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與虛無
一
洛陽為“天下之中”，這句話出自古代的大政治家周公之口。我們華夏之邦號稱“中國”，據說就是從這裏引申出來的。
今天，站在這塊厚實、沉重的土地上，是懷著一種怎樣的心情呢？傲睨自大，談不到；無動於衷，也不是。大概於眉間睫下，總流露著幾分驚歎，幾許蒼涼吧？
從距今近四千年的夏王朝開始，到五代時的後梁、後唐、後晉為止，先後有十三個王朝在這裏建都。在中國七大古都中，洛陽是最先形成城市並貴為國都的，而且建都曆時最久，至少在一千一百年以上。華夏的先民在以邙山和洛河為依托的東西近四十公裏的範圍內，為中國以至整個世界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其曆史遺跡、人文景觀之盛，實為世所罕見。
曆史上有“五都貫洛”之說，“五都”指的是夏都、商都、周代王城、漢魏洛陽故城和隋唐東都城，它們東西相連，錯落有致，在形製、布局及宮殿的配置上，體現出較強的連續性。從這裏不僅能夠看到洛陽城市發展的一條鮮明的脈絡，而且，透過曆代都城的滄桑變化，也可以從中略覽中國古代文明史的縮影。所以，北宋大政治家、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有詩雲：“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
當然，由於歲月湮沉，兵燹摧毀，這裏已經不見了巍峨的宮闕、高聳的城牆，不見了金碧交輝的畫樓繡閣、古刹梵宮，不見了舊日的千般綺麗、萬種繁華。就地麵上的遺存而言，實在無法與歐洲的“永恒之城”羅馬相比。那座“永恒之城”稱得上是一座露天的古代建築博物館，孤零零的白色大理石圓柱，長滿青苔的噴泉底座，四壁蕭然的廟宇殘牆，倒塌了一角的龐然高聳的圓形競技場，還有幾座基本完好的凱旋門，這些千餘年前的舊物，在無言而雄辯地向過往行人宣示著人類在建築藝術方麵已經達到的高超水準，展現著古羅馬往日的壯麗與輝煌。
東西方這兩座名都的古代建築，在地麵遺存上竟有如此鮮明的反差，探究起來也是很有趣的。我想，可能取決於下列幾個因素：
從環境思想、建築觀念上看，中國自始即接受“新陳代謝”的哲理，以自然生滅為定律，對於原物的存廢、久暫考慮得並不多，不像古代埃及、羅馬那樣刻意追求所謂永久不滅的工程。觀念影響實踐，當古羅馬以至世界多數地區逐漸地以石料取代原始木構，建築進入“岩石文化”之時，而中國卻始終保持著以木材、磚瓦為主要建築材料的習慣，古都洛陽的建築自然也不例外。
從地理位置、地形條件上看，洛陽四周憑險可守，有“居中禦外”之便，自古戰亂連綿，為兵家必爭之地，而羅馬的地理形勢與此不同；又兼羅馬素有“七丘城”之稱，古建築大都在高丘之上，不像洛陽那樣“背邙麵洛”，地勢坦平，以至熏天烈炬，四野灰飛；掠地濁流，千村泥塞，許許多多的文物都毀於兵燹、水火。
當然，這並不影響人們到這裏來臨風懷古，叩問滄桑。曆史的生命力總是潛在的或暗伏的。作為一種廢墟文化，隻要它有足夠的曆史積澱，無論其遺跡留存多少，同樣可以顯現其獨特的迷人魅力，喚起人們深沉的興廢之感，吸引人們循著荒台野徑、敗瓦頹垣，去憑吊昔日的輝煌。
廢墟是歲月的年輪留下的軌跡，是曆史的讀本，是成功後的泯滅，是掩埋著千般悲劇、百代滄桑的文化積存。由於古代中國的史籍提供了足夠的甚至是過量的信息，即使麵對殘墟野壙的“舊時月色”，熟悉古代文化傳統的作家、詩人，也能以一縷心絲穿透千百年的時光，使已逝的風煙在眼前重現舊日的華彩。
對於專門從事廢墟研究的學者，羅馬古都當然是必看無疑了，但我以為，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古國可能會給他們提供更豐富的內涵；而若到中國來，首先應該在洛陽住上一些時日，感受幾許壯美後麵的沉痛與蒼涼。對於詩人來說，尤其是如此。詩人往往比史家更關注現實與古昔撞擊之後所產生的人生體悟，更加強調創作主體自我情緒的介人，也更看重曆史選擇、曆史創造後麵所閃現的人民生命活動的一次又一次的升華。
二
現在，我正站在漢魏故城遺址之上。城址在今洛陽市東北十五公裏處，北依邙山，南臨洛河，東至寺裏碑，西抵白馬寺，地勢高亢平曠，規模宏闊壯觀。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朝先後以此為皇城，長達三百三十年之久。
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之後，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礎上，開發擴建起一座規模宏大的都城，廣建宮殿、苑囿，台、觀、館、閣。在這裏，“天子之廟”明堂，“天子之學”辟雍，觀測天象、祭祀天地的靈台，以及相當於今天國家辦的大學的太學，一應俱全。
當時，城內有縱橫二十四條大街，長衢夾巷，四通八達。帝族王侯，外戚公主，爭修園宅，競誇豪麗。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閣生風，重樓起霧，極盡奢華之能事。可是，經過漢末董卓人為性的破壞，頃刻間宮殿便全部化為灰燼，“二百裏內無複孑遺”；西晉的“八王之亂”，進一步造成了“河洛丘墟，函夏蕭條”。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陽後，再次大興土木，城東西擴至二十裏、南北十五裏，規模空前。僅寺院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皇宮西側永寧寺，九層佛塔加上頂端相輪，高達百丈；僧房多達一千間。永明寺內住有“百國沙門”三千餘人，城中外國商旅萬有餘家。整個洛陽城已成為盛況空前的國際性大都會。後經爾朱榮之亂，造成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隋、唐兩代對東都城都曾相繼加以恢複，但“安史之亂”又使洛陽再一次慘遭洗劫，宮室焚燒，十不存一。
今日登高俯瞰，但見殘垣逶迤，舊跡密布，除南麵已被洛河衝毀外，其餘三麵輪廓均依稀可辨。殘垣共有十四處缺口，標示著當時“樓皆兩重，朱闕雙立”的城門所在。城址四周矗立著一排排直幹聳天的白楊林，裏麵圍起來一方廣袤的田野，翻騰著滾滾滔滔的麥浪。“白楊多悲風”，更加重了廢墟的蒼涼意蘊，使遊人看了頻興世事滄桑之感。
說到世事滄桑，我驀然聯想起意大利的另外一座古城的命運。就在我國東漢王朝的洛陽城興建起來之後，靠近那不勒斯海灣，離維蘇威火山不足兩公裏的龐貝古城，突然被億萬噸的火山灰埋沒了，其時為公元79年一個初秋的正午。
從此，這座古城便從地麵上消失，終古蒼涼，杳無聲息，多少代的人們把它遺忘得一幹二淨。直到一千多年之後，曆史學家才從古書中發現這樣一座已經不複存在的城市，但卻說不清楚它的具體位置。公元1748年，當地農民在挖掘葡萄園時，偶然發現一些碑碣、石像，這才提供了一些線索。又經過二百多年的陸續發掘，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使龐貝古城重見天日。相形之下，中國一些古都的命運要好一些。
當年，殷商的遺民箕子朝周，路過安陽殷墟，見舊日的宮殿傾圮無遺，遍生禾黍，哀傷不已，因作《麥秀》之歌。西周滅亡之後，周大夫行役至於鎬京的宗周舊邑，滿眼所見也都是茂密的莊稼，不禁觸景傷懷，遂吟《黍離》之詩。這兩首歌詩便成為後世有名的撫今追昔、憑吊興亡、抒發愛國情懷的佳什。
同《黍離》《麥秀》那孑遺的悲歌相對應，在洛都還流傳著一個關於“銅駝荊棘”的預言的警語。晉惠帝時，以草書聞名於世的索靖，具有逸群之才和先識遠見，他覺察到天下就要大亂，於是，指著宮門外兩個相向而立的銅鑄的駱駝，喟然歎道：人們將會看到你們臥在荊棘中啊！不久，洛陽宮苑即毀於“八王之亂”。“不信銅駝荊棘裏，百年前是五侯家。”元人宋無這兩句詩，說的正是這種變化。
看來，世事滄桑畢竟是人間正道。所以，東坡先生慨歎：物之盛衰成毀，相尋於無窮，昔者荒草野田，狐兔竄伏之所，一變而為台囿，而數世之後，台囿又可能變成禾黍、荊棘，廢瓦頹垣。“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
至於洛陽園囿之興廢，尤其寓有特殊的意蘊。宋代學者、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有一句名言：“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就洛陽當時在中國的形勢、地位來看，
這種論說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三
魏晉時期有一種特別顯眼而且層見疊出的政治現象，就是異姓禪代，美其名曰“上襲堯舜”，實際是曲線謀國。
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被曹操打敗，上表稱臣，並奉勸曹操稱帝。篡漢自立，位登九五，這是曹操夢寐以求的事。孫權的勸進，在他來說，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實上，漢朝早已名存實亡，曹操手握一切權力，獻帝不過是任其隨意擺布的玩偶。隻是懾於輿論的壓力，曹操始終未敢貿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當作內衣穿了二十多年。
當下，他就找來老謀深算的司馬懿試探一番，說：孫權這小子勸我稱帝，這簡直是想讓我蹲在火爐上受烤啊！司馬懿心裏是透徹明白的，立即迎合說，這是天命所歸，天遂人願。但是，沒有等到稱帝，曹操就一命嗚呼了，大業要靠他的兒子完成。曹丕繼位之後，經過一番“假戲真做”的三推四讓，便於公元220年登上了受禪台。
此後，司馬氏祖孫三代，處心積慮，慘淡經營，心裏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仍然還是皇位。終於在公元266年，司馬炎完全按照“漢魏故事”進行禪代，從魏元帝曹奐手中奪得了皇權，是為晉武帝。一百五十五年以後，宋主劉裕依樣畫葫蘆，接受了東晉恭帝的“禪讓”，即皇帝位。一切處置“皆仿晉初故事”。恭帝被廢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劉裕殺掉了。
從公元220年曹魏代漢到公元420年劉宋代晉，二百年“風水輪流轉”，曆史老人在原地畫了一個魔圈。三次朝代遞嬗，名曰“禪讓”，實際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宮廷政變，而且伴隨著殘酷、激烈的流血鬥爭。
晉承魏統，實現了九十年分裂混戰之後的重新統一。但是，由於西晉統治集團的驕奢**逸，腐朽殘暴，導致這個王朝僅僅維持了五十二年。特別是標誌著統治集團矛盾全麵爆發，骨肉相殘成為曆史之最的“八王之亂”，持續時間之長，殺人之多，手段之殘忍，對生產力破壞之嚴重，在中外都是罕見的。
司馬炎在位二十五年，死後由“白癡太子”司馬衷繼位，是為惠帝。他隻是“聾子的耳朵一配搭”，實權掌握在驕橫跋扈的外祖父楊駿手中。而野心勃勃、陰險凶悍的皇後賈南風和其他幾個皇室成員，也要爭奪最高權力。從此，西晉王朝統治集團內部你死我活的奪權鬥爭，就拉開了大幕。
賈皇後聯絡了幾個忌恨楊駿的藩王和大臣，通過製造楊駿謀反篡位的輿論，逼令惠帝頒下討伐詔書，一舉捕殺了楊駿及其親屬、死黨，誅滅三族達幾千人。爾後，詔令汝南王司馬亮人京，與開國元老衛璀共同輔政，借以掩飾後黨掌權的真相。不料，司馬亮專橫跋扈，不給賈皇後一班人留下權力空隙，於是，皇後再次逼迫惠帝頒詔，命令楚王司馬瑋殺掉司馬亮，同時，趁機除掉了重臣衛璀。為了防止重新出現藩王專權的局麵，賈皇後又以“專殺”的罪名處死了剽悍嗜殺的司馬瑋。就這樣，卸磨殺驢，獲兔烹狗，賈皇後一個個地鏟除了元老、強藩，達到了獨攬朝綱的目的。
當時麵臨的最大課題，是由誰來繼位接班。賈皇後驕橫妒悍，卻沒有武則天那樣的才氣與膽識，她不敢設想自身臨朝問政，但又絕不甘心由已定的東宮太子繼承皇位。經過一番周密策劃，終於把太子椎殺了。這在當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隻好聲稱是太子自裁，於是，扮演了一場“貓哭老鼠”的鬧劇，哀慟逾常，並以王禮下葬。
但是，紙裏終究包不住火，“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賈後謀殺太子的陰謀敗露後，趙王司馬倫聯合宗室的齊王、梁王，大動幹戈，人京問罪，當即捉住賈後，逼著她喝下一杯金屑酒。臨死前，賈後恨恨地歎著氣，說：栓狗要栓狗脖子，我卻隻栓了狗尾巴；殺狗要殺老惡狗，我卻隻殺了幾隻狗崽子。老娘今天死了，算是活該！
司馬倫野心勃勃，凶殘毒狠，一麵大開殺戒，乘機把所有的冤家對頭一一送上刑場，一麵將他的幾個兒子全部封為王侯，自己出任相國，接著，就從惠帝手中奪取了禦璽，稱帝自立。爾後，又下了一場鋪天蓋地的“官雨”，不僅遍封了徒黨，而且，連擁戴他的奴隸、士卒也都賞賜爵號，一時受封者達數千人。這又引發了齊王、成都王、河間王聯合起兵討伐，戰火燃遍了黃河南北。司馬倫兵敗被殺，惠帝重登皇位。
這次禍亂，持續了六十多天，死亡達十萬人之眾；而諸王之間又相互混戰，結果有的被砍頭，有的被放在烈火上烤焦，有的被繩子勒得斷了氣，有的被活活掐死，諸王竟無一善終。
“八王之亂”始於宮廷內部，由王室與後黨之爭擴大為諸王之間的廝殺；爾後，又由諸王間的廝殺擴展成各部族間的混戰。這場狂殺亂鬥，足足延續了二十多年，西晉政權像走馬燈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後奪得權柄的汝南王、趙王、齊王、成都王、東海王，以及先為賈後所利用、隨後又被賈後殺掉的楚王等，無一不是凶殘暴戾的野心家、劊子手。在他們製造的禍亂中，“蒼生殄滅，百不遺一”，京都洛陽和中原大地的勞動人民被推進了茫茫的苦海深淵，最後導致了十六國各族間的混戰和持續三百年的大分裂，在我國曆史上出現一次大的曲折和倒退，其罪孽是異常深重的。
四
司馬氏以禪代手段建立的西晉王朝，是極度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有的凶惡、險毒、猜忌、攘奪、荒**、頹廢等齷齪行為，都集中地表現在這個統治集團身上。晉武帝窮奢極欲，荒**無度，登極後，即選征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裏的大批處女人宮；次年，又從下級文武官員和普通士族家中選征了五千名處女；滅吳後，又從吳宮宮女中選取了五千人。皇帝**在上，士族和官吏自然也是競相效尤，**靡成風。
由於朝廷的狂殺與濫賞，使得周圍的官員感到得失急驟，禍福無常，心情經常處於緊張、虛無狀態，助長了縱情聲色，頹廢、**。晉武帝率先倡導奢侈享受，誇靡鬥富，他的親信和大臣很多都是曆史上有名的奢侈無度的人。開國元老何曾，一天花在三頓飯上的錢要在一萬錢以上，還說沒有可以下箸的東西。他的兒子何劭日食兩萬錢，比老子翻上一番，可是，這還不夠尚書任愷兩頓飯的花費。而王濟、王愷比任愷更為窮奢極侈。但他們誰都比不過石崇。
大官僚石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妻妾）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他和武帝的舅父王愷鬥富，王愷用紫絲布作成布障，襯上綠綾裏子，長達四十裏；他則用錦緞做成長達五十裏的布障來比闊。武帝看王愷鬥不過他，便常常出麵相助。這也是曠代奇觀。翻遍了史書，哪曾見過皇帝幫助臣下誇侈鬥富的？即此，也足以想見當日奢風之盛行，朝政之腐敗。
一次，王愷拿出皇帝給他的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樹，借以誇富。這棵珊瑚樹枝葉繁茂，他以為，世上很少能夠與之相比的。不料，石崇看後，操起鐵如意來就把它敲個粉碎，隨後，便招呼手下的人把他收藏的珊瑚樹全都搬出來，任他隨意挑選。就中有六七棵三尺、四尺高的，枝條層層重疊，美豔無雙，光彩奪目。王愷看了，頓時眼花繚亂，兩頰飛紅，惘然自失。
退休後，石崇在洛城的金穀澗，順著山穀的高低起伏，修築了一座占地十頃的豪華別墅，取名梓澤，又稱金穀園。飛閣淩空，歌樓連苑，清清的流水傍著茂密的叢林，單是各種果樹就有上萬株，風景絕佳，華麗無比。“樓台懸萬狀，珠翠列千行；華宴春長滿，嬌歌夜未央。”（張美穀《金穀名園》）人們用“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話來誇讚其高超的建園藝術。
其時，炙手可熱的趙王司馬倫當政，石崇由於把持愛妾綠珠不放，得罪了權臣孫秀，被誣為唆使人謀殺趙王倫，受到了拘捕，綠珠墜樓而死；石崇及其兄長和妻子、兒女等十五人一齊在東市就戮；錢財、珠寶、田宅、奴仆無數，悉被籍沒。就刑前，石崇慨然歎道：想當年我老母去世時，洛陽仕宦傾城前來送葬，摩肩接踵，榮耀無比。今天卻落到這個滿門遭斬的下場！其實，我沒有什麽罪。這些奴輩要我死，無非是為了侵吞我的全部資財！他的話一落音，看押他的兵士就問道：既然你知道萬貫家財是禍根，為什麽不早日散盡呢？石崇啞然無語。
金穀園千古傳揚，在洛陽可說是婦孺皆知，可是，要考察它的遺址所在，卻是眾說紛紜。這天，我在一位飽學之士陪同下，沿著邙山南麓，信步走到鳳凰台村，順著金穀澗東南行，據說，當年的金穀園就坐落在這個範圍裏。而今，除了細水潺潺，悠悠遠去，一切一切，都已**然無存。真個是：“豪華人去遠，寂寞水東流。”早在初唐時期，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就已經慨歎“蘭亭已矣，梓澤丘墟”，何況今天，畢竟已經過去一千七百多年了。
五
站在北邙山上，縱目四望，但見上下左右，陵塚累累，星羅棋布，怪不得人說“邙山無臥牛之地”。唐代詩人王建有詩雲：“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
原來，這裏眼界開闊，地望極佳，身後有奔騰不息的黃河滋潤，迎麵有恢宏壯觀的帝京映照，地勢高爽，土層深厚。俗讀雲：“生在蘇杭，死葬北邙。”因此，自東周起，中經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直至五代，曆代帝王陵墓比鄰而依。就連“樂不思蜀”的劉禪，被稱為“全無心肝”的陳叔寶，“終朝以眼淚洗麵”的李煜，這三個淪為亡國賤俘的後主，也都混到這裏來湊熱鬧。其他名人，像伊尹、呂不韋、賈誼、班超……簡直數不勝數，都把此間作為夜台長眠之地。踏著黃沙蔓草，置身於累累荒丘之間，確實有一種陰氣森森，與鬼為鄰的感覺。
聽說西晉王朝的五個帝王，也都葬在這裏，這天，我專程轉到了這一帶，想要看個究竟，結果竟一無所獲。原來，足智多謀的司馬懿擔心墓葬會被人盜掘，臨終前囑咐子孫，不起墳堆，不植樹木，不立墓碑。這比曹操死後遍設七十二疑塚還要來得神秘，真是至死不脫奸雄本色。
這種形製影響到整個西晉王朝，所以，司馬懿父子三人，連同四代帝王，以及統統死於非命的“八王”的陵寢所在，直到今天還是一個疑團。為了一頂王冠，生前決眥裂目，拚死相爭，直殺得風雲慘淡，草木腥膻，死後卻連一個黃土堆也沒有掙到自己名下，說來也是夠可憐的了。當然，那些臭皮囊早已與草木同腐，有一些人甚至“骨朽人間罵未銷”，被牢牢地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知不知其埋骨地，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正是由於這裏“地脈”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嬌妻美妾都齊刷刷、密麻麻地擠了進來，結果就出現了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無論生前是勝利者、失敗者，得意的、失意的，殺人的抑或被殺的，知心人還是死對頭，為壽為夭，是愛是仇，最後統統地都在這裏碰頭了。像元人散曲中講的，“列國周秦齊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縱有千年鐵門檻，終歸一個土饅頭。
關於這一點，莎士比亞也講了，他在劇作《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說，誰知道我們將來會變成一些什麽下賤的東西，誰知道亞曆山大帝的高貴的屍體，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雷特接著唱道：“愷撒死了，你尊貴的屍體/也許變了泥把破牆填砌，/啊！他從前是何等的英雄，/現在隻好替人擋雨遮風！”
莎翁在另一部劇作裏，還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談墳墓、蟲兒、墓誌銘，談到皇帝死後，蟲兒在他的頭顱中也玩著朝廷上的滑稽劇。我以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勸誡人們不妨把功名利祿看得淡泊一些。當然，他講得比較含蓄，耐人尋味。
而在中國古代作家的筆下，就顯得特別直白、冷雋、痛切。舊籍裏有一則韻語，譏諷那些貪得無厭，妄想獨享人間富貴、占盡天下風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過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隻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魎。”
馬東籬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點染了一幅名韁利鎖下拚死掙紮的浮世繪：“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嚷嚷蠅爭血。”“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雖堅半腰裏折，魏耶？晉耶？”他分明在說，曆史，存在伴隨著虛無；人生，充滿了不確定性。列國紛爭，群雄逐鹿，最後勝利者究竟是誰呢？魏耶？晉耶？看來，誰也不是，而是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間萬象，最後都在黃昏曆亂、斜陽係纜中，收進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蘆裏。
在無盡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絕：
圮盡樓台落盡花，誰知曾此擅繁華？
臨流欲問當年事，古澗無言帶淺沙。
殘墟信步久嗟訝，帝業何殊鏡裏花！
叩問滄桑天不語，斜陽幾樹噪昏鴉。
茫茫終古幾贏家？萬塚星羅野徑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處讀南華。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時快欲千秋罵，徒供詩人說夢華！
六
魏晉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大動**時期。攘奪、變亂是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統治集團內部篡弑頻仍，政權更迭繁複，戰亂連年不斷，社會急劇動**，給普通民眾造成了極大的苦痛，士人群體也未能遠禍。因此，《晉書》中說：“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當時的社會思想十分錯綜複雜。一方麵是，漢末以來，曹操四次下求賢令，實行“唯才是舉”的政策，即使那些“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盜嫂受金”，甚至“不仁不孝”者，隻要有才能，都可以推薦上來，委以重任。這種由道德至上到重才輕德的轉折，無疑成了魏晉時代思想解放的先聲。
而另一方麵，這一時期推行九品中正製，世家權貴操縱著遴選人才大權，以至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現象。先賦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卻極少出頭機會，在整個社會造成了價值觀念的誤導，鄙薄事業、輕視功利的思想泛濫。這兩種趨向，看似矛盾、交叉，實則殊途而同歸，都有助於以崇尚老莊，任放不羈，遺落世事為特征的“魏晉風度”的形成。
由於思想通脫，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人”（魯迅語）。社會秩序解體，儒家禮法崩潰，經學獨尊地位已經動搖，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噓枯吹生，逞辭詰辯，呈現出“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定檢，事無定價”，思想多元化的局麵。
魏晉時期，堪稱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宗白華語）。文人學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自由主義不斷高漲；他們蔑視禮法，**檢逾閑，秕糠功名利祿，注重自我表現，向內拓展了自己的情懷，向外發現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與人生的全景，體會其深沉的奧蘊，滋生了後世所說的“生命情調”和“宇宙意識”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其代表人物。
阮籍嚐登滎陽廣武山，觀楚漢戰場，慨然歎道：“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自然是話中有話：一則借助謾罵以玩弄權術起家的劉邦，影射那些包括司馬氏在內的得勢於一時的風雲人物；二則也是憤激於生當亂世，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他們這些名士空負英雄之誌，而無由酬其夙願。
按常禮，母喪期間必須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禮記》規定，叔嫂不能通問，他卻經常與嫂子聊天，其“嫂嚐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鄰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裏賣酒。阮籍喝醉以後，就睡在這個女人身邊，完全無視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懷疑，暗中觀察阮籍的行為，但始終沒有發現他有什麽不良企圖。
他就是這樣毫無顧忌地與綱常、禮教對著幹，明確地說，君子之禮法乃天下摧殘本性、亂危社會、致人窒息之術。阮籍和嵇康率先舉起張揚自我、反對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諷刺說，禮法之士如褲中之虱，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褲襠，自以為得繩墨也。嵇康則響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
如果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與司馬氏統治集團開展鬥爭的一種形式。魯迅先生指出，魏晉以孝治天下。因為他們的天位乃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則立腳點不穩，立論既難，辦事也棘手。於是，他們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為剪除異己，鞏固政權的工具，充分暴露了這種名教與禮法的虛偽性。阮籍、嵇康等公開抨擊名教，蔑視禮法，無異於把鬥爭鋒芒直接指向司馬氏，當然要引起當權者的忌恨。
特別是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列舉了“七不堪”“二不可”，來說明做了官就會妨礙個性發展與個人自由，實際是表明不肯為司馬氏賣命的心跡。他在《卜疑》一文中更加露骨地講：人們都說商湯王、周武王用兵的功勞有多大，周公輔佐年幼的成王如何好，堯舜禪讓之德多麽美，孔老夫子的話怎樣有理，依我來看，這一切都是虛偽的。
此時的司馬昭正在標榜自己武功蓋世，輔助魏帝多麽忠心耿耿，暗地裏卻處心積慮地籌劃著如何搭設“受禪台”。嵇康上麵那番話，針鋒相對，恰中要害，不啻一記響亮的耳光，自然要遭到司馬氏集團的痛恨。終於被安上一個罪名，一殺了之。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鮮血淋漓的教訓，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有意無意地出現一些畸形的變化。他們的人生以悲劇墊底，但卻表現出常人所難以理解的曠達和瀟灑，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隨著舊的權威思想的崩潰，人們在信仰、追求、價值取向方麵失去了依歸，經常陷於精神空虛與緊張、焦慮、孤獨之中，導致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和聯係紐帶的斷裂。阮籍有一首《詠懷詩》，對他內心的苦悶和臨深履薄的心態做了最生動的揭示：
一曰複一夕，一夕複一朝。
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竹林名士經常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這是他們思想、性格上的外在表現的重要形式；而全身避禍，醉以忘憂，“欲將沉醉換悲涼”，則是其深層的考慮。對此，宋人葉夢得看得最清楚，他在《石林詩話》中指出：“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罹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司馬昭為了把阮籍拉近自己身邊，要娶他的女兒做兒媳。阮籍卻不願攀上這門親戚，但又不敢公開拒絕，就從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連續醉了六十天，媒人無可奈何，不得不悵然走開，司馬昭也隻好作罷。
劉伶更是出名的酒鬼，經常豪飲，任性放縱，有時在屋裏脫去衣服，赤身**，別人看見了加以譏諷。他卻說，我把天空和大地作為屋宇，把房舍作為褲子，諸位先生怎麽跑到我的褲襠裏來了？他在散文名篇《酒德頌》中說，“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惟酒是務，焉知其餘”。
山濤“至八鬥方醉”；阮鹹飲酒“不複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他們借助酒力來表達對當權者的蔑視與反抗，擺脫世俗禮製的束縛。其間，根本談不上有什麽樂趣，不過是一種無奈與無聊罷了。
七
戰亂頻仍，社會動**，呈現出多元、混亂、無序、開放狀態。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是儒學的禁錮漸近衰弛，個體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認與重視。文人、學者們開始集中地對人的個性價值展開了探討與研究，個性解放的浪潮以銳不可當之勢，衝破了儒學與禮教的束縛。一時，思想空前活躍，個性大為張揚，防止了集體的盲目，增強了創造、想象的自主性，開始有意識地在玄妙的藝術幻想之中尋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間戰事連綿，交流廣泛，作家、詩人生計艱難，流離轉徙，豐富了閱曆，深化了思想，從而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發展。
時代的飆風吹亂了亙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學的大幸、美學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詩性人生。他們以獨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輝，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值得歎息也值得驕傲的文學時代、美學時代、生命自由的時代，留下了文化的濃墨重彩。清代詩人趙翼在《題遺山詩》中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這種道理。當然，這也正是時代塑造偉大作家、偉大詩人所要付出的慘重代價。
魏晉文化跨越兩漢，直逼老莊，接通了中國文化審美精神的血脈，同時，又使生命本體在審美過程中行動起來，自覺地把對於自由的追尋當作心靈的最高定位，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實現了生命的飛揚。當我們穿透曆史的帷幕，直接與魏晉時代那些自由的靈魂對話時，更感到審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靈的馳騁，是一個多麽難以企及的**啊！
大抵文學史上每當創作旺盛的時期，常常同時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舊傳統的結束者；一個是新作風的倡導者。曹操、曹植正是這樣的兩個人物。（範文瀾語）由於曹氏父子倡導於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學家，當時又具備比較豐裕的物質生活和有利的創作環境，那些飽經憂患、心多哀思的文士們，創作才能得以充分地發揮出來。於是，建安才士源源湧現，多至數以百計，他們的詩賦駢文，特別是以曹植為代表的五言詩，達到了時代的高峰。
“鄴下風流在晉多”。西晉一朝，動亂不寧，為時短促，但在文化藝術方麵的成就卻是巨大的。鍾嶸說，太康（晉武帝年號）中，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嶽、潘尼）、一左（左思），勃爾複興，亦文章之中興也。一時文華薈萃，人才輩出，流派紛紜，風格各異。繼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後，活躍在文壇上的正始詩人、太康詩人、永嘉詩人，薪盡火傳，群星燦爛。
尤其是以賦的成就為最大。左思《三都賦》一紙風行，時人競相傳抄，遂使洛陽紙貴。陸機的《文賦》，不僅是一代文學名作，而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獻。竹林七賢多有名篇佳作傳世，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們的《詠懷詩》、《大人先生傳》和《幽憤詩》《與山巨源絕交書》，一直傳誦至今。“金穀二十四友”中為首的潘嶽，與陸機齊名，是“太康體”的代表性作家，為西晉最有名的詩人，三首《悼亡》詩，筆墨之間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魏晉時的史學、哲學、書法藝術成就可觀。陳壽的《三國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被曆代史家譽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晉玄學、佛、老，對後世有頗深的影響。嵇康、邯鄲淳等書寫的古、篆、隸《三體石經》，乃世所罕見的書藝珍品，鍾繇的楷書也是獨擅盛名。
就在那些王公貴胄、豪強惡棍骸骨成塵的同時，竟有為數可觀的詩文傑作流傳廣遠，輝耀千古。這種存在與虛無的尖銳對比，反映了一種時代的規律。
事物總是錯綜複雜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敗相因，利弊相關。人的一切社會成就的獲得，往往會造成他作為個人的某些方麵的失去；而表麵上看來是失敗的東西，其反麵卻又意味著成功。從社會時代來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敗者，都是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但從他們個人的角度來看，卻又是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八
魏晉故城遺址東麵，建春門外一裏多路的東石橋南有個馬市，舊稱東市，是魏晉時期行刑的場所。這次，我特意到那裏轉了轉，已經是荒草沒徑，麵目全非了。當年，嵇康臨刑前，曾把他的琴要過來，坐在地上彈奏了一曲《廣陵散》，親友們聽了那激昂、淒厲的琴聲，個個泣下不止。嵇康隻是長歎了一口氣，說：這支曲子是一位老先生教給我的，當時我們在旅途中，同住一間客棧。他再三囑咐我，不要另傳他人。可惜，從今以後，它就將失傳了。有人考證，這個《廣陵散》原是一首古曲，內容是表現戰國時期聶政刺殺韓相俠累、兼中韓王的。臨死時，嵇康還要奏這種曲子，說明他胸中的憤懣不平之氣，該是何等強烈。
嵇康歿後，在緬懷他的詩文中，最撼人心弦的當推向子期的《思舊賦》。嵇康被殺，他的好友向子期再也無法隱居了，隻好出來人仕，投到司馬氏門下。這天，他歸自洛陽，路過嵇康的山陽故居（在今河南修武縣），觸景傷懷，寫下了正文隻有二十四句的小賦。在那閃爍其詞、欲說還休的寥寥數語中，人們感受到一種欲哭無淚、深沉得近於心死的悲哀。其中有這樣的話：“歎《黍離》之憫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竟將區區山陽故居的荒涼，與周室、殷墟之破敗相提並論，顯現出向子期的深沉的故國之思和對從前隱逸生活的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