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杜爾閣的國民教育思想

杜爾閣（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是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向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呈遞的《回憶錄》（Memorial to King）中提出了有關國民教育的主張，因而也憑此步入了法國國民教育思想家的行列。

杜爾閣在1727年5月出生於巴黎，是神聖高貴的諾曼底家族的後裔。杜爾閣早年在路易斯勒—格蘭特國立中學（Collège Louisle-Grand）與浦萊錫斯國立中學（College du Plessis）接受教育。在接受了人文學科的教育之後，杜爾閣進入聖·蘇爾皮斯研究班學習神學。1749年，杜爾閣進入巴黎大學學習神學。然而，杜爾閣後來並未選擇在當時看來前程遠大的牧師職業，而是步入政界，先是出任大法官助手，後又成為巴黎議會的谘議官以及政府委員會成員。1761年至1774年，杜爾閣出任利莫斯的督撫。在任督撫期間，杜爾閣實施了許多重大改革，以實現他的重農主義理想。為此，伏爾泰曾致信杜爾閣：“你的同事向我寫信，認為一個督撫不會做出什麽有益的事情；而我希望您能證明一個督撫既可為國造福，又能為民謀利。”[7]實踐證明，伏爾泰的期望變成了現實，在杜爾閣的治理下，利莫斯地區社會穩定富裕，人民安居樂業，儼然成為悲慘世界中的一個世外桃源、苦難國家中的幸福小國。以後，杜爾閣曾擔任海軍大臣、財政大臣等職。在擔任財政大臣期間，杜爾閣曾試圖進行財政、行政和政治改革：廢除徭役，減少捐稅，取消行會等，但由於特權階級和教會的激烈反對而失敗。1776年5月，杜爾閣被迫辭去財政大臣職務。從此，他不再熱心於公共事務，而是潛心於學術研究，直至1781年謝世。

關於杜爾閣的從政經曆，著名學者豐台涅這樣評價：“杜爾閣或許是他那個時代惟一願意也有能力輔助路易十六推行改革的人。杜爾閣推行改革的目的在於清除社會呼聲強烈的濫用職權、貪汙腐敗現象，以便逐步重建帝國的社會秩序。”[8]這不僅是杜爾閣作為一位重農主義經濟學家的興趣與專長所在，而且也是法國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前提條件。為實現自己的社會改革主張，杜爾閣在1775年向路易十六遞交了一份有關市政組織的《回憶錄》，其副標題為“論培養合理參與良好社會生活的個人和家庭的方法”。《回憶錄》集中體現了杜爾閣的主要國民教育思想。

在《回憶錄》中，杜爾閣以凝練的文字說明了公立國民教育所存在的最大問題：教育機會公平性的嚴重缺失。杜爾閣沒有用太多的筆墨論述關於教育發展的三個重要問題：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教師的聘任和使用。他甚至認為任何人都難以較好地解決這三個問題。他僅僅提醒人們關注國民教育問題，在盡可能的限度內支持國民教育事業的開展。為達到發展國民教育的目的，杜爾閣籲請設立國民教育委員會承擔發展國民教育的職責。

一、論改革國民教育的迫切性

在杜爾閣看來，當時法國世風日下，民風頹廢，禮崩樂壞。風俗、習慣這些本應該在青少年時期即向學生灌輸以培養他們形成必要的社會責任感，並構成一個民族最強有力的精神維係的東西也日漸被人們所輕視。教育僅僅注重地理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以及畫家的培養，卻對合格國民的培養沒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充斥法國各地的是宗教教育。這種教育關注的是虛幻的天國事務，無助於合格國民的教育。不同的教區使用不同的宗教教材，而且對教義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別，宗教紛爭不斷。宗教教育的管理權分別掌握在彼此獨立且相互敵視的人手中，教育發展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狀況。而實踐表明，這種教育所帶來的結果隻能是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臣民之間相互傾軋，爭權奪利而不顧社會發展的整體利益。

二、論“國民教育委員會”的職責與任務

為徹底矯正國民教育的這一錯誤導向，改變教育上的政出多門、令出多人的狀況，減少日益突出的公民之間、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紛爭、猜疑、嫉妒的惡劣現象，杜爾閣按照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設立“國民教育委員會”作為發展國民教育的領導機構，並果斷宣布個人及個別團體的一切違背國家利益的要求均為無理要求，不能進入國民教育發展的計劃之內。

在《回憶錄》的第一部分，杜爾閣提出：“對我而言，在國家所有機構中，最重要、最首要、最刻不容緩、最有益於陛下長治久安，並對整個王國發揮最大作用的機構，便是‘國民教育委員會’”[9]，必須盡快成立“國民教育委員會”。“國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目標在於培養道德高尚、有知識、有能力的公民，在於培養富有愛國熱情的公民。為實現這一目標，“國民教育委員會”必須首先明確自己的具體職責，即在於負責國民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工作，具體負責全國所有的學園、大學、學院以及初等學校的教學與管理工作。

具體來說，杜爾閣為“國民教育委員會”所確定的具體任務包括：督促國民教育計劃的實施，深入挖掘、利用全社會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教育資源，提高國民教育的效益，糾正國民教育的發展方向，突破目前國民教育僅僅把注意力放在培養專門學科知識淵博、思維敏捷以及富有較強的審美能力的學者身上的局限性。為國家培養愛國公民，“國民教育委員會”必須建立一種嶄新的國民教育體係，而這種新的國民教育體係將著眼於為社會培養熱情、公正、心地純潔的公民。這些合格的公民將在未來的社會工作中時刻銘記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信條，能夠擺脫塵世雜務的束縛與限製，富有理性地思考、確定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國民教育委員會”應該通過製訂與實施完善、高效、細致、周密的國民教育計劃，在未來的國民心目中普遍播下愛國主義的種子。

為說服路易十六接受自己創立“國民教育委員會”的提議，進而對“國民教育委員會”的職責有一個明晰而正確的認識，杜爾閣在《回憶錄》中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假設國民教育發展確立了相應的發展計劃，擁有合格的教師而順利正常發展的話（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我可以自信地向您——尊敬的陛下保證：在所有能給您的人民謀求福利，幫助您的王國維持和平與良好的社會秩序，向您的人民傳授有益的社會工作技能，提高您的威望，有助於把您的心靈與王國的一草一木緊密維係在一起的事業中，唯有發展國民教育事業，使國民認識到自己承擔的社會義務，認識到自己承擔的維護您的尊嚴與權威的義務最為重要和迫切。國民教育將幫助未來的社會成員明確自己的社會義務，並幫助他們完成這些義務，而這一切無論對個人或者對社會來說都是必要的、有益的。[10]

三、論國民教育的實施

在《回憶錄》中，杜爾閣還就國民教育的具體實施問題進行了設計。在實施途徑上，杜爾閣認為必須從人員組織與教材選定兩方麵著手開展國民教育工作。就人員組織來說，每一教區設一位校長，具體負責本區兒童的教育管理工作，並向兒童傳授計算、測量和機械原理的知識。在教材選定上，在遵循教育一致性原則的基礎上，精心遴選教學內容，一切課程內容的選擇以有益於國民意識的形成、有助於合格國民的培養為原則。為國家長遠利益考慮，杜爾閣還主張把一部分學有潛力的青年送進專門學院與大學接受教育，以期把他們培養成為學識淵博、道德高尚的學科專家。不過這種教育不可違背國民教育的一致性原理，而且要考慮到學生地位與身份，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應該與他們將要從事的社會職業一致起來。[11]此外，杜爾閣還十分重視家庭在培養未來社會成員過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發揮家庭的教育功能，營造和睦、健康、幸福的家庭氛圍，以對青少年發揮持久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回憶錄》的命運與此後法國涉及教育改革事務的許多計劃一樣，未能得到當政者的接受。當時動**不安的社會形勢是一個原因，杜爾閣本人在提交《回憶錄》的幾個月後即被革職，成為影響這一計劃不能得到實施的直接原因。《回憶錄》的命運恐怕是杜爾閣本人未曾考慮到的，因為他在《回憶錄》中提出國民教育改革與發展計劃的根本目的在於，借助國民教育的實施以挽救頹勢漸顯的法國王權大廈之將傾，根本無意觸動封建專製政權。不過杜爾閣選擇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挽救的手段是當政者所不能接受的。盡管如此，杜爾閣在論述具體國民教育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重視國民教育，視實施國民教育為國家重要職責，國家利益應該成為國民教育發展的最高原則，按照社會職業需要、個人興趣與能力造就合格國民等國民教育思想，還是具有鮮明的理論啟蒙及借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