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生平與時代

杜威於1859年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的小鎮柏林頓。中學畢業後，杜威進入佛蒙特州立大學學習，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赫胥黎的關於生物進化的觀點和生物有機體及其各個部分相互依存、相互聯係的觀點對杜威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879年大學畢業後，杜威先後在一所中學和一所鄉村學校任教，在教學之外，杜威潛心思考哲學問題，閱讀了大量的哲學著作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著作，並在一個哲學雜誌上發表了幾篇論文，如《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康德和哲學方法》等。

1882年，杜威進入霍普金斯大學學習研究生課程，受到哲學家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1839—1914）和心理學家霍爾的影響，但對杜威影響最大的是黑格爾主義者莫裏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通過莫裏斯，杜威接受了黑格爾的哲學，他認為這種哲學用一種相互聯係的、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對人的精神能起一種解放的作用。盡管後來杜威因認識到黑格爾哲學的缺陷而疏遠了它，但他仍然承認黑格爾哲學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對其思想方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884年，杜威應聘到密執安大學講授哲學課程。除1888年至1889年在明尼蘇達大學短期工作外，他在密執安大學一直任教至1894年。在此期間，杜威的哲學思想開始成熟起來，逐漸遠離黑格爾主義而轉向其不同於前人的經驗主義。杜威認為，黑格爾的龐大的哲學體係根基不牢，矯揉造作。詹姆斯以進化論為依據的機能心理學使杜威舊有的哲學信仰發生了變化。詹姆斯強調機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強調心靈與外部環境的不可分割性，這些觀點對杜威經驗主義哲學的形成影響甚大。在密執安大學任教期間，杜威對教育問題產生了興趣。1885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教育論文《教育與婦女健康》。在離開密執安大學之前，他共發表了5篇教育論文，並與他人合寫了一本教育心理學的著作。杜威試圖把教育、心理和哲學理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1894年，杜威應芝加哥大學校長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per）的聘請任該校哲學、心理學和教育學係主任，並講授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等課程。1896年，杜威創辦了“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對教育問題進行實驗研究。實驗學校是新的教育理論的“實驗室”，其任務是“檢驗和顯示理論工作在實際情況中的結果”。杜威經常到實驗學校進行調查研究，和教師交流、討論教育問題，這些工作對杜威教育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影響甚大。杜威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在此期間寫就的，如《我的教育信條》（My Pedagogic Creed，1897年）、《學校與社會》（The School and the Society，1899年）、《兒童與課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年）等。這些著作勾勒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杜威教育思想形成的標誌是《我的教育信條》的發表，這是杜威早期的一本綱領性著作，言簡意賅，篇幅雖短，卻透徹地闡明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杜威以後的教育著作隻是對它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而已。隨著美國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杜威哲學、政治學、美學等思想的不斷發展，以及與他人的學術辯論對杜威理論自身發展的促進作用，杜威教育思想的內容逐漸豐富，深度不斷加大，影響也日益廣泛。

由於在對實驗學校的管理問題上與芝加哥大學存在分歧，杜威於1904年辭去了芝加哥大學的職務。從1904年起，杜威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哲學教授，直到1930年退休。杜威勤於寫作，發表了大量的哲學和教育論著。主要教育著作有《教育中的道德原理》（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1909年）、《我們怎樣思維》（How We Think，1910年）、《明日之學校》（School of Tomorrow，1915年）、《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年）、《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年）、《今日之教育》（Education Today，1940年）、《人的問題》（Problems of Men，1946年）等。1952年，杜威於紐約逝世，享年94歲。

杜威是一個思想大家，他熔歐美思想於一爐，具有深厚的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功底。他是在其哲學思想、心理學思想基本成熟後才開始關注教育問題的，而且他一生都未終止對哲學問題的研究，並將教育問題與哲學問題、心理學問題、社會學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這就使其教育思想既具有他人難以企及的理論深度又具有他人難以企及的寬廣視野。杜威還集歐美教育思想之大成，對歐美的教育思想史進行了係統、細致、深入的梳理，充分借鑒吸收了人類千百年來積澱下來的教育智慧，這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厚重的曆史底蘊，給人一種強烈的曆史縱深感。

更為重要的是，杜威是立足於現代社會論述教育問題的，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濃鬱的現代精神。其教育思想是美國現代社會生活的反映，並隨著美國社會生活的發展而發展。杜威是緊扣美國社會生活的現實討論教育問題的，既反映了美國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又力求解決現實的種種社會問題。

杜威的教育理論形成於19世紀90年代，而19世紀90年代正是美國社會生活變革的曆史分水嶺。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當18世紀後半期英國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美國還是英國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都十分落後。但到19世紀末，美國完成了近代工業化，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工業化也帶來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麵：第一，經濟生活混亂。市場調節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由於缺乏統一的管理，市場調節弊端迭出，經濟生活出現混亂。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頻頻出現，而企業界自身對此卻無能為力。1893年的經濟恐慌使大量銀行關門、工廠倒閉、公司破產，經濟體係陷入停頓，幾百萬工人流浪街頭找不到工作。第二，政治危機加深。進入工業化時代，人們熱衷於追逐財富，大眾政治意識淡漠，政府工作人員素質低下，以政治為工具來撈取金錢和權勢，是他們生活的最高目標。少數大資本家恣意操縱政治，“強奸”民意，對民主製是一個極大的諷刺。第三，貧富分化加劇。盡管社會總財富奇跡般增值，但絕大部分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雖然赤貧者僅占貧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他貧困人口的收入亦不足維持家庭基本生活水準。第四，勞資對立尖銳。當時美國工人處境十分悲慘，工時長，工作條件惡劣，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和安全條件，結果職業病流行，工傷事故頻出；工資很低，終年勞碌還不足以養家糊口。工人多次舉行罷工，勞資關係緊張成為舉國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第五，道德文化衰落。為追求財富，不擇手段，不考慮其他人的利益，運用獲得的財富來危害社會，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盛行一時，是文化衰落的重要表現。

上述這些問題歸結起來不外兩個方麵：一是個人與社會的矛盾發展到極點，尤其是少數大資本家與廣大工人的衝突發展到極點，達到了不控製個人行為就無法維係社會整體的地步；二是精神文明沒有與物質財富同步前進，物質財富的增長反倒帶來了精神文化的衰落，沒有能成為改善社會整體的有力杠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嚴重脫節。歸根結底是一個問題：資本主義創造了物質與技術的進步，卻使社會文化精神的發展相對滯後，導致了社會生活的失諧，物質力量不僅沒能為社會服務，反倒成為社會進步的異化物。

1900年至1917年的社會改革運動——進步主義運動的使命就是要解決上述棘手的社會問題。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努力：在經濟方麵加強了政府幹預，在政治方麵進一步實現了民主化，貧困人口的生活條件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實行新勞工政策緩和了階級矛盾，等等。進步主義改革的目的是在資本主義已取得的巨大物質進步的基礎上，推動社會的全麵改善，創造出與物質繁榮相應的精神文化條件，重建遭到工業文明摧毀和破壞的社會價值體係。

盡管進步主義改革運動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對於社會的重建卻不是一次改革運動所能徹底完成的。美國史學家康馬傑精辟地指出：“19世紀90年代的大問題在半個世紀之後仍然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90年代開始形成的種種理論，50年後仍在探索和應用。……雖然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物質生產大大增長，技術有了驚人的進步，科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但1890年之後的60年毫無疑義乃是一個統一體。”[2]

杜威的教育理論產生於19世紀90年代，杜威於1952年離世。可以說上麵提到的社會問題是杜威一直麵對的，是他一直關注的，也是他一直力求解決的。

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對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刻的影響。1915年在《明日之學校》中，杜威指出美國社會生活有兩大變化，並要求教育隨之而變，“在最近的150年間，發生了改變人類生活和思維習慣的兩大變化。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兩大變化中的一個，即民主思想的發展，是如何要求教育上來一個變革的。另一個，即通過科學發現所帶來的變化，他［它］必須在課堂中得到反映”[3]。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西方優秀文化遺產與美國現代社會相融合的結晶，正是這一點，奠定了它在人類教育史上尤其是在人類教育思想史上極為重要的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