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希臘、羅馬教育思想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化基礎
第一節 古希臘教育思想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化基礎
古希臘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同時也是西方教育思想的搖籃。如同任何時期、任何民族的教育思想一樣，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產生和變遷也是特定時間空間條件下的產物，是古希臘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在古希臘教育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社會因素發揮的實際作用是不盡相同的。大體說來，在古希臘教育思想發展的早期階段，哲學是教育思想萌芽的土壤，古希臘教育思想是在哲學的母體中孕育的。在古希臘教育思想發展的中期階段，民主製度在雅典等城邦的確立，是推動古希臘教育思想進一步成型的直接動力。在後期，作用於古希臘教育思想發展的社會因素則是多方麵的，希臘（特別是雅典）經濟實力的空前強盛，奴隸主民主政治的鼎盛，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城邦麵臨的巨大危機，以及希臘文化的繁榮，都對這個時期教育思想的變遷產生了重要作用。隻有從變化的觀點出發，多方麵地考察社會因素的作用機製，才能真正把握古希臘教育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社會—文化基礎，從而更深刻地理解古希臘教育思想。
本節將著重探討古希臘教育思想萌芽時期和體係化時期對教育思想形成和變革發揮主要作用的社會要素。這兩個時期相當於希臘曆史的古風時期和古典時期。
一、教育思想萌芽時期的希臘社會、文化
（一）希臘民族的形成
古希臘是在長期的曆史變化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當時的希臘並不限於歐洲巴爾幹半島南端，即現在希臘的這塊地方，而是指現在歐、亞兩洲交界處的愛琴海地區。它包括後人命名的希臘半島、小亞細亞西部沿海地區（愛琴海東岸），以及愛琴海上的島嶼和它南部的克裏特島。在希臘文化開創之前，它所在的愛琴海地區早已有了曆史悠久的文明。希臘文化及其哲學、教育思想就是愛琴文明發展的產物。愛琴文明曆史上分為公元前3000—前1400年的克裏特文明和公元前1400—前1100年的邁錫尼文明兩個時期。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愛琴文明趨於衰落。
到了荷馬時代，即公元前9—前8世紀，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西岸基本上連成一個整體，形成了具有固定地域和共同方言的三個民族的人——埃奧裏亞人、愛奧尼亞人和多利亞人。當時，在這三個民族的內部，各個民族和部落仍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彼此之間還以部落的形式發生關係，並不存在統一的“希臘人”的觀念。隨著社會特別是經濟的發展，到公元前8—前6世紀，希臘各城邦奴隸製已經普遍確立和繁榮起來，打破了原來氏族和部落的獨立的經濟地位，形成了以奴隸製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共同的經濟關係。同時，希臘城邦之間及其內部的政治關係開始超越原來各部落之間及三個民族內部的血緣關係。這樣，在長期的共同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中，三個民族和各部落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形成了統一的希臘民族。
在希臘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反映統一民族特點的宗教、文藝和奧林匹亞運動會也逐漸形成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希臘人隻有部落神、氏族神和家族神，還沒有民族神。《荷馬史詩》描述了希臘特有的神和神話，赫西奧德（Hesiods）進一步加以係統化，建立了神譜，並將神譜同希臘民族聯係起來，出現了民族神。希臘人還塑造了一個具有強烈希臘民族色彩的神阿波羅（Apollon），被供奉在德爾斐（Delphi）神廟。阿波羅本是埃及和小亞細亞都崇拜的太陽神和農業神，隻是各民族有不同的說法而已。在《荷馬史詩》中，阿波羅地位不甚突出，但後來逐漸成為希臘的民族神，並且是城邦的建立者和保衛者。阿波羅神和德爾斐神廟成為統一的希臘民族的象征。
與此同時，反映統一民族特點的慶典節日及音樂、詩歌等也陸續產生。這些不僅促進了希臘共同文化的發展，而且使希臘人認識到自己既是本城邦的成員，又是希臘民族的一分子。特別是從公元前776年開始，全希臘召開四年一次的奧林匹亞競技會。它是全希臘規模最大的聚會，對統一希臘民族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也成為希臘各城邦共同采用的紀元標準之一。希臘哲學家及教育家的生平年代都是以此為依據的。經過這樣長期的變遷和發展，統一的“希臘人”終於出現了，他們就是創造古代希臘哲學和教育思想的主體。
（二）希臘城邦製度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紀，希臘各地先後出現了城邦，逐步建立了城邦奴隸製的經濟政治製度。由於希臘境內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條件，古代希臘並沒有像東方那樣較早出現統一的王國或帝國，而是實行統治區域狹小、各自獨立的城邦製度。所謂城邦，就是由一個中心城市，加上鄰近的鄉村結合而成的一個國家，“小國寡民”是城邦製度的顯著特征。城邦製度並不是古希臘所獨有的，近代考古發掘資料證明，世界各地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時，都存在過類似希臘的城邦小國。但由於古希臘的城邦製度存在時間長，和其他地方相比，它發展得最典型、最充分。
由於希臘全境各地區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城邦國家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公元前5世紀以前，希臘大陸的科林斯、麥加拉和小亞細亞西岸的米利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時的斯巴達和雅典還未崛起。希臘的城邦製度為希臘科學和哲學的興盛提供了重要條件。
在西亞和埃及，宗教和僧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居於統治地位。在西亞，工商業者往往依附於神廟經濟，未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與工商業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的發展，也直接受宗教或祭司集團的控製。在埃及，祭司們擁有大量耕地，擁有自己的城市、軍隊、船隻和行政機構。他們不僅有嚴密的組織、機構和製度，而且控製了意識形態，不允許與教義相矛盾的思想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獨立的思想難以衝破宗教的束縛而自由地發展。
古希臘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在希臘，神廟固然擁有自己的土地，但數量很少，且從屬於所在的城邦。祭司隻從事宗教活動，不參與政事，不能控製思想，他們始終超脫於黨派和城邦之間的鬥爭。即使是全希臘的宗教中心——供奉阿波羅的德爾斐神廟，祭司們也隻是負責收集各方信息，以便為各方求神諭的人們做出準確的預言，以顯示阿波羅的神靈。
在當時的希臘，工匠的地位也與西亞和埃及不同，他們不受祭司和神廟的控製，是獨立的生產者，可以在各城邦自由往來，這就為他們成為工商奴隸主創造了基本的前提和條件。這樣，在工商貿易發達的地方，首先是在小亞細亞西岸以米利都為代表的伊奧尼亞城邦，出現了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工商業奴隸主。他們不受宗教勢力控製，反對舊的習慣勢力，反對土地貴族的統治，要求擴大公民權。這些工商業者既擁有獨立的地位，又沒有保守性，而且具有生產技術和科學知識，他們就可能擺脫宗教神話的控製，用積累起來的知識去認識世界。這是古希臘思想文化興盛的重要社會原因。
與不同的政治經濟製度相適應，各城邦形成了不同的法律製度、教育製度、倫理規範和生活方式。除了共同的希臘宗教外，還出現了各城邦自己的守護神及慶祝活動，如雅典的雅典娜守護神和泛雅典娜節日，科林斯的宙斯大會和海峽賽會等。各城邦獨立自主，相互競爭，容易發揮人的聰明才智並促進文化的共同繁榮。在城邦內，哲學家可以從事哲學探討，也可以從事政治活動，並且可以在不同的城邦活動來往。但各個城邦提供的條件是不同的。一般說來，單純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城邦，由於人們固守在土地上，眼界狹隘，墨守成規，不利於人們認識的發展。像斯巴達那樣實行軍事生活方式和軍營方式的教育，更阻礙了思想的發展，而像米利都、雅典這類城邦，注重手工業、商業和海上貿易，人們眼界開闊，保守性較少。而政治上的民主製比貴族製、寡頭製更有利於人們的創造活動，所以，古代希臘的思想一般都產生在伊奧尼亞人的城邦。
（三）自然哲學的興起
教育思想是人類認識發展的產物。人類的認識經曆了不同的階段，隻有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才能產生教育思想。早期教育思想是在哲學的母體中孕育的，而在哲學產生之前，人們主要是采用形象的思維方式去解釋世界，那就是神話。所以，哲學是從神話中產生出來的。哲學產生以前有一個史前階段，即神話階段，古希臘哲學也不例外。
縱觀古希臘哲學，它有著自己的發展線索。這一基本線索就是從探索世界本原問題開始而又始終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為什麽古希臘哲學一開始就提出了世界本原問題？這是與古希臘神話分不開的。在古希臘哲學產生之前，古希臘世界就廣泛流傳著關於世界創生的完整神話傳說：宇宙最先是混沌，從混沌中分化出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也就是父親和母親，他們所生的孩子是最高的神，然後繁衍了各諸神及後代；諸神代表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再往後甚至連正義、命運、善惡、戰爭等人們所能認識的各種社會現象都歸結為神的作用。很顯然，希臘創世神話已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產生和變化都歸結為混沌這個終極原因。隨著野蠻時代的結束和文明時代的開始，創世神話並未真正解決的世界起源問題，落到了希臘早期自然哲學家身上。隻是創世神話中的“神”被早期哲學家提升為哲學的世界本原問題。可見希臘哲學一產生就提出世界本原問題並不是哪個哲學家興之所至，而是希臘創世神話影響的結果。
奧菲斯（Orpheus）教關於靈魂的看法對古希臘哲學有一定影響。奧菲斯教尤其崇拜狄奧尼修斯（Dionysos）。狄奧尼修斯既是酒神，又是收獲之神。狄奧尼修斯在隆冬肅殺之際去世，到春天複生，意味著生對死的勝利。每到收獲季節，希臘人慶祝狄奧尼修斯的活動是狂熱的，人們開懷暢飲，高歌狂舞，享受著一年辛勤勞作的果實。奧菲斯教主張狄奧尼修斯是人的靈魂或心靈部分，人也有肉體、感官及欲望。人帶有原始的罪惡，必須通過“淨化”來贖罪。淨化的方式有：用泉水潔身、戒食、禁絕殺生和血祭等。通過“淨化”，靈魂在輪回轉世中變得純潔，從而得到解脫，複與諸神同在，享受至福。奧菲斯教“聖徒”的靈魂經過“淨化”，因而是不朽的、永生的。人們所謂肉體的生，實際上是靈魂的死。因此，肉體是靈魂的墳墓。靈魂相繼被囚禁在植物或動物體內，直到最後通過人的靈魂淨化，而擺脫生的輪回；至於那些不可救藥的靈魂，隻能被罰永遠墮落在凡間事物的泥潭中。奧菲斯教的這種永久的、不朽的、高踞於肉體之上並且可以與肉體分離存在的靈魂的思想，以及靈魂輪回的思想，對畢達哥拉斯學派、愛利亞學派，以及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思想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神話對古希臘哲學的影響是雙重的。古希臘哲學既是在神話文化的啟迪下，又是在與神話文化的鬥爭中興起的。希臘神話主要記敘在荷馬和赫西俄德等人的著作中。特別是《荷馬史詩》在希臘世界廣為流傳，是希臘世界道德教育的主要材料。它描寫的是希臘人攻陷特洛伊城的英雄業績，但將地上的英雄和天上的諸神結合在一起，使神也有和人一樣的殘酷、貪婪、欺詐、**等特性。《荷馬史詩》將當時流傳的各種神話傳說集中在一起，塑造了相互限製、相互嫉妒、相互爭鬥的許多神。自然哲學家反對這種擬人神，而提倡理性神。按照他們的觀點，“存在”是唯一的，如果神真正存在的話，那他必須是圓滿統一的；從思辨的觀點看，說有許多相互爭鬥的神，是荒謬的；從宗教道德方麵講，這種觀點是褻瀆神靈的。赫拉克利特（Heraclītos）毫無畏懼地說，荷馬應當被趕出詩人之列並遭鞭笞，因為他曲解了神性。色諾芬尼（Xenophanēs）提出了一種擺脫一切神話和擬人思想局限的神性觀點，認為神既沒有人的外形，也不具有人的特性。神是與人完全不同的存在，神是全知全能的。
希臘哲學是在對神話文化批判和繼承的基礎上誕生的。泰勒斯（Thalēs，約前624—約前547）第一次以物質性的水作為萬物的本原，意味著哲學從神話中分離出來，標誌著哲學的產生。最初的哲學雖然從神話中分離出來，但又擺脫不了宗教神話的影響。泰勒斯認為萬物都是有靈魂的。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的本原——“永恒的活火”就是神。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哲學、數學和天文學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又將哲學、科學和宗教混在一起。愛利亞學派的先驅者色諾芬尼提出了“理性神”。直到巴門尼德（Parmenidēs）提出“存在”的概念，哲學從神話的分離才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巴門尼德的“存在”概念是抽象的，是靠理性的邏輯論證得到的，它是哲學的而非神話的產物。
自然哲學的興起標誌著希臘人逐步擺脫了神話思維方式，進入對世界的理性認識，為希臘哲學、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希臘教育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另外，自然哲學特有的對世界的認識方式也直接影響了希臘人對教育問題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自然哲學是從探討萬物的“始基”為出發點的。這種力求窮盡事物本原的思維方式，事實上也正是古典時代希臘人探討政治、倫理和教育問題的思考方式。正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特殊性，決定了希臘教育思想不同於羅馬的基本特征。
二、教育思想體係化時期的希臘社會、文化
公元前5世紀前期是希臘曆史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在短短幾十年間，希臘世界，特別是雅典發生了全麵的、根本性的變化。這同樣反映在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發展中。正是在這個時期，古希臘教育思想迅速實現了從萌芽時期到體係化時期的轉變。
（一）“希臘的學校”
公元前5世紀上半葉，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古希臘的大多數城邦與東方專製帝國波斯進行了一場殊死戰爭，史稱希波戰爭。這場戰爭以波斯的失敗而告終。自此，希臘進入了以雅典為中心的古典時代。這是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輝煌成就的時代，也是古希臘教育思想逐步進入體係化的時期。
在希波戰爭的第一階段（公元前500—前479年），希臘軍隊在斯巴達的領導下抵抗侵略並取得勝利，但隨著波斯軍隊從希臘本土的撤走，斯巴達人退出了戰爭。這是因為長期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斯巴達人不懂得工商業者的要求，沒有認識到海洋的作用。而一直注重發展海外貿易的雅典人，則不失時機地利用勝利形勢，繼續領導各城邦對波斯的戰爭，把戰爭推向希臘境外。公元前478年，以雅典為核心，成立了包括200多個城邦的聯合同盟，雅典人利用這一工具向外擴張，取得愛琴海的控製權，到公元前449年，最終打敗了波斯。雅典帝國進入強盛時期。雅典的經濟繁榮為其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基礎，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又為文化的繁榮創造了物質前提，為本邦及從外邦來的各種人才創造了施展才華的條件。雅典進入了哲學、科學、文藝和教育空前興盛的時期。雅典奴隸主的民主製，是希臘文明的偉大成就之一。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倫（Solon）改革奠定基礎，中經克裏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擴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厄菲阿爾特（Ephialtēs）的改革而最終確立。厄菲阿爾特被刺之後，伯裏克利（Periclēs）成為民主派的領袖。公元前461—前429年的長達32年的伯裏克利時代，是雅典曆史上最繁榮和最強盛的時代，也是雅典民主製發展到頂峰的時代。
雅典民主政體有三個主要機構：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與民眾法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公民大會。在伯裏克利時代，公民大會發展成定期舉行的最高權力機構，每月召開3～4次，凡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以投票方式決定城邦的所有重大的事情。此外，對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國家公職人員都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並受到公民大會的監督，若不稱職，隨時可以罷免。公職人員卸任時要做述職報告，若發現有瀆職或犯罪行為，要追究法律責任，直至被判處死刑。在雅典城邦，言論自由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凡是公民，在公民大會上都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各種建議，批評公職人員。因此，公民大會上充滿了各種不同意見的爭辯，有力地顯示了民主政治對思想自由的開展所具有的催化作用。
伯裏克利在其著名的陣亡將士國葬典禮的演講中曾對雅典的政治製度做過說明。他指出：“我們的製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隻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正因為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我們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是這樣的……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1]
古典時期的希臘，特別是雅典，正處於一個價值觀念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在這個時期受到挑戰。在荷馬時代，人們以英雄為榜樣，在戰場上表現得最勇敢的人也最受尊重。在公元前8—前6世紀的奧林匹亞運動會上，體育競技的優勝者獲得最高榮譽。但到了公元前5世紀的泛雅典娜（Athēnē）節時，所有雅典公民都能參加社會生活，當時不僅有戰車賽、徒步競走、火炬競走，還有歌隊合唱、朗誦講演比賽等，反映了從英雄時代單純注重競技到古典時代已經擴展到注重文化和精神的變化。雅典和斯巴達的標準不同，斯巴達仍保持傳統觀念，認為勇敢（驍勇善戰）的人是最值得尊重的，雅典卻以智慧和參加政治活動的能力作為衡量一個公民優劣的主要標準。一個好公民應該能發表演說，能言善辯，有處理好城邦和家庭事務的能力，這需要智慧——正如伯裏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中指出的：“我可斷言，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我可斷言，我們每個公民，在許多生活方麵，能夠獨立自主；並且在表現獨立自主的時候，能夠特別地表現溫文爾雅和多才多藝。”[2]
伯裏克利認為一個好公民應該多才多藝、獨立自主、關心政治、溫文爾雅、談吐平穩、遵守法律等。要培養這樣的公民，教育自然成為重要的事情。伯裏克利高度重視提高雅典公民的素質，大力扶持學術和文化的發展。他不僅擴大民主的基礎，采取切實措施使廣大下層公民參與政治活動，而且大力興辦雅典的文化事業，並為外邦人來雅典辦學和傳授知識創造條件。當時學者名流如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德謨克裏特（Dēmocritos）、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等哲學家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ēs）、歐裏庇得斯（Euripidēs）、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ēs）等戲劇作家活躍在雅典的文化領域。雅典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雅典在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教育等領域都成為希臘世界的中心。
雅典公民不但靠本邦的奴隸與外邦人養活，而且大量盤剝盟邦。雅典雖然以城邦擁有的財富供養了2萬名脫離生產的官吏和戰士，但主要依靠的還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一邊從事生產活動，一邊參加政治和軍事活動，充當戰爭的主力。雅典郊區阿提卡的農民，像阿裏斯托芬在其劇本中所描寫的那樣，大多擁有一座小莊園，它一邊是葡萄園和菜園，另一邊是農田，附近還有一片小樹林是放牧和養蜂的場所。農民每日早出晚歸或在田間勞動，或去趕集，或到城裏參加公民大會和看戲等。他們為這種小康生活和城邦生活感到自豪。對雅典公民來說，如何保持他們這樣一個奴隸主城邦的霸權地位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因此，伯裏克利高度重視文化和教育的繁榮，一方麵是順應曆史的潮流，另一方麵是為了保持雅典的民主政治和雅典城邦的統治地位。當時雅典教育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教育公民成為城邦合格的領導者。所以，當時希臘各地的學者薈萃雅典並不是偶然的。伯裏克利的周圍聚集了希臘的一大批精英人物，一些富有之家也往往成為智者的講習之所。隨著民主製的發展，學習訴訟、辯論和演說，學習法律和公務成為當時雅典公民追求的時尚。那些想獲得重要職位，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的富家子弟就專門請人教授這些知識。伯裏克利也曾將他的兩個兒子托付給普羅塔哥拉教授。即使是一般公民也需要懂得一些這方麵的知識，以便被卷入訴訟時做防身之用，或者擔任公職時恪盡職守。這就為當時智者派的活動提供了土壤。智者活動也適應了當時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隨著民主製的確立，公民個體本位的精神文化也逐漸成長起來，個體不僅通過工商業經濟和民主政治確立了自己的自由度，而且在精神方麵也走向自由。個體開始擺脫團體的權威，尋求個體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在思想文化領域蔓延，出現了眾說紛紜的思想流派。這種精神的最集中體現就是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該命題標誌著個體本位在精神文化方麵的確立。在智者看來，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標準，每個人都是一個尺度，就看你如何將你的意見講得令人信服。這就需要學習辯論的技巧。
葉秀山認為：“智者學派是伯裏克利時代的哲學上的鏡子。古代自然哲學家以科學精神武裝了自梭倫以來的雅典民主製整個時代，到伯裏克利時期，除了這種科學精神以外，還有智者學派鼓吹的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而從科學精神到這種政治上、道德上獨立精神的過渡環節，則是留基伯（Leucippos）、德謨克裏特的原子論。獨立的、物質的原子，運用到社會中，也就是人格的、個人的獨立。雅典民主製下的公民，就像一個個原子，有自己的獨立意誌，以獨立、自由的身份參加到這個社會中來，從而永遠保持自己的個人的獨立性。這就是早期智者學派的代表人物所鼓吹的感覺主義、相對主義的社會實質。”[3]
智者作為一個全新的學派，既是雅典民主製的產兒，又反過來反映了這種民主製的基本精神。他們對雅典人的精神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智者所傳授的修辭學、辯論學，隻注重邏輯、語言形式，注意推理的力量，讓人信服；而在雅典，隻有使人信服，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張，而不能靠暴力或命令強製執行。在公民大會上、陪審法庭上可以看到人們慷慨陳詞、唇槍舌劍的場麵，伯裏克利就是這樣一位民主領袖，修昔底德所記載的他的幾次演說辭，就是早期智者精神的具體運用。可以說，智者學派代表了雅典城邦上升時期思想與文化教育的主流。
雅典人開放的觀念、勇於破舊立新的心態為雅典文化教育的興盛提供了重要的條件，這與斯巴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的斯巴達雖與雅典一樣是希臘世界的霸主，但一直是封閉的農業經濟，政治上實行貴族統治，人們的觀念沒有多少變化。斯巴達實行二王製，就是由它的兩個最有勢力的氏族代表實行統治。最高政治機構是長老會，根據來庫古（Lykourgos）的立法，公民大會事實上無效，全部權力屬於終身任職的60歲以上的長老。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貴族專製是極其保守的。全部不足2.5萬人的斯巴達人統治著人數20倍以上的希洛人和邊民。城邦規定全體公民必須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禁止公民使用金銀，嚴禁經商，不許智者去傳播知識等。斯巴達的男人沉默寡言，衣著儉樸，終年不穿鞋，整天在軍營受訓；為了生育健康的孩子，斯巴達的婦女也要學習競走、搏鬥、投標槍和擲鐵餅等。斯巴達實行的公餐製和棄嬰場一直維持到公元前4世紀。在這種社會裏，新的思想觀念是難以產生和得到傳播的。公元前7世紀，抒情詩人提爾泰烏斯（Tyrtaeus）為斯巴達人寫的戰歌，從建立城邦起唱到希波戰爭，一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還在唱。
雅典卻完全不同於斯巴達。雅典城邦從形成到繁榮並不是原有的經濟關係和政治製度的延續，而是工商業經濟取代了農業經濟，民主製取代了貴族製，新的觀念取代了傳統的觀念。海外貿易、希波戰爭和殖民運動使雅典人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頻繁，外邦人和外族人不斷往來於雅典，人們的眼界開闊了。公元前432年，伯羅奔尼撒同盟召開大會。在會上，科林斯代表慷慨陳詞，批評斯巴達人的守舊精神，剖析雅典人的性格，將二者做了鮮明的對比。
“你們（指斯巴達人——引者注）從來沒有想到過，將來會和你們作戰的這些雅典人是怎麽樣的一種人——他們和你們多麽不同，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啊！一個雅典人總是一個革新者，他敢於下定決心，也敢於把這個決心實現。而你們是善於保守事務的原況，你們從來沒有創造過新的觀念，你們的行動常常在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就突然停止了……他們果決，而你們遲疑；他們總是在海外，而你們總是留在家鄉。因為他們認為離開家鄉愈遠，則所得愈多，而你們認為任何遷動會使你們既得的東西發生危險……至於他們的身體，他們認為是給他們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一樣。但是每個人都培養智慧，其目的也是要給他的城邦做一點顯著的事業。如果他們做什麽事情而沒有成功的話，他們認為他們所有的一切完全被剝奪了；但是如果他們的事業成功了的話，他們就認為這種成功和他們將要做的事業比較起來，就不算什麽了。如果他們做一件事情沒有成功的話，他們馬上把他們的希望放在另一個方麵，以彌補這個損失……所以他們一生的時間都是連續不斷在艱苦、危險的工作中度過的，很少享受他們的財產。他們把假期看作履行一種義務，他們寧願辛苦地勞動，不願和平地安寧。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天生不能自己享受安寧的生活，也不讓別人享受安寧生活的。”[4]
科林斯人的這段話說明了雅典人和斯巴達人具有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雅典人敢於打破傳統觀念，創造新的生活和新的觀念，也能以開放的心態容納希臘各邦各方麵的人才。這正是古典時代希臘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在雅典而不是在斯巴達的重要原因。智者敢於破除舊的觀念，和雅典的這種社會條件直接相關；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孜孜不倦尋求真理，也是和這種條件分不開的。
（二）民主政治的危機
雅典的繁榮不僅以本邦的經濟發展為基礎，而且還是建立在對盟邦的經濟剝削和政治控製基礎上的。雅典一半左右的財政收入來自提洛同盟各邦的貢賦。它既要控製盟邦，又要和斯巴達爭奪霸權，和科林斯、麥加拉爭奪海上控製權。科林斯和麥加拉為與雅典爭霸，便和斯巴達結盟。種種矛盾的激化終於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年）爆發。戰爭以雅典失敗而告終。雅典的失敗除了一些特別原因，如雅典發生大瘟疫，個別將領的無能和冒險等外，同盟諸邦的叛離和大量奴隸的逃亡使雅典的經濟和軍事都發生了很大的困難，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戰爭加劇了雅典內部政治鬥爭，導致發生政變。這場長達近30年的戰爭，不僅使雅典衰落，而且導致整個希臘世界的衰落。以後的一個世紀，希臘的經濟雖有所發展，但再也無法恢複其鼎盛時期的景象了。
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境內蕭條，海上交通和貿易受阻，並發生嚴重糧荒，大批公民破產淪為乞丐。在普遍性的危機中，明顯的兩極分化出現了。雅典的民主製是與它的經濟繁榮密切相關的，它主要依靠同盟的財富養活2萬多名脫離生產的公民；戰爭失敗，同盟解體，城邦無法養活這麽多人。而他們自己早已脫離生產，靠政治生活，政治上無所依托，他們就成為流浪漢。因此，作為雅典民主製基礎的經濟繁榮已經過去，民主製也從繁榮走向了衰落。公元前411年，由安提豐（Antiphon）等人領導推翻了民主製，建立“四百人議會”，實行寡頭製。但第二年就恢複了民主製。公元前405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前夕，雅典又由“三十僭主”統治，但不到一年時間就被以塞拉緒布羅（Thrasybulus）為首的“十人委員會”推翻。公元前403年再度恢複民主製。公元前402年，皮索多魯（Pythodorus）任執政官，重新修改了以前的民主製度，恢複薪俸和津貼。一直到亞裏士多德時代，雅典實行的是皮索多魯修訂的民主憲製。
客觀地講，雅典及其他一些城邦雖然不斷有民主派和貴族派之間的鬥爭，但基本上還是民主力量占優勢，實行民主政治。但民主製的確是衰落了，這種衰落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一方麵是民主派的領袖墮落、變質為蠱惑者、煽動家（demurgogue），“demurgogue”這個詞本來沒有什麽貶義，隻是“平民領袖”和“群眾領袖”的意思。伯裏克利以後的平民領袖不像他們的先輩克裏斯提尼、伯裏克利那樣主要關心的是人民和城邦的利益，他們往往以自己個人或集團、黨派的利益為行動準則，無視城邦法律，采用欺騙和煽動手段激起民眾的偏**緒，以便排擠、打擊對方。這種手段在希臘倫理規範中是不正派的，所以他們被稱為“蠱惑家”。最早被稱為“蠱惑家”的是繼伯裏克利之後被稱為民主派領袖的克萊昂（Cleon），以及在他以後的毫無原則而又很博學、長於雄辯的阿爾基比亞德（Alciabiades）。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第四卷第四章中，將民主政體分為五種，前四種都以法律為依據，第五種是最壞的，它由蠱惑家操縱，置法律於不顧。他說：“第五種民主政體的最後裁判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他們的命令代替了法律，這種情況是由蠱惑家造成的。在以法律為依據的民主政體中，最好的公民占據首位，那裏沒有蠱惑家；而在法律不是最高權威的地方，蠱惑家就產生了……蠱惑家將一切事情招攬到公民大會，用群眾決議發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權威。因為群眾是聽他們的，他們就代表群眾的意誌左右國政。這樣的民主政體實在不能不受到指責，因為在那裏，法律沒有權威，可以說沒有憲法。”[5]蠱惑家從表麵上看同曆來的民主領袖一樣，他們也很重視公民大會和陪審團的作用，但實際上他們是把這些民主機構變成他們爭權奪利、打擊異己的工具。
另一方麵是作為民主製基礎的公民日益失去生活自主，成為靠城邦養活的“糊塗而又任性的老頭子”（阿裏斯托芬語）。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後，雅典破產公民日益增多，失去生活保障的公民對政治生活失去興趣，政治家為了吸引民眾參加，不得不采用津貼的辦法，甚至競相提高津貼費。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下，執政官競相提高津貼吸引民眾參加政治活動，由這樣的公民參加表決，或投豆子或舉手呐喊，將會產生什麽樣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公民們失去了伯裏克利時代的政治熱情，或者不參加政治活動，或者將參加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僅僅作為取得津貼維持生活的手段。鄉村的農民不再因為要得到一點津貼到城裏參加公民大會了，公民大會成了城市無產階級高談闊論的場所，甚至連陪審法庭，由於經濟原因，也隻有老弱病殘或不務正業者才去任職了。在《騎士》一劇中，阿裏斯托芬通過一位將軍試圖勸服一個賣香腸的人去奪取職位，嘲諷了民主製度。
賣香腸的人：告訴我，像我，一個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經具備了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在市場中買賣的鍛煉，蠻橫無理。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格。
將軍：不夠格？看來你似乎有一顆非常好的良心。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老天爺做證，不是的！全家老小是無賴。
將軍：幸運兒！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麽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幾乎不識字。
將軍：唯一麻煩的就在於人什麽都知道。適於做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絕好機會。[6]
在民主政治鼎盛時期，公民的義務被視為神聖的。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化，雅典人的倫理道德也普遍墮落了。柏拉圖的一些對話反映了當時雅典人的思想情緒。《理想國》第2卷中格老孔（Glaucon）說：“大家都想滿足自己的欲望，做壞事都是被強迫的。每個人都認為正義對他自己沒有好處，隻要能做壞事，他就會去做。因為每個人都相信，對他個人說從不正義得到的利益要遠遠超過從正義所能得到的。主張這種理論的人堅持了這一點，如果有人有這樣的權力拒絕為非作歹，就要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最大的傻瓜，雖然當麵還稱讚他。大家這樣互相欺騙，因為害怕吃虧。”[7]“所以他們會說：蘇格拉底啊，無論是神也好人也好，他們給不正義的人安排生活遠比為正義的人所安排的要好得多。”[8]這便是雅典一般公民從戰爭的後果，從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得出的有關正義和利益、真理和善惡的結論——正義者吃虧，不正義者得利，隻要有利可圖，一切在所不惜。
麵對雅典城邦的衰落、民主政治的蛻變、倫理道德的敗壞，以及智者運動所造成的後果，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挺身而出，竭力尋求一條新的出路。他們一方麵高舉理性主義的大旗，反對智者的感覺主義、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強調“認識你自己”，去追求永恒的本質的存在，去尋求真正的“正義”和“善”。這成為他們追求的中心目標。另一方麵，他們對雅典的民主政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通過對善和正義的普遍真理的認識，培養一批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作為統治者。他們認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知道什麽是正義和善，什麽是真正有價值的生活，這樣他才能建立一個理想國家。人們也要真正認識自我，致力於靈魂的改善，追求真正的美德，過一種有價值的生活。這也就是他們“哲學王”的政治設計和教育理想。
（三）價值觀念的變化
從古典時期開始，希臘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以往哲學家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自然，他們主要探討什麽是萬物的本原，宇宙萬物是如何從本原演化而來的。而到了古典時代，哲學家研究的對象則從自然轉向了人和社會，開始探討什麽是正義以及城邦和法律是如何產生的等問題。文德爾班在《哲學史教程》中認為以智者為標誌，希臘哲學和科學“走上了人學的道路，或者說走上了主體性的道路：研究人們的內心活動，研究人們的觀念和注意力”[9]。這種轉變既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也是哲學發展的自身邏輯。
隨著政治經濟的進步，人們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認識到自己是社會活動的主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人的命運是由神安排的，隻有神才是一切活動的主人。在《荷馬史詩》中，神是社會活動的主角，人隻處於被支配的從屬地位。在特洛伊戰爭中，雖然英雄們做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但他們是受奧林匹斯山上諸神擺弄的，一切活動最終不得不聽命於神。人與人之間的戰爭體現的都是神的意願，諸神才是戰爭的真正主角，人不過是他們的工具和依附者。
而希羅多德（Herodotos）在《曆史》中描述的希波戰爭，盡管其中不乏占卜和預言，但是戰爭的主體都是人，雙方均沒有神的參與。戰爭的勝負完全取決於雙方的力量、機智和勇敢。公元前490年，馬拉鬆之戰取得勝利，是因為雅典統帥的果斷、迅速，及時抓住戰機，乘波斯占壓倒優勢的騎兵尚未趕到的時候，用重裝步兵猛擊波斯的弓箭隊和步兵，使敵軍大亂，獲得勝利。公元前480年，薩拉米海戰的勝利是由於雅典人聽取了塞米司托克勒（Themistocles）的建議，奇跡般地建造了200艘最先進的三列槳戰艦；還由於戰略指揮正確，廣大水手的優良素質和勇敢。戰爭使希臘人認識到，命運不是神掌握的，決定命運的是人自己的努力。
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許多希臘城邦先後發生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變革和立法運動。這些改革衝擊了原來習以為常的社會關係和倫理風俗，同時也觸及不同的階級和階層人們的利益，迫使人們不得不去思考這些社會問題。和前期人們熱衷於探討萬物本原及宇宙本原等命題相比，當時的人們更關心社會問題，包括社會法律乃至風俗習慣是怎樣形成的，正義的原則是什麽，什麽是幸福，什麽是善惡等問題。人們已開始從重視自然轉向重視人本身了，哲學探討的中心問題也必然向這個方向轉移。另外，哲學的轉變也是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早期自然哲學家繼承了神話文化，即宇宙萬物是怎樣形成的，一直以追尋宇宙萬物是從哪裏來的，探討事物的本性、本質為目標。哲學家們不但用各自的哲學原則去解釋自然現象，而且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畢達哥拉斯學派用數量關係說明社會領域的正義、秩序、意見、婚姻等，赫拉克利特用火的純度和幹燥來說明人的聰明，恩培多克勒（Empedoclēs）用愛和恨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離合等，這些思想到公元前5世紀已顯得陳舊了。到了古典時代，反思領域擴大了，反思的層次深化了。隨著經濟發展和政治的變革，哲學家們也卷入了社會運動之中，他們開始研究認識本身問題、倫理問題、政治製度問題等。哲學家已開始把目光從對象轉向主體，從客觀轉向主觀。他們開始注重哲學的實際用處，企圖說服群眾按照他們的理論來改造城邦，並用他們自己的哲學理論來培養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哲學研究開始從以自然為主轉向以人和社會為中心。
（四）教育實踐的變遷與教育思想的演化
教育實踐是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如果說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為教育思想創造了外在條件，那麽，教育實踐的變化則是教育思想演變的內在基礎。這一點在古希臘教育思想發展中得到了具體的證實。
古希臘教育的曆史雖然可以追溯到荷馬時代，並在公元前8—前6世紀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古希臘教育的真正繁榮是從希波戰爭後才開始的。正是由於智者學派的出現，在希臘產生了最早的職業教師，教育在平民中得到進一步普及，教育的內容、方法等進一步製度化和正規化。教育實踐的發展，教育與社會生活聯係的加強，在一定意義上正是教育本質規定性的不斷外化的展現。這便為人們對教育現象的認識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從而直接促進了教育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發展受益於教育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不斷提高。民主政治為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及其他方麵取得成就、施展才幹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產生了教育、訓練的需要。這樣，教育就成為社會流動的重要力量。教育在社會中地位的不斷提高，引起了人們對教育事務的關注，進而進行理論上的探究。古希臘教育思想的繁榮與教育功能的演化是直接相關的。與此相聯係，教育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也成為推動人們認識的力量。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後，希臘世界麵臨的不僅是政治危機、道德危機，而且是教育危機。社會形勢使古希臘教育原有的一係列問題、矛盾集中地暴露出來了。因此，社會的改造必須同時改造教育。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教育思想表明，他們對當時的教育問題是具有清醒認識的。他們的某些教育思想正是革新教育的設想。教育實踐對古希臘教育思想的作用更具體地表現在：教育實踐本身的狀況、製度、組織、內容，乃至內含的基本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製約著教育思想的形成。荷馬時代以來，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希臘教育逐步形成了一套體製、組織，同時形成了其特有的內在精神。所有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成為希臘教育家思想的重要內容。或者說，古希臘教育思想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教育實踐狀況的再現和描述，是對教育實踐的理論總結。古希臘教育家的許多重要教育思想都直接反映了希臘（特別是雅典）教育的實踐，例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關於教育體製的主張，亞裏士多德關於自由教育的思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