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教育思想通史(全十卷)(全新修訂版)

第三節 赫爾岑的革命民主主義教育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形成

亞曆山大·伊凡諾維奇·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是19世紀俄國著名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家、文學家,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教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1812年3月25日,他出生於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家庭,從小接受家庭教育。1825年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年僅14歲的赫爾岑就決心投入反對皇權、教權、暴政的鬥爭中去。

1829—1833年,赫爾岑進入莫斯科大學數理係學習。在大學期間,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學習科學研究的方法。1832年,他寫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一文。他開始是聖西門主義者,認為聖西門主義完全符合時代精神。後來,他看到了空想社會主義者主張和平改革的弱點。

19世紀30年代是俄國革命理論發展的重要準備時期。社會思想的發展首先表現為在大學生中形成了各種小組,其中以赫爾岑為核心的小組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獲得了 “貴族革命家”的稱號。赫爾岑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1834年7月,赫爾岑被拘捕。1836—1841年,他被判流放。監獄和流放使赫爾岑反對沙皇當局的立場更加堅定。流放期間,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專製政體的弊端,形成了革命的世界觀。1847年2月,赫爾岑定居國外,以便利用自由言論為俄國人民服務。在國外,他創辦了 “俄羅斯自由印刷所”、《北極星》《鍾聲》,係統批判了專製主義製度,宣傳革命思想,對俄國解放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870年1月21日,他因肺炎在巴黎去世。

赫爾岑一生創作了大量反映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和哲學論著,他的寫作特點是把文學、政論、哲學結合起來。在《一個年輕人的隨筆》《誰之罪》《克魯波夫醫生》《偷東西的喜鵲》《往事和隨想》等作品中,表現出他對人民的熱忱關懷和對個性全麵發展的熱切期望。他的哲學著作《科學中華而不實的作風》《自然研究通信》等使哲學和文學渾然一體。

列寧曾經稱譽赫爾岑為舉起偉大鬥爭旗幟反對沙皇的“第一人”。赫爾岑在他的作品中以辛辣的手法對沙皇貴族專製製度進行無情的諷刺、嘲笑和鞭撻。在《克魯波夫醫生》中,他揭露了不平等的社會製度。他說,有的人夜以繼日地拚命幹活,結果一無所獲;有的人什麽活也不幹,可是財源茂盛。更加可怕的是,由於人們長期受到管製,習慣於固執謬見,盲目服從舊製度。這種生活同精神病院沒有什麽兩樣。

赫爾岑不僅把矛頭指向俄國農奴製和專製政體,而且還指向曆史上的俄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他激烈地批判了西歐1848年革命後確立的資本主義製度。他指出,已經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法國資產階級已經失掉了光榮的革命傳統。由少數人組成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尖銳地對立,勞動人民被迫從事苦役般的勞動。他在《來自彼岸》一書中指出:“法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組織形式同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是格格不入的。平心而論,它們喪失了這些原則,走到現時代歐洲生活的反麵,也就是走向了死亡。”[4]他進一步認為,歐洲的資本主義製度無法解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未來的革命必定是社會主義革命。作為民主主義者,赫爾岑始終維護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一邊。但是,由於世界觀的局限,他不可能把社會問題的解決同生產關係發展變化的曆史規律聯係在一起。他也沒有正確認識到資產階級在曆史發展中所起的進步作用,也沒有認識到無產階級是消滅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力量。他誤將1848年歐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看作社會主義革命,將它的失敗看作歐洲社會主義的失敗。他幻想俄羅斯通過農民公社過渡到社會主義。從實質上看,他主張的俄國式的“農民社會主義”就是民粹主義。

1861年沙皇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後,赫爾岑徹底拋棄了對沙皇政府的某些幻想,堅決致力於以農民戰爭來摧毀農奴製和沙皇專製統治的鬥爭,希望俄國走上革命民主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相結合的道路。這種立場是赫爾岑與西歐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一個顯著區別。

列寧在評定赫爾岑的世界觀時說,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製的俄國條件下,赫爾岑與當時最偉大的思想家並駕齊驅,緊緊地走近了辯證唯物主義,但停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前麵。赫爾岑與唯心主義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他堅信“科學與宗教的聯合是不可能的”。

二、論人的發展

在赫爾岑的作品中,他不僅表達了對社會生活的關心,而且從對人的特點的一般性研究進入到對人的個性發展的研究。他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

在《一個青年人的隨筆》這部政論式自傳體作品中,赫爾岑描述了一個青年人怎樣在周圍環境的作用下獲得對世界的認識的心理發展過程。他認為,童年時代聽到的故事、教育、跟教師們交流、閱讀大量的不同類型的書籍、對現實問題的興趣等是個性形成的基礎。他認識到,人依賴於環境並受到自己的現實行為和生活特點等社會條件的製約。個性反映了生活矛盾的全部多樣性。隻有首先研究每個人所受的教育和生平經曆,才能揭示出他的個性形成。

不良的人是不良的社會製度的產物。赫爾岑深信這一點。在《誰之罪》中,他描述了俄國農奴專製製度下的人的發展狀況:庸俗而枯燥的生活,疲乏的物質追求,沒有任何精神的需求。他嘲諷說,人的精神比精神病院中的患者還要空虛,在淹至脖子的泥濘中掙紮著,追逐一個虛幻的目標,沒有任何自尊心和任何忘我精神,隻有極其狹隘的理解力,粗野的動物般的要求。赫爾岑對此表示十分憤慨。但是,他認識到,真正有罪的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他說:“他們有罪嗎?他們在強大的命運的捉弄下,從孩提時代起,就吮吸著各種非人的觀念,使他們喪失掉一切精神上的**和任何高尚的追求。白化病是由於吸入北方沼澤地的空氣,病毒侵入人體,使機體受損而造成的。他們就像白化病患者一樣,本身是無罪的。”[5]顯然,庸俗生活和狹隘的眼界造就了這些貧困而可憐的人,而要改變人的發展中的缺陷,就必須消滅封建農奴製。

赫爾岑反對把個人和社會環境割裂開來,主張個人與社會同步發展。他說:“人應當在社會中求得發展。如果他把自己封閉在孤獨狹小的圈子裏,穿著中國式的小鞋,肯定會步履維艱,寸步難行,把雙腳弄成畸形,這難道還有什麽懷疑嗎?”[6]因此,人不應該把自己局限於個人的情感中,而應當關心時代的前途,熱愛祖國,熱愛藝術,熱愛科學,在理性中、在人們共同關心的世界中使自己得到拯救。他說道:“世上無論什麽事情,都不會比投入最急需的事業中去目睹曆史的變革更能夠吸引人的熾熱的本性。誰想實現自己心中的夙願……那麽,他就必須涉足於一切領域。”[7]

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赫爾岑強調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一方麵,個人不能拋開自己的個性和人權。他說,如果要人民摒棄心中的個人主義,無疑等於要拋棄他的源頭活水和根基。他舉例說,有一位可敬的道德家訓練自己的馬改掉吃東西的“個人主義”習慣,結果馬一旦養成了不吃東西的習慣,很快就死掉了。另一方麵,個人不應當出賣共同的大家庭,應當向全人類敞開自己的心扉。總之,人應當在人類的苦難中淨化自己的心靈,在發掘自己的理性的同時喚起人類的理性。在《老調子的新唱法》中,他認為,應當把個人主義理解為個人對人性的認識以及個人的權利。他提出,個人主義必須發展為“高尚的個人主義”或“理性的個人主義”。

赫爾岑分析了當時的道德觀念。他尖銳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口是心非、假仁假義的現象。他指出,資產階級摒棄了愛與同情心,把人類的崇高感情兌換成“叮當響的錢幣”。偽善的資產階級“根據金錢的多少和擁護資本主義的程度,用算盤”杜撰出自己的道德觀念。它與大多數穿短衫的普通人的道德觀念毫無共同之處。赫爾岑把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念稱為“簡易的戲台”或“臨時醫院”,是一種可愛的欺騙或體麵的外套。資本主義社會中道德名存實亡,不能規範人們的行為。但是,他相信,在未來,道德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在《思考和奇想》中,他把道德看成是社會政治現象。他說:“道德不是別的什麽東西,而是一定時期人們對相互關係所形成的曆史意識。它為人們所承認,使生活充滿情感。”[8]他據此得出當今道德淪喪、產生這種道德的社會已瀕臨破滅的結論。

赫爾岑指出,人認識到自身的本質和能力之後,應當把它轉化為實際行動,積極投身於生活與鬥爭。他充分肯定人民群眾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俄國的曆史是人民群眾的覺悟不斷提高的曆史,是革命運動的發展史。偉大人物的思想隻有反映人民群眾的意願,為人民群眾所理解,博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才有價值,才不愧為偉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在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搖擺。由於長期僑居海外,赫爾岑沒有充分認識到當時俄國革命人民的力量,曾希望盡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改造社會。19世紀50年代,他對亞曆山大二世(Aлександр Ⅱ)寄予厚望,勸說沙皇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解放農民。60年代,赫爾岑對沙皇和貴族知識分子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他在《被挖出的主教、腐敗的政府和被欺騙的人民》中說:“你們痛恨地主,痛恨官吏,害怕他們,這完全正確;可是你們仍然相信沙皇和主教。你們不要相信他!沙皇同他們是一夥的;他們都是沙皇的人。”[9]他終於看到了 “覺醒的人民”,相信人民自己有改造社會的力量,號召他們參加革命鬥爭。

在人的個性發展上,赫爾岑非常重視社會環境的作用。他指出,不良的個性是不良的社會製度的產物,要徹底地改造人性,必須推翻罪惡的社會製度。這樣,他就把矛頭直指當時的沙皇政府和東正教會,顯示出鮮明的革命立場。這是赫爾岑的可貴之處,也是他與當時俄國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一個重要區別。

三、對反動教育製度的批判

赫爾岑認為,沙皇政府對學校進行壓製,尼古拉的教育部扼殺了人民的教育。他揭露沙皇政府:“在兒童開始走第一步的時候就在暗中窺伺著他,並把軍校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引入邪途。它無情地、經常地消滅他們的人性的萌芽,並使他們除去順從以外,像戒除惡習般的要把人的一切情感都戒除掉。它對年幼兒童因違犯紀律而施用的懲罰,就是在別的國家對於一貫犯罪的人也不用的懲罰。”他堅決反對把學校和大學變成鞏固農奴製和專製製度的工具。

19世紀,俄國東正教會日益加強對人民教育的影響。赫爾岑明確反對在教育中灌輸宗教,他無情地揭露教會充當了沙皇政府壓迫人民群眾並使他們愚昧無知的忠實助手。

赫爾岑認為,在這種體製下,教育中盛行著專橫、暴力以及對兒童人格的愚弄,學生的人性受到壓抑。但是,當時的教育中還存在著曙光。它來自兩個源頭:一個是普通勞動人民自己;另一個是具有進步思想的教育家。他指出,普通的人民是俄羅斯民族優秀品質的體現者,他們敵視農奴製的邪惡,仇視一切暴力和專橫。他們通過自己的言行給予兒童良好的影響。學生從人民身上學習勤勞、熱愛祖國等優秀品質,並接受先進的社會思想。進步的教育家們也為培養兒童的人道主義和自由的精神做出了努力。

但是,在《誰之罪》中,赫爾岑指出,在殘酷的農奴製的現實條件下,具有人道思想的教師用進步思想教育出來的優秀青年,是找不到出路的,他們隻能成為“多餘的人”。其根源在於他們所受的教育是與現實生活相脫節的。教師不讓他們跟嚴酷的現實有任何的衝突,有意識地不讓他看見現實的一切有缺陷的方麵。這樣,他們隻能培養出一個充滿人道誌向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抵抗邪惡和為自己的進步信念而鬥爭的人。[10]

赫爾岑還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製度提出批判。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的所謂新的教育製度,與它所取而代之的那個製度一樣,目的是要維護不平等的社會製度、灌輸唯心主義和宗教的觀念。這種教育試圖培養市儈,在教育中向兒童灌輸小市民的人生觀。

四、革命民主主義教育思想

(一)對盧梭和歐文的教育理論的看法

赫爾岑分析了盧梭和歐文的教育理論。他在肯定這些理論的進步意義的同時,也指出了它們的錯誤。

赫爾岑讚同盧梭的一些教育主張,例如,教育適應兒童心靈、反對教育中的煩瑣和權威崇拜等。同時,他也嘲諷了盧梭所提倡的教育理想的不現實的一麵。

首先,赫爾岑指出,按照盧梭的觀點培養出來的愛彌兒式的人物,是不會同殘酷的社會現實進行鬥爭的。他指出,如果沒有這種鬥爭,先進的理想就不能實現。因此,他主張從幼年起就應該培養兒童的責任感、義務感和自覺性,使他們將來能夠為先進思想和追求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而積極地與陳舊的社會製度進行鬥爭。

其次,赫爾岑認為,盧梭等思想家的教育方法也存在著錯誤。他反對把兒童與周圍生產相隔離,以及在智育體係內輕視人類所獲得的經驗的做法。他反對“自由教育論”,主張教育應該把世代相傳的生活經驗傳授給學生。

赫爾岑對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新納拉克實行的社會和教育改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自豪地指出,歐文的實驗“使那些經常指責社會主義是空想,是根本不能在實踐中實行的人們啞口無言”。但是,他認為,歐文的許多論點是不正確的,特別是歐文提倡的“建立新製度的主要道路是教育”,以及人是環境和教育的消極的產物的思想。赫爾岑肯定了人在曆史中的積極作用,他指出,人不是環境的奴隸,人是在克服社會上邪惡現象的日常活動過程中形成的,他“又是浪,又是舵手,又是船”。

可見,赫爾岑在批評空想社會主義者學說的時候,已接近了曆史唯物主義。但是,他最終沒有認識到工人階級在曆史上的改造和革命作用。

在分析、總結曆史上教育思想的基礎上,赫爾岑提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仁愛的自由的人,這種人能為自己人民的利益而生活,並且力求在合理的基礎上改造社會。

(二)論智育

赫爾岑非常重視智育。在教學內容方麵,他主張,學校傳授數學、自然科學、文學(包括古典文學)、外國語和曆史等知識。

首先,他非常強調科學在對專製和人民爭取解放鬥爭中具有的重要意義。他號召科學家把科學從研究室中帶出來,在人民中間傳播教育和知識,把科學的成就變成全體人民的財產。

其次,他充分認識到自然科學的教育意義。他認為,學校如果不教自然科學,就不能使學生在智力上獲得發展。此外,自然科學是形成唯物主義世界觀最重要的手段,它能培養學生服從真理、熱愛勞動的精神。

再次,他認為,科學在糾正不正確的觀點、成見、唯心主義和迷信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因此,他主張,教育應當從研究自然現象開始,以便“使少年的頭腦中沒有成見,使他吸食這種衛生的食品成長起來,以後就能在這些壯大的、富有知識的少年麵前揭開一個人類的世界、曆史的世界,通過這個世界之門就可直接參加事業活動,親自參加現代問題的解決”。[11]

在封建勢力反對傳授科學知識,而且自然科學在俄國中學教學計劃中被忽略的情況下,赫爾岑提倡年輕人學習科學知識,並撰寫從唯物主義的立場解釋自然現象的著作,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赫爾岑在強調自然科學的教育意義的同時,主張實行全麵的普通教育。他認為,這樣可以避免早期的專門化。他希望學生在普通學校中除了學習自然科學和數學以外,還學習文學(包括古典文學)、外國語和曆史,試圖克服古典教育和實科教育的片麵性。

在教學方法上,赫爾岑主張培養兒童的自動性、創造性和獨立思考能力,認為教學不能僅僅向學生灌輸一些“現成的真理”。

(三)論德育

赫爾岑主張重視兒童的人格、尊嚴和自我意誌。他認為,承認這一點是一種高尚的合乎道德的行為。他論述了道德教育的一些必要條件。

第一,為兒童提供一些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堅決反對教育者的專製和暴行,主張教育者在日常教育活動中要了解和尊重兒童的需要。

第二,要建立適宜的家庭環境,在子女和教育者之間形成正確的關係。

第三,教育者應當依靠兒童生來就有的喜愛交往的傾向,培養他們的社會誌願和習慣。他認為,年齡相近的兒童彼此來往,集體的遊戲活動、共同作業等有助於兒童和少年們獲得有價值的社會品質,如抑製自己和服從別人的要求等。

第四,紀律是正確教育的必要條件。他說:“如果沒有紀律,就沒有放心的信任,沒有服從,也沒有保衛安全和防止危險的方法。”

第五,教育者必須對兒童提出一定的要求,並要爭取執行這些要求。

赫爾岑的革命民主主義教育思想在俄國教育思想史上無疑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他的教育思想不僅充滿了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而且提出了一些正確的見解。赫爾岑的教育思想因其反映了進步的要求而在沙皇俄國遭到了禁止。十月革命後,他的教育思想對蘇維埃教育學產生了影響。當然,受世界觀等因素的影響,赫爾岑政治觀、教育觀中也存在一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