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納托普的社會教育學理論
一、生平與著述
保羅·納托普（Paul Natrop，1854—1924）於1854年1月24日出生在德國的杜塞多夫。1885年起，他擔任馬堡大學教授，是德國著名哲學流派馬堡學派（Marburger Schule）新康德主義（Neukantinisums）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哲學上致力於認識論的研究，建立精確科學的基礎，並將科學理論轉於實用方麵。在心理學中，他主張體驗；在教育學中，他主張建立教育哲學的體係或建立“馬堡的教育學”。納托普的主要著作有：《社會教育學》（Sozialp ? dagogik，1895年）、《柏拉圖的觀念理論》（Platos Ideenlehre，1903年）、《普通教育學》（Allgemeine P?dagogik，1905年）、《社會教育學論文全集》（Gesamelte Abhandlungen zur Sazialp?-dagogik，1907年）共3冊、《哲學與教育學》（Philosophie und P?dagogik，1909年）、《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1909年）、《精確科學之邏輯的基礎》（Die logi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1910年）、《哲學、它的問題與它們的問題》（Die Philosophie，ihr Problem und Ihre Probleme，1911年）、《普通心理學》（Allgemeine Psychologie，1912年）、《社會理想主義》（Sozialidealismus，1920年）、《現代哲學的本質的闡釋》（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1923年）、《實踐哲學演講集》（Vorlesungen alt="" src="../Images/image0451-1.jpg" /]ber Praktische Philosophie，1925年）、《哲學的係統學》（Philosophische Systematik，1958年）、《教育學與哲學》（Padagogik und Philosophie，1966年）等。
二、社會教育學的意義
納托普所認為的“社會教育”，是指包括學校教育在內的一般的教育，這種教育通常含有社會的意義；並不是把教育分割為兩個部分，一是學校教育，二是社會教育。他又認為，社會教育不隻是實際的“社會幫助”，還是通過社會的一種教育。因此，他的理論與威爾曼的理論截然相反。
納托普認為，社會教育學理論的建立，需要以教育實際作為基礎。這是最普遍的方法，也是最能發揮作用的方法。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將人教育成為人。就個人來說，自我教育是必要的。這是因為人隻有通過他自己的意誌、他自己的力量，來形成他自己，所有其他人所能給予他的幫助，隻能算是由幫助達到自我幫助。所以個體教育學，在事實上，隻是教育工作的一般性工作而已。道德力量是人的中心力量，它可以使人直接地與團體發生關係，並具有強迫性。因此，個人的所有教育事務，必須反映到團體的教育事務上。所謂團體即使一個教師與一個學生也能構成，沒有一種教育學不具有這些因素，所以所有教育學都含有社會教育學的因素。[23]
在納托普看來，社會教育學的含義非常廣泛，隻不過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即各種團體教育因素在教育學中所占的分量不同。納托普認為，團體一部分與教育有關；而教育則全與團體有關，因為師生關係的存在就構成團體。他指出，在社會哲學的觀點裏，團體有“共同的意誌”，而個人有“特殊的意誌”，這些“特殊的意誌”被“共同的意誌”所吸收，而成為“共同的我”；但是對於“共同的我”，必須賦予社會秩序，並提高團體的要求。因此，教育學可以說，除了本身的性質外，還具有社會教育的性質；要求社會教育賦予“社會秩序”，為個人教育打下健康的基礎。就以上的情形而言，教育可以證實有社會的意義。社會生活的意義可以作為教育本質的決定因素和教育的一種本質目的。教育與國民的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相關，主要的是在強調社會與父母的教育責任。所以社會教育學家，不但要有理想的要求，即用國民理想主義的力量去實施教育；而且要有現實的要求，即用健康的唯實主義去正視教育的社會因素。[24]
納托普認為，社會教育學的特性是要用裴斯泰洛齊與康德的教育理想來形成人與陶冶人。他主張，社會教育一方麵要建立人的基本力量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性與本質的同一性；另一方麵要求促使人根據指引和諧地發展。以上兩者都是要經過社會教育，使人性從基本開始達到最高的人性。[25]
三、社會秩序與道德教育
納托普認為，社會秩序對道德有影響。他指出，道德概念的揚升，是從家庭到全民的團結所產生的結果，對於教育問題應該經常加以了解，這對於教育理論的理解是極為重要的。從家庭到民族文化的揚升，要建立在民族的完整生活上，也需要擴大“社會連帶”。因此，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必須緊密地聯係，以形成社會生活，並創造社會秩序。在家庭中的青年教育與在學校中的青年教育，負有建立社會秩序的共同使命。[26]納托普指出，青年教育必須對青年人進行正確的指導，實施健康的道德教育，使青年具有良好的品格。
社會秩序對青年教育有很大的影響，對於青年而言，社會雖然製定了處罰的規則，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要采用訓練與道德來規範他。有了訓練與道德才能使青年人“自我照顧”與“自立”。
在西方教育思想家中，大部分都很重視宗教對人在精神陶冶方麵的影響，納托普也不例外。他認為，青年教育，除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要共同負起責任外，宗教本身也負有責任，因為宗教處在較高的地位，所以它相當於“高級警察”，具有監督的意義，也具有高級的教育意義，所以宗教對於人的德性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義。
納托普指出，社會教育就是要使青年人認識生活條件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在陶冶之中養成高貴的氣質，並且要使青年人逐漸成熟。在成熟的基礎上，能配合社會的發展，體驗社會進步的意義。[27]他強調說，社會教育最終是要建立人類的希望，包括人權的重視、和平的期望、自由的希望、絕對的民主等。希望青年人踩著前人的步伐邁進。因此，發展的意義就是要有利於社會生活。
關於教育方麵，納托普與裴斯泰洛齊一樣重視國民教育，因為國民教育是屬於基本的教育，它可以除了實施體育、有助於身體發展外，還可以養成兒童的獨立性，擴大基本知識和經驗的範圍，養成“兒童的受教能力”。此外，學校教育也要包括“社會連帶”，培養未來的公民。納托普認為，學校是社會組織的一部分，學校教育必然含有社會教育的性質，不必另外實施社會教育。因此，學校教育負有社會教育的重要任務，其關鍵在於把教學建立在統一性、平等性、民主性的基礎上。[28]
四、社會教育學的重要概念
納托普的社會教育學理論並沒有忽略人的個性，它還強**育的正常功能，促進個人與社會的聯結。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事先考慮到社會生活中的事實，使教育學實際化。即教育思想必須考慮到社會原則，注意到事實。
納托普關於“社會”的概念，具有多方麵的意義：而社會教育學至少有兩種基本的意義：第一，教育工作有教與學的作用。每一個人都是“從家庭出發”，以教育關係為條件，而與社會發生聯係。[29]就教育家而言，他的課題不隻是把握每個人的個性，還要作教育的引導，賦予每個人理性。第二，陶冶要根據社會的事實，在社會陶冶的範圍內，決定社會的組織形式，以作為教育學的關係形式，如家庭、大學和國民高等學校等，作為“自由的陶冶協同體”。協同體具有文化的固定價值，與陶冶的“事件”發生關聯，將每一個人的意識投入協同體中關心陶冶問題。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建立協同體的關聯性。以上兩種意義說明了人與社會的關係，在二者之間又參與了教育關係，成為一個等邊三角形。
納托普把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活動來看待，並著重事實的教育關係。他認為，教育課題的意義為：“必須發現教與學所表現出來的實際活動。”他又認為，師生關係的建立，是以陶冶的協同性為基礎的，這種師生關係如已建立，那麽社會的原則就可以作為教育輔導的引導觀念。此外，他還重視教育過程的分析，建立了“描述的方法”。[30]他說：“教育過程可以自由地用心理學來描述它，但是這種描述的有關基礎是邏輯的及有關的倫理學與藝術的方法。”[31]使用各種描述方法，可以盡量使教育關係的機構能為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所了解。
納托普的教育基本概念強調三個原則：即集中原則、獨立原則和社會原則。這三個原則對於教育行為的了解是有幫助的，而且有很高的價值。所謂“集中原則”是教育引導的課題：引導學習者的知識、意願、藝術創造等具有和諧性，尤其是在發展階段。所謂“獨立原則”是幫助或用教育引導受教育者能“自我工作”，先由教育活動引導，然後受教育者即使處在個別的情境裏也能自己判斷與創造。所謂“社會原則”是教師與學生的集體關係，他們在教育工作中的普通條件下，在心理上能盡可能地互相了解。
納托普的社會教育學理論，可以認為是一種廣義的“社會的教育學”。因此，其基本概念在於建立教育的原則，在於嚐試建立師生關係，用意識來作為建立關係的媒介。這個重要概念一經確立就不難理解，何以在納托普的觀念中學校教育具有社會教育的性質了。
在納托普的教育思想中，加入了道德的課題。他認為，人的道德發展有三個階段：一是“驅力”，二是“意誌”，三是“理性的意誌”。這三個階段可以顯示出人的成熟的情形。[32]納托普認為，個人必須具備“基本道德”。有了以上的道德發展三階段，才能具備活動的三種形式：一是“驅力”使人具有經濟法則與工作法則；二是“意誌”使人具有法律與管理的社會形式；三是“理性的意誌”使人能形成“人的陶冶”思想與社會組織。[33]也就是要人養成“社會生活的道德形式”。[34]
納托普在社會教育學方麵有很大的成就，他常與威爾曼一樣被人們所稱道。納托普曾經表示：在理論教育學的領域裏，寧願作一個“社會教育家”，由此可見他的自我期望！這些期望與他所建立的理論並沒有被人們所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