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思想
20世紀前期在日本空前膨脹的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將國家完全置於嚴厲的軍事控製之下，對內實行專製獨裁統治，對外實行瘋狂的侵略擴張，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思想作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極力主張以尊皇主義、超國家主義、國粹主義以及侵略擴張主義作為教育的指導思想，愚弄民眾，培育專製主義者和侵略狂人，從而也將日本的教育推向了災難的深淵。
一、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背景
日本神道所主張的天皇崇拜思想，是日本軍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產生的思想根源之一。原始的神道思想包含了對天然物神靈和祖先神靈的崇拜觀念；8世紀初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利用神話傳說和大陸古代哲學特別是佛教的一些觀念，初步構建了神人同係的神道思想和日本皇室“萬世一係”的譜係，將天皇看成神的後裔，從而逐漸形成了日本人對天皇的根深蒂固的特殊感情。此後，神道觀念又經曆了與佛教、儒學思想的反複磨合，從儒學和佛學中獲得了有力的理論支持。特別是儒學精致的封建倫理理論，促成了神道中道德意識的發達，加強了神道中的忠君思想和等級觀念，並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而逐漸形成了以忠君尊皇為核心的忠誠、服從、信義、勇敢、尚武等主要道德要求。明治政府成立後，一開始就大力提倡流行於社會的神道思想，宣揚“唯神之大道”，利用並強化了根深蒂固的神統、皇國觀念。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對武士的教育實踐，是軍國主義及其教育思想的又一來源。日本武士道的前身是“弓馬之道”或“兵之道”，它包括高強的武藝、勇敢的獻身精神等，是武士道精神的萌芽。到了鐮倉時代，武士成為日本社會的統治階層，武士道精神所包括的內容也大大豐富起來。以向下級武士層層分封土地為特征的“禦家人”製度，以及親子間血緣上的主從關係等，使得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誠、信義、尚武、犧牲、儉樸、廉恥、情愛等道德信條更加突出。1232年鐮倉幕府製定頒布的“貞永式目”（《禦成敗式目》）對整個武士階層提出了一係列的要求。例如，誠心祭祖、崇敬佛教、嚴守職責、向公背私、知法遵法等，尤其強調主從之間、父子之間的忠孝之道。“貞永式目”作為當時武士的基本法典，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了武士的道德及行為，是武士教育和管理趨向規範化的重要標誌。此後，武士道又繼續從神道、禪佛、國學以及儒學中吸取新的精神，並且在江戶時代各級武士教育機構——學問所、藩校等中不斷加以實施，從而被植根於曆代武士們的思想和生活實際之中，成為社會上重要的道德規範、生活準則乃至精神支柱，其中鮮明的愚忠愚孝、競業尚武的精神特點，尤其成為後來軍國主義的思想溫床。
17世紀後期萌發並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走向興盛的日本國學也是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重要支柱。“國學”原是受儒學中的古學派複古的研究態度的影響，由提倡對日本古籍進行研究，探索日本固有的古代精神而逐步興起的——17世紀的契衝、戶田茂睡、北村季吟以研究古典的和歌為主，形成“歌學”；18世紀的荷田春滿則增加日本曆史、神道學的研究，提出在儒學之外存在日本的“古道”的思想，主張創辦“國學校”並在《創學校啟》一文中曾詳細地闡述了發揚日本固有文化的意義，完成了“國學”的基本框架；經曆賀茂真淵之後，本居宣長成為“國學”的集大成者，他對儒學的批評、對日本“古道”的推崇，雖然有將日本思想從儒學、佛教的既定模式中解放出來的作用，但他對儒學的一概排斥，以及對自然與社會的神秘主義的解釋，也就排斥了人的智慧，提倡了對神靈的絕對信仰，埋下了將“國學”導入神學體係的種子。果然，19世紀前期的平田篤胤在當時外來侵略勢力增大、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積極地發揮了國學中的宗教性因素，在吸收老莊思想、西方基督教思想和日本古代的天皇傳說的基礎上，將“國學”發展成為把日本古典特別是把天皇絕對化的“複古神道”，國學精神逐漸被變成了國粹主義、排外的民族主義和尊王思想，“複古神道”遂成為明治時代“國家神道”的前身，成為後來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論源泉之一。
日本的軍國主義及其教育思想之所以在20世紀前期得勢，還有當時的國內外原因。
首先是日本的擴張主義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中獲得了極大的鼓舞，此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人集團又以很小的代價使日本獲得了德國在中國膠州灣的租借地和在南洋群島的委任統治權。戰場上的勝利無疑增強了軍方在日本國內的威望，有利於增大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此外，蘇聯十月革命的爆發，並由此引起的東亞眾多受壓迫民族的覺醒，使得日本在亞洲稱霸的野心受到了威脅；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法國、俄國、中國、奧匈帝國、土耳其等國的帝政崩潰，也震動了天皇製國家的日本。
從日本國內看，國際共產主義、民族解放思潮以及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湧入日本，造成了大正時期的國內政治民主傾向（政黨內閣製和普選法的實行），社會主義在更大範圍內得以傳播。在這種情況的刺激下，日本國內的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在“反赤化”和“振興本邦固有之道”的旗幟下逐漸集結起來。1918年，主張“大大振興儒道，而得以宣揚《教育敕語》之聖旨”的“期文會”成立，接著又有類似的反對政治分權、強調天皇絕對權威和極端國家主義的“老壯會”“大日本國粹會”“猶存社”“原理日本社”相繼成立，在鄉的陸軍將校則組成了“恢弘會”等，為軍國主義的確立在社會下層打下了基礎。從經濟上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度取得空前的經濟繁榮之後，從20世紀20年代起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為了打破國際經濟危機的困擾，同時也為了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到國外，日本當局終於在1931年發動了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從此，軍隊右翼勢力就借軍事行動為杠杆，將整個國家生活置於“軍事需要”的控製之下，使得日本的軍國主義在國內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軍國主義的教育思想就在當時的教育上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二、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主要表現
（一）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先導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並不是20世紀前期的天降之物，在此之前，即明治時代就已經表現出了極端的尊皇主義的教育思潮和國家主義教育思潮，它們是20世紀前期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先導。
極端的尊皇主義的教育思潮直接來自明治維新以後的儒學的複興和國粹主義的抬頭。當西方的啟蒙思想，特別是人權和自由的主張等，如滔滔洪水蜂擁而入、猛烈衝擊舊有的日本傳統文化的時候，國學者、儒學者以至皇權主義者們就在維護傳統和國體的旗幟下站到了一起。19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論述日本國體的著作大量增加，對神道、日本曆史、日文和漢文的學習和研究也形成熱潮。例如，東京大學於1882年設立了古典講習科，1889年又增設國史科，等等。在政府方麵，則有元田永孚主持的《幼學綱要》《教學大旨》的發表。特別是以天皇名義頒布的《教育敕語》，不僅是儒學正式複興的重要標誌，更重要的是，它以最高權威的名義宣揚了國家主義和尊皇思想，確立了日本中心、天皇中心的原則，以及培育“義勇奉公，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的日本“臣民”這樣的教育目標。《教育敕語》中的這些思想，成為後來軍國主義教育的靈魂。
所謂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潮，是指在教育中將國家利益置於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將教育僅僅作為國家手中的工具的思想。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潮除了上述方麵的基礎之外，從德國引進的國家主義（實際上是西方的國粹主義）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維新人士岩倉具視以及後來的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的教育思想都是以國家主義為原則的，特別是森有禮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就是他1880年至1885年在英國出任大使期間接受俾斯麥的國家主義思想形成的，並受到了當時明治政府中開明的實權派伊藤博文的支持。其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中心是教育為國家的利益、國家的強大服務。這一思想通過他在明治政府中的教育領導地位而被具體化為實際的政策，對於明治時代教育製度的建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過森有禮雖然積極推崇西洋學術及德國國家主義，卻並未像岩倉具視那樣注重儒學傳統及道德教育，相反，他甚至還把國家置於神、佛、儒之上，遭到保守派人士的嫉恨而被暗殺。實際上他的國家至上主義正是明治中期以後尊皇主義借以複興的思想階梯，是20世紀前期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重要基礎之一。
以上所述明治後期極端的尊皇主義和國家主義構成了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先導和主要內容。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就是這樣一種兼具封建保守性格和資本擴張性格的教育思想。
（二）臨時教育會議時期的軍國主義教育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開端，大致來說可以1916年“臨時教育會議”的組成為重要標誌。“臨時教育會議”由軍閥山縣有朋派的平田東助、小鬆原英太郎掌握實權，軍部及三井、三菱壟斷集團亦有代表參加。其指導思想正如當時的首相寺內所指出的：“進一步振興教育，宣揚國體之精華，以輔佐和服務於皇基大業。……以充實護國之精神，培養忠良的臣民為根本宗旨。”[47]可見，軍國主義性質的“護國之精神”此時已經開始滲入教育目的與宗旨之中。1924年便確定了以“思想善導、精神複興”作為文教施政的基本方針。同時，以教育作為戰爭準備手段的思想也進一步明確起來。在“臨時教育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關直彥就竭力主張“在兒童進行體操訓練的時候，采用兵式體操，讓他們記住術語、槍的操作法，這樣，當他們應征入伍時就可以縮短征兵訓練年限，萬一情況下在國民中征兵，也能夠大為節約”。[48]當時的東京大學總長山川健次郎也積極主張在學校中實行兵式訓練，以此作為國防常規軍的補充手段。他提出日本的國防需要50～80個師團的常備軍，但這在經濟能力上不允許，但如果首先在小學裏就進行軍事教育，則能解決很大的問題。這樣，臨時教育會議後來便做出了《關於振興兵式體操的建議》，指出：“在學校中振興兵式體操，既有利於德育也有益於體育，鑒於帝國教育之現狀，我們確信這的確是緊要而不可缺的一大要務，希望政府從速采取適當的措施。”[49]此外，臨時教育會議還要求選拔現役將官進入文部省，參與準備兵式體操的設施及指揮全國的兵式體操；現役軍人到學校充當兵式體操的教官；在中學將兵式體操作為必修課、在小學班級采用部隊隊列運動的名稱；將師範畢業生參加現役軍隊6周延長為1年；等等。這些思想從1924年起開始實施，促進了學校教育軍事化的形成。
臨時教育會議還認為，過去小學教育中道德教育不足，必須徹底地加以強化，特別要將“國體觀念”滲透於少年兒童的大腦深處。當時的委員長小鬆原太郎指出：“關於教科書，要賦予的特別用意，將來要加入更加有力的材料，采用對兒童來說能足以給予深刻感動的材料。”[50]力主在國定教科書中強化思想意識教育。結果，從1920年度起改訂了尋常小學4年的教科書和修身課本，剔除了修身課本中“不適當的材料”，幾乎改換了全部有關事例中的人物。
臨時教育會議在師範教育等其他方麵也提出了性質類似的建議。
在社會教育方麵，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是平沼騏一郎和三井財閥的代表們提出的“關於完善教育效果的一般設施的建議”，他們力主“明征國體”、強化家族國家觀和家長製家族製度。平沼騏一郎還提出了“關於使人心歸向統一的建議案”，該“建議案”認為特別應當注意的幾點是：“①不符合我國固有的淳風美俗、家族、製度的法律製度必須改正；②講學言論的自由應有自己的界限；③競趨新異的弊風應當打破；④獎勵好書的發行，對出版物的取締必須加強，予以嚴密的注意”[51]；等等。
在“教育審議會”1917年成立並提出上述思想的同時，這一時期社會主義運動、自由主義傾向、民主思想也很流行，對於軍國主義思想影響的擴大和措施的實施起了一定的阻止作用。但軍國主義者憑借手中的國家機器，最終還是以對外戰爭為契機，實現了教育的全麵軍國主義化。
（三）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軍國主義教育思想
以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發動對華戰爭之後為轉折點，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進入全麵確立和完成階段。其思想方麵的表現除了一些軍國主義者的言論之外，陸軍省發行了關於國防的小冊子，以及1934年10月發行的《國防之根本意義及其強化的說明》，也成為軍國主義教育思想之大成。這些文件強調國防與思想的關係，強調在國防問題上開展“思想戰”的重要性，而“思想戰”的基礎又存在於學校及社會教育之中，因此要通過教育充實人的精神力和體力等。這表明日本軍部此時已經直接站出來提出了對教育的要求，而不是事事通過文部省了。隨著日本教育軍國主義化的深入，1935年11月內閣設置了“教學刷新評議會”，對於“刷新文教的根本方策”進行審議。該評議會的成員主要是軍部代表、崇尚日本精神和主張明征國體的人物。結果會議確定的目標是“在國體觀念和日本精神兩方麵對西洋文化進行再考察，進一步努力明征國體、弘揚日本精神”[52]。此後無論是加強職業教育還是延長義務教育年限，都離不開軍事和戰爭的需要。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專製性和反動性尤其表現在對進步師生的鎮壓方麵。1925年《治安維持法》的製定就是這一思想的具體表現。《治安維持法》頒布的當年就解散了全國25所文部省直轄高等學校（高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學生團體）。此後的鎮壓舉措便接踵而來。日本軍國主義就是這樣通過掃除進步思想的反抗而實現了對教育的全麵統製。
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全麵升級。新設立的“教育審議會”仍然以軍人為主導，文部大臣也由陸軍大將荒木貞夫擔任。學校中已把“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等思想信條作為學校的校訓。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頒布，將軍部所提出的建立“高度國防國家”的軍國主義思想變成了現實，教育被完全納入戰爭的軌道。隨著戰爭的升級，特別是進入20世紀40年代以後，軍部控製下的昭和政府及文部省不斷發出相應的法令進行學校的設置和改革，整個教育充滿了濃重的戰爭火藥味。
三、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特征和影響
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由於其獨特的曆史文化傳統和獨特的國情而具有了與德國、意大利法西斯教育思想不同的特征。這就是它所具有的極強的封建性格。這主要表現在：天皇的《教育敕語》一直是日本教育思想的最高準則和靈魂；它以天皇為中心，以維護“國體”、聲張“皇威”為旗號，利用教育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成長和擴張培養所需要的人才。幕末時期所謂“和魂洋才”，作為教育的目標來看就是這種既要堅持皇統又要擴張國力，這樣兩方麵的需要相結合的產物，日本的法西斯教育思想繼承了這樣一個基本精神並尤其強調了“大和魂”。
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由於是傳統的尊皇思想與極端國家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它又具有極強的思想滲透性和強製性。強製性可以說是一切專製思想的共同特點，而它的極強的思想滲透性，則是由於原本貼近民間的神道思想和尊皇思想已經通過漫長的曆史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沉澱於日本文化的深層，明治以來的國家主義正是借助於這一橋梁有效地控製了許多人的思想，控製了教育，並逐步地把它引向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所主張的教育目標和政治原則正是因為與傳統的尊皇愛國結為一體，得以滲透於日本教育的各個方麵，滲透於民眾的思想之中。
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思想在20世紀前期將日本教育引向了災難的深淵，其惡劣影響和危害性已經不言而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清除，但是日本軍國主義仍然陰魂不散。學校教育方麵的曆史教科書問題、社會教育方麵靖國神社保留對戰犯的參拜問題、歌頌侵略戰爭的影片乃至電子遊戲的出現等問題，以及一些人對侵略戰爭的否認言論等，都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在今日教育上的遺毒的表現。清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仍然是今後的重要思想任務。
在當今現實世界中，法西斯政權雖然早已覆沒，但法西斯餘孽和法西斯思想並未根除。幾十年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老的法西斯分子和新的法西斯主義信奉者們，一直力圖借屍還魂，卷土重來。目前在一些西方國家，新法西斯主義重新抬頭，開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以至進入各級議會和政府，發展到了相當猖獗的程度，對學校教育領域也有一定的滲透。當然，各國進步力量也以各種形式逐步加強了反法西斯鬥爭。他們以實際行動表明，絕不允許法西斯主義卷土重來，絕不允許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給人類造成的史無前例的戰爭災難重演！
[1] 朱庭光：《法西斯新論》，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頁。
[2] 1926年12月，意大利法西斯政權頒布一條法令，規定將“束棒”作為國徽圖案的一部分。
[3] 朱庭光：《法西斯新論》，“緒論”第10頁。
[4] 朱庭光：《法西斯新論》，“緒論”第16頁。
[5] 朱庭光：《法西斯新論》，“緒論”第16頁。
[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一），董樂山等譯，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30頁。
[7]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一），第125頁。
[8]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一），第128頁。
[9] ［意］墨索裏尼：《法西斯主義》，《意大利百科全書》，第14卷，載《世界史研究動態》，第9期、第10期。
[10]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頁。
[11] ［德］彼得·波羅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薑誌軍譯，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頁。
[12]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版，第10頁。
[13]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1頁。
[14]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4頁。
[15]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45頁。
[1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第353頁。
[17] ［蘇聯］德伯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10頁。
[18] 滕大春：《外國教育通史》，第5卷，第407頁。
[19] 趙祥麟：《外國現代教育史》，第312頁。
[20]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78頁。
[21]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66頁。
[22] ［德］希特勒：《關於青年教育》，引自瞿葆奎：《教育學文集·聯邦德國教育改革》，第214頁。
[23]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246頁。
[24]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72頁。
[25] ［德］希特勒：《我的奮鬥》，第169頁。
[26]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247～248頁。
[27]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頁。
[28]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第272頁。
[29]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第273頁。
[30]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第273頁。
[31]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第274頁。
[32]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第274頁。
[33] 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論稿》，第276頁。
[34] 布朗基主義：19世紀中期工人運動中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想。以法國革命家、空想社會主義者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為代表。他主張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實行革命專政，以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他們的革命隻是少數人的密謀行動和少數人的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布朗基主義者的英勇精神評價很高，同時又尖銳地批評他們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策略。詳見《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頁。
[35]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448頁。
[36]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449頁。
[37]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454頁。
[38] 陳柏青：《歐洲各國及日本青年訓練》，正中書局1937年版，第50～51頁。
[39]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455頁。
[40]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456頁。
[41] 朱庭光：《法西斯體製研究》，第455頁。
[42] 劉放桐等：《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頁。
[43] 劉放桐等：《現代西方哲學》，第235頁。
[44]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Ⅲ，St. Martin’s Press，New York，1975，p.474.
[45] 邁耶：《二十世紀教育發展》，第294頁。
[46] 邁耶：《二十世紀教育發展》，第298～299頁。
[47] ［日］海後勝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日本）誠文堂新光社1956年版，第186頁。
[48] ［日］海後勝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6頁。
[49] ［日］海後勝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7頁。
[50] ［日］海後勝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8頁。
[51] ［日］海後勝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189頁。
[52] 《教學刷新評議會議事錄》，第6頁，引自［日］海後勝雄等：《近代教育史》，第3卷，第204～2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