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橋崖海須臾事

一

我喜歡旅遊，更喜歡在足跡所至的山川靈境中尋覓文學的根、詩性的美，體味活潑潑的宇宙生機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種光明鮮潔、超然玄遠的意象。

而腦子裏由於積澱著豐富的“內存”，每接觸到一處名城勝跡，都會有相應的詩古文辭、清詞麗句閃現出來，任我去聯想、品味。我也習慣於從那些詩文中發掘沉甸甸的記憶，演繹其間曾經發生過的一切，追尋那種“事外有遠致”的神韻。於是，曆史的神經與血脈，生命的歡愉與悲戚，在這裏就富有了詩性，富有了超越時空的魅力。

也可以說，這些詩古文辭使我背上了一筆相當沉重的情思的宿債，每時每刻都急切地渴望著對於詩文中的實境的探訪。那種情懷的熱切，大概不亞於思念故鄉、懷想親友、眷戀情人，有時竟達到欲罷不能的程度。

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樣是被一些古代詩文典籍牽引著。記憶中，前人何希齊有這樣兩句詩：

陳橋崖海須臾事，

天淡雲閑今古同。

正是它，把我引到了開封東北四十五華裏的陳橋驛。

這是一個普通至極的北方小鎮。低平的房舍，窄狹的街道，到處都有人群往來，卻也談不上熙熙攘攘。隻是由於一千多年前，這裏曾經發生過一起震驚全國的“兵變”，導致了王朝遞嬗，便被載人了千秋史冊，而成為中華名鎮之一。

唐朝末年，群雄混戰，藩鎮割據，形成了五代十國，分裂局麵持續了近半個世紀。後來成為宋朝開國皇帝的趙匡胤，當時不過是一個中層將領。由於跟隨後周世宗柴榮作戰有功，被提升為殿前都點檢，統領精銳的禁軍，擔負著防守京師汴梁的重任。這樣，他就開始確立了在禁軍中的統帥權威，有意識地培植了自己的勢力，暗地裏同其他禁軍將領石守信等結拜為“十兄弟”。

公元959年，後周世宗死去，七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是為恭帝，由他的母親符太後掌握政權。翌年元旦，河北鎮州、定州謊報遼朝和北漢聯兵南下，向後周進攻。慌急中，符太後和宰相範質等未辨真假，便派遣趙匡胤率領禁軍出城迎戰。趙匡胤的軍隊剛剛出動，汴京城內便傳播起“點檢做天子”的輿論。

正月初三晚上，大軍行至陳橋驛宿營，軍帳設在東嶽廟。深夜，軍中部將在趙匡胤的胞弟趙光義和歸德軍掌書記趙普的策動下，集結於軍帳之外，聲言要擁立趙匡胤為皇帝。趙匡胤裝作酒醉未醒，慢騰騰地起床坐帳，將士立即把一件事先準備好的黃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後一齊跪拜，高呼萬歲。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現在，陳橋驛還保留著關於這次事件的許多文物，主要有當年設過軍帳的東嶽廟，趙匡胤栓過戰馬的係馬槐，眾將領飲過水的古井和幾處大小碑刻等。東嶽廟創建於五代時期，為中州大地上的著名古跡。千餘年來，幾經修繕，現在，大殿已辟作展覽室，介紹陳橋兵變的經過。幾塊石碑上分別刻著清人顧貞觀、張德純和金夢麟等人即興詠懷的詩詞。

漫步古鎮街頭，玩味何希齊詩中的意蘊，不禁浮想聯翩，感慨係之。的確，從趙匡胤在這裏兵變舉事，黃袍加身，創建趙宋王朝，到末帝趙昺在蒙古鐵騎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盡，宣告趙宋王朝滅亡，三百多年宛如轉瞬間事。可是，仰首蒼穹，放眼大千世界，依舊是淡月遊天，閑雲似水，仿佛古今都未曾發生什麽變化。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命題，讓人們生發出許多感慨。不僅接觸到古人“通天盡人”的愴然感懷，體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為研究史事打開了一個新的視界，提供了足夠的思考空間。有人評說，何希齊詩中的寥寥十四個字抵得上一部《南華經》，自是誇張之言。但詩人“納須彌於芥子”，以少勝多、舉重若輕的涵蓋力，實在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想象的空間。

二

古往今來，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存在於時間和空間的一個交叉點上，無論人們怎樣冀求長久，渴望永恒，但相對於曆史長河來說，卻隻能是電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須臾。生命的暫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墮人一種莫名的失望和悲涼。但這又是難免的，因為隻要生活在具體的時空裏，每一個個體的人與事，就難免顯現出它真正的渺小和空幻。為了擺脫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長度，得到更多更多，無數英雄豪傑費煞移山氣力，耗盡無涯歲月，到頭來總不能如願以償，最後隻好悵然而去。大約隻有在宗教和藝術的幻想中，才可能侈談所謂“絕對的超越”。一切曆史隻能複活在回憶之中，一切“絕對的超越”，一切永恒，隻能存在於想象之中。

人生的曆程是不可逆轉的。任何人生命的時空，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一次性的。正是這生命的一次性，使我們從出生的一刻起，就麵臨著死亡，麵臨著結束。因此，作為個體的生命，暫居性便成了我們無可改變的狀態。在曆史的長河中，我們所能親曆的隻是時間中的瞬間。蓋世英傑也好，村野凡夫也好，無論是誰，分享的都隻是這個永恒世界中的短暫的現在。還是李太白說得透徹：“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明代著名學者楊升庵，晚年寫過一部《曆代史略十段錦詞話》，上起鴻蒙初辟之時，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三段的開場詞，是一首《臨江仙》，上闋是：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無非是覽史興懷，抒寫由滄桑迭變所引發的人生感慨。這裏化用蘇軾《赤壁懷古》的成句，巧妙地把長江東逝與人物遷流聯係起來。江水滔滔，今古無異，而曆史上匆匆來去的“千古風流人物”，卻如巨浪淘沙，消逝淨盡。

詩人縱觀曆史，思量世事，發現了一個令人嗒然無奈的事實:“是非成敗轉頭空。”萬千成敗是非，轉瞬間煙消雲散，與曆史長河相比，實在顯得非常的渺小與短暫。楊升庵對曆代盛衰興亡、千古英雄成敗的徹悟，與詩人何希齊的充滿哲理性的感慨，可謂異曲同工。當然，他並不是無謂而發的，裏麵滲透著他從自身的顛折遭際中所獲得的真切、實際的教訓。

楊升庵出身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四川新都的一個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父親楊廷和為內閣大學士，一朝宰輔，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兒子，也都是進士及第，因此，有“一門科第甲全川”之譽。他自己二十四歲中狀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經筵講官達十二年之久。早期的仕途上，飛黃騰達，春風得意。

後來，明武宗縱欲亡身，沒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之義，明世宗以同輩庶兄弟的身份繼統，於是，發生了承認皇統還是尊奉家係的所謂“大禮之議”的激烈論爭。楊升庵與皇帝意見針鋒相對，堅定地站在當時擔任宰相的父親一邊，極力主張承認皇統，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為父考，而稱其生父興獻王為叔父。當時，楊升庵心驕氣盛，放言無忌，而且，事後又糾集一些同僚撼門慟哭，因而重重地觸怒了世宗皇帝。在兩遭杖刑，死而複蘇之後，被遠謫雲南永昌衛三十餘年。轉瞬間就結束了仕宦生涯，由權力的峰巔跌人幽暗的穀底。這種政治上的起落顛覆，對他的打擊無疑是極大的。

但是，作為一代哲人，他從莊子那裏悟解了達生之道，認識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盡可奉行“模糊哲學”，等同地看待那些榮辱、窮通，是非、得失。隻要自己能夠克服心理上的諸般障礙，則對人間萬事盡可以弛張莫拘，舒卷無礙。恰如他在《臨江仙》詞的下闋中說的：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談笑中。

不要說後世的論者，即使他自己，數十年後，作為一個遠戍蠻荒的平頭百姓，徜徉於山坳水曲之間，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夠感到，當年拚死相爭的所謂“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的皇上稱父親為皇考還是為皇叔的“大禮”，不過是“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真個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了。

可以說，這首詞既是他多年謫戍生涯的真實寫照，刻畫出他以秋月春風為伴，寄情漁樵江渚的閑情逸趣，也是詩人賴以求得自我解脫，從一個方麵放棄自己，又從另一個方麵獲得自己的一種價值取向。正是這種超然物外，摒棄種種世俗煩惱，對個人的一切遭際表現出曠懷達觀的人生態度，幫助他渡過了漫長、淒苦的謫戍生涯，最後得以古稀上壽，終其天年。

而且，由於他投荒多暇，於書無所不讀，著述之富稱為明代第一，在哲學、文學、史學方麵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他的失敗促成了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慘痛失敗，為他在學術、創作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他在物質生活上的損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獲取，他以摒棄後半生的榮華富貴為代價，博取了傳之久遠的學術地位。

可是，正如古人所慨歎的：“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三

在陳橋驛，信步徜徉，我想得最多的，還是那位“一條杆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縱橫捭闔，睥睨一世的曠代梟雄趙匡胤。他在自立為帝以後，十七年間，主要開創了兩個方麵的事業：對外削平南方一些割據政權，對內加強中央集權，鏟除藩鎮勢力。兩者的目的卻是一個：保證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萬世一係。為此，可說是慮遠謀深，不遺餘力。

宋太祖受禪即位，南唐國主李煜是唯一前來朝賀的君主。爾後，南唐一直以附屬國的身份稱臣納貢，從無異誌，後來甚至主動撤去國號，自稱“江南國主”，進一步表示臣服。李煜本人由於酷信浮圖，留意聲色，屬文工畫，無心振興國家、強兵修武，可以說，對大宋江山構不成任何威脅。

但是，即使這樣，宋太祖也不想放過他。為了製造進攻南唐的借口，便指令李煜親自到京城朝拜。南唐一些大臣認為，李煜此去定被扣留，因此力加勸阻。這樣，正好墮人太祖預設的彀中。於是，以南唐有意“抗旨”為由，堂堂正正地派出十萬大軍進擊。李煜急忙派遣能言善辯的徐鉉，前往汴京麵聖，請求退兵。訴說南唐對大宋天朝一向百依百順，沒有任何得罪之處，現在，大兵壓境，似乎師出無名。宋太祖赫然震怒，不加任何掩飾地說：“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耶！”是的，“匹夫無罪，獲璧其罪”。狼要吃羊，難道還要說出什麽理由嗎？

一天，太祖向謀臣趙普提出了兩個問題：唐末以來，數十年間，為什麽走馬燈似的換了八姓十三個君主，爭戰無休無止？有什麽辦法能夠從此息天下之兵、建長久之業？這裏充分反映出趙匡胤積懷已久的心跡。應該說，他無時無刻不在思慮如何避免宋王朝繼五代之後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趙氏家族萬世一係的問題。

趙普的答複是：問題的核心在於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太祖又問：那麽，有何根治的辦法？答曰：隻有奪他們的權，收他們的兵，控製他們的錢穀。這樣，天下自然就會安定了。宋太祖連聲說，我懂了，我全明白了。原來，君臣二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宋太祖從自己據有天下的事實，看到手握重兵的人的極端可怕。就是說，異己的軍事力量，可以對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對既得政權的最大威脅。因此，對於身邊一些共同舉事的軍界首腦，產生了強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時刻加以防範。於是，趁慕容延釗與韓令坤二人出外巡邊、回京朝見的機會，首先解除了他們禁軍主帥的兵權，安排到外地當節度使；並且，此後不再設統領禁軍的殿前都點檢一職。

而禁軍將領石守信等有擁立之功，不好下令罷免，便實行了第二步棋：四個月後，利用晚朝機會，請這些禁軍宿將宴飲，酒酣耳熱之際，屏退左右侍從，太祖顯得十分親熱地說：如果沒有眾卿的擁戴，我是不會有今天的。然而，眾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實在是太艱難了，遠遠趕不上做個節度使那樣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臥啊！石守信等聽了，趕忙叩問緣由。他便接上說：我是擔心天下坐不安穩啊。皇帝的位置，人們都爭著坐。雖然你們沒有異心，然而部下總是希圖富貴，一旦有人也以黃袍加身，你們想要不幹，能辦得到嗎？

一席綿裏藏針的話語，使這些將領覺察到自己已經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將要招致殺身之禍。於是，紛紛泣謝叩頭，要求太祖指出一條“可生之途”。宋太祖就勢開導說，人生一世，猶如白駒過隙，所以那些期望富貴的人，都想廣積貨財，多享快樂，使子孫免受困乏，常保康寧。你們這一輩子也夠辛苦的了，不如交出兵權，前去地方任職，多買些良田美宅、歌姬舞女，日夕歡宴，以樂天年。我還要同眾卿結為姻親，君臣之間永無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嗎？

大家見皇上說得如此直白，便連連謝恩。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上表稱病，請求免去掌管禁軍的職務，到地方當節度使，太祖欣然同意。事後，為了兌現酒席上的承諾，安撫這些失去兵權的禁軍統帥，太祖也真的將一妹二女同他們結了姻親。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

四

在解除武將兵權的同時，宋太祖又起用一批文臣擔任知州職務，並在各州設置通判，使其權力與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長官權限，避免出現個人專權的弊端。地方上的軍事、民政、財賦、司法權限，全部收歸中央管轄。在中央，對宰相實行分化事權，相互製約的辦法，把軍事行政權分出，劃給樞密院；國家財政和地方貢賦劃給三司。這樣，宰相便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執政的群體，包括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來個人。任何一個相職都不能獨斷軍政大事，最後全都聽命於皇帝。

對軍隊更是嚴加控製。軍權一分為三，“三衙”負責日常管理、訓練，樞密院負責調動、發兵，最高指揮權歸於皇帝。禁軍之外，還有廂軍，其中精銳部分，全部收人禁軍，廂軍不再參加訓練，就根本不具備戰鬥力了。針對這一舉措，司馬光評論說，這樣一來，各地方鎮都自知兵力虛弱，遠不是京師的對手，自然誰也不敢再有異心，隻能服服帖帖，唯命是從。

為了防止將領出外作戰不受君命約束的情況發生，宋太宗更進一步實行“將從中禦”的對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親授事先擬好的“陣圖”，大自戰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都不得擅自改變；同時，派遣宦官監軍。結果，就像葉適所言：“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宋初立國伊始，即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崇尚禮義，聲稱“以孝治天下”，把孝經列為群經之首，作為宗室子弟和民眾的必讀書，目的在於杜絕犯上作亂。注重對曆史人物進行道德評價，宋朝統治者之所以猛烈抨擊唐太宗“殺兄篡位”，罵他“為子不孝，為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也無非是為了防止“玄武門之變”重演。有人也許會問：那麽，趙匡胤為什麽不提倡“忠君報國”呢？道理很簡單，他自己得天下的路子就不正，若是強調“忠君”，他總覺得有些嘴短。

為了趙氏王朝的萬世一係，趙匡胤、趙光義，這對開基創業的難兄難弟，真可謂嘔心瀝血，“機關算盡”。可是，曆史的發展常常是動機與效果大相徑庭，許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秦始皇唯恐詩書亂政，儒生造反，實行焚書坑儒、毀滅文化的絕招，可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謂“女主當昌”，民間又傳“秘記”雲：“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於是，太宗對疑似的人嚴加查治。默想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為武連縣公，處處帶著“武”字，莫非應在此人身上？遂調他出外，任為華州刺史，後有禦史彈劾他謀為不軌，幹脆下詔活活處死。可是，太宗竟沒有想到，嬌滴滴的武媚娘就在身旁，最後還是“禍起肅牆”。

宋太祖同樣也沒有料到，像當年後周的符太後領著剛剛七歲的周恭帝倉皇辭位一樣，三百多年以後，趙氏王朝的寡婦孤兒一謝太後和恰好也是七歲的宋恭宗，不得不遜位於元世祖忽必烈，亦步亦趨地重複了前朝亡國敗降的命運。元代詩人有這樣兩首七絕：

書事

劉因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

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宋太祖

北客

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

詩出兩人之手，內容卻不謀而合，都是譏刺宋太祖趙匡胤的。元將伯顏也曾對南宋的降臣說：“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曆史上的驚人的相似之處，確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五

走進原為北宋都城汴梁的開封市區，空間沒有跨出多遠，時間卻仿佛越過了千年，真有那種“一步走進曆史，轉眼似成古人”的感覺。曆史風煙在胸中掠過，那沉埋於地下的萬種喧囂與百代繁華，已經無聲無息，無影無蹤。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還在上演著各色的悲喜劇，生命也就同時間一樣，在文字傳承和現實記憶中彼此銜接著，而成為一頁頁的曆史。

整個古城，簡直就是一座充滿曆史回聲的博物館，古色古香，典雅凝重，這在中國七大古都中是獨一無二的。閑步街頭，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或者聽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天波楊府、包公南衙、大相國寺……可以說，每一條街巷都深藏著一段生動的史實，每一處古建遺址都埋伏下許多迷人的故事。

我以為，一個朝代給予人們的印象是深刻的抑或是淡漠的，未必和這個朝代的曆時久暫成正比例，往往同當時事件的密集度、人物的知名度以及後世民眾的關切度緊相聯係。比如，三國時期不過幾十年，可是人們卻覺得綿綿無盡，為時久遠，就因為鬥爭風起雲湧，矛盾層見錯出，豪傑、奸雄、智者、高人應有盡有，好戲連台，沸沸揚揚，異常熱鬧。宋代屬於又一種情況。由於《楊家將》《包公案》《說嶽全傳》等大眾文學流傳廣遠，深人人心，在人們印象中，宋代盡多忠臣良將、義士英傑，一派河清海晏、四境承平的景象。其實並非如此。

中國封建社會，到了宋代，經濟、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了巔峰，但已開始走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來說，除了宋太祖之外，也並沒有哪個是真正大有作為的。走筆至此，我倒想起一則軼事：宋初，華山道士陳摶乘白騾人汴州，途中聽說趙匡胤登基做了皇帝，高興至極，竟忘乎所以，以致從騾背上滾了下來。他說：“天下於是定矣！”還有一位自號“安樂先生”的道學家邵堯夫，寫過一首《插花吟》，有句雲：“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都屬過甚其詞。

實際上，當時的形勢遠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樂觀。北宋剛取得政權時，其統治區域隻限於黃、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帶。當時，北有契丹、北漢，虎視眈眈；西有西夏，日夕圖謀東進；西南有後蜀，坐險自大；南有吳越、南漢、南唐，占據著重要經濟地區，割據稱雄。太祖、太宗兩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時間，才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麵。爾後，太宗七年間兩度征遼，都慘遭失敗，不得不完全采取守勢。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時，遼軍大舉南下，直抵汴州以北的澶州，宋廷驚恐萬狀，甚至擬議遷都，最後與遼國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後期又麵臨著金人的大舉人侵。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這不必說了；終北宋之世，盡管沒有發生過大的內亂，但外患頻仍，兵連禍結，卻是公認的事實。

六

宋朝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它兼為古代中國修文之高峰與武備之穀底。這和立國以來一直奉行重文輕武、“守內虛外”的統治政策有直接關係。說到“輕武”，有人也許不以為然。因為在太祖、太宗眼中，“武”已經重到不能再重的程度，以至言“兵”色變，帶有一種恐懼心理。這是事實。但這種重武、懼武的心態發展到極端，必然走向抑武、貶武一途。這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於是，文人就成了政權的主要依靠對象，文人知州，文人人相，文人管轄軍隊，文人能夠較為隨便地議論時政，在宋代，文人得到了曆史上未曾有過的優越地位。

當然，這種“重文”，恰也說明，在宋初皇帝心目中，文人是無足輕重的，是最容易駕馭和控製的。據《宋史紀事本末》記載，趙匡胤曾經說過：我用百餘名儒臣分治百藩，縱使他們都去貪汙，其為害也趕不上一個武將。這最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實質。當然，曆史上常常出現“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不管原初的用意何在，隨著一係列政策、製度的確立與實施，重文輕武逐漸成為有宋一代全社會的普遍意識，客觀上也推動了整個文化的發展。

所謂“守內虛外”，可從宋太宗的論述中了解個大概。他曾對近臣說過：“國家者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特邊事耳，皆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宋史宋綬傳》）這裏反映出他對“外憂”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終北宋之世，一直把主要兵力，尤其是為數一半以上的禁軍的主力部隊，放在京師與內地要衝，以防備和對付“內患”。至於北部數千裏的邊界線上，則隻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個孤立的據點上；而且，戰鬥力極差。

蘇軾等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明確地指出，部隊中多是一些資望甚淺的人擔任將帥；而在第一線領兵的，“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至於兵員，素質就更沒法說了，“河朔沿邊之師，騎兵有不能披甲上馬者，每教射，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步兵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披甲持兵，行數十裏，即便喘汗”。

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追述前朝情景時，也曾說過：“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絕非勇武的鬥士。”“皇帝本人滿腦子裏都是女人，他的國土上並無戰馬，人民也從不習武，從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的《序》中也寫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幹戈。”

武備如此，自然無力抵禦遼、金、西夏的不斷侵擾。一部北宋對外作戰史，充滿了令人心喪氣沮的潰逃、敗降的記錄。單是北宋與契丹的戰事中，先後進行過八十一次戰鬥，獲勝的僅有一次。每一次敗績的結果，自然都是通過外交途徑屈辱求和。公元1005年，與契丹貴族訂立的“澶淵之盟”，開了有宋一代以金銀布帛換取屈辱和平的先河。此後，每年向遼、金、西夏輸納歲幣，都在百萬左右。

宋朝中、晚期，對待人侵之敵，先是“奉之如驕子”，後來淪為“敬之如兄長”，最後敗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張知甫的《可書》中，引述了紹興人的諧塘：人們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類比，說金人有柳葉槍，宋人有鳳凰弓；金人有鑿子箭，宋人有鎖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靈蓋。魯迅先生在引證這則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話時，憤慨地說了一句：“自宋以來，我們終於隻有天靈蓋而已！”

七

開封處於南北要衝，曆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卻又地勢坦平，無險可守，作為都城，從軍事角度看，存在著先天不足的明顯缺陷。但是，物產豐饒，四通八達，就經濟、文化的發展來說，又具有十分優越的條件，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十分適合平民百姓居住，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的都城。

這裏，雖然不具備漢、唐國都那樣宏闊的氣派和規整的布局，但它也沒有那種封閉式的裏坊之隔，牆垣之限，因而便於沿街設市，商貿流通。而且，店鋪不避官衙，所有的通衢小巷都可作為市場，就連最莊嚴肅穆的禦街，也變得熙熙攘攘，熱鬧喧雜，完全從冷漠、隔絕狀態中走了出來。

但隨之而來的，便是奢靡、享樂之風盛行，官僚經商趨於普遍化。

立國伊始，朝廷就實行了以經濟收買換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給予一些功臣宿將兼並土地的特權，使他們可以收取巨額地租，作為官商本錢；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豐厚的俸祿，加上高利盤剝，貪汙索賄，同樣具備經商的條件。他們競相動用官府車船偷稅逃稅，經營包括域外與禁榷的各種物資，獲取高額利潤。真宗朝，兩浙轉運使和鎮州知州，在倒賣金銀布帛的同時，還從事販賣人口生意。這種雄厚資本與政治特權的結合，不僅使國家財政遭受極大的損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嚴重腐敗。

據《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宋初，太祖、太宗十分厭惡奢靡，躬行節儉。公元964年，北宋掃平了後蜀，亡國之君孟昶來到開封，獻上一個裝飾著七彩珠寶的尿壺，太祖見了，怒形於色，當即擲之於地，令侍從把它敲個粉碎，並氣憤地對孟昶說：“一個便器就這麽講究，那麽，你該用什麽器具來貯藏食物？如此驕奢**逸，怎麽能不亡國！”

但是，由於建國後皇家鼓勵開國功臣及時退休，蓄養歌僮舞女聊以自娛，爾後，這種風氣逐漸在社會上彌漫，每逢宴會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時出來歌舞承歡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輔之尊，日日以飲酒賦詩為樂，每會賓客，必有宴飲。從北宋的許多文人常為歌女演唱而寫作，且多沿襲五代《花間集》的傳統，可知一代文風是和當時的世風時尚緊密關聯的。

在內憂外患頻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極度奢侈**靡。汴梁城內到處布滿酒樓、食店、妓院、戲場。宋代詩人劉子暈，青少年時代曾久住開封，“靖康之禍”發生後，他回故鄉福建做官與講學，憶起當年在東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寫了《汴京紀事》詩二十首，其一曰：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當時的樊樓三層高聳，五樓相向，彼此飛橋橫架，明暗相通，為東京城內酒樓之最。當時，像這樣的星級大酒店有七十二座，每家飲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鋪多達六千四百家。這從《東京夢華錄》和名畫《清明上河圖》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記懷的是州橋夜市，它是東京著名的景觀之一。劉昌詩在《上元詞》中做了生動的記述：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

家家簾幕人歸晚，處處樓台月上遲。

花市裏，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

都人隻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備述故都太平景象，其中已隱伏著後日的危敗之由。

宋徽宗趙佶更是把這種驕奢**侈之風推向極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爛，在曆代的皇帝當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時間，在京城東北部修起一座“萬歲山”，範圍超過北宋皇城的三倍。裏麵峰巒起伏，曲池環繞，山林蓊鬱，樓閣參差，是當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大皇家園林。為了讓這座“萬歲山”有一種雲霧繚繞的氛圍，親信們叫人做了許多油絹口袋，弄濕後掛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氣，然後把口紮上。待皇帝到來再打開口袋，水汽外溢，宛如雲霧蒸騰，名為“貢雲”。

為了滿足以趙佶為首的統治集團的享樂要求，特意在蘇州、杭州設立了應奉局、造作局，隻要發現士庶之家有奇石異木，便即用封條做記，收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專門運送“花石綱”的船隻，舳艫相接，數月不絕。這座園林後來毀於金人的戰火。人們在一座建築的盤龍柱上刮下金屑達四百多兩，其豪華富麗於此可見一斑。

元代詩人李溥光詠歎道：

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峰會使九州貧。

江山假說方成就，真個江山已屬人。

詩句是說，萬歲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時。這一假一真，諷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當時，還有一首詠《萬歲山圖》的七絕：

萬歲綱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時枯。

阿誰種下中原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詩人的一腔怒氣未敢直接發向皇帝，結果對著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擊的效果卻是一樣的。

八

綜觀有宋一代的興衰史，益發相信魯迅先生的警辟的睿斷。他說，無論什麽局麵，當開創之際，必靠許多“還債的”；創業既定，即發生許多“討債者”。此“討債者”發生遲，局麵好；發生早，局麵糟;與“還債的”同時發生，局麵完。在隋代，“討債的”煬帝楊廣緊跟在“還債的”文帝楊堅腳後出現，結果二世而亡。趙匡胤創業一百四十年後，才出現趙佶這班“討債者”，此亦北宋不幸中之幸也。

汴梁城毀於金人戰火，加上後來幾次黃河泛濫，致使往日的千般綺麗，萬種繁華，一股腦地被深埋地下。前麵說過的那座“州橋”，當時汴河流經其下，天街貫穿南北，備極繁華之盛，不然，“青麵獸”楊誌也不會跑到那裏去賣刀。可是，這次在開封，當我要尋覓它的蹤跡時，東道主卻說，遺憾得很，它已經隱匿在五米土層之下了。這也沒有什麽奇怪的，畢竟是“往事越千年”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古城麵貌，說是宋城舊跡，其實，乃是清代的孑遺。

英國文學名著《簡愛》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爾德府，目睹物是人非之慘景，曾喟然歎道：一切沒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經變得麵目全非了。盡管這話十分警辟，但卻並不準確，沒有生命的同樣也在變化。一千多年前，李白寫過一首《梁園吟》，有句雲：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

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說的是山河猶是，人事已非。於今，不要說梁園、萬歲山，連那滔滔滾滾的汴水也已**然無存，早就淤成了平地，隻剩下“汴水秋聲”四個字，作為“汴京八景”之一，留存在方誌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