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林語堂 梁實秋

林語堂（1895—1976）的散文創作開始於五四時期，他是“語絲派”的重要成員，表現出與魯迅一致的文化立場和戰鬥姿態，發表了一係列具有戰鬥性的文章，針砭時事，鋒芒畢露，嬉笑怒罵，愛憎分明，文風尖銳潑辣、酣暢淋漓，具有“浮躁淩厲”的總體風格，體現出林語堂作為一位民主主義者的戰鬥精神和思想風貌。林語堂在該時期創作的集戰鬥性、思想性與藝術性於一體的“語絲體”散文，記錄和見證了他作為一位民主主義戰士的戰鬥曆程，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在林語堂的創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價值。

進入30年代，因各種客觀原因和主觀思想的變化，林語堂與魯迅及左翼文壇逐漸產生矛盾與偏離，先後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等刊物。林語堂一改“語絲”時期激進的反傳統姿態，試圖在傳統文化中找到歸宿，認為道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根源，由此出發，林語堂大力標舉具有幽默閑適之風的語錄體小品文，並形成了以他為中心的“論語派”小品文。“論語派”小品文受到“公安三袁”所提倡的“性靈”小品文的深刻影響。林語堂認為：“自己見到之景，自己心頭之情，自己領會之事，信筆直書，便是文學，舍此皆非文學。是故言性靈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靈派之袁中郎袁子才，皆以文體及思想之解放為第一要著，第一主張打破桎梏，唾棄格律，痛詆抄襲。”[4]林語堂看重的是“性靈”文學的“性靈”二字和“文體及思想之解放”的思想精髓。什麽是“性靈”？關於“性靈”的詮釋，林語堂曾在《寫作的藝術》一文中認為，“‘性’指一個人之‘個性’，‘靈’指一個人之‘靈魂’或‘精神’”。事實上，“性靈”在林語堂的散文中內涵是多側麵的，涉及“自我”、“個人主義”、“文章生氣”等不同側麵的內涵，但總體來說，林語堂認為文章要表現作者的真情實感，“誠於己者，自能引動他人”，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文章是真個性、真性情、真靈魂的自然展現，自不必為格套定律所拘囿，以免妨礙情感的表達。

林語堂的小品文同時受到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國文化的影響，他積極引進西方幽默理論，形成其特有的幽默觀。1924年5月，林語堂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征譯散文並提倡“幽默”》，第一次將英文“Humor”音譯為“幽默”，並一直沿用至今，此時他把“幽默”隻是當成一種文藝風格來提倡。1932年，林語堂主編的幽默雜誌《論語》在上海創刊，此時他開始把幽默作為“人生大計”、“文學要津”來提倡。幽默之於林語堂首先是他的文藝觀，在他看來，幽默不同於諷刺和“滑稽荒唐者”，在於幽默不但能收到諧謔的效果，同時“同情於所謔之對象”，不僅有拉開距離的諷刺，同時應包含人生的哲理。他在《論幽默》中說：“幽默絕不等同於滑稽、逗樂，滑稽一詞應包含低級笑談，意思隻是一個人存心想逗笑。我想‘幽默’一詞指的是‘亦莊亦諧’其存心則在於‘悲天憫人’。”亦即“帶一點我佛慈之念頭”，對現實生活中的滑稽可笑之處進行溫和的戲謔，幽默更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5]這就把幽默上升到人生觀的層麵了。林語堂把幽默從滑稽、逗樂和低級笑談中剝離出來，從審美的角度對幽默進行了係統的介紹，把幽默作為文學創作上一種自覺的美學追求，並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創作。

以“性靈”和“幽默”兩大理論為基礎，林語堂主張小品文在題材和風格上“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要“語出性靈，凡方寸中一種心境，一點佳意，一股牢騷，一把幽情，皆可聽其由筆端流露出來”。[6]這種小品文以表現“性靈”為核心，采取一種幽默式、閑話風式的格調，沒有居高臨下地進行說教，也非指點江山式地高談闊論，而是像和老朋友毫無顧忌地促膝談心一樣，娓娓道來，說出真心話和知己話，令讀者有一種親切感，而又不乏幽默的感覺。《冬至之晨殺人記》是其幽默文學中的名篇。文章的開端，作者告訴讀者這裏是外國的冬至——聖誕節，“殺人”二字乃借用孔夫子的“中士殺人用語言”，而並非指真的殺了人。林氏幽默初見端倪。接下來交代“殺人”的原因：作者準備工作之時，有人來訪，從天氣說到往事，再議論時世，最後才談到所托之事，作者由此總結出世俗社交的四段法：“（一）談寒暄評氣候；（二）敘往事，追舊誼；（三）談時事發感慨；（四）為要奉托之小事。”作者指出，凡讀書人都不肯從第四段講起，像洋鬼子“此次來為某事”開門見山點題，而要繞一個大大的彎子之後，才說到本題，點出那最重要的“小事”。文章對中國人托人辦事、拉關係套近乎等客套虛飾之風進行了不動聲色的諷刺。在散文《記春園瑣事》中，作者以一種從容的心境，饒有興趣地記載園中人與物的瑣事，對於小狗阿雜的春情發作，作者幽默地說道：“我明白；他要一個她，不管是環肥燕瘦，隻要是她就好了。”林語堂善於從婚姻家庭中尋找生活的樂趣和蘊含的哲理，“成功的婚姻就是在你忍無可忍的時候再忍一次就可以獲得了。”“唯一快樂的男子是住在天堂裏的亞當，因為他沒有丈母娘。”“因為我們有這麽個會死的身體，以致於遭到下麵一些不可逃避的後果；第一，我們都不免一死；第二，我們都有一個肚子；第三，我們有強壯的肌肉；第四，我們都有一個喜新厭舊的心。”在近乎調侃的筆調後，蘊涵了作者對凡俗生活通透的勘破和樂觀的應對。

林語堂小品文的題材豐富多樣，無所不包，“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特別擅長對日常生活情趣的挖掘和發現，體現出閑適的風格。如《我的戒煙》《我怎樣刷牙》等文書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讀書與看書》《談話的藝術》妙論治學與讀書的藝術；《茶和交友》《快樂的問題》《看電影流淚》閑談如何享受人生；《發現自己：莊子》《休閑生活的崇尚》縱論人生的哲學。

林語堂的小品文語言不事雕琢、質樸無華，閑談式的筆調看似漫不經心、散淡平和，實際上是平中有奇、拙中見巧，引人發笑或富有哲理的思考。在《我的戒煙》一文中，有一段敘述作者艱難戒煙的文字，三個星期處於“昏迷”和“懦弱”狀態，“真是一段醜史”，其曲折的心理過程真是“罄竹難書”。文章用這幾個詞語來形容作者戒煙時的心理狀態，真可謂“大詞小用”，但在一種不協調的語義語境中，卻達到了一種出奇製勝的幽默效果。《秋天的況味》給讀者傳達一種秋天的感覺，這是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態的展現，猶如“抽雪茄煙時恍惚迷離的滋味”，“煙上熏熱、溫香的紅灰”，“一張用了半世的書桌”，“一本用過二十年而尚未破爛的字典”，“一塊塗熏黑了老氣橫秋的招牌”，“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文章在多種可觸可感的意象中表現出“情”態翩然的幽默。

林語堂所提倡的以“幽默”、“閑適”為特征的小品文，為中國現代散文“花圃”中增加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嶄新文體。他為中國現代文學首次引進了“幽默”的文學質素，促進了一種具有全新內涵的“幽默”文學的誕生與發展；其次，與中國傳統的“公安派”的“性靈文學”接上血脈，創造了一種“語出性靈”、清淡平和閑適的散文文體，總體上促進了現代散文多樣化風格、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從文學風格的豐富和文學文體的發展的層麵來說，林語堂小品文的貢獻功不可沒。但評價一種文學卻無法脫離特定時代背景和社會關係，林語堂是在“風沙撲麵、狼虎成群”的時代大力提倡“小品文”的，這也是林語堂在30年代遭到魯迅等作家批判的原因。魯迅在《論語一年》中批評林語堂在“炸彈滿空，河水漫野”的時代提倡“幽默”，實際上“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魯迅事實上指出“論語派”在民族陷入嚴重危機和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的時代背景下，回避政治而大力鼓吹幽默，專門刊載喝茶飲酒之類的閑適小品、談鬼說怪之類的消遣文字，而不見“掙紮與戰鬥”的文章，隻會引導民眾以所謂的小品文來躲避嚴酷的社會現實，終究會“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7]，客觀上起到渙散民族意誌、麻醉民族靈魂的消極作用。

梁實秋（1903—1987）是中國現當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學者與翻譯家，著述甚豐。梁實秋真正飲譽文壇始於其發表“雅舍小品”的40年代，當時，作者客居重慶北碚，“雅舍”指的是他與友人合住的六間陋室。這組小品寫作始於1939年，他應邀為重慶出版的《星期評論》寫專欄，以“雅舍小品”為欄目，每星期一篇，每篇兩千字，開篇之作名為“雅舍”，到1947年共完成34篇，1949結集於台灣正中書局出版，這就是《雅舍小品》第一集。移居台灣後，梁實秋又出版了《雅舍小品》續集、三集、四集，以及《雅舍談吃》《雅舍散文》等，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現當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雅舍小品》中大部分篇章完成於抗戰時期，總體上表現出一種閑適曠達、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雅舍》是《雅舍小品》的開篇之作，很能代表整部《雅舍小品》的情感基調和哲理趨向。“雅舍”是作者在重慶時的避亂隱居之地，也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經曆各種碰壁和磨難之後的靈魂棲息之所。作者在文中用心平氣和、不怨不懟的筆調娓娓描述了雅舍的簡陋。它“篦牆不固，門窗不嚴”，“不能蔽風雨，因為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頂濕印到處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擴大如盆，繼則滴水乃不絕，終乃屋頂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綻，素然一聲而泥水下注，此刻滿室狼藉，搶救無及”。但“‘雅舍’還是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居住在簡陋的“雅舍”中，作者能感受一種曠遠、靜謐與超脫的感覺。月白風清時，可“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湧，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細雨蒙蒙時候，“推窗展望，儼然米氏章法，若雲若霧，一片彌漫”。作者雖身處荒野，寄居陋舍，但卻能以一種常人難以擁有的超然灑脫態度來體味欣賞這種生活，體現了一種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寵辱不驚、優雅豁達的人生態度，這是作者在經曆風雲變幻、世事滄桑、人生磨難、人事糾葛、接受中西兩種文化影響後所形成的精神風貌的綜合體現。

中國知識分子慣從儒道那裏尋找精神的庇蔭所。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思想影響的結果，是中國的知識階層形成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態度。但考究中國曆史，曆代知識分子一生通達者少，窮途末路的時候多。因此，感懷傷世、悲老歎秋、消極頹廢的人生觀普遍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之中。梁實秋的人生觀雖受道家思想熏染，但一掃其中的消極頹廢色彩，呈現出積極明朗的色調。在《窮》一文中，作者告訴我們，人不能取消“窮”的存在或阻止“窮”的降臨，但必須正視它，“人的一生，就是和窮掙紮的曆史”。在《中年》一文中，他把40歲當做生活的新開端，“別以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四十開始生活，不算晚”，“中年的妙趣，在於相當的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從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體現出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雅舍小品》在取材上回避時代重大題材和熱點問題，也不談政治，多截取“小”的生活題材，關注身邊瑣事，男人、女人、孩子、客人、豬和狗，無所不談；汽車、理發、住房、送行、下棋，無所不寫。在細微瑣碎的生活題材中寄托情感趣味，描摹人生百態，展現世相人情，針砭人性弱點，思考人生哲理。《女人》一文中，作者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幽默的筆調，對女人的喜歡說謊、善哭、善變、話多、膽小、嘴雜等種種特性進行了善意的調侃和揶揄。而在堪稱姊妹篇的《男人》中，作者又以一種自嘲的方式，一針見血地刻畫了男性的髒、懶、饞、無聊、自私、談女人等缺點。《握手》《送行》和《謙讓》等文敏銳發現了中國傳統禮儀中所體現出的虛偽的人性弱點，《握手》一文，作者以親身經曆寫出了“握手”中所遭受虛偽的痛苦：“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為做大官者，那隻手不好握。”因為“他常常是挺著胸膛，伸出一隻巨靈之掌，兩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時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著，他並不握，他等著你來握。”這種程序化的、冷漠的被握，確實毫無真誠可言，但又不得不進行，所以梁實秋視之為痛苦。《送行》一文中，本應“純樸真摯，出之以瀟灑自然”的“送行”，卻成為和拜壽送殯一樣的應酬禮節之一。《謙讓》描寫中國的宴會中常見一種互相讓座的“謙讓”現象，讓座現場，往往是“你推我讓，人聲鼎沸”，但“直到大家的興致均已低落，該說的話差不多都已說完，然後急轉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該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並無苦惱之相，而往往是顯著躊躇滿誌顧盼自雄的樣子”。前恭後倨，表裏不一，虛偽的麵目昭然若揭，對“謙讓”這種中國傳統“美德”進行不動聲色的諷刺。握手、送行、謙讓等都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禮儀細節，因為熟悉，所以人們常常忽略和遺忘了對其真實本質的審視和把握，但作者卻能於這種司空見慣的生活細節中敏銳地發現其隱匿的虛偽本質，同時對孕育這種禮儀細節的儒家文化也進行了一種反思。如果說虛偽是一種來源於社會文化屬性層麵的人性弱點，而作者所針砭的“懶”、“饞”、“髒”等則是更接近於自然屬性層麵的人性弱點了。《雅舍小品》還有部分作品對現實世相進行暴露和嘲諷。《孩子》一文中，父母望子成龍，其目的是因為成龍後可以“掌財政大權，同時兼營投機買賣”，至於業務水平，正如《寫字》中所言，“隻會寫個‘行’、‘閱’、‘如擬’、‘照辦’，便可為官”；《醫生》展現了庸醫致人死命的劣技；《乞丐》生動刻畫了大後方庸碌的眾生相。《雅舍小品》雖被視為閑適散文，但並沒有忘懷社會，常能偶及時弊，於閑適筆調中時顯諷刺機鋒。這才是《雅舍小品》的全貌。

《雅舍小品》具有“知識性”的特色。由於作者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能在創作中涉古通今、旁征博引、融會貫通，穿插許多中外文化史上的趣聞佚談、俚語俗諺、人物典故、民俗風情，給人以知識性的趣味，是典型的文人散文與學者散文。《中年》一文調侃女士臉上頻添“蒼蠅屎”，不得不倍施脂粉，又“容易使人想起聊齋誌異的那一幕《畫皮》”，再引用施耐庵《水滸傳·序》所言，“人生三十未娶，不應再娶；四十未仕，不應再仕”，並與西洋諺語“人的生活在四十才開始”互相對比，得出中年自有中年的優勢的結論。《鳥》一文中則征引濟慈的《夜鶯》、雪萊的《雲雀》以及哈代的詩句。作者並非單純地羅列知識，而是試圖讓這些知識在幽默魔杖的點化下，閃現出機智的光芒，讓讀者讀後發出會心一笑。

《雅舍小品》具有“幽默性”的特色。《孩子》一文運用相聲式的“掉包袱”方法來達到幽默效果。文章開頭說：“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觀點出乎預料，接著闡明理由：“因為我親眼見孩子到處在做現在的主人翁”（掉包袱），並一一舉例：在家庭中，“爹媽全是在為孩子服務”，“最好的都要獻呈給孩子”，“孩子的健康及其舒適，成為家庭一切設施的一個主要先決問題”。接著，作者又特意幽默地把“孝子”解釋成父母“孝順孩子”，還借助一個幽默小故事，說明對孩子嚴加管教的重要性。作者事實上是勸告天下為人父母者不要溺愛孩子，但因為是通過幽默的方式表達，“忠言”也就顯得不“逆耳”了，而易於被讀者接受。《男人》一文則運用誇張手法來描寫男人之“髒”，營造幽默效果：“耳後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於種麥”，手絹“像是土灰麵製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團，而且內容豐富”，一雙腳“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黴幹菜再加糖蒜的味道”，“曾有人當眾搔背，結果從袖口裏麵摔出一隻老鼠”。梁實秋散文的幽默是一種與“俗幽默”相對的“雅幽默”，與“市民幽默”相對的“貴族幽默”，雖取材於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但能闡幽抉微，察常人所未見，發現人類個體生存的樂趣、意義以及荒誕，然後以智者訓諭世人的親切姿態，娓娓而談，讓讀者在其幽默的表達中得到哲理的啟迪。其散文諷刺的鋒芒節製適度，含蓄理性，謔而不虐，絕不咄咄逼人，既具有儒家君子的溫柔敦厚，又不失英美自由主義的紳士風度，顯示其優雅深湛的貴族修養和人文傳統。

《雅舍小品》的語言雍容典雅。梁實秋的西洋文化造詣精深，中國傳統文化修養亦很深厚，散文上尤喜唐宋八大家散文和晚明小品，在語言上，他有意識地融匯一些文言詞匯，仿寫一些文言句法，使用簡潔典雅的四字句和短句，形成了《雅舍小品》以白為主、文白雜糅、雅致含蓄的語言特色。

在中外文學影響淵源上，《雅舍小品》受到外國作家蘭姆、蒙田、艾狄生等人隨筆小品的影響。例如，蘭姆隨筆家常絮語的“閑話風”、含淚微笑式的幽默、注重“自我表現”、從瑣碎中發掘趣味的“觀察點”等特征給梁實秋以影響，梁實秋對之進行了“拿來主義”的吸收和創造，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晚明性靈小品不僅影響了《雅舍小品》的語言特色，同時其追求閑賞自適、神情風趣、獨抒性靈、選材的“小”與“近”等特征也對《雅舍小品》的創作不無啟示。

[1] 茅盾：《冰心論》，載《文學》第3卷第2號，1934-08。

[2] 冰心：《文藝叢談》（二），載《小說月報》12卷4號，1921-04。

[3] 何其芳：《給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見易明善編：《何其芳研究專集》，168頁，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

[4] 林語堂：《論性靈》，載《宇宙風》，第11期，1936-02-16。

[5] 林語堂：《論幽默》，見《林語堂文集》，第10卷，195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6] 林語堂：《敘〈人間世〉及小品文筆調》，見《林語堂文集》，第10卷，173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7] 魯迅：《論語一年》，見《魯迅全集》，第4卷，59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