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尼德蘭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社會背景
尼德蘭是指歐洲萊茵河下遊的低地國家，相當於現在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地。它與德國西北部相連，與英國隔海相望，因而其人文主義的發展對歐洲這幾個主要國家尤其是德國和英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尼德蘭的社會狀況
歐洲的城市於中世紀就已興起，但其規模較小，在城市中所進行的工商業活動也是比較有限的。從中世紀後期開始，歐洲的商業活動愈益頻繁，盡管商業活動由於戰爭、瘟疫等原因也出現過收縮的情況，但總體看來是不斷擴展的，到15世紀、16世紀時，歐洲的商業活動已達到相當規模。概括地講，歐洲有兩個商業世界，一個是波羅的海和北海的商業世界，一個是地中海的商業世界，兩個世界有陸路和海路的聯係。在陸地上，意大利商人在12世紀和13世紀找到了通過阿爾卑斯山口的道路，並與德國、英國、佛蘭德以及德國、匈牙利和波蘭的一些商業中心建立了聯係；在海上，熱那亞和威尼斯的長帆船在13世紀結束以前就已經到達了北海的各港口，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裏，這種接觸有了相當大的增長。尼德蘭的布魯日和安特衛普是北方海岸上主要的交易場所。
尼德蘭瀕臨北海，是北歐主要的商業區域之一，也是西北歐的主要紡織業中心，英國的羊毛主要的輸入地就是尼德蘭。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刺激了大小城市的發展。“在這種貿易活動和這些工業的哺育之下，北歐和西歐的城鎮繁榮起來。在佛蘭德和布拉邦特，根據一項估計，城市人口與鄉村人口一樣多，也許比鄉村人口還多一些。在歐洲大陸上，除了意大利北部，就沒有一個地區有那麽多、那麽大和那麽興旺的城鎮……英國完全沒有像這樣星羅棋布的城鎮。”[3]與意大利相近的社會經濟狀況為意大利人文主義運動在尼德蘭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北歐文藝複興運動首先要在荷蘭找到一個合意的家園。由朝氣蓬勃的各自治市的自由民（他們通過工商業逐漸致富）所控製的荷蘭和佛蘭德的自由城市，再現了比歐洲其他地方更加接近意大利城市的一般條件，因此，也就最容易受到意大利城市的影響，最能以獨立的發展的方式，推進由意大利城市開始的這些新運動。在這一點上，這些城市在教育方麵取得的成就最值得注意。甚至在十三世紀，這些城市就先於它們的鄰國，有了城市學校。而且在十五世紀，當文藝複興在北歐知識分子的生活中開始感覺到衝擊時，正是荷蘭的學校，欣然對它表示歡迎。”[4]
15世紀末，尼德蘭的文化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宮廷文化，以布魯日宮廷為代表，這種文化虛有其表，實際上比較膚淺，稱不上是人文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活動的目的不在於學習古典文化，而在於顯然從對古代神話的愛好出發，把古典拉丁文作品譯成法文，而不是把希臘作家的著作譯成拉丁文，其典型特征就是華而不實；二是傳統的經院主義文化，以盧萬大學為代表，盧萬大學是經院哲學的根據地，最後成為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堡壘；三是對經院哲學抱批判態度的“現代虔信派”，其分支之一是宗教團體“共同生活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這個兄弟會對北歐人文主義的發展尤其對德國人文主義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需指出的是，隨著人文主義影響日甚，盧萬大學也於16世紀初滲入了人文主義因素。約在1480年，人文主義修辭學家斯特凡諾·蘇裏戈內曾在盧萬任教，但他的講課沒有產生影響，很快被人忘記了。進入16世紀以後，這種保守的學術空氣有了一些變化，約在1517年，盧萬大學設立了一個專門從事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教學的學院，從1518年起，該學院就正式開始教授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了。然而，這種變革仍有人反對，例如，雅各布·拉脫姆斯（1475—1544年）和多爾皮烏斯（1485—1525年）堅決反對講授希臘語，認為福音書的希臘文本對於研究《聖經》是完全無用的。這兩人都對伊拉斯謨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本書第五章詳述）持敵對態度，拉脫姆斯還反對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典型的守舊人物。
二、共同生活兄弟會
“共同生活兄弟會”是一個奉行神秘主義的宗教團體。這種神秘主義體現了一些人改進基督教的企圖。宗教中的神秘主義並不始於文藝複興時代。經院哲學家中有許多人除了理智主義傾向外，還突出地表現出神秘主義傾向，例如，阿奎那就具有明顯的神秘主義傾向。中世紀神秘主義精神的重要代表是愛克哈特（Eckhart，約1260—1327年），他是德國多米尼克會修士，曾在巴黎求學，後在德國薩克森地區任該會的分會長，還在科隆任過教。他以柏拉圖主義的方式倡言，萬物中真正存在的東西是神性。人的靈魂裏有上帝的火花，這才是一切人裏麵真正的實在。人應同上帝完全交流溝通，受住在人心裏的上帝的主宰。由於上帝的主宰，靈魂便充滿了愛和正義。遵守教會的禮儀教規也許具有某些價值，但神秘的靈魂體驗遠較這些重要，通過它同上帝的合一也更直接。暮年時，愛克哈特因異端罪受審，在他死後兩年，他的許多觀點受到教皇約翰二十二世的譴責。愛克哈特最得意的門生陶勒爾（John Tauler，1300—1361年）是多米尼克會的布道員，曾長期在斯特拉斯堡、科隆和巴塞爾工作。他強調宗教中內在的、有生命力的東西，譴責依賴於外在的禮儀和死板的工作。他的真實立場完全師承愛克哈特，強調同上帝神秘的合一，強調“上帝降生於內心之中”，但他闡述其觀點時避免使用“過激的詞句”（傾向於泛神論的詞句），因為言辭過激會像其師那樣被教會譴責和迫害。路德對陶勒爾的思想非常讚賞。路德的“因信稱義”思想與陶勒爾的觀點是相通的。由於這些思想的影響，在德國西南部和瑞士崛起一大批神秘主義的同情者，他們自稱“上帝之友”，這些人中，不僅有神職人員，還有許多女修士和相當數量的平信徒。[5]
這場神秘主義運動也影響到尼德蘭。魯伊斯布魯克（1293— 1381年）深受愛克哈特著作的影響，同陶勒爾及其他“上帝之友” 都有私交，他推進了這場神秘主義運動。魯伊斯布魯克的朋友格魯特（Geert Grote，1340—1384年）於1376年在荷蘭的德文特（Deventer）創立了 “共同生活兄弟會”[6]，將神秘主義運動進一步向前推進，並使這一運動與教育密切聯係起來。
格魯特是德文特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約於1374年皈依基督教，後成為尼德蘭影響最大、最受歡迎的布道員，他還具有非凡的組織才能。在格魯特及其信徒的促進下，兄弟會發展很快，其會所遍布尼德蘭和德國，大大促進了 15世紀大眾對宗教的虔誠信仰。
兄弟會由男子（偶爾也由婦女）聯合而成，其成員自願結合組成分會，遵守共同的會規，基本上過隱修生活，但不用像修道院中的修士那樣發誓永不反悔。會員們獻出其私有財產，在共同的房子裏過一種樸素而有規律的生活。在睡眠以外的時間會員們依規定的時間祈禱、勞動、讀書和布道，大家在一起就餐，就餐時選讀《聖經》的片段。兄弟會成員的生活和紀律是禁欲主義的，這與修道院生活的特征是相似的。但它又與修道院不同，加入共同生活兄弟會的人不用發誓願，他們相信沒有誓言的約束也能夠像修道士一樣進行修道，再加上他們非常強調人的行為表現，這就產生了比嚴格遵守清規戒律更加重視品德和虔誠的趨向，兄弟會成員更注重自律而非他律。這種趨向在一定程度上與14世紀的神秘主義者相同，但是不像神秘主義者那樣，他們不再從神秘的狂歡中尋求靈魂的主要營養，而是在有規律的生活中通過閱讀《聖經》和其他具有實際教育作用的敬神活動來加強精神的力量。因此，《聖經》和公共圖書是兄弟會住所生活的中心。除從事各種宗教實踐活動外，抄寫宗教書籍也是兄弟會成員的重要工作，他們在抄寫時特別細心，因此他們的手抄本因製作精良可靠而很受青睞，出售這些手抄本既能補充公共生活的經費，也有助於傳播他們所信奉的宗教信條。兄弟會的每一個會所都有一個藏有豐富書籍的繕寫室（scriptorium），兄弟會成員就在繕寫室中抄寫宗教書籍。印刷術發展起來之後，兄弟會就不再用原始的手抄方式製作書籍，據估計到1490年，兄弟會已擁有和操作60部以上的印刷機，原版《聖經》、宗教性小冊子、拉丁課本、希臘課本和本國語課本等書籍被大量印行，發售時價格很低，為的是讓貧民也能買得起。
在尼德蘭，“現代虔信派”有兩個分支，共同生活兄弟會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分支是創立在溫德斯海姆（Windesheim）的奧古斯丁修道院。由於格魯特的影響，一些寧願過隱修生活的人也加入了兄弟會，但當時並沒有采取完全的隱修院的隱修形式。格魯特死後不久，一些兄弟會成員加入溫德斯海姆修道院，不久在該隱修院周圍又附設了幾個女修院，使這裏成為尼德蘭和德國隱修生活中一股有影響的改革勢力。可見，現代虔信派的兩個分支是有聯係的，進入隱修院隻是兄弟會部分成員的一種隱修方式的選擇。這兩個分支都深受神秘主義者的影響，反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枯燥無味的形式主義而提倡內心的反省。
兄弟會致力於恢複基督教徒那種簡樸、虔誠和獻身的生活，其成員以基督為效法的對象，認為基督將神性完全融於人性之中，而神性正是他們追求的目標。《效法基督》（Imitation Christi）一書就是兄弟會所開展的樸實而虔誠的宗教運動的一個產物，該書很可能出自肯培（Thomas Kempis，1380—1471年）之手，肯培是兄弟會的門生，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溫德斯海姆隱修院的一個分院即聖亞克尼斯（Agnes）山隱修院度過，在該書中，他要求人們效法基督。該書在當時流傳非常之廣，在尼德蘭大部分家庭中，其地位僅次於《聖經》。
兄弟會還大力興辦教育，興辦教育的目的是要“給上帝的神殿樹立精神支柱”，兄弟會所辦的學校非常成功，“14世紀和15世紀神秘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就是他們在本國推行了一整套卓越的學校教育製度”[7]。與本書有關的問題是：兄弟會所從事的種種宗教活動對北歐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產生了什麽影響？兄弟會所從事的教育活動是人文主義性質的嗎？
兄弟會的一切活動是以宗教為中心的，兄弟會成員所閱讀、抄寫、印刻、發售的書籍與人文主義的知識興趣很少有共同之處。不過兄弟會在以下幾個方麵與人文主義有相似相通之處：其一，兄弟會憎惡玄深的神學討論，這與人文主義者反對經院哲學的深奧莫測相類似；其二，兄弟會崇尚知識，熱愛書籍，這種取向架通了一座通向人文主義的橋梁，隻不過兄弟會所崇尚的是宗教書籍，而人文主義者崇尚的是古希臘羅馬典籍；其三，兄弟會在抄寫手稿時堅持以誠實可靠為原則，而人文主義者在整理古代典籍時要求語言要準確，這二者有相似之處。但是，這並不是說兄弟會成員已發展成為人文主義者，也不是說他們獨立地孕育產生了任何一種新的世俗文化；人文主義學術的成長所需要的獨立知識和生活經驗，在這些兄弟會的會所是難以找到的。然而，和人文主義在某些主要方麵相近，就是以使兄弟會成員在人文主義教育學中看到合乎他們自己意圖的一些東西，並且使他們自己欣然參加那些曾經在意大利求學或者在別處與人文主義發生接觸的人們所興辦的學校。在這種場合，兄弟會成員創立和管理與他們的住所相連接的學校學生宿舍；這樣他們就能夠把他們的宗教熱誠和嚴格紀律貫徹到學生們的生活中去。的確，他們廣泛地、積極地開展教育工作，以致在尼德蘭、布拉邦特和佛蘭德以及甚至德意誌的大部分地區，終於到處都出現了人文主義性質的學校，它們的巨大規模和優良教學，大部分來自兄弟會各會所的合作和利用兄弟會成員的宿舍。[8]
兄弟會成員並非人文主義者，兄弟會所興辦的教育起初也並不具有人文主義性質，但由於兄弟會的思想行為方式與人文主義有頗多相似之處，因此兄弟會易於接受人文主義的影響，逐漸使人文主義教育在北歐蓬勃發展起來。
兄弟會的宗教實踐活動和教育活動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北歐人文主義的基本走向和北歐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對道德和虔信的強調，是北歐人文主義者和北歐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最根本特色，北歐最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是兄弟會學校的學生，北歐人文主義者中的許多領袖人物都曾在兄弟會學校受教，他們不能不受到兄弟會所尊奉的價值觀的影響，他們都強調宗教和道德的教育價值，這與意大利人文主義是有較大差異的。
三、共同生活兄弟會對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發展的貢獻
兄弟會為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對北歐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產生了影響，兄弟會學校培養了一批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家如伊拉斯謨、溫斐林等，這些都是兄弟會對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發展的貢獻。下麵從兄弟會具體的教育實踐和教育主張兩個方麵再稍加闡述兄弟會對教育思想發展的貢獻。
兄弟會興辦學校成就顯著，其學校布局之廣，規模之大，標準之高，都是令人讚佩的。一些較大的城市如德文特（在今荷蘭）、茲沃勒（Zwolle，在今荷蘭）、列日（Liège，在今比利時）、盧萬（Louvain，在今比利時）等地的學校，其學生規模均達2000餘人。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是兄弟會注重對學校的管理。注重“學校管理”在當時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教育觀念，一位教育史家認為這一點甚至比兄弟會學校接受人文主義學科進入學校還要重要，“他們學校的第二個特征是精心組織學校的工作。這個特征甚至更為重要。兄弟會不僅創立了一種學校製度，而且通過井井有條的章程，給所有的學校打上某種相同的精神和方法的印證。意大利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那兒，每所新型的人文主義學校都獨斷獨行。這種差異是值得注意的”[9]。兄弟會辦學的效率遠高於意大利，這歸因於兄弟會學校有比較嚴密的管理，有比較完備的章程。兄弟會學校采取寄宿製度也進一步強化了學校管理。後來耶穌會在興辦學校時向兄弟會學校吸取了不少管理方麵的經驗。
兄弟會學校的教師並不全由兄弟會成員擔任，例如，德文特學校的校長赫吉烏斯（Alexander Hegius，1433—1498年）就不是兄弟會成員，他們和作為教師的兄弟會成員一道共同為兄弟會的教育事業盡力。正是一些進步的教師和校長的推動，才使得兄弟會學校影響日甚。這些人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赫吉烏斯。
赫吉烏斯曾是兄弟會茲沃勒學校的學生，畢業後先於埃默依克（Emmerich）任教，後又到德文特學校任教。1465—1498年他任德文特學校的校長。他不是著名的學者，起初對人文之學沒有接觸因而也並不擅長。1474年他遇到了比他小10歲的阿格裏科拉，深感自己對真正學問的無知，在阿格裏科拉的引導下，赫吉烏斯開始研究人文之學。他把這種人文主義研究與教育結合起來，力圖改革德文特學校的課程，使各門學科人文化。受阿格裏科拉的影響，他特別重視希臘語，並把它納入該校的教學計劃。他在《論希臘文的益處》（De Utilitate Linguae Graecae，英文為On the usefulness of Greek）一文中說：“我們的一切都得感激希臘人。”他認為希臘文有助於對神學的研究，而且其他各個領域知識的學習和研究也都離不開希臘文。關於拉丁語的教學，他認為學習拉丁語法非常重要，但應將之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語法隻是工具，學習它隻是有助於閱讀和寫作，不可使語法教學陷入形式主義。赫吉烏斯的這些觀點在當時的北歐算是先進的，但用意大利人文主義學校的標準來衡量，則看不出有多少新意。他超出於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家之處主要表現在學校管理方麵。由於學生人數太多（他去世時學生人數已逾2000），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就愈加顯彰，為便於教學，他把學生分成八個年級，分別施教。伊拉斯謨就是德文特學校的學生，他對赫吉烏斯所做的工作充滿崇敬之情。在赫吉烏斯的努力下，德文特學校聲名遠揚，德文特也因之成為尼德蘭和德國西北部公認的人文主義研究中心。學者、教師紛至遝來，然後將學習到的人文主義學術和教育理念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1496年由兄弟會在列日所辦的學校，就是以赫吉烏斯的做法為藍本的。列日學校的學生斯圖謨（John Sturm）對該校的組織和管理情況做過詳盡的描述，後來他擔任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學校校長期間，曾於1538年依德文特學校的模式重新改造了斯特拉斯堡學校。
從列日學校的辦學方式，既可以看出其人文主義性質的一麵，也可以看到其注重組織管理（超出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的一麵。列日學校同德文特學校一樣分八個年級。一年級開始學習拉丁文，主要學習簡單的讀寫和語法（如詞尾變化、連接詞等內容）；二年級學習語法基礎知識，句子的結構是學習重點；三年級開始閱讀拉丁作家的簡明文選，係統學習拉丁語法，並學習散文寫作和如何寫詩；四年級將拉丁語法的句法部分學完，開始閱讀曆史學家的著作，練習寫詩並開始學習希臘語；五年級時間分配有了一些變化，更多的時間用於學習希臘語，並開始學習邏輯學和修辭學，還要求閱讀散文原著；六年級開始學習希臘語寫作，同時細心學習希臘語法和希臘作家的著作，並繼續學習邏輯學和修辭學；七年級學習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和歐幾裏得的著作，並研習羅馬法，此外還要學習雄辯術；八年級開始學習神學，繼續學習雄辯術，修辭學的學習在本學段結束。七年級和八年級屬於高年級，其教學水準在北歐是相當高的，甚至超過當時一些大學的水平，教育史家伍德沃德認為，“可能1500年時德國沒有一所大學在文學方麵的課程能達到列日學校七八年級課程的高水準”[10]。校長管理全校工作，在校長之下，有各年級的教師，若學生人數過多，一位教師不能單獨管理時，就把學生分成10人一組，每組由一個年長的學生負責照管。
從列日學校的辦學情況看，到16世紀初，北歐的人文主義教育已達到了相當的廣度和深度，其教育實踐中所體現出的教育思想在廣度和深度上亦達到可與意大利相媲美的地步。但也可以看出有兩點與意大利的做法不同：其一是注重管理；其二是更強調宗教。
尼德蘭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格裏科拉和伊拉斯謨，他們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將在後麵列專節和專章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