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文叢”總序

為什麽要編這樣一套“國風文叢”？無非是介紹各地的風土人情、山川景色，乃至瓜果吃食而已。對讀者說起來，可以獲得一點知識，增加一分對吾土吾民的理解和感情，更愛我們這個國，而已。

中國很大，處處不乏佳山水。長江三峽、泰山、黃山、青城、峨嵋……的確很美，足為“平生壯觀”。除了自然景觀，還有眾多的人文景觀。“天下名山僧占多”，有山必有廟，廟多宏偉莊嚴。四大道場，各具一格。道教的山，比起佛教的山似稍遜，因為道教的神本來就比較雜亂。我在國外似乎見到人文景觀較少。故宮、頤和園令外國人稱讚不置。像網師園那樣的蘇州園林幾乎沒有。把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結合起來，是中國文化心理的一個特點。

中國人很會寫遊記。酈道元《水經注》記三峽：“自三峽七百裏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把一個絕大的境界用幾句話就概括出來了，真是大手筆！柳宗元《至小丘西至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用魚的動寫出環境的靜，開創了遊記的新寫法。柳文之法成了詩文的一種傳統。能繼承酈道元的傳統則很難，沒有這樣大的筆力。

當代散文延續了古典散文的餘緒，有些是寫得很好的。這套叢書的一些篇可以證明。

華夏諸神的神際關係很複雜，很亂。如泰山碧霞元君，一會兒說她是泰山神的侍女、女兒；一會兒又說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兒，又說她是玉皇大帝的妹妹。她後來實際上取代了東嶽大帝，成為泰山的主神。關雲長的地位不斷提升。他在黃河以北一直做到“伏魔大帝”，但沒有聽說像華南那樣是財神。關雲長和發財不知道怎麽會拉扯在一起。沿海幾省乃至東南亞敬奉的媽祖，北方人對她卻相當陌生。黃河以北有些城裏有天後宮，天後是不是就是媽祖，很難說。北方比較重視城隍。屬於城隍係統的官員有城隍—土地—灶王。有的地方在城隍以下，土地以上，還有個級別在兩者之間的“都土地”。這一官列的幹部大都有名有姓，但其說不一。拿城隍來說，宋初姓孫名本；明永樂時是周新。灶王也有名有姓，《荊楚歲時記》說此公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但是民間卻說他叫張三。北方俗曲雲：“灶王爺本姓張”，他好像是做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鑽進了灶洞，弄得臉上烏七抹黑。我不想勸散文作家對民間神祇作一些繁瑣的羅列考證（那本是一篇糊塗帳），但是建議寫地域散文的作家從民間文化的角度，審視這些無稽之談所折射出來的心理文化素質，這不是簡單的事。比如媽祖是海的保護神，這是無可懷疑的。海之神是女性，順理成章。但是山之神碧霞元君卻也是女性，是很耐人尋味的。民間封神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是女權主義者。

與神鬼佛道有密切關係的是過年過節。各地年、節互有異同。如送灶，各地皆然，但日期不一樣。北京是臘月二十三，我們那裏則是二十四。軍民也不一樣，“軍三民四龜五”。沒有人家是二十五送灶的，這等於告訴人這家是妓女。過年是全國的假日，自初一至初五，不能掃地，也不能動針線。這可使辛苦一年的婦女得到一個徹底的休息，用意至善。對孩子來說，過年就是吃好吃的。“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北方過年大都吃餃子，“好吃不過餃子，舒坦不過倒著”。不過不能頓頓吃餃子，得變變花樣。東北人的興奮點是“初一的餃子初二的麵，初三的餄子往家攥”。從北京到廈門，都興吃春餅，以醬肉、醬雞、醬鴨、炒雞蛋，裹甜麵醬、青韭、羊肉、蔥、炒綠豆芽，卷而食之，同時必有一盤生蘿卜細切絲。過年吃脆蘿卜，謂之“咬春”。春餅很好吃，“咬春”的名字也起得好！正餐之外有零吃，花生、葵花籽、柿餅、風幹栗子。北京家家有一堂蜜供。不到初五，供尖兒就叫孩子偷偷掰掉了。我們那裏家家有果盒，亦稱“蓋盒”，漆製圓盒，底層分好幾格，裝核桃雲片糕、“交結糖”、豬油花生糖、青梅、金橘餅、荔枝幹、桂圓。這本是待客作茶用的（故又稱“茶食盒”），但都為孩子一點一點拈到嘴裏吃掉了。

過節各有時令食品。清明吃槐葉涼麵、蕎麥扒糕。依次為煮螺螄、“喜蛋”——孵不出殼的毛雞蛋；紫白桑椹、枇杷（白沙）、麥黃杏；粽子、新醃鴨蛋、熗白蝦、黃瓜魚、車螯（即花蛤）；藕、蓮蓬、煮芋艿、毛豆、新蠶豆、菱、水晶月餅（素油）、臭莧菜稈、（一種水鳥）、燒野鴨、糟魚；最後為五香野兔、羊膏（山羊大塊連皮，凍實後切片）……這些都是對於旅居的遊子的蠱惑，足以引起對於童年生活的回憶。地域文學實際上是兒童文學，——一切文學達到極致，都是兒童文學。

搞地域文學都會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語言。中國地大山深，各地語言差別很大，彼此隔絕，幾乎不能成為斯大林所說的“人類交際的工具”。福建的大名縣召開解放後第一次黨代會，台上的翻譯竟有七個！推廣普通話勢在必行，刻不容緩。這也影響到文學。現在的文學都是用普通話寫的，但這是怎樣的普通話？張奚若先生在擔任教育部長時曾說過：普通話並不是普普通通的話。文學語言不是莫裏哀喜劇裏的一個人物“說了一輩子散文”的那種散文。散文的語言總還得經過藝術加工。加工得有個基礎，除了“官話”，基礎是作家的母語，也就是一種方言。作家最好不要丟掉自己的母語。母語的生動性隻有作家最能體會，最能掌握。文叢中有些散文看來是用普通話寫的，但“話裏話外”都還有作家母語——方言的痕跡。這增加了地域的色彩，這是好事。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從曆史發展看，“官話”有一個不小的問題，即入聲的失去。入聲是怎麽失去的？周德清以為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派入”，有點人為的意思，誰來“人為”了？這變化恐怕還是自然形成的。沒有入聲，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唐宋以前的詩詞是有入聲的。沒有入聲，中國語言的“調”就從五個（陰、陽、上、去、入）變成四個（陰陽上去），少了一個。這在學舊詩詞和寫舊詩詞的人都很不便。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很“怕”入聲，他寫的舊詩遇有入聲，都要請南方人聽聽，他說：“我對入聲玩不轉”。我聽過一段評彈：一個道士到人家做法事，發現桌子下麵有一雙釘鞋，想叫小道士拿回去，在經文裏加了幾句：

“台子底下，

有雙釘靴。

拿俚轉去，

落雨著著，

也是好格。”

“落雨”的“落”、“著著”的“著”都是入聲，老道士念得有板有眼，味道十足。如果改成北京話：“把它拿回去，下雨天穿穿，倒也不賴”，就失去原來滑稽的神韻了。我覺得散文作家最好多會幾種語言，至少三種：一普通話；二母語；三母語以外的有入聲的一種方言，如吳語、粵語，這實在相當困難。但是我們是幹什麽的？不是寫地域性文學的作家麽？一個搞地域文學的散文作家不掌握幾個地區的語言，就有點說不過去。

寫散文，寫地域性的散文既可使讀者受到詩的感染，美的浸潤，有益於人，對自己也是一種精神的享受。我覺得寫這樣的散文是最大的快樂。不知道文叢的作家以為如何。

是為序。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