還要教導兒童在理智上也誠實，既不自欺，亦不欺人。與誠實和知識相對立的是謊言和無知，教育的目的就是讓人走出謊言與無知的狀態，予人以高尚的品德和豐富的知識。
三、論知識教育
薩多來托認為教學的基礎是兒童的好奇心、上進心和好勝心，他不反對競爭，認為學習中的競爭是一種高尚的動機。他認為應使兒童熱愛學習，提供給孩子的學習材料應生動有趣，應避免使兒童對學習生厭惡之心。用現代的術語講，薩多萊托在此強調的是非智力因素對知識教學的重要作用。
兒童要學習三種語言：本族語、拉丁語和希臘語。本族語在教育的第一階段（初級階段）就應學習，在第二階段主要學習拉丁語，因為拉丁語在學術方麵和與人的交往方麵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不能將閱讀的範圍和交談的範圍隻局限於本族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學習應同時進行，因為拉丁文學向古希臘文學借用了很多東西，二者之間有明顯的淵源關係，隻研習拉丁文化而不研習古希臘文化就如同一個人隻用一條腿走路，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薩多萊托提出的教學科目是非常廣博的，除了在論證上有一點新意外，總體而言並無多少創新，隻是當時人文主義教育實踐的總結。
文學的學習放在首位，而文學的學習又以語法為重點。語法的學習應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他反對一些人將語法教學搞得艱澀難懂，要求根據學生的水平實施教學，他要求從閱讀中學習語法而不是通過死記硬背來學習語法。他認為作文和修辭學都對語法教學有益。作文可使學生練習遣詞造句，練習詞的搭配和變化，是一種重要的語法練習項目。修辭學與句法關係密切，它使文字富有文采，使意義的表達更準確，使文字更富有說服力。古代作家的散文作品、曆史著作、詩歌作品都是學習文學的重要材料。薩多萊托認為學習散文寫作可以西塞羅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等人的作品為範本，要求模仿他們的寫作方法。曆史的學習是重要的，因為從中我們可以及時學會應避免什麽，應追求什麽，曆史不僅於國家事務有益，於個人事務亦有益。學習詩歌主要以荷馬的作品為典範。
音樂、跳舞也是學習的內容。薩多萊托把音樂分為兩種，一種為靡靡之音，它會降低人的道德境界；還有一種音樂，強勁而深沉，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性情優雅高貴，給人以向上的力量。無疑薩多萊托否定前者而肯定後者。他還認為學習音樂有益於更充分地理解詩歌。跳舞是一種娛樂休閑手段，不應禁止青年人學跳舞，但跳舞必須被限製在優雅、有風度的範圍內。
關於體育，薩多萊托有所論及，但不多。他認為玩球、跑步、擲標槍、騎馬都是較好的運動方式。體育重在強身健體，而不在競技，因此他認為體育的重點不在複雜技能和特殊技巧的訓練。
算術、幾何、天文學亦在教學內容之中。薩多萊托認為算術是抽象推理的一種形式，不依賴於具體事例，具有智力訓練的價值；同時，算術有助於人們進行商業活動，亦有實用價值。因此算術應受到重視，不應被視為無價值之物。而且四藝中的其他三藝即音樂、幾何和天文學也都與算術有關。幾何學是一門推理十分嚴密的學科，能直接給人帶來理智上的樂趣。在實踐方麵，幾何學有著廣泛的應用，在建築、雕塑、繪畫、構建防禦工事和其他戰爭藝術中，在航海和地理學中，幾何學都必不可少。幾何學還可以說是哲學的基礎，因為幾何學和哲學都涉及抽象的推理，二者有異曲同工之處。薩多萊托認為天文學所研究的東西令人敬畏，也能激起人的求知欲。
哲學是重要的教學科目。隨著古希臘文化複興的逐步深化，到16世紀，古希臘哲學的複興和研究已成效斐然，意大利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並湧現出一些哲學家，這些哲學家大大提高了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思想的深度。薩多萊托認為古希臘在哲學上的貢獻遠遠高於古羅馬人，古羅馬人抽象思維水平相對較低。在中世紀古希臘哲學思想被一些學者注解後，背離了其原意，使其本來麵目不為世人所見。薩多萊托認為哲學研究必須讀哲學家的原著，索解其本意，不可以訛傳訛。他要求學生讀亞裏士多德的哲學著作，尤其是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哲學誠然是玄奧的，但薩多萊托認為才智中常者也可研習它。因為哲學不僅可以訓練人的思維，提高人的思維水平，它還可以指導人的行為，它對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是有益的。
文學、哲學等學科是使人的靈魂登上最高智慧之峰的必經之路，最高的智慧是指天人合一，即自我與上帝的自覺地合一（the conscious unity of self and God）。在合一的境界中，人的思想從多種多樣、並不完美的可感覺的世界進入了永恒完美的超驗世界。薩多萊托的這種思想純粹是柏拉圖思想的翻版，柏拉圖把世界分為現實的現象世界和精神的理念世界兩種，前者是虛幻不實的，變化無常，僅僅是感覺的對象；後者則是絕對真實的，永恒不變。理念是萬物的本原，理念世界是現象世界的原型、模型和正本。理念世界是純潔而完美的，它高於現象世界。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也有高下之分，由下至上猶如一座寶塔，寶塔的最下層是一些具體的理念，如桌子、椅子等；再往上一層是數學方麵的理念，如大、小、點、線、麵、方、圈等；更上一層是藝術、倫理道德方麵的理念，如美、智慧、勇敢、正義、節製等；越高層的理念就越完美，寶塔頂端是理念世界中最高最完美的理念，也就是善的理念，即神的化身。真理、知識存在於理念之中，真理、知識隻有在絕對可靠的理念世界中才能找到。可以看出，薩多萊托在論述教學內容時心中是時刻顧慮柏拉圖的理念世界的，他認為最高的智慧是自我與上帝的合一，實際上是要求人爬至理念寶塔的塔尖，追求精神發展的高峰。
古典文化對薩多萊托有很深的影響。古典的異教文化與基督教精神之間的關係是當時頗受人關注的問題，同一些人文主義者一樣，薩多萊托也並未去分析二者的聯係與區別。他的教育著作得到了許多人的讚賞，同時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如有人批評他對宗教強調得不夠，神學被錯誤地給忽視了。[48]對此指責，薩多萊托也可能會說，在其設計的教學計劃的較後麵的階段，神學或者法律或者醫學會另有一席之地。實際上，薩多萊托並未輕視宗教，他將家庭對上帝的虔敬視為宗教教育的基礎。但薩多萊托的有些觀點與天主教義有不盡一致之處，例如，他並不全信原罪說，他認為人的確是不完美的，既有善的一麵又有惡的一麵，但是通過好的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人性中惡的一麵可以被弱化直至被清除掉，而善的一麵則會逐漸占據統治地位。
薩多萊托寄希望於教育甚厚，他希圖通過道德教育和知識教育，提高人的道德水準和認識水平，期望通過人的精神力量去平息現實世界的紛亂與戰爭。其用意無疑是善良的，但善良的聲音未必就是合乎時宜的。當時的現實、馬基雅弗利的理論似乎都使其理論顯得蒼白無力。麵對亂世，人的精神的力量到底能有多大呢？教育又能有何作為呢？
[1]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曆史背景》，第74～76頁。
[2]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曆史背景》，第110～111頁。
[3]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曆史背景》，第169～170頁。
[4] G. R. 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40頁。
[5] 保羅·奧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八個哲學家》，第80～81頁。
[6] 保羅·奧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八個哲學家》，第85頁。
[7] 保羅·奧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八個哲學家》，第116頁。
[8] 保羅·奧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八個哲學家》，第117頁。
[9] G. R. 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96頁。
[10] G. R. 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209頁。
[11]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272～273頁。
[12] G. R. 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485頁。
[13] G. R.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501頁。
[14] 參見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09～211頁。
[15] G. R. 波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03頁。
[16] 關於《宮廷人物》的寫作年代，有各種不同的說法：（1）G. H. Bantock著 《教育理論史研究》第一卷（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Vol. I，1980）認為《宮廷人物》可能寫作於1514年，見第75頁；（2）James Bowen著《西方教育史》第二卷（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1975）認為約寫作於1513—1519年，於20年後才出版；（3）《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一卷認為《宮廷人物》早在1510年左右就開始寫作，於1528年出版，見中譯本第10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4）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認為《宮廷人物》大約作於1516年，並於1528年發行於世，見中譯本第210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5）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認為《宮廷人物》於1513—1518年寫成，10年以後第一次印行。本書采用的是W. H. Woodward著《文藝複興時代教育研究》中的說法，劍橋大學出版社1906年版，第251頁。
[17]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22頁。
[18] Willian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53.
[19]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P.250.
[20] G. H. Bantock，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 Volume I，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80，p.75.
[2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54.
[22]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潘漢典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11頁。
[23] G. H. Bantock，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Volume I，p.87.
[24]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156頁。
[25]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157～159頁。
[26] 轉引自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13頁。
[27] 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14頁。
[28] 見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105～107頁。
[29]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23～124頁。
[30]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117頁。
[31]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118頁。
[32]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25～126頁。
[33]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27頁。
[34]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36頁。
[35] 以上幾處引文見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76～78頁。
[36]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80～82頁。
[37]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33頁。
[38]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83～84頁。
[39]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73～74頁。
[40] 尼科洛·馬基雅維裏著：《君主論》，第84～85頁。
[41] 昆廷·斯金納著：《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第139頁。
[42]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83～84頁。
[43]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227～228頁。
[44]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228頁。
[45]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121～122頁。
[46]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第121頁。
[47]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169.
[48]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