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征服
一
考究曆史上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會把握一個處於核心地位的話題。說到北宋，總也繞不開“重文輕武”“守內虛外”這個屬於戰略性的決策；而論及大明王朝，人們立刻會想到“宦官政治”“權閹肆，禍如林”。那麽，金源王朝的曆史，什麽是核心話題呢？恐怕非“漢化”莫屬了。
這個話題說來就長了。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創建大金國之前，女真族還處於部落聯盟的社會形態。對遼朝用兵之始，本民族尚未形成文字，由於言語不通，又沒有文字可以表達意向，遇事輒以射箭為號。民眾不明歲時節序，沒有紀年知識，見一次草青便算過去一年。即使是上層貴族，也沒有種種歲時活動，不知生日時辰。後來，受漢族風習影響，從皇帝、大臣開始，各自選擇吉日作為生辰，比如，金熙宗選定為七夕，粘罕選定的是元旦。
當時的上京，實際上隻是一個較大村寨聚落。“皇帝寨”之外，還有“太子莊”“國相寨”等，都是植木為柵，十分簡陋。都城外無城郭，內無宮室，四顧茫然，清一色都是茅草覆蓋的土房。居民隨意往來，車馬雜遝而過，自“前朝門”至“後朝門”盡為出人之路，並沒有什麽禁製。北宋使臣馬政等來到這裏，太祖首先安排他們隨駕出獵，歸來後，指令幾個兒郎各具酒肴，款待使者。待朝廷正式宴請時，太祖與大夫人於炕上設兩個金裝交椅，並肩而坐。他對使者解釋說:“我家自上祖留傳，即是如此風俗，不會奢侈；隻住此類房屋，冬暖夏涼，不另修宮殿，免得勞費百姓。請勿見笑。”
根源於原始的自然產生的民主製文化，金朝立國之初，仍然實行軍事民主製。史載：當時，“有事集議，君臣雜坐，議畢同歌合舞，攜手握臂，略無猜忌”。討論問題時，大家圍坐在一起，就著沙地隨畫隨議，討論完畢即全部塗掉。為了廣泛聽取各方麵意見，臣下發表看法時，由地位低、年紀輕者先講，各陳其策，君主最後擇善而從。
其時雖有君臣之稱，而無尊卑之別。太祖、太宗和普通的女真族臣民一樣，“浴於河，牧於野”，樂則同享，財可共用。至於車馬、屋舍、服飾、飲食之類，與一般臣僚均無明顯差異。皇帝唯一特殊的，是有一座供開會使用的乾元殿，也並非坐落於戒備森嚴的宮禁之中，僅栽植一道柳牆加以圍攏。大殿中環繞四壁搭置土炕，每逢開會，臣僚雜坐於四麵炕上，由太祖後妃恭侍飲食。在皇宮內廷裏，如遇下雨積水，後妃們即脫去鞋襪，赤腳走在“禦道”上。這些，都體現了當時完顏家族與普通臣下的平等關係，反映出當時的淳樸風尚。
在女真軍隊中，當時上自大元帥，下至百戶長，上下級之間，軍官與士兵之間，飲酒會食，有如父子兄弟，比較隨便，彼此情通意洽，很少產生隔閡和疑忌。行軍打仗之前，軍事首長召集部下官兵聚餐、會飲，一邊吃喝，一邊議事，主帥很注意聽取各類不同意見。戰役結束，長官主持全體大會，兵丁場上環坐，由參戰有功人員據實自述勞績，其他人員參與考核。偶爾出現賞罰失當，有欠公允，可以隨時更改、調整，準許當事人進行申訴，發表不同意見。
北方少數民族沒有太多的文化積澱，自然也不存在濃重的舊習的因襲和曆史的負累。除了野蠻、落後的一麵，在文化心理、社群關係上，還保持許多原始的健康成分的底蘊。苦寒的氣候，遼闊的原野，艱難的生計，賦予女真族以豪勇性格、強壯筋骨、質樸民風，和衝決一切的蠻勁，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們刻苦耐勞，勇於進取，擅長騎射，能征慣戰。因而，在完顏阿骨打這個女真族的卓越的統帥指揮下，鐵騎所至，望風披靡，奇跡般地戰勝了軍事力量超過自己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強大對手。十一年間，即撲滅了立國二百零九年的遼朝。然後由太宗完顏晟接手，又吞噬了北宋王朝這個龐然大物，也隻用了兩三個年頭。
二
當然，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女真上層統治集團，也和前朝的契丹、身後的蒙古一樣，當他們從漠北的草原跨上奔騰的駿馬馳騁中原大地的時候，都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自覺不自覺地經受著新的文明的洗禮，麵臨著一場勃興與衰頹、生存與毀滅的嚴峻考驗。
本來，女真人主要是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帶，從事漁獵和粗放型的農耕以及作為經濟補充的定居型的畜牧生產，與生活在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有很大的區別；而與漢族人生活方式則比較接近。這是他們接受“漢化”的重要背景條件。又兼隨著金人鐵騎的軍事擴張，以及作為金朝基本國策的大批漢人北遷和女真人的徙居中土，使他們有更多的機緣與漢文化接觸。這樣，他們便麵臨著一個極為嚴峻的現實課題，就是作為文明程度相對低下的女真族與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漢族自然融合與同化的問題。民族融合的首要條件，是必須各族人民在一起生活。而金代統治者挺進中原的軍事行為和“內遷外徙”的重要國策恰恰提供了這一條件。
北宋時期，高度發展的中原文化，對女真這個北方遊獵民族的吸引力和融攝力是巨大的。儒家思想是漢文化的核心。金太祖時，一批望風歸順或被迫羈留的遼、宋兩朝漢官，首先把儒家思想帶了進來，並為金王朝初步製定一套君臣朝儀製度，受到了舉朝歡迎。熙宗朝，正式確認儒家思想為其統治思想。鑒於熙宗和海陵王先後慘遭殺害，篡弑行為屢屢發生，金世宗踐位後，更把中原地區儒家的忠君、孝親的綱常倫理，視為維護統治、調協君臣關係的法寶。
從鐵一般的事實中，金朝君主逐漸領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要鞏固已經取得的統治地位，進而統一全國、君臨天下，還須在創建“劍與火”的赫赫武功的同時，有效地飽吸漢民族的文化乳汁，全麵借鑒曆代中原王朝治國馭民的統治經驗。
金朝統治者出於對文化載負者的敬重和對漢文化的認同，早在立國之初，就采取了“借才異代”的特殊政策。他們多方延攬中原文士，曾經委派專人赴山西訪尋北宋名臣富弼、文彥博、司馬光的子孫;還發出詔令，要求河北各州縣四出尋索進士、舉人。對於由宋人金的使者，特別是碩儒名士，他們都設法加以挽留。為了羅致人才，金太宗於天會元年實施開科取士。滅遼、侵宋過程中，女真統治者曾反複強調，必須盡力保護圖書典籍，並指名索要國子監博士和太學生。汴京城破，金廷明令戒殺儒士，說“秀才懣愨，忠孝為國，不要殺他”。
隨著北宋王朝傾覆，徽、欽二帝被擄，大量中原文物盡人女真鐵騎的囊橐。從顯形文化範疇的禮樂、儀仗、典籍，到隱形文化範疇的封建等級製度、儒家正統觀念以及講排場、圖闊氣的貴族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女真統治者的傾慕。他們並沒有把中原文明付之一炬，而是毫不遲疑地主動地接受了漢文化的浸染與熏陶。
其時，舉凡文字創立，教育、科舉、官製、典章、禮儀的實施，都大量吸收了漢文化的質素。在最高統治者的帶頭倡導下，通過與漢文化的融合，金源文化的形態與結構得以迅速改觀，政治、經濟和整個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對於這個建立在馬背上的帝國的鞏固與走向成熟，起到了催化作用。當然，其間也包含著頗大的負麵效應。
三
據《大金國誌》記載，太祖之孫、第三代君主熙宗完顏亶，自幼即十分聰悟，後來跟隨長輩南征中原，接受燕人韓昉和中原儒士的教誨，遂醉心於漢文化，平日儒服打扮，喜歡詩詞、書法和弈棋、象戲，所交遊的都是一些文墨之士，這種生活環境決定了他的文化選擇，從而完全丟掉了女真族固有的文化傳統。他對女真的開國舊臣竟斥之為“無知夷狄”；而他在這些耆宿舊臣眼中，則“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
熙宗非常明朗地表示：“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他可以算是金朝第一代的漢化女真人。登極之後，出巡燕京，長達八九個月，流連忘返，樂不思歸。古老而豐富的幽燕文明，包括中原皇帝威儀萬方的無上尊榮，漢族士子詩禮蔚然的儒雅風流，以及樓閣的巍峨，弦歌的優美，街市的繁華，生活的瀟灑，都使他如飲醇醪，既愉悅了身心，又大開了眼界。
曆史上，從陳勝到劉邦，這類草莽英雄初踐皇位時，都曾遇到過如何製定禮儀以建威嚴的現實問題。陳勝剛剛稱王，原來一起傭工的夥伴跑來要見他，門衛不給通報，他們便在街頭攔住陳王的乘車，並大聲呼叫著他的名字。沒奈何，陳勝隻好載上他們一起回來。進了王宮，看到宮室之美、陳設之精，這些人又指手畫腳，議論短長，鬧鬧嚷嚷，不成體統；不僅隨便進進出出，而且講些陳王的不盡光彩的舊事。為了維護王者的尊嚴，陳勝接受侍臣們的建議，索性把他們殺掉了事。結果呢，很糟很糟，一些老朋友都相繼走開，躲得遠遠的，再也沒有人親近他了。
劉邦即皇帝位，雖然也曾遇到過類似麻煩，但是，由於身旁有幾個懂得“周公之禮”的儒生幫忙，情況便大不一樣。當時群臣喝醉了酒，個個爭功邀賞，有的狂吼亂叫，有的拔劍擊柱，弄得高祖十分煩苦。儒生叔孫通便為劉邦出主意：依照先王舊製，明尊卑之序，定君臣之禮。禮儀一定，有章可循，人們的行為受到了規範，朝廷內外立刻井然有序。那些共同起事的將領，無拘無束慣了，這回都變得服服帖帖，一個個規行矩步，跪拜如儀。劉邦高興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金熙宗同樣嚐到了這個甜頭。在燕京期間，身旁的一大批儒臣，每天都投其所好，大唱讚歌，講些諂諛媚上的話，教之以宮室之麗，府庫之盈，服禦之美，燕樂之侈，妃嬪之盛，乘輿之貴，禁衛之嚴，禮儀之尊。這樣，熙宗便接受了群臣所上封號，初禦袞冕，始備法駕，美得“不亦樂乎”，光是儀仗隊就動用士卒一萬四千多人。
返駕回鑾之後，熙宗也在會寧府設立儀衛將軍，禁止親王以下佩刀人宮，出則清道警蹕，人則端居九重，大臣勳戚要到規定時間方得朝見，而且也效仿漢家製度，臣下麵君必須拜伏階墀。早在幾百年前，唐代詩人駱賓王就曾詠歎過：“山河千裏國，宮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熙宗此刻也正是這樣，安坐在金鑾殿上，飽享天子的安富尊榮。自此，君臣上下迥分霄壤，確立了皇帝的專製威儀，擯棄了建國之初君臣、尊卑、貴賤混同的禮俗。在爾後的八九年間，熙宗對朝廷的職官製度、地方行政製度、法律製度、禮製、儀製、服製，以及曆法、宗廟製度，都進行了全盤改革，呈現出“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的局麵。
四
海陵王完顏亮也是太祖之孫，從小就接受了係統的漢文化教育，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其父完顏宗幹為熙宗朝推動女真族學習漢製、改革女真舊俗最為得力的權臣政要。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完顏亮，殺掉熙宗，登上皇帝寶座之後，自然會在女真“漢化”方麵邁出更大的步子。遷都燕京是其決定性的一步。這一舉措，表明了他以最大的決心加速推進改革，強化中央集權；並主動介人漢人居住地區，與漢族地主、官僚進一步結合，消除民族間的對立，鏟削氏族貴族的特權，徹底同女真舊勢力決裂，走中原封建製的道路。
爾後，海陵王為部下所殺，由同是太祖之孫的完顏雍踐位，是為金世宗。初始階段，他對完顏亮遷都燕京和女真急劇“漢化”所帶來的種種後果是深感不安的，他擔心長此下去，女真族的子孫後代會“數典忘祖”。接受前朝教訓，為了籠絡宗室貴族，他一上台即聲討海陵王搗毀上京的罪行，恢複上京名號，重建宮室、宗廟，並親臨上京巡幸，同據守在這裏的本族元老派勢力一道，進行抵製全盤“漢化”的鬥爭。世宗強調宗室子弟必須說女真話，學習本民族文字。當時，女真人改漢姓、著漢服、習漢俗的現象極為普遍。世宗痛斥說：“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通過開展各種活動，倡導恢複女真古風，並於大定十三年、十七年先後兩次頒布禁令，不許女真人改用漢姓和著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世宗對於恢複女真族習武、騎射，尤為重視。他多次號召，要通過整軍經武，重振故國雄風。一次，南宋賀生辰使到達燕京，按慣例，雙方要舉行宴射活動。宋使射中五十，而金廷衛士隻射中其七。世宗當場批評他們“飽食安臥，專務遊惰”，從這裏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但是，當時“漢化”傾向已成不可遏止之勢，不管如何下令製止，都無法阻止這種社會風尚的蔓延。而世宗本人，認識與實踐也並不一致。雖然他嚴苛指責海陵王忘本棄祖，而他自己卻也同樣醉心於中原文化。他和前麵的完顏亮以及後來繼承大統的金章宗完顏璟，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君主帶頭吟詩填詞，無疑會產生強大的號召力，成為風行全國的“詩教”，從而逐漸形成強勁的尚文崇儒風氣。
其實，這種浸染漢習、修文偃武的風尚，主要還是由金朝幾代皇帝帶動起來的。原來，在“漢化”方麵，金朝與遼朝有所不同。遼朝吸收漢族士子，主要著眼於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不在於借鑒文化；遼朝的帝王對於漢文化也並沒有頗大的興趣；而金朝則不然，漢族士子對於吏治並沒有太多的建樹，隻是在文學方麵大顯身手，而這方麵，恰恰得到了中、後期的金朝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對於君王們一意崇文尚儒，一些女真軍事貴族早就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一天，金世宗正在與諸王、大臣賦詩唱和，著名軍事家完顏兀術的兒子、武將完顏偉實在抑製不住內心的不滿，闖進去叩首直言，說：
我國起自漠北，君臣將帥憑借著強大的武力與雄才偉略，得以滅遼吞宋，諸番懼服。近年來，遼、宋亡國遺臣，以華文麗采敗壞我們的淳厚土俗，不能不引起應有的警惕。當前，南宋誌在恢複，蒙古更不受調役，西夏亦複屢次犯邊，而本朝的軍威與武備，已經大不如往時。可是，皇帝卻從來不談論兵事，把戰將們拋在一邊，認為同這些人無話可說；隻是讓文士們朝夕守在身旁，難道要靠那些整天玩弄詩詞的人去上陣殺敵嗎？
這一席酸中帶苦的悻悻之言，充分暴露了一些軍事貴族久積胸臆的憤懣情懷和憂患心理。
金世宗號稱中興令主，在舊代史書中有“小堯舜”之譽。盡管其中不無溢美的成分，但此後的二十餘年，確曾出現過治平景象。當然，裏麵也隱伏著深重的危機，晏安鴆毒，軍無鬥誌，正在逐漸成為金朝中、晚期的不治之症。世宗之後，整個國運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曆史現象，就是：頹勢一經形成，便如病人膏肓，不但無法逆挽，而且總是愈演愈烈，直到最後徹底垮台。
五
回過頭來看，當日女真貴族從本集團的切身利益出發，種種憂慮和不安都不是無謂的。盡管以他們所處的社會時代和認知能力，不可能解讀深藏其中的文化價值哲學的底蘊和社會曆史發展規律，但直觀的感覺在提醒他們注意：作為勝利者，女真貴族集團在充分獲取、享用漢、遼文化碩果的同時，也在吸收這兩個封建王朝的消極、腐朽的東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質素漸漸地丟掉。此之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者也。
是的，從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騎”，到繁華都會的“燈火春風十萬家”，對於一個世代生長在艱苦環境中的質樸的民族來說，無疑是十分嚴峻的生存考驗。作為統治集團利益的代表，他們當然不能忽視這樣一個至關重大而又無法回避的課題：在政治製度、民族素質、文化情境、社會心理方麵，如何割除腐敗、奢靡的腫瘤，振作民族精神，克服晏安積習，保持本民族所固有的優勢？
女真人的全盤“漢化”，徹底改變了其傳統的生活方式，養成他們驕惰奢靡、晏安逸樂的生活作風，從而使這個一度生氣勃勃的民族最終走向衰落。正如金世宗對臣僚所說的，山東、大名一帶的一些軍事貴族，驕縱成性，本人不親稼穡，也不讓家人從事農作，而是全部交給漢人去耕作，坐取租金而已。富裕之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而生活尚不富裕的也爭相效仿。有的則“種而不耘，聽其荒蕪”，甚至靠出賣奴婢和土地來維持其寄生生活。即使是生活在金源內地的女真人也同樣染上了懶惰奢靡之風，“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而女真官僚“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遊**”。
女真人的全盤“漢化”，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使得這個昔日強大無比的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變得不堪一擊。當日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顏阿骨打，僅用了十一年的時間，就將遼、宋兩大帝國徹底征服。那時的女真人何以如此強大？《金史兵誌》上說：“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然而，僅僅三四十年之後，隨著南遷內地，女真人就漸漸浸染了中原浮靡驕惰的積習，而盡失其昔日的勇銳。女真人的“漢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昔日的好戰精神和勇敢無畏的性格。宋人對此做過比較：
金人之初甚微，……當時止知殺敵，不知畏死，戰勝則財物、子女、玉帛盡均分之，其所以每戰輒勝也。今則久居南地，識上下之分，知有妻孥、親戚之愛，視去就、死生甚重，無複有昔時輕銳果敢之氣。
更有甚者，是到了金朝晚期，宣宗完顏珣經受不住蒙古鐵騎的襲擊，從燕京倉皇逃竄到汴京。像當年的宋徽宗一樣，整日間醉生夢死，縱情聲色，倚紅偎翠，笙歌不絕，似乎強敵的威脅根本就不存在。主荒於上，臣嬉於下，把一個好端端的江山弄得一塌糊塗，不但武備虛弱不堪，而且，文治也無從談起。
女真人從尚武到不武的轉變，給大金王朝的國運興衰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借用一句元人的話來說，就是“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
六
人，既是社會文化的創造者，也是社會文化的製成品。一方麵，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時地接受一定文化的傳播，又必然不時地擯棄著某種文化；另一方麵，人類創造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做反向的運動與轉化。這種文化上的悖論，似乎有意地開人類的玩笑一創造的結果、最後的效應，恰好同原初的願望悖反。
這裏，我想到十九世紀初發生在歐洲的一則軼事。在沙皇亞曆山大的親自率領下，帝俄軍隊與奧、普等反法聯軍一起追擊拿破侖的部隊，馳騁在歐洲大地上，並以勝利者的身份進駐巴黎，算是徹底打敗了法國。可是，當俄軍撤離法國凱旋時，人們卻驚奇地發現，這支軍隊已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濡染。戰士們回到俄國，見到城鄉中依然盛行著農奴買賣製度和殘酷的肉刑，不禁為之義憤填膺，紛紛起來抗議。這又是沙皇亞曆山大始料未及的。
類似問題也出現在蒙古帝國。開國的成吉思汗大帝，武功赫赫，橫掃亞歐大陸，那該是何等強盛啊！可是，幾代傳承之後，就一步步走向式微。蒙古軍一旦住進繁華的農耕區，很快便在歌舞狂歡、酒肉征逐中敗下陣來。不出百年，就腐敗得將軍拉不開弓，戰士跑不動馬，麵對著漢族的起義軍一觸即潰，最後，末代皇帝隻好從繁華的大都狼狽地逃回草原，逐漸地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光華奪目的軍威，在人類古代戰爭史上，終於像彗星般一掠而過的事實表明，文化落後者是不可能長久保持武力征服成果的，到頭來終將在思想上、文化上潰敗於被征服者。
上述情況也說明了，彌漫於當日金廷上下的種種殷憂是無濟於事的。某種文化世界一經被創造出來，便不以某些個人的意誌為轉移，而是作為一種超越自我的異己力量客觀地存在著，它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這裏反映了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金章宗完顏璟是他的祖父金世宗在世時親自指定和培養的繼承人。完顏璟由金源郡王晉封為原王，操女真語人朝謝封。其時，世宗正在大力倡導保持女真舊俗，見狀大喜，對群臣說：“朕曾詔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習之最力，朕甚嘉之。”可是，正是這個原王，即位後，大倡文治，崇尚儒雅，整天談經論道，寄興吟哦，每當發現群臣中工於詩文者，必定記下姓名，拔擢到要害部位；正是這個原王，推行漢化最堅定，也最見成效；正是在他當政時期，最後完成了女真社會的封建化；也正是這個原王，像宋徽宗一樣醉心文藝，偏好宋徽宗的痩金體，書法專學徽宗，筆跡酷似，以至後人難分彼此。因而宋人傳說:金章宗的母親，原是徽宗一位公主的女兒。所以，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章宗年號）為盛”。
女真漢化，亦即封建化的進程，直接推進了金源文化的發展。不過幾十年時間，就從建國之初尚無文字，發展到大定、明昌之際文化上的巨大躍遷，以至自立於唐、宋之林，以文治見稱於史冊。有金一代，不僅詩詞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而且，院本、雜劇與諸宮調也在後來的文學史上放出了異彩，為北曲和元人雜劇的發展與繁榮創造了條件。通過異質文化的融合滲透、優勢互補，更使多元一體、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明獲得了不斷發展的契機與活力，形成了兼收並蓄，集多種民族文化之長的完整體係。
金人侵宋是野蠻的，非正義的，它給中原大地帶來了一場災難。而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的融合，卻主要是在戰爭過程中實現的，戰爭的勝利者在征服敵國的過程中接受了新的異質的文明；這種新的文明最後又反過來使它變成了被征服者。從這一點來說，卻又是文明的征服。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