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本時期散文

第一節 魯迅 周作人

魯迅是中國現代散文的奠基者。依據現代散文的體例，魯迅的散文創作包括以抒懷述誌的散文詩集《野草》、紀事懷人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以撰寫批判鋒芒見長的一係列雜文作品集。魯迅的散文，以其精深的思想性和鮮明的藝術獨創性，而被譽為世界文苑的奇葩、中國現代散文的高峰。

一、《野草》——複雜靈魂的詩。《野草》出版於1927年7月。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現代散文詩創作已臻於成熟。《野草》是屬於時代的，又是屬於個人的。作為文學家、思想家的魯迅，用詩的**和詩的形象來展現自我內心世界的豐富、複雜、尖銳、深刻的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和鬥爭，滲透著“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人生哲理意味。《野草》是從魯迅心靈的煉獄中熔鑄出來的，充分體現了博大精深的魯迅哲學。

《野草》首先映射出魯迅頑強的抗爭意識和韌性的戰鬥精神。作為開篇的《秋夜》，形象地呈現了魯迅鍥而不舍、韌性戰鬥的鬥士情懷。《過客》正是倔強探索者的形象寫照。《這樣的戰士》無疑是對叛逆猛士的熱烈謳歌。其次，魯迅頑強的抗爭意識，又往往與悲觀絕望的心態交織在一起。《野草》中有不少篇章是從無情地解剖自己入手的，對先覺者與群眾之間、長者與幼者之間、戰士與對手之間、叛逆的猛士與愛我者之間、生與死之間的種種矛盾衝突，以及理想與現實之間、希望與絕望之間種種的彷徨苦悶，進行痛苦的思考與辨析，從而呈現出魯迅內心世界的豐富與複雜。

《野草》在藝術上突出的特色是象征主義表現方法。這具體表現為：有時借助奇突的象征性形象，如《複仇》（一）中那對**軀體捏著利刃的男女青年，做出既要擁抱又要殺戮的姿勢。有時借助自然景觀的象征性描繪，如《秋夜》中的棗樹、花草、小青蟲等。有時借助幻境，特別是夢境的象征性描寫，在《野草》中，有七篇濃筆重墨寫夢境，直接以“我夢見……”的句式開篇。在夢境世界裏，魯迅創造了荒誕不經的情節、奇幻神妙的場景和朦朧而詭奇的夢境，表現出作者奇突的想象和濃烈的詩情。有時借助寓言故事的象征性創造，《狗的駁詰》《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這些既給中庸和奴才哲學作絕妙畫像，也撕下“正人君子”的虛偽假麵，是針砭社會錮弊的投槍。

二、《朝花夕拾》——“離奇”與“蕪雜”中的回憶。魯迅的《朝花夕拾》創作於1926年，加上“小引”與“後記”共計12篇，原名為《舊事重提》，屬於敘事散文。

《朝花夕拾》展現了一幅幅濃鬱的江南鄉鎮的風情民俗畫。魯迅在《小引》中描述他的思鄉情結：“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嚐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這說明這組回憶性散文，融入了魯迅的童真和童趣，在他的成人與童年複合視角下，再現了濃鬱的浙東風俗氣息：老鼠成親的故事、過年歲的規矩、迎神會的盛況（扮犯人、高蹺、抬閣、馬頭、無常）、目連戲的熱鬧、舊書塾的陳規、治病的陋習，等等。

《朝花夕拾》描繪了清末民初底層百姓和知識界的麵影。這裏有沾染舊式女人某些弱點，然而心地善良、熱情的長媽媽；方正博學而又守舊的壽鏡吾老先生；固執嚴肅的父親；故弄玄虛的陳蓮河醫生；善於捏造事實、散布流言的衍太太；正直狷介終至沉水而亡的範愛農，等等。這些人物形象個性鮮明，各具特色。誠然，散文寫人不能像小說那樣通過豐富生動的情節來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它隻能依靠精選的事件片斷和藝術細節來體現。長媽媽那個“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的小動作，在魯迅眼裏與正在散布流言的饒舌婦形象並無二致；而範愛農那雙“白多黑少”眼睛的細節刻畫，則凸顯了舊時代知識分子憤世嫉俗的個性。《朝花夕拾》裏這些頗有小說筆法的描寫，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朝花夕拾》在藝術風格上具有情韻悠長、清奇脫俗的特色。魯迅所寫的人和事，往往飽含著自己真摯濃鬱的愛憎情感，這種思想情感表現在藝術上，便是在平淡中寓有褒貶，在簡潔的描寫中分清是非，使回憶與感興、抒情與幽默和諧地融合起來。對於長媽媽、藤野先生、範愛農的緬懷是深沉真摯的，但魯迅沒有采用那些表麵上看來激動的文字，而是通過內心的禱告、無言的紀念、念及舊友的女兒等平淡中見真情的描寫或抒情追憶著他們，在平易親切中寓有深長的韻味。

三、“雜文”——國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魯迅強調雜文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因而以批判鋒芒見長的現代雜文，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作家在從事“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自1918年享譽文壇至1936年去世的18年間，魯迅的雜文創作從未中斷。他先後出版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雜文集。據統計，魯迅一生創作文字170萬字，其中雜文就有135萬字，占了將近80%。

魯迅的雜文內容十分廣泛，思想深邃，理性力量豐厚，概括地說有以下幾個方麵：其一，其雜文是一部活的近現代的中國社會史。魯迅雜文真實記錄了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尤其是五四以後，魯迅始終站在新文化活動的前沿，積極進行著廣泛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其宏富精深的思想內容，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珍貴文獻、中國現代“社會相”的大全、中國民族鬥爭史圖的描繪。其二，對“國民性”病根的頑強探索。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魯迅在觀察、分析與表現中國曆史進程中，他的注意力始終集注在近代中國社會曆史巨變中的人，不同階級、階層以及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以及其內含的曆史經驗教訓。因此，他說“‘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準風月談·後記》）他對“社會相”觀察之深，概括之精，如“二醜”、“叭兒狗”，掛著“鈴鐸”的“山羊”、“革命小販”、“政治奸商”、“洋場惡少”，等等。魯迅攝取了人物靈魂，勾畫出社會世態，其形態是十分豐富多樣的，這構成魯迅探索改造“國民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其三，自我人格的真實寫照。魯迅自己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自己。”（《寫在〈墳〉後麵》）他後來稱自己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竊來“天火”，不完全是為了給別人以光和熱，本意是“煮自己的肉”。（《“硬譯”和文學的階級性》）隻有無情地解剖自己，才能準確地解剖別人。因此，隻有像魯迅這樣能夠嚴厲地解剖自己的人，才能準確深刻解剖中國民族的國民靈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被譽為中國的“民族魂”。

魯迅的雜文是以議論為主的文學散文，是辯證的理性思維與感性的形象思維高度融合、有機結合的產物。這一特性，決定了魯迅雜文帶有鮮明的藝術特質，即集中體現出議論的形象化、理趣化和抒情化。（1）形象化。魯迅曾對自己雜文的藝術手法有一個基本的說明：“我的壞處，是論時事不留麵子，砭錮弊常取類型”，因此，他的雜文並不局限於描寫這一個具體的人與事，而要使它具有曆史的概括性和普遍性，成為這一類人和事的圖像和標本，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常取類型”。有時借助想象、聯想創造出帶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如“落水狗”、“叭兒狗”、“夏三蟲”、“二醜”等形象，“黑色的染缸”、“小擺設”等意象；有時以起綽號或漫畫方式，如“革命小販”和“洋聲惡少”；有時描摹人物的動作、聲口、心理，如魯迅嘲弄說，現在中國的“有根”學者和“尤其”的“詩人”是“互相選出”了（《無花的薔薇》）。（2）理趣化。魯迅強調雜文要有“趣味”，能引人發“笑”，能給讀者以“愉快和休息”，同時魯迅反對為“笑”而“笑”，為“幽默”而“幽默”，極力擯棄把“肉麻當有趣”的庸俗低級“趣味”。“含笑談真理”，不僅是魯迅雜文思想和藝術風格的重要構成方麵，也是魯迅雜文為讀者長久喜愛、傳誦不衰的一個奧秘所在。（3）抒情化。魯迅的雜文燃燒著鮮明的愛憎，洋溢著火熱的**，充滿著豐沛的詩情。真情是一切文學創作的藝術生命，雜文也是如此。魯迅的雜文是其真情的流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正如他在《七論“文人相輕”——兩傷》裏說的：“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魯迅雜文既不滿足於一般的就事論事，也不滿足於稍勝一籌的就事論理，他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表現，是情、理的融合。正是這一點，使魯迅雜文充滿了繁複多樣的審美意趣和令人醍醐灌頂的睿智雋思。它給予人們的不是什麽枯燥的論點或教條，而是情感的抒發與人生的啟悟。這一切，充分顯示了魯迅雜文是詩與政論的精湛融合。它既有強大的思想威力，又有綿厚的文學魅力，堪稱中國現代雜文的典範。

周作人（1885—1967）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與魯迅齊名，並稱“周氏兄弟”。他青少年時與魯迅有類似的人生經曆：時代的變動、家庭的變故、求學的過程、從事文藝的興趣等，幾乎是在類似的生活環境中走著近似的路。但後來卻走上一條曲折而複雜的生活道路，他曾以叛徒與隱士自許，最終二者都沒有做成。他出版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竹雜記》《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藥堂語錄》《藥味集》《藥堂雜文》《書房一角》《秉燭後談》《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散文集，其散文占有相當比重的是隨筆作品，尤其20世紀30年代後更熱衷於寫讀書筆記一類的作品。然而，最有影響的要數五四時期那組以“鄉土”為題材創作的抒情小品，以衝淡平和的文字，造成一種質樸清新、平淡悠遠的審美境界。因而，幾乎每一篇都可以尋到一兩幅意境清淡而又意味深長的鄉土風俗畫。這類小品文真正顯示了周作人的創作個性，並成為他對中國現代散文藝術的獨特貢獻。

周作人從小生活在有水鄉特色的文化古城——紹興。故鄉的一山一水，熏陶著他熱愛大自然的癖性。在他筆下，有婦女、小兒采著薺菜、黃花麥果、紫雲英等野菜的動人情景（《故鄉的野菜》）；有對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萍、漁舍、各式各樣橋的細致描繪（《烏篷船》）。他喜愛自然界中的生物，並在《草木蟲魚·小引》解釋：“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為什麽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第一點說明他在情感上喜歡親近自然界的生物；而第二點是作者的一種理性認識，明顯帶有成年人的眼光和心智，表現出智者的風範，處處流露出思想上的餘裕感。

當周作人以成年人的眼光和心智來追述過去的生活經曆、回憶故鄉的自然景觀時，其思維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被一種散文式的聯想所左右，且控製著每一次回憶片斷。在周作人的小品裏，這種散文式的聯想體現了兩個特點：一是信手拈來，引經據典；一是娓娓而談，散漫有致。這些顯示了周作人獨特的“散文意識”。他的名篇《故鄉的野菜》，就體現了這一特色。文中共講了薺菜、黃花麥果、紫雲英三種野菜，篇幅雖簡短，但涉獵古今、旁征博引、娓娓道來，絕無吃力持重之感。講“薺菜”，是因他妻子在西單市場買菜時，看到賣薺菜的事引發的。“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作者由此回憶浙東故鄉婦女小孩采薺菜的情景，並援引《西湖遊覽誌》《清嘉錄》記載的文字作佐證。對黃花麥果，作者寫道：“黃花麥果通稱鼠曲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麵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作者先從植物學角度作科學的描述，意在給讀者一個鮮明的印象。然後再敘說故鄉百姓習慣采這種野菜葉做糕，小孩很喜愛吃，清明掃墓時，大人們也把它當作祭品。最後又拉雜談及近年北京不複見黃花麥果的影子。而日本有一種“禦形”菜做的“草餅”，在北京買得到，但吃去總歸是日本風味，“不複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作者在這裏反複玩味、惋惜、感歎，流露出對故土的眷戀之情。談紫雲英時，作者也是先來一番描述，接著又以日本《俳句大辭典》裏的材料作引證，說明這種野菜的普及性。最後講到故鄉清明節時，上墳船總可以看到“在船頭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說明當時浙東上墳的習俗。總之，作者在介紹這些野菜時，由於平時知之甚深，思之已熟，因而講起來如數家珍，旁征博引，讓人讀來親切溫暖，韻味綿長。

周作人長期保持著對風物禮俗、民間傳說、童話兒歌等的濃厚興趣。他在《立春以前》中認為，這些東西最能看出平常百姓對人對神對自然的心態。“對於鬼神與人的接待，節候之變換，風物之欣賞，人事與自然各方麵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啟示。”在他的小品中，有與友人談論坐烏篷船的樂趣（《烏篷船》）；有介紹家鄉的釀酒法（《談酒》），也有玄談茶道、講究茶具、樂道江南茶館中的“幹絲”，以及老家有名的周德和“茶幹”（《喝茶》）。這些都是民間中頗具有特色的風俗禮製和風俗物品，表明作者對平常百姓生活的興趣和熱愛。如《烏篷船》是寫給一位即將到作者家鄉觀光的朋友的導遊信。紹興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要介紹的自然風物當然很多。但作者單拈出“烏篷船”來介紹，且不惜筆墨，花了不少的文字介紹其中一種最適用的烏篷船——“三明瓦”。不僅講到它的形狀、質料和布局，而且還著意渲染一下船頭頗具鄉土風俗的特點：“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作者寫出下層百姓一種粗俗的愛好和淳厚、質樸的審美觀念。又如《談酒》一文，作者寫“七斤公公”怎樣鑒定煮酒的時間：“隻須走到缸邊屈著身聽，聽見裏邊起泡的聲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兒童稱為蟹煮飯）的樣子，便拿來煮就得了。”作者用“螃蟹吐沫”作形象的比擬，道出鑒酒的深切美妙，寫得很地道，讓人玩味不已。這是周作人小品獨特魅力之所在。

在周作人的小品中，常常可看到信手拈來的野史、傳說、田園歌謠、兒童隱語和富有趣味的掌故。他在《歌謠》中說：“民歌的最強烈最有價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摯和誠信，這是藝術品的共通的精魂，於文藝趣味養成極是有益的。”同樣，他在《謎語》中，對“兒童以及鄉民多喜互猜，以角勝負”的謎語，也頗感興趣。認為“原始的製作，常具有豐富的想象，新鮮的感覺，醇樸而奇妙的聯想與滑稽，所以多含詩的趣味”。如《蒼蠅》一文中，作者形容蒼蠅搓手、搓腳的神態時，便援引一首紹興小兒謎語：“像烏豇豆格烏、像烏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須。”通過小兒的眼光和特有的想象，將蒼蠅搓手、搓腳的神情描述出來。這種聯想方式，是周作人小品文的獨到之處，也是作者博學而能“通”、讀書而能“化”的結果。

周作人的小品在反映民俗內容方麵相當豐富，而與之相協調，在藝術審美標準上，他主張簡素，愛好天然，講究寫平和衝淡一路的文字，重視“知識性與趣味性的兩重統製”（《燕知草·跋》）。這是他小品中這些最富有藝術個性的東西，很值得人們借鑒。

首先，明淨而悠遠的心境是形成周作人小品平和衝淡藝術風格的重要基礎。在他看來，生活要與現實拉開一定的距離，人們需要摒棄俗世的事務，而追求一種非功利化的生活“閑適”，他說：“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遊戲與享受，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北京的茶食》）因而，他早期寫的抒情小品，反映的不僅僅是純粹的鄉土眷念，而是更關注浸潤於“鄉土風物”上的生活情趣。

其次，周作人把“簡單”視為“文章的最高標準”。因而，語言的清新樸實、自然流暢，是構成平和衝淡藝術風格的又一關鍵因素。他在為俞平伯《燕知草》作跋時說：“有人稱他‘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不求華綺，不施脂粉，追求語言藝術的天然本色，成為他小品文的通俗平易、親切感人的特點。莊子說過：“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小品文中，他很嫻熟地運用民間口語，來豐富語言的表現藝術。例如：“這個年頭，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雖是京兆人，卻生長在東南的海邊，是出產酒的有名地方。”（《談酒》）“每日上午門外有叫賣‘菱角’，小孩們都吵著要買。”（《菱角》）“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隻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吃茶》）引文中的“這個年頭兒”，是北方人聊天的開頭語。“叫賣‘菱角’”，“吵著要買”，“多嘴”，這些都是下層百姓日常的生活用語，通俗、形象、簡潔，表明衝淡並不等於枯槁，簡單絕不是沒有情韻。因而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指出：“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很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徹底破除那‘美文’‘不可用白話’的迷信了。”

再次，“有知識和趣味的兩重的統製”，“造出雅致的俗語文來”，這也是周作人小品文雖平淡，卻很“耐讀”的一個重要因素（《燕知草·跋》）。看重文章的趣味性，主張文章寫得“俗”而“雅”，這與他長期以來喜歡從鄉村民俗中體味平凡的人情物理緊密相關，同時也是他本人一貫的藝術主張。他在《如夢錄》中說：“王阮亭評夢粱錄，亦謂其文不雅馴，蓋民間生活本來不會如文人學士所期望的風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難怪，而如實的記敘下來，卻又可以別有雅趣，但此則又為他們所不及知者耳。”在周作人身上，他秉承傳統文人學士的雅趣，比如玄談茶道，玩味酒趣，沉醉於烏篷船中聽雨的詩境。但同時，他又迷戀過去曾有一段在故鄉“十字街頭”的生活方式。這段經曆，影響著他的性格和嗜好，使他能夠接近俗文化，感受到傳統士大夫未曾體驗過的“別有雅趣”。

最後，我們也應當看到，周作人早期這些知識性、趣味性的抒情小品，雖然在開辟民俗視角方麵有自己獨到的審美探索，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它難免會給人一種供闊人摩挲賞鑒的“小擺設”之嫌。正如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指出，在“風沙撲麵、狼虎成群的時候”，時代更需要那種“堅固而偉大”、“鋒利而切實”的戰鬥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