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賴希魏因的社會教育學理論
一、生平與著述
阿道夫·賴希魏因（Adolf Reichwein，1898—1944）是德國著名的教育家。1898年10月3日出生於德國的鄂姆斯（Ems）。賴希魏因上大學時曾受教於納托普，因此他的思想受納托普教育思想和社會思想的影響很大。納托普重視社會教育的價值，賴希魏因則認為教與學應以社會教育為基礎。賴希魏因還受德國社會學家杜尼斯（Ferdinand T alt="" src="../Images/image0456-1.jpg" /]nnies，1855—1936）的影響。杜尼斯有關社會的概念，賴希魏因都有深入的理解，尤其是杜尼斯有關人與社會關係的理論，因為在社會關係建立以後，才能過有組織的生活。
賴希魏因是德國文化政策的製定人，尤其在成人教育方麵曾做出巨大貢獻。他極力主張認真推行成人教育，建立“工作的社會”；並且關心德國的青年運動，如遊島運動。他的著名主張是：“工作與智慧要相互連接。”也就是說：工作要靠智慧；有智慧，工作才能成功。憑借這些成就，賴希魏因被在教育學術界負有盛名的哈勒大學聘為教授。他由於在大學教書時反對納粹，因此被迫離開大學，到巴林姆（Oberbamim）的鄉村當鄉村教師。1939年，賴希魏因擔任柏林民族博物館館長，但在5年後，還是因為堅決反對納粹，1944年被納粹迫害致死。
賴希魏因生前對蘇聯的教育製度很有研究，對蘇聯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他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裴斯泰洛齊兩人並列，把他們看成“宗教精神家”，所以他的思想也受到以上兩人的影響。他出任民族博物館館長時，對東方文化尤其是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曾從事18世紀文化中國與歐洲關係的研究。此外，他對日本的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也有興趣。
賴希魏因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與歐洲——18世紀曆史與藝術家的關係》（China und Europa. Geschichte und K alt="" src="../Images/image0457-1.jpg" /]nstlerische Beziehung in 18.Jahrhungdert，1923年）、《孫中山與民族運動》（Nationale Bewegung. Sunjatsen，1923年）、《用工作來塑造中國》（China bei der Arbeit，1928—1929年）、《蘇聯教育製度》（Das Bildungswesen in Sowjet-Ruβ land，1921年）、《日本的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Japans Arbeiter-und Bauernbewgung，1927年）等。其主要著作大部分是論文或短篇，刊登在各種雜誌上，內容頗為廣泛，包括有關博物館教育、民族運動、音樂教育、電影教育、民眾高等學校教育等。短篇文章後來由斯坦曼（Ulrich Steinmann）集成《民族·諸民族·故鄉·世界》（Volk-Vōlker-Heimat-Welt）一書出版。
二、社會教育學的概念
賴希魏因的社會教育思想的形成，是由親身經曆而得來的，他看到當時德國農村生活非常清苦貧窮的現象，因而說道：“對於我整個的生活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就是見到威斯特伐（德國萊茵河右岸的山脈）的貧窮農夫，那時我還年輕，當兵的時候就是在該村莊度過的。”[35]這些重要的經曆，使得年輕的他就感覺到社會因貧窮所造成的現象——社會的苦難與社會的差距。由於有上述的想法，於是他形成了“社會觀”，認為人對社會應該有責任，想借此提高國民的知識水平。
賴希魏因的社會教育思想，很顯然受到“遊鳥運動”的影響，他寫信給他的妻子說：“遊鳥運動十年來有很大的成就，是一種真正的青年運動。”依據賴希魏因的經驗與體驗，教育的概念就是要建立“新的生活風格”，而遊鳥運動就是青年人新的生活風格的表現。
賴希魏因認為，遊鳥運動首先直接與土地和人民、道德、風俗習慣、民族性有關。他又認為，文化的根本是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性形成不同的文化。其次，“民族藝術”也與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民族藝術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以上的前提下，遊鳥運動融合了文化與藝術，成為一種“自由的與精神的活動”。[36]
賴希魏因認為應該從現代科學的方法去了解社會教育學，這樣對於社會教育學才會有正確的概念。而研究社會教育學就是要找出方法來盡量辦自己的同胞的教育，尤其要養成有責任感的道德意識。社會教育所要幫助的不僅是兒童與青年，而且對成人與老人也要幫助，也就是說，所有各年齡階段的人和所有生活範圍以內的人，如果有需要幫助者，都應該給予幫助。
賴希魏因認為，社會教育與社會、政治關係極為密切，隻有在社會與政治安定時，社會教育才會發展得更完美，如果碰上戰爭與革命，社會教育就難以推展，不但如此，還會造成“文化危機（kulturkrise）”。他說：“戰爭與革命很顯然地會造成文化危機，使我們失去安定，甚至對信仰發生懷疑，連帶地產生‘文化懷疑（kulturskepsis）’，使整個形勢發生改變。”[37]
由於“文化危機”會產生可怕的現象，一旦危機降臨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由年青一代承受，也就會反射到青年的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必須有出路，因此，賴希魏因嚐試將中國古代哲學應用到現代來，給予青年人“指導的幫助（orientierungshilfe）”與“預示的幫助（deut-undshilfe）”，使青年人已經失去的價值標準和方向，重新再顯示出來。[38]他說：“年青一代的團體，遭受到時代紛擾的精神問題，‘東方的智慧（selbstbesinnung）’則有助於安定與寧靜。”[39]賴希魏因十分稱讚中國文化，認為中國古代的哲學是東方的智慧。在他看來，中國文化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應該要求年青一代具有中華文化的理念，並具有“東方的智慧”，這樣才能作“自我的致思（Selbstreflexion）”[40]，以達到“自我的反省”，能滿意地控製文化的情況與社會的情況。賴希魏因的社會教育學的概念融入了中國古代的哲學，融入了“東方的智慧”，即以助人為根本的責任感意識。
三、社會教育學的基本觀點
（一）個人主義是惡根
賴希魏因認為，個人主義是文化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教育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個人主義雖然其範圍不同，但是都足以造成文化危機。所以在社會、國家及職業生活的範圍裏，都要超越個人主義。這樣不但能使內在理性化，而且進一步地能建立社會的關係與人的關係。他說：“個人主義在經濟的範圍中其意義是資本主義，在職業、社會與國家中的意義是：以機械生活為目標的管理，因此是置於機械的壓迫之下的，是由個人必須解放出來，恢複到‘我’的真麵目，那就是‘人格’，是穿透資本主義的機械論的工具。”[41]
在賴希魏因的心目中，個人主義是文化危機的根本，它與資本主義幾乎沒有什麽分別，人如果過分強調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那麽人就會成為機械的附庸。因此，社會教育就是要揚棄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將人與人視為社會中互為關係的群體。
（二）社會的更新
要解決個人主義的危機，就是要打破“個人主義的循環（individualistiche kreislauf）”[42]。其解決的方式是，必須向每一個人尤其是青年人灌輸“社會思想”，讓青年人在小團體中能體驗到“社會思想”，那就是“同誌情誼的精神（der geist der kameradschsft）”與“預備幫助的精神（der geist der hilfsbereitschaft）”。
在古老的社會裏，那些古老的文化，有時與社會並不一定有太大的關聯。自從有了政府的組織以後，有領導者出現，人們就慢慢地開始團結，於是產生了“同誌情誼的新世界（die neue welt der kameradschaft）”，那就是“工作的協同體（arbeitsgmeinschaft）”。在這個協同體中，各種不同的人，如自由的人、強有力的人、獨立的人，組成了一個工作社會。
賴希魏因對社會更新持樂觀的態度。他認為，隻要能了解困難，衝破困難，有足夠的人力，就可以達到社會更新的最高目的。他甚至說，人們不需要具備各種社會理論的知識，也不需要有社會的或政治的目標，就可以容易地了解“新的人的社會的圖像”[43]。在這個圖像中，青年運動要具有社會的形式，也就是青年人在社會中，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能創造自己，並對社會中的事物與人用良心來加以衡量。
賴希魏因認為，社會教育就是要養成人們“在社會中過新的生活”，以服務為目的，於是“為他人服務是正確的社會法則”。他之所以提出“服務”的概念，考究其動機，是要打破個人主義的觀念，使人不僅為己，還要為他人。唯有人人以服務為目的，社會才能獲得更新，人人才能過新的社會生活。
（三）理想的社會
賴希魏因認為社會唯有改革，才能更新，也才能進步，朝理想的社會邁進。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精神的社會（geistgemeinschaft）、生產的社會（produktiongemeinschaft）、陶冶的社會（bildungsgemeinschaft）、教育的社會（erziehungsgemeinschaft）、民族的社會（volksgemeinschaft）這五種社會的綜合。社會教育的功能就是在於建立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社會也就是和諧的社會。
（四）社會的性質
賴希魏因將社會的性質區分為工作的社會和生活的社會。所謂“生活的社會（iebensgemeinschaft）”，其意義為：營造共同生活的社會或一群人在時間與空間裏，為了本身的生存而互相依賴的社會。[44]所謂“工作的社會（arbeitsgemeins-chaft）”，其意義為：工作範圍非常廣泛，不但包括精神的工作與身體的工作，而且也包括文化的工作，如音樂、遊戲與慶典等。工作的社會中的人們，要講究新的工作方法，這樣對經濟才有幫助，能發揮實際的作用。[45]
人們所處的社會，既是生活的社會，也是工作的社會，因為人必須共同生活，不能離群而索居，同時人也必須工作才能謀生活。那麽，“為生活而工作”與“為工作而生活”、“生活”與“工作”二者相輔相成。
（五）社會新形態
社會新形態的形成，最主要的因素有二：一是戰爭，二是進化。前者對於社會新形態的產生是急劇的，並且是重大的變遷；後者對於社會新形態的產生是逐漸的，其變遷是緩慢的。社會教育促成社會改革是緩慢的，是屬於進化的方式。在賴希魏因的觀念中，社會必須不斷地更新，才能產生新的社會形態。
要建立社會新形態，他認為還必須有新的社會秩序，其次是社會觀，再次是社會經驗。這三者必須互相配合，才能建立社會新形態。
賴希魏因的社會教育學的基本觀點在於舍棄個人主義，以社會全體為前提，追求社會的更新，建立社會的新形象，以達到理想的社會。
四、社會教育的理念
賴希魏因的社會教育理念主要來自納托普。他認為，個人在社會中逐漸客觀化（其主觀消失），社會的圖像開始發展。所以教育要強調社會麵，然後使社會麵趨向於社會的極（pol des soziales）。[46]因此，他認為教育的活動要強調社會理念的體驗，了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要求。而且現代社會教育要了解目的，引導人們具有責任意識及與他人能和諧相處。
基於以上的原因，賴希魏因肯定社會教育以“人性的理念（die Idee der menschlichkeit）”為重心。他認為，在現代的工業社會裏，社會教育的概念是：所有社會改革，其中心應以人的需要為主，因此“人性”成為“社會教育的概念的支柱”。因為在賴希魏因的心目中，每一個人的價值與尊嚴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嚴肅的。
賴希魏因認為，推行社會教育時，要從人性的理念去考慮人的生活是否合乎教育的原則，這樣社會教育才會有效果。從人性的理念去考慮他人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設身處地地體會，這樣才會了解人性。
根據賴希魏因的意見，在教育與陶冶的範圍內，人性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教育家所持有的“人性的理念”的看法，認為它是教育思想與教育行為的原動力。賴希魏因認為，把這種人本主義的觀點引入社會教育的理論中，對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種理論強調“教育青年人對事與人的尊敬”[47]。有了對人對事尊敬的心態，才會有對同胞尊敬的心態，並將這種心態推展。賴希魏因還強調對於人性要有“新的體驗”與“新的把握”。這樣社會教育的動機才會顯現出來，才能自我考驗，實現教育目的。社會教育功能發揮以後，其就會朝向指導的、教育的社會道路邁進。
賴希魏因也重視“精神（geist）”，認為“精神”將帶給人們完滿的意義。它的形成力來自人的內在，人可以在形成力與改變過程中體驗出來。在“精神”中，人自己可以了解生活原則，這種“精神”使人產生有義務性質的法則，形成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使人與人之間能互相溝通，互相喚醒，以了解人性的理念。[48]
五、民眾高等學校的性質
民眾高等學校屬於社會教育的範疇，民眾高等教育與成人教育有關。賴希魏因對於成人教育理論有獨到的見解，也有很大的成就。賴希魏因認為，成人教育除了職業輔導和職業選擇與一般的民眾陶冶工作以外，其他重要的還有三種理念：①雙親之家（eltemhaus），其設置的目的在於過一過鄉村生活；②青年運動（jugendbewegung），其發展的目的在於把青年活動引向正道，如遊鳥運動；③戰爭體驗（kriegserlebnis），其演習的目的在於培養前線同誌情誼。[49]
他又認為要有民族統一的中心理念，必須使不同的民眾教育機構共同發揮功能。這些不同的民眾教育機構最重要的要算民眾高等學校了。他實際參與耶拿民眾高等學校的教育工作，所以對成人教育知之甚詳。他認為，民眾高等學校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民主政治與養成國民守法的習慣，因此民眾高等學校的任務是依據社會教育實施的步驟去認識和推行成人教育。民眾高等學校的教學與一般正規學校不同，因此民眾高等學校的教學，應特別強調社會與政治的教育工作。其施教的方式則是重視“實事求是（sachlichkeit）”“批判的思想（kritisches denken）”“生活的接近（lebensnahe）”3個方麵。“實事求是”的原則強調，教育要注重事實的解釋，反對先入為主的判斷與政治宣傳。在這一點上，賴希魏因反對納粹，認為希特勒搞政治宣傳。[50]“批判的思想”強調要培養受教育者有獨立的批判思想。“生活的接近”要求在生活中立穩腳跟，並給予生活的指導。據此，賴希魏因認為，民眾高等學校是一種生活學校。民眾高等學校存在的意義，就是要教導受教育者了解社會實際。
但賴希魏因並不把民眾高等學校看成一盤散沙，而認為民眾高等學校應該有計劃，教材的選擇應以與生活有關者為主，並以與人有切身關係者為重。他認為，經濟學與生活關係最為密切，而且經濟問題也是實際的社會問題。
民眾高等學校還是一個自由交談的場所。當今重要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這樣可以引導受教育者對事物有公正的看法，以及教導他們進行思想訓練，這些都與個人的直觀能力有關。
綜上所述，賴希魏因認為民眾高等學校具有四個方麵的性質。
（一）民眾高等學校是一種經濟的學校（wirtschaftsschule）
它傳授現代工業社會所需要的經濟學的基本知識，教導受教育者了解經濟與社會的現實狀況及其所包含的問題和它的層次。因此，控製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是社會教育的主要課題。[51]
（二）民眾高等學校是一種民眾的學校（volksschule）
民眾高等學校運動的本質與功能，在於促進民族的統一與團結。所以，賴希魏因說道：“民眾高等學校，我們認為是一種民眾的學校，民族命運之所係，社會問題之解決，團體活動之推動等方麵的場所。”[52]
（三）民眾高等學校是人性的學校（die schule zur menschlichkeit）
民眾高等學校的本質是“人性的學校，換句話說是以人性為主”[53]。人性陶冶的主要原則要以社會為圖像，使每一個人都能發揮其力量，在理性化與技術化的現代工業社會，不但要重視人的價值，而且也要重視在生產過程中的實用性。[54]社會教育就是兼顧以上的重要因素，在強調社會與經濟方麵的重要性之際，也要承認人性的原則。
（四）民眾高等學校是團體教育的場所
賴希魏因社會教育的基本論點，是要建立理論與生活加以統一的原則，這種思想與當時丹麥的民眾大學的理念相同，既可以促進社會改革，又可使受教育的學生獲得社會科學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在團體精神的關聯之中，民眾高等學校的任務是訓練青年人與成年人，使他們不但在專業的範圍內，有專門知識，也有與人交往的能力。這樣，民眾高等學校就成了知識媒介的場所和團體教育的中心，使受教育者在生活的範圍中有所創造，因此他特別強調“團體的理念（gemeischaftsidee）”。也就是說，把民眾高等學校視為“民眾高等學校協同體”，成為團體生活體驗的場所。[55]
六、社會教育的展望
賴希魏因對社會教育的發展信心十足，認為社會教育應該普及到社會上，為青年人與成年人提供良好的學習場所，要依照裴斯泰洛齊的教育理想，將人教育成“腦、手、心”三者和諧發展的人。所以，他說：“陶冶人的精神與心靈、意誌與態度，使其在生活中均衡發展，個人能形成他自己，這就是教育的意義與目的。”[56]
他認為，社會教育應該有目的，這樣才能有所成就，達到“真正的生活的幫助”。一是為民眾的教育盡心盡力，其中包括個人的發展、文化的體驗及喚醒個人的能力；二是謀求社會生活的適應，以及社會依照既定的目標和諧地發展。依照賴希魏因的觀念，社會教育的理想在於追求“完整性”，培養受教育者成為“完整的人”。所謂“完整的人”，就是具有完整的人格，身心都健全，並且具有各項能力，足以適應社會生活，尤其是具有責任心，能為他人和社會服務。
因此，賴希魏因將社會教育分為知識教育與品格教育。前者追求基本知識以及職業方麵的知識，尤其是要培養受教育者對於一件事情的看法能有正確的觀點，並且養成各方麵所需要的經驗；後者在於培養具有責任意識的品格，足以使社會的關係發生積極的轉變。他認為，這種社會關係的轉變不是夢想，是可以實現的，但是要人格堅強、意誌力、謙遜寡欲、犧牲四個方麵互相配合才行。社會關係發生改變，才能形成“社會的更新”，以建立進步的新社會。
賴希魏因非常重視民主，他提出了社會的理想與民主的理想。所謂社會的理想是人人有責任意識，人人為他人而服務；所謂民主的理想是“團結”與“容忍”。“團結”是各方麵都和諧安定，有可能實施民主製度；“容忍”是每一個人都負有“共同的責任”，能夠尊重對方的意見。社會教育就是往社會的理想與民主的理想的道路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