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經典作品集(全十冊)

隻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中國當代才子書·汪曾祺卷》自序

我本來不讚成用“當代才子書”作為這一套書的總名,覺得這有點大言不慚、自我吹噓的味道。野莽的主意已定,不想更改,隻好由他擺布,即便引起某些人的側目,也隻好不說什麽。

“才子”之名甚古,《左傳·文公十八年》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這裏的“才子”指德才兼備之士。稱有才的文士為“才子”蓋始於唐朝。《新唐書·元稹傳》:“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宮中呼為‘元才子’。”宋人稱為“才子”者不多。元、明始盛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伯虎。“才子”往往與“風流”相連,多放浪形骸,不拘禮法,喜歡女人,亦為女人所喜歡,“才子”與“佳人”是“天生的好一對兒”,“才子佳人信有之”。唐伯虎可稱才子魁首,他不是點過秋香麽?“才子書”大概是金聖歎興出來的。他把他評點的書稱為“才子書”,從第一才子書直至第九才子書。他的選擇是有具眼的。野莽編的這一套書稱得起是“才子書”麽?別人不知道,我是愧不敢當的。

這套書的編法有點特別,是除了文學作品外,還收入作者的字畫,而作者又大都無官職。“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從這一點說,叫做“當代才子書”,亦無不可。

我的字應該說還是有點功力的。我寫過裴休的《圭峰定慧禪師碑》、顏真卿的《多寶塔》,寫過相當長時期《張猛龍》、褚河南的《聖教序》。後來讀了一些晉唐人法帖及宋四家的影印真跡。我有一個時期愛看米芾的字,覺得他的用筆雖是“臣書刷字”,而結體善於“侵讓”,欹側取勢,姿媚橫生。後來發現米字不宜多看,多看則易受影響,以至不能自拔。然而沒有辦法。到現在我的字還有米字的霸氣。我不喜歡黃山穀的字,而近年作字每多長撇大捺,近乎做作。我沒有臨過瘦金體,偶爾寫對聯,舒張處忽有瘦金書味道。一個人寫過多種碑帖,下筆乃成大雜燴。中年書體較豐腴,晚年漸歸枯硬,這說明我確實是老了。

我學畫無師承。我父親是畫家,但因為在高郵這麽個小地方,見過的名家真跡較少,僅為“一方之士”,很難說是大家。他中年以前畫吳昌碩,也畫過工筆**。他作畫時我總是站在一邊看,受其熏陶,略知用筆間架。小時我倒是“以畫名”的,高中以後,因為數理化功課緊,除了壁報上的刊頭,就很少拈畫筆了。大學,和以後教中學,極少畫畫,因無紙筆。再以後當編輯,沒有人知道我會畫幾筆畫。當右派以後我倒在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畫了兩套冊頁,《中國馬鈴薯圖譜》和《口蘑圖譜》!一直到“**”結束後,給我立了專案,讓我交待和江青的關係,整天寫檢查,寫了好些“車軲轆話”。長日無聊,我就買了一刀元書紙,作畫消遣。不想被一位搞舞美的同誌要去裱了,於是畫名複振,一發不可收。我很同意齊白石所說:作畫太似則為媚俗,不似則為欺世,因此所畫花卉多半工半寫。我畫不了大寫意,也不耐煩畫工筆。我最喜歡的畫家是徐青藤、陳白陽。我的畫往好裏說是有逸氣,無常法。近年畫用筆漸趨酣暢,布色時或鮮濃,說明我還沒有老透,精力還飽滿,是可欣喜也。我的畫也正如我的小說散文一樣,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關於我的散文、小說,已有不少人寫過評論,故不及。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