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8世紀俄國的教育思想
第一節 俄國的重新歐化和啟蒙思想的傳入
一、古羅斯本是歐洲的一個大國
俄國的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在東歐平原上建立的基輔羅斯，即9世紀以東斯拉夫人為主體，在東歐平原上形成的古羅斯國。10世紀後期到11世紀中期，基輔羅斯的版圖大體上是西起東喀爾巴阡山麓，東至伏爾加河口，南抱克裏米亞，直至多瑙河口，北至拉多加湖。“它把所有的東斯拉夫人都聯合在一起，並且把一些非斯拉夫人的部族也包括在國境之內”，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國家。[1]由於地理上的鄰近關係，基輔羅斯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與處於黃金時期的封建國家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建立了密切的聯係，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強烈影響。大約在988年，由拜占庭傳入了基督教（屬東派教會，1054年東、西兩派教會正式分裂後稱東正教），促進了羅斯社會封建關係和文化教育的發展。
基輔羅斯在其興盛時期通過政治聯姻與拜占庭及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友鄰關係。在這一時期，它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城市不斷增加。修建了許多教堂，設立了一些修道院。在修道院和教堂裏設有學校。在雅羅斯拉夫大公（Яpocлaв Myдpый，1019—1054年在位）的宮廷和基輔佩切爾斯克修道院中還設立了高級學校。雅羅斯拉夫大公之孫、基輔羅斯最後一位具有一定權威的大公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В. В. Мономах，1113—1125年在位）也很重視教育。他撰寫的《訓蒙篇》（Поучение детям）可以說是俄國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文獻。其中體現了他對封建王公之間充滿矛盾、紛爭和傾軋現象的極大憂慮。他要求子孫對自己的行為常懺悔，寬大待人，仁慈為懷，多施善行，不濫用權力，不好阿諛奉承，不懶惰，愛勞動，熱愛國土，勇敢作戰，重視精神價值和熱愛學習，並以其掌握五國語言的父親為榜樣，勉勵後代努力學習。[2]
以上情況說明，俄國從其社會文化的起源來說是個歐洲國家。在10世紀末至13世紀初，俄國社會與文化教育的發展水平和西歐、中歐的一些國家是十分接近的。
二、韃靼蒙古的統治及其影響
13世紀初，蒙古崛起於東方。這時的基輔羅斯已分裂成許多大小不等的公國。這些公國各自為政，互相傾軋，統一的大公政權名存實亡。13世紀30年代後期，成吉思汗之孫拔都率蒙古大軍進攻羅斯。除極少數例外，各公國皆被征服。1240年，基輔城淪陷，最終結束了俄國的基輔羅斯發展階段。在此後的兩個多世紀中，羅斯的大部分公國被置於拔都在東南歐草原建立的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的統治之下。在俄羅斯曆史上，這被稱之為韃靼蒙古的統治。
韃靼蒙古的統治最重要的後果是使俄國發展的重心由西南轉入到東北地區，並改變了它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方向。
14世紀前期，偏安於東北叢林中的莫斯科公國迅速成長。它在14世紀至15世紀逐漸發展為東北羅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成為統一全羅斯的核心。
15世紀後期，東北羅斯的領土已基本上統一在莫斯科公國的版圖內，而金帳汗國卻日趨衰落，並出現了分立的克裏米亞汗國、喀山汗國和阿斯特拉汗國。1480年，羅斯終於擺脫了韃靼蒙古的統治。
莫斯科公國的統治者們在擺脫韃靼蒙古的羈絆後繼續開疆拓土。從1462年到1533年，莫斯科公國的領土已從43萬平方千米擴大到280萬平方千米。1547年，伊凡四世（Иван Ⅳ，1547—1584年在位）正式加冕為俄國的第一位沙皇。他在1552年兼並了喀山汗國之後，又在1556年征服了阿斯特拉汗國。到他統治的末年，俄國勢力已遠及西西伯利亞。
與此同時，俄國的封建農奴製度和君主專製製度也建立起來了。農民被完全限製在貴族地主的土地上，必須為主人服勞役；世襲貴族、服役貴族和教會的財產都受到保護，觸犯他們財產的人要受到死刑的威脅，對破壞大公、世襲貴族和修道院土地界標的人要處以鞭笞之刑。莫斯科公國的統治者們在內政方麵采取了限製世襲貴族權力、扶植服役貴族的政策，中小貴族可以因服軍役而得到大公的封賞。莫斯科大公推行的這種製度和政策起初在伊凡三世（Иван Ⅲ，1462—1505年在位）於1497年頒布的法典中被固定下來，以後又通過伊凡四世統治時期頒布的各種法律和他所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加強。在伊凡四世統治時期曾召開過兩次縉紳會議。按照俄國曆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這種會議也隻是政府同其代理人（貴族中官宦階層的代表）的會議。這些代理人在回答政府的問題時都表示：“願為君主拋頭顱，而且一切惟上帝和君主的意誌是從。”[3]可見經過兩個多世紀，韃靼蒙古統治所形成的以莫斯科公國為核心的俄國已是一個具有濃厚東方色彩的中央集權式封建農奴製國家。這個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區別，在於它不僅奴役了最低的農民階級，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階級”，莫斯科公國的官員都自稱為大公的奴隸，然後又自稱為沙皇的奴隸[4]；按其政權的形式來說，“它最能被稱做是亞洲—韃靼人的政權”[5]；在國土方麵，以莫斯科公國為核心的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蒙古的繼承者。蒙古人的生活習俗和行為方式對它亦有較大的影響。在教育方麵，正如普希金所說：“韃靼人不像摩爾人（мавры），他們征服羅斯後，既沒有給它代數，也沒有給予它亞裏士多德。”[6]韃靼蒙古的統治者最關心的事是向羅斯索取更多的貢賦，必要時便以武力鎮壓相威脅。他們在文化上更為落後，也不重視教育。在宗教方麵，他們采取了寬容東正教的政策，以便利用教會對羅斯人在精神上起到麻醉作用。因此，東正教便被保存下來了。但是在整個韃靼蒙古統治時期，無論是教會還是王公，都不關心文化教育的發展，“王公和教堂都沒有開辦足夠數量的學校，未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培養識字人的需要”。[7]在擺脫韃靼蒙古的統治後，俄國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恢複與發展。但教會與世俗政權文化活動的中心思想都集中於論證莫斯科政權的合理性與神聖性。教育的性質與規模隻相當於西歐中世紀前期的水平。
三、俄國的重新歐化和啟蒙思想的傳入的情況
俄國的重新歐化是從引進西歐的先進技術開始的。俄國最初感受到西歐技術的優越性是在15世紀末。最初來到莫斯科的西歐人士是意大利的建築師。俄國聘請意大利建築師的起因是莫斯科建築師未能解決克裏姆林宮中央殿堂的建築問題，殿堂於1474年倒塌了。伊凡三世根據其妻子索菲亞[8]的建議，請來了意大利建築師阿裏斯托捷爾·菲奧旺特，於1475年至1479年完成了建造任務。[9]在伊凡三世統治時期應聘來到莫斯科的還有其他幾位建築師。他們也都參加了克裏姆林宮建築群的設計與建造。這時來到莫斯科的還有西方的藥劑師和軍械師。稍後，伊凡四世在與瑞典、立陶宛和波蘭的交戰中更感受到西方軍事技術的先進性。他曾利用一度被俄軍占領的納爾瓦從西方輸入大量的商品和武器，並試圖擴大與西歐一些國家的聯係，但受到瑞典和波蘭的封鎖與阻撓。不過，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還是使伊凡四世統治時期的俄國建立了一個與英國直接進行貿易的商港。這就是位於北德維納河口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城。它在一段時間裏成了俄國與西方交往的唯一窗口，並促進了俄國北方的發展。不過，由於阿爾漢格爾斯克所處的白海一年有3/4的時間被冰塊封凍，不能通航。因此，俄國與西方的聯係與交往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6世紀末至17世紀20年代，俄國由於伊凡四世極力擴張其領土造成的內外矛盾，他的後繼者費奧多爾（Феодор，1584—1598年在位）的懦弱無能，以及費奧多爾死後無嗣所造成的政局混亂，招致瑞典和波蘭的大舉入侵，西部和西北部的大片領土喪失，莫斯科城甚至被波蘭占領兩年有餘（1610年9月—1612年10月）。戰爭的失敗和異族統治的結果，使全國上下受到一次極大的震動，並提高了民族意識，促使俄國在經曆了數百年東方化的發展過程之後開始麵向西方。1612年10月，莫斯科被解放後，俄國大貴族、伊凡四世的內侄孫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М. Ф. Романов，1613—1645年在位）於1613年1月被選舉為沙皇，建立了羅曼諾夫王朝，為實現曆史轉折創造了條件。
俄國在羅曼諾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爾的統治時期就已在更大的規模和廣泛領域中利用西方的技術，並使俄國從引進軍事技術發展到允許外商在它的領土上開辦手工工場。越來越多的西方工程技術人員來到俄國，於是，在莫斯科迅速形成了一個被稱為“日耳曼城”的外僑居住區。住在這裏的外國人從事礦冶、紡織、醫藥、鍾表等各種專門技術性工作或經營商業活動。俄國還雇用了許多外國軍官來訓練和領導他們的軍隊。羅曼諾夫王朝的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645—1676年在位）不僅繼續推行其父倡導的引進西方技術以加強軍事裝備、改進軍隊組織和鼓勵外商投資辦廠等政策，還按照歐洲的標準和時尚改變了自己的宮廷生活。在沙皇的高級官員中，波蘭的書籍和波蘭出產的各種用品也很受歡迎。
隨著西方技術的引進，同時也由於國內政局的穩定，農業與手工業的恢複與發展，商業的活躍和全俄市場的逐漸形成，俄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日益增強。1654年，俄國統治者利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民與波蘭封建主的階級和民族矛盾，轉入了反對波蘭的戰爭（1654—1667），並取得了勝利，初步實現了兼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目的。此後，一些來自“西俄”即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神學家、作家和學者在莫斯科從事教育活動。他們積極參加俄國最早的世俗教育機構的創建。而這些“西俄”的神學家、作家和學者就是在波蘭文化教育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17世紀末，歐化對俄國上層社會已產生了明顯的思想影響。被稱為俄國西方派鼻祖、索菲婭公主攝政時代（1682—1689）寵臣的瓦·瓦·戈利岑公爵（В. В. Голицын，1643—1714）就很崇拜西方，特別是波蘭文化。他擁有豐富的波蘭文和德文藏書，其內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軍事、實用科學、波蘭和拉丁文法，並高度讚賞波蘭教育。“他向貴族家庭證明，必須教育他們的子弟，為此應將他們送進波蘭學校，或延聘波蘭家庭教師。”[10]他還設想使貴族能夠去國外旅遊，或者讓他們“去別的國家學習軍事”[11]。他的這類建議和設想到彼得一世（ПётрⅠ，1682—1725年在位，1689年親政，1721年稱大帝）實行改革時才得以實現。
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俄國歐化的重要階段。少年時期經常出入外僑居住區的彼得一世，十分懂得按照西歐方式改造俄國的必要性。因此，他親政以後，立即展開了旨在改變俄國落後麵貌的改革活動。“他以鋼鐵般的意誌和極其巨大的幹勁頒布了3000多條法令……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機關和軍隊，建立起供養其軍隊的工業，引入成千上萬的各種類型的專家，派出一批批年輕的俄羅斯人到國外去學習，並建立起許多學校——所有學校都具有實利主義的性質：數學和航海學校、海軍學校、陸軍學校、計算學校和居於最高地位的科學院。彼得還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歐旅行，直接學習外國的種種製度和慣例。”[12]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他所取得的成就擴大了俄國與歐洲各國的聯係，加強了西方思想對俄國上層社會的影響。西歐啟蒙思想對俄國的影響就是從彼得一世統治時代開始的。這個時期帶有啟蒙思想的人物，包括彼得一世“學術侍從”團的首腦和他進行宗教改革活動的左右手費·普羅科波維奇（Ф. Прокопович，1681—1736），“學術侍從”團的積極成員、曾任采礦工程師、炮兵和行政官員的科學家與曆史學家瓦·尼·塔季謝夫（В. Н. Татищев，1686—1750），“學術侍從”團的另一名成員、外交官和詩人安·季·坎捷米爾（А. Д. Кантемир，1708—1744），等等。他們都具有廣博的知識，重視教育在改進社會中的作用，提倡在群眾中傳播非宗教知識，期望“人間發生善良的變革……普遍享受學術的成就”[13]。其中，坎捷米爾還把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劄》譯成俄文。但他們都是俄國式的啟蒙學者和君主專製製度的推崇者。他們認為，俄國的一切偉大的事業都必須是由上而下推行的。
彼得一世的改革的確使俄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俄國興建了海軍，組建了強大的陸軍，戰勝了瑞典，取得了波羅的海的出海口，並在芬蘭灣東端的涅瓦河三角洲上建立了新都聖彼得堡。工業得到了發展，交通得到了改善，世俗教育機構建立起來了；還簡化了俄文字母，出版了定期刊物；獎勵翻譯西歐著作和出版科學讀物，設立了圖書館和博物館，為俄國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但廣大農民從彼得一世的改革中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好處，而且處境更加惡化。因為他和他前麵的幾個沙皇一樣，引進西方技術和推行歐化的目的都不是改革俄國的封建農奴製度和君主專製製度，而是為了保護這種製度，加強它的物質基礎，整個改革活動的成就都是靠殘酷地剝削和奴役農民取得的。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他是“用野蠻製服了俄國的野蠻”[14]。
彼得一世以後，俄國的歐化在其女兒葉麗薩維塔·彼得羅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或譯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1741—1761年在位）執政時期也取得了進展，啟蒙思想在這時得到了進一步傳播。但一般認為，葉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Ⅱ，1762—1796年在位）才是彼得一世事業最重要的繼承者。“彼得曾為俄國打開對著歐洲的窗口，而她則打開了一扇大門。彼得迫使歐洲承認強大而獨立的俄羅斯的存在，而她則確立了俄國作為歐洲一流強國的地位。”[15]“在她統治期間，俄羅斯高等貴族已開始歐化到脫離民族傳統的程度……在他們的言語、服裝、住宅和社會職責方麵模仿起凡爾賽宮廷……貴族的子女由法國家庭女教師教育，首先學習法語……”[16]啟蒙思想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更廣泛的傳播。這是和一個時期以來的國內、國際背景密切聯係的。
從國內方麵來看，俄國的歐化在彼得一世以前主要是通過學習波蘭取得的。自彼得一世開始，從學習波蘭轉向學習德國。彼得一世還試圖通過聯姻方式加強與德意誌各公國的聯係。他把自己的侄女安娜·伊凡諾夫娜和女兒葉麗薩維塔·彼得羅夫娜、安娜·彼得羅夫娜等都嫁給了德意誌的公爵為妻。這給俄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矛盾。在彼得一世之孫彼得·阿列克塞耶維奇（1727—1730年在位，稱彼得二世）因病夭折以後，羅曼諾夫王朝的男性繼承人中斷。安娜·伊凡諾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1730—1740年在位）被擁立為女皇。當她在位時期，“德意誌人在俄國朝廷的勢力非常大；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德意誌貴族把持朝政……以比隆為首的德意誌貴族力圖使俄國政府機構‘德意誌化’。他們不僅左右俄國政府的對內和對外政策，而且擁有對俄國軍隊的指揮權”[17]。德意誌貴族的專權和他們執行的政策引起絕大多數俄國貴族的不滿。俄國歐化中出現的這一問題在葉麗薩維塔·彼得羅夫娜女皇執政時期獲得初步解決。自她入主宮廷後，不再允許德意誌人幹預朝政，客觀上有利於俄國的自主發展。這不但體現了俄國貴族的切身利益，而且體現了自彼得一世改革以來逐漸形成的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迫切願望。例如，像波索什科夫（И. Т. Посошков，1652—1726）、羅蒙諾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等這樣一些先進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都強烈地希望俄國人能擺脫對外國人的屈從，學好科學知識，掌握技術，以促進俄國生產力的發展。[18]羅蒙諾索夫在其《頌詩》中還堅信：在俄羅斯大地上是能夠誕生自己的柏拉圖和才思敏捷的牛頓的。就俄國文化教育的發展來說，葉麗薩維塔·彼得羅夫娜女皇統治時期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莫斯科大學的創建（1755年）。這一成就也是和羅蒙諾索夫的努力分不開的。正是他提出了建立新的俄國文化教育中心——莫斯科大學的計劃並促其實現。葉麗薩維塔·彼得羅夫娜去世以後，開始是由卡爾·彼得·馬利裏希繼位。他是彼得一世的女兒安娜·彼得羅夫娜同德意誌霍爾施坦公爵結婚所生之子，即位後為彼得三世。他狂熱地崇拜普魯士製度，“根本看不起俄國”，不信任俄國近衛軍，侮辱東正教神職人員，對已故的葉麗薩維塔女皇也表現出不恭，執行違背俄國利益的政策，並釋放了“被葉麗薩維塔女皇政府所流放的德意誌貴族”，引起俄國貴族和近衛軍的極大不滿，執政半年即被廢黜。他的妻子，即葉卡捷琳娜二世被確立為俄國女皇。[19]葉卡捷琳娜二世雖不是在俄國土生土長的女子，而是一位德意誌親王的女兒，但她表現得“很謙遜和忠誠”“很尊重俄國人和東正教，並聲稱自己是‘屬於俄羅斯的’”，她還善於籠絡近衛軍的人心，因而受到他們的擁戴。[20]這一立一廢的政治行動與葉麗薩維塔當年被立為女皇時一樣，既體現了沙皇政權的階級本質，也體現了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成長。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俄國已經擁有自己的富有才幹的國務活動家、統帥、科學院院士與詩人。他們都渴望為自己的民族與國家增添光彩。
從國際環境來說，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成長與統治俄國的年代，整個歐洲都處在法國文化的影響之下，以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人為代表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廣為流傳。歐洲一些宮廷在當時都盛行以法語作為社交工具，實施法國式的教育。法國貴族在貴族風度和上流社會生活方式上為歐洲各國的貴族提供了榜樣；為伏爾泰、狄德羅所鼓勵的“開明君主”成為一些國王所追求的光環。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奧國女皇特利莎（1740—1780年在位，其中1765—1780年是與其子約瑟夫二世共同執政）都先於葉卡捷琳娜二世成為當時歐洲最有名氣的“開明君主”。葉卡捷琳娜二世幼年時受到法國式的教育，來到俄國以後，由於葉麗薩維塔女皇在位時與法國啟蒙學者已建立了聯係（她聘請伏爾泰為彼得堡科學院的名譽院士，並請他撰寫了一部《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史》），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即位前得以讀到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著作，在思想上受到一些影響。
在上述時代背景下，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統治前期實行“開明專製”。即位之後，她就開始同伏爾泰、狄德羅、達蘭貝爾建立起通信聯係，表示要按照他們的意見改革俄國政治，並邀請法國學者訪問俄國。在她的支持下，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被譯成俄文出版，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在俄國也得到傳播。整個宮廷籠罩著開明專製的氣氛。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講話“常常引用法國啟蒙運動的箴言”，文學、藝術、戲劇和報刊的創辦得到她的支持。[21]世界著名的聖彼得堡愛爾米塔什博物館也是在1764年由她籌劃創立的。1764年，她還支持曾多年僑居國外、與法國啟蒙學者有過交往的俄國社會活動家與教育家別茨科伊（И. И. Бецкой，1704—1795）在彼得堡創辦斯莫爾尼貴族女子學院。1767年8月，她召集新法典編輯委員會，試圖為俄國編製一部新法典，並為這個委員會發布了《聖諭》（亦稱《詔令》《敕令》）。這個《聖諭》由22章1655條組成，絕大部分係抄襲西歐啟蒙哲學家、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著作。[22]《聖諭》甚至還包含以人道態度對待農奴的建議。委員會的召開及其活動，《聖諭》的流傳，使她獲得了歐洲“開明君主”的聲譽。但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具有鮮明的二重性。因為她清楚地懂得，使她獲得俄國女皇權位的是俄國貴族，而不是俄國農民，貴族是她政權的基石。因此，在解決農民與貴族地主的尖銳對立的問題上，即使是在她統治的前期，也就是所謂“開明專製”時期，其言論和實際行動也是完全脫節的。即位伊始，葉卡捷琳娜女皇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參加1762年6月政變的貴族論功行賞，這一次受獎的40人都獲得了大量錢財和農奴。1773年，由普加喬夫（Е. И. Пугачёв）所領導的俄國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爆發時，狄德羅正應邀訪問俄國。他向葉卡捷琳娜二世建議：從根本上廢除農奴製度，以防止農奴反對地主的起義，並實行一係列有效的改革以推動社會進步。葉卡捷琳娜二世卻以武力殘酷地鎮壓了農民起義，其“開明專製”也從此結束了。從1775年開始，葉卡捷琳娜二世進行了一係列旨在加強貴族專政的行政改革。1785年，她頒布《俄國貴族權利、自由和特權詔書》，再次確認了貴族占有土地和農奴的權利以及過去賜給貴族的一切特權。在她在位的34年間，她一共將80萬名農奴和大片國有土地與錢財賜給其寵臣和其他有功的貴族，使其中一些人成了擁有數萬名農奴的大農奴主。到她統治末年，“俄羅斯境內幾乎已經沒有一個自耕農，而農奴的生活情況和勞動條件也比她執政以前更為惡劣”[23]。在她的統治下，俄國貴族對沙皇已可以不再稱自己為奴隸，同時被免除了體罰，貴族獲得了自由，而農奴卻毫無權利可言，生活極其悲慘。貴族的自由、幸福完全是在犧牲農奴生存權利的條件下取得的。貴族地主不僅占有農奴的勞動，有權迫使他們盡各種封建義務，而且可以把農奴當作物品一樣來結算彼此的債務或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由此可見，葉卡捷琳娜二世執行的政策實際上也是既要使俄國歐化，又要堅持農奴製度和專製製度的政策。不過，西歐先進的啟蒙思想既然在如此大的規模上傳入俄國，它還是對俄國的社會思想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促使其社會經濟結構有所變化，同時也使其文化教育事業得到了發展。
以上，我們對俄國重新歐化和西歐啟蒙思想傳入俄國的情況及其影響做了簡略的概述。18世紀俄國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上述社會曆史背景中發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