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現實主義科學觀

14至16世紀，歐洲處在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曆史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準備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在培根生活的時代，英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資產階級同封建主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完成其革命的任務，要求衝決傳統思想的各種束縛，迫切需要開拓知識領域和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培根作為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代表，適應了時代的要求。“他憑著自覺的力量與政治家的辯才，所提出的見解遠遠超過他的時代。經院哲學不但已經過時而且陳腐了，哲學思想界正在震動，期待著變化，就在這時，培根提出了一條更廣泛地正確地認識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確的康莊道。”[3]

一、“知識就是力量”

培根認為，他生下來就是要通過三個目標的落實來為人類服務：即發現真理、造福他的國家和改革宗教。其中第一個目標在他的思想上總是占著最高的位置。1592年，他在致信財政大臣伯利（Baron Burghley）伯爵時說：“我認為我有一些廣大的思想方麵的目的，猶如我有一些適度的公民社會方麵的目的一樣，因為我已經把一切知識當作我的研究領域了。”[4]在同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自己對現有的知識領域的不滿，認為在該領域裏有兩種 “遊民”必須清除出去。一種人以輕浮的爭辯、互相駁斥的廢話行事；另一種人以盲目的試驗，用耳聞的傳說和欺騙的手段行事。培根在此指的是當時仍盛行於科學研究領域中的經院哲學和煉金術等迷信事物。在培根生活的時代，自然科學雖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取得很大進步，但總的來說，由於人們在思想上受到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的束縛，易於迷信盲從、脫離實際，方法也不得當。因此，對自然界的認識仍然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培根以複興科學為己任，並為此製訂了龐大的計劃。

在《論學術的進展》一書中，培根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知識的巨大力量。在他看來，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知識是高於一切、勝過一切的東西，知識是幸福的源泉，隻有知識才是不朽的。培根論證了學問或知識對於人間的好處：其一，人們認為，隻有在國王是哲學家或者哲學家當了國王的時候，人民才有幸福。曆史事實也證明了有學問的國王執政的時代都是大治時代。其二，知識對於私德也有很大的好處。它能提出許多疑難問題祛除人們的輕浮、魯莽和傲慢。它也能挖掉人們一切弱點的根源——對任何東西的空虛羨慕。其三，知識給人的天性增添了力量。它甚至還給某些人帶來了幸福；我們很難肯定武力和知識到底哪一個更強。其四，學問使人勝過了其他動物，也使一個人勝過另外一個人。知識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它能永世不朽。

在論證了知識的功用的基礎上，培根提出了科學複興的思想。在1620年出版的《偉大的複興》中，培根論述了知識及其改進的重要性。他在序言中指出：“知識的狀況既不景氣，也沒有很大的進展。必須給人類的理智開辟一條與向來完全不同的道路，並且給它提供別的一些幫助，以便人的心靈能夠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權威。”[5]培根批評人們故步自封，滿足於既有知識，而不願向前深入。他尖銳地指出：“隻要讓一個人仔細看一看那些浩如煙海的各種各樣的科學技術書籍，他就會看到，到處都在不斷重複同樣的東西。”“我們主要從希臘人得來的那種智慧隻不過像知識的童年，具有兒童的特性而已：它能夠談說，但它不能夠生產；因為它隻富於爭辯，而沒有實際效果。”[6]培根把現有的學術狀況描述成為古代希臘神話中的斯居拉女神，她有一個處女的頭臉，卻不能生育。在他看來，哲學和理論科學就如同神像一樣，受到崇拜和禮讚，卻不會移動和前進。沒有人能夠正確地和成功地在事物本身中來研究事物的性質。即使有人決心自己來進行試驗，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推進科學領域的工作，他們也還是沒有膽量使自己完全從一般人所接受的意見中解放出來，或者從根源上去尋求他們的知識。

在《新工具》[7]中，培根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他指出：“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8]“通向人類權力和通向人類知識的兩條路途是緊相鄰接，並且幾乎合而為一的。”[9]上麵兩句話，通常被後人簡要概括為“知識就是力量”，並成為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羅素（B. A. W. Russell）指出：“一般認為他是‘知識就是力量’這句格言的創造者；雖然以前講過同樣話的也許還有人在，他卻從新的著重點來講這句格言。培根哲學的全部基礎是實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學發現與發明使人類能製馭自然力量。”[10]羅素的上述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他揭示了培根精神的全部實質意義所在。

培根在《新工具》中進一步提出了科學革命的主張。他指出，現有的科學不能幫助我們找出新事物，而不過是把若幹已經發現的事物加以妥善調整並予以提出一些體係。因此，“若期待用在舊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來在科學中取得什麽巨大的進步，這是無聊的空想。我們若不願意老兜圈子而僅有極微小可鄙的進步，我們就必須從基礎上重新開始”[11]。在培根看來，要想實現科學變革必須注意兩點：一是目標，二是方法。從目標方麵來說，培根確立了科學研究的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原則。他指出，科學過去之所以僅有極小的進步，有一個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目標本身沒有擺正”。“科學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標說來不外是這樣：把新的發現和新的力量惠贈給人類生活。”[12]從方法方麵來說，培根從對知識的功用和價值的論證，轉向了對獲得新知識的新方法的探討。他的哲學認識論正是從論述作為對自然認識結果的科學知識本身的價值開始的，是為使科學造福於人類的目的服務的。

培根強調科學的任務在於發現自然規律。他關於“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實際上蘊藏著服從自然和征服自然相互關係的合理思想。培根首先肯定“人作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釋者”[13]，認為人類要征服自然就必須先服從和認識自然。在他看來，人類支配自然的範圍和程度，人類活動的方式，都將受到所獲知識的範圍和程度的製約，亦即“要支配自然就須服從自然”[14]。人類有多少知識，就有多少支配自然的力量，而真正的知識乃是根據原因得到的，是以掌握自然規律為內容的。因此知道了事物的原因，掌握了自然規律，才能征服自然，兩者是統一的。

綜上所述，培根清楚地看到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在人類征服自然和統治自然的過程中所具有的無比威力。他堅信知識是改變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強大力量，能給人類生活帶來利益和幫助，這是“任何政權、任何學派、任何傑出人物對人類事業的影響都不能與之比擬的”[15]。培根的天才就在於他敏銳地感受到新時代的脈搏跳動，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新時代的精神，並勇敢地對阻礙科學知識發展的權威和偏見提出挑戰。當然，培根關於“知識就是力量”的主張也存在著局限性。他把知識誇大為一切社會生活的決定力量。

二、近代科學分類的先導

（一）科學分類的原則

在《論學術的進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論述了科學分類的原則，並據此提出了人類知識體係的新結構，它們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科學史、哲學史和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被認為是在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誕生後提出科學分類的第一人，對近代科學分類起了先導作用。

培根認為，弄清人類已有的知識遺產，將有助於為國家對科學事業的發展提供指導，也有助於為學者個人的研究提供方向。而要達到此目的，就有必要進行科學分類，建立一個全新的人類知識分類係統，從而為分門別類的科學研究創造良好的條件。培根關於科學分類的原則或指導思想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相信科學的統一性。他的科學分類不僅考慮到它們的差異，也考慮到它們的本質的統一。培根指出：“各門知識就像相會在樹幹上的一棵樹的諸多樹枝一樣（這樹幹在它自身分出樹枝以前，要完整連續地生長一段）。”它們應當被當作“毋寧是標明分野而不是劃分開、分割開的片段”[16]。培根強調要把知識的連續性與完整性永久保存起來。第二，根據人類的理性能力來分類。培根認為，科學是人類的一種精神活動。人類知識的各部分必然與作為知識根基的人的精神相關聯。如曆史與記憶有關，詩歌和想象有關，哲學和理性有關，宗教的學問也是一樣。所以，神學包括教會史、寓言（聖詩）和教義（或稱戒律）。

培根根據上述科學分類原則，建立起統一的知識體係的新結構，但他並不認為他所提出的原則是絕對的、唯一的。培根指出，不要以為他所不用的那些分類是他所不讚成的。在他看來，人們的目的不同，分類的原則也隨之不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采取其他分類原則。培根以人類理性能力進行科學分類的原則在今天看來可能是不科學的。但是，培根在他的自然統一性的哲學信念的啟迪下，看到了知識各部分的相互聯係，認為自然是統一的，科學是一個整體，並且他的分類原則也有利於當時零散的認識成果的清理、集中和保存，從而為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二）知識體係的結構

在《論學術的進展》中，培根按照自己確定的科學分類的原則，建立起統一的知識體係的新結構。他在曆史、詩歌和哲學這三大類下，又劃分了許多子科目。

①曆史。曆史包括自然史、人文史、宗教史和文學史。

自然史可分為三種：生物史，講述自然的常軌；奇跡史，講述自然的誤差和變異；藝術史（指工藝技術），講述自然的變換或改造。

人文史有三種，第一種是記錄，第二種是完整的曆史，第三種是古跡。培根認為，它們的區別可以拿畫來比喻，它們相當於未完成的畫、已完成的畫和褪色的畫。第一種叫編年史，第二種叫傳記，第三種叫紀事。

宗教史的分類和人文史相同，但可以進一步分成教會史、寓言史和神道史。

②詩歌。在培根看來，詩歌實質上反映的是一種想象的曆史。按照性質，詩歌可以分為敘事詩、描寫詩和諷喻詩。

③哲學。培根認為，人類的玄想有三個方向，一是深入神之中，二是環繞自然，三是內省自身。因此便產生三種知識：宗教哲學、自然哲學、人生哲學或人道主義。

自然哲學包括兩部分，即原因的探討和結果的產生。前者是純理論的，也就是自然科學。後者是應用性的，也就是自然實踐。培根把兩者並列在一起，被認為是“科學的革命”。自然科學分為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前者考察物質因和動力因，後者研究形式因和目的因。

人生哲學最基本的是關於人性的一般研究，也就是關於協調心靈和身體的研究。身體的完備性質有四種：即健、美、力、樂。因此，關於身體的知識也有四種，即醫學、美容學、體育和享樂術。

關於心靈官能的知識共有兩種：一種是講悟性和理性的，另一種是講意誌、欲望和情感的。想象在兩方麵都可以活動。培根認為，心智的藝術有四種：探討或發明、講解或傳授。在這四者當中，每一種都可以分出許多科學和藝術。

在培根看來，人們在社會上的生活都需要舒適、應用和防衛，因此人們也相應地需要三方麵的知識：對話、商討和管理。

培根把宗教知識分為四個方麵，即信仰、禮儀、禱告和管理。

綜上所述，培根在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下，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洞察力，為近代提供了第一個最為詳盡的人類知識體係的新結構。他提出的這個科學知識體係的全圖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完整的百科全書的提綱。其基本特點就在於強調知識必須為現實生活服務。此外，他的知識體係綜合了以往曆史上那些偶然和零散的研究成果，並將雜亂無序的認識資料大致清理出一個頭緒，從而為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培根是近代最早提出編撰百科全書的人。在《論學術的進展》中提出了百科全書的大綱以後，他又在《偉大的複興》《新工具》以及《自然與實驗曆史的準備》等著作中明確地提出了要編撰百科全書的問題，擬定了有關具體計劃。[17]他的有關思想對後世編撰百科全書的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18世紀法國著名的百科全書派在編撰百科全書時不僅采用了培根的科學分類原則，也基本上采用了培根的整個知識體係結構。

三、“所羅門宮”

《新大西島》是培根晚年的一部未完稿。通過它，人們可以更好地把握培根的一係列關於科學哲學的思想和社會倫理觀。

16、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使烏托邦思想家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的方式。他們可以將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度說成是某個遠離歐洲、與世隔絕的海島，隻是因為歐洲航海家們的偶然造訪，才使這一世外桃源為世人所知曉。於是，借助航海家的娓娓敘述，思想家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圖景，便成為某個遙遠島國中的真情實景。[18]

與莫爾的“烏托邦”和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不同，培根從自己的政治立場出發，無意於揭露和批判現存社會製度，而是向人們展示了科學治國的美好圖景，充分地表述了關於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偉大作用，以及如何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種種構想，尤其集中體現在“所羅門宮”的興建和創辦上。

根據培根的描述，所羅門宮首先是一個科學研究機構，其 “目的是探討事物的本原和它們運行的秘密，並擴大人類的知識領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實現成為可能”[19]。“所羅門”本是《聖經·列王記》中所載的一個以智慧著稱的古希伯來國王的名字。培根以此給該機構命名，意在強調它是一個智慧之所。它擁有十分完善的設施，進行著廣泛的科學實驗和科學研究活動。

首先是對科學儀器的重視。科學實驗離不開儀器，所羅門宮擁有非常完善的設施，例如，廣學館可以製造各種光學儀器，有望遠鏡和顯微鏡等。培根已敏銳地意識到近代科學的一個主要特征，即科學儀器的使用。“科學儀器……對近代科學提供極其重要的幫助，而且成為它與以前科學的主要區別之一，以前科學僅僅使用極其簡陋的儀器。”[20]

所羅門宮的另一個近代特征是對世俗的科研組織的推崇。培根認為，為了培育新的精神，使之能夠發現自己，就必須有新的、本質上真正世俗的組織。他精心構想出理想的世俗性的科學研究組織——“所羅門宮”及其工作程序，從而使知識的探求世俗化，走出了中世紀的修道院而進入近代世界。

根據培根的設想，在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質及其運行秘密這個大目標下，所羅門宮的科學研究工作被分解為若幹個不同的環節，由不同的工作人員分工協作地去完成。有人專門做資料收集工作，有人直接從事實驗並進行初步的整理概括工作。以後，在全體人員舉行各種會議和討論並研究了以前的工作和搜集的各種材料之後，一些人從事於新的深入自然奧秘的實驗，並提出報告。最後，由幾位被稱為“大自然的解說者”的人，把以前在實驗中所發現的東西提升、抽象為經驗、定理和格言。培根的上述設想顯然是當時先進的生產方式即手工工場的生產方式在科學組織工作上的再現。培根因此而被譽為“科學的社會性事業的結構的現代研究的先驅”。

培根非常重視科學組織管理問題。在他看來，這正是王者的事業，而非科學家的事情。因此，他希望通過政府取得較高權力和地位的方法來促進科學的發展。在《論學術的進展》中，就專門研究過曆代帝王促進學術的組織措施。他主張區別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強調學術自由，並要求為學術研究提供必要的條件，其中包括提供從事學術活動的場所、印行學術書籍和提高學者的地位及待遇等。後來，他在《新工具》中進一步探討了有關問題，提出了使研究科學的人直接擁有權力的問題。他深刻地認識到，科學的複興有賴於權力的扶持，否則將十分困難。

培根的後繼者在一定程度上受他的遠見的激勵，目睹了他的夢想變為現實。科學社團正是順應新時代的新需要而誕生的。最早的科學院是1560年出現在那不勒斯的“自然秘奧學院”。1657 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建立了西芒托學院。英國皇家學院看來是從培根的實驗哲學的追隨者們的一個非正式社團發展而成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