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魂夢

不為人們所理解是痛苦的，而不自知則是可悲的。閑翻古籍，我總覺得，千載以還，人們對於唐代大詩人李白，盡管說的寫的都不算少，但缺乏全麵的探析、足夠的理解。至於詩人本身，對自己的認識反差更大，這尤其令人悲慨。古人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看應該在後麵加上半句：“尤患不知己也。”正是由於在認識自己方麵存在著巨大反差，使李白終生陷於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鬱與熬煎之中，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這裏謬托知己，想嚐試著從一個側麵來解讀李白。深知麵對一個偉大的存在，莫說寫上萬八千字，即使推出一部大書，恐怕也難以窮原竟委，窺其堂奧。顯然，我在幹著一件力不從心的事。

一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李白確實是一個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僅由於他是一位負有世界聲譽的瀟灑絕塵的詩仙一那些雄奇、奔放、瑰麗、飄逸的千秋絕唱產生著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而且，因為他是一個體現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他一生被登龍人仕、經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願，因而陷於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鬱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鬱結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傑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麵是現實存在的李白，一方麵是詩意存在的李白，兩者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不朽的存在。它們之間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內在衝突，表現為試圖超越卻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的無奈，展示著深刻的悲劇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讀李白的典型意義，在於他的心路曆程及其窮通際遇所帶來的苦樂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態。

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半月時間，足跡遍於當塗、宣城、秋浦（今屬貴池）、涇縣一帶。這裏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動的中心。此行為我深人探究這位大詩人的奧蘊提供了一個開闊的視野，理想的角度。

李白祖籍隴西成紀，其先祖於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亞的碎葉城（唐時在安西都護府轄區內），五歲前後隨父親內遷至綿州彰明縣青蓮鄉（今屬四川江油市）。這種豐富的閱曆，為他形成創造性思維奠定了有利的基礎，而盛唐時期繁榮、安定的社會環境，又使他有條件接受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

李白學習的範圍十分廣泛，“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從小便樹立了建功立業，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他常常自比於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樂毅、張良、諸葛亮、謝安，誌在“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他二十五歲那年，懷抱“四方之誌”，出蜀遠遊，開啟了後來三十幾年的漂泊生涯。先後曾寓居湖廣的安陸、山東的任城，漫遊了祖國中、東部的許多地方，結交各方麵人士，向一些地方官員銳身自薦。爾後，又移家皖南，並終老於此，前後住了六年時間。

天寶元年（742年）春天，李白從東魯南下來到皖南的南陵，秋天離開這裏奉詔赴京。這是首次人皖。天寶六載（747年），也就是在長安遭受挫折、被迫出京三年之後，又經由揚州、金陵溯江而上，暢遊皖南的當塗。又過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來，在近三年的時間裏，足跡遍及皖南各縣。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夜郎流放遇赦之後，他再次來到宣城、涇縣，最後投靠族叔李陽冰，定居於當塗，並選擇“謝家青山”作為埋骨之地。

皖南一帶綺麗的風光，樸厚的民情，潤滋與撫慰了他的充滿動**、溢滿憂憤、布滿坎坷的失意生涯。詩人同這裏的山山水水結下了深厚的情緣，而原本就雄奇秀麗的皖南山水，一經詩人大筆淋漓的點染，更凸顯了它的壯美無儔的神采，成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價值的區域之一。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種幻覺裏：山程水驛，雨夜霜晨，每時每地，都仿佛感到詩人李白伴隨於前後左右，而且不時地發出動人的歌吟。當我站在宣城陵陽山謝公樓的遺址上，麵對著晚秋的江城畫色，“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的謫仙名句，油然浮**在耳際。而當駐足采石磯頭，沉浸在橫江雪浪的壯觀裏，“驚波一起三山動”“濤似連山噴雪來”的雋永，又使我同詩人一樣躍動著猛撞心扉的驚喜，獲得一種甘美無比的藝術享受。

碧山，坐落在皖南黟縣的西北麵，它北連盂山，南對靄峰，風景十分幽美。《徽州府誌》記載，此地有十裏桃花，春時與綠樹交映，秀色宜人。雖然我來時已是黃葉飄飛，秋光照眼，但從李白《山中問答》詩中仍能領略它的濃春逸趣。

問餘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眘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詩人眼中的碧山，充滿了清幽、純淨之美，是名利場、是非窩的“人間”所無可比擬的。短短的二十八個字，寓沉重於閑適，寄托了詩人憤世嫉俗的萬千感慨。明代詩人李東陽說它“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其旨趣“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在這裏，我也效仿詩仙以恬淡、虛空的心境，對碧山做一番美的觀照，沉浸在美學家所說的“靜照”境界裏：“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呈現著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靜默裏吐露光輝”（宗白華《美學散步》）。

我忘情地踏著晚秋的黃葉，徜徉於五鬆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間，尋幾分天籟，握一把蒼涼，在疑幻疑真的朦朧意象裏，借助那一泓澄碧和萬壑鬆吟來濯心、洗耳。一時間，仿佛衝破了時空的限界，縱身千載之上，同詩人一道親灸那“掃石待歸月”“倚樹聽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磯頭，也是那樣一個“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磯如削的峭壁上，望著濤驚浪湧的滾滾江流，眼前仿佛浮現出一幅《謫仙泛舟賞月圖》——詩人和他的好友、“飲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與，溯流而上，“進帆天門山，回首牛渚沒”“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像現代詩人汪靜之筆下所描繪的，他穿“一件極美麗的五雲裘，顏色好像夏天的朝雲，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襯著遠山，紅霞映著綠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詩酒唱和，岸旁觀者如堵，而詩仙則顧盼神飛，談笑自若。

《侯鯖錄》載：唐開元年間，詩仙進謁宰相，擎著書有“海上釣鼇客李白”的手版。宰相問道：“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鉤線？”

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誌，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

又問：“以何物為餌？”

答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

宰相聞之悚然。

幾句簡單的答問，生動地展現了這位詩仙的神韻，真實地刻畫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李白的精神風貌及其詩文的內涵，是中國文化精神哺育的結晶。清代詩人龔自珍認為，他是並莊、屈以為心，合儒、仙、俠以為氣的。太白飄逸絕塵、驅遣萬象的詩風，顯然導源於《莊子》和《離騷》。單就人生觀與價值取向來看，屈原的熱愛祖國，憎恨黑暗腐朽勢力，積極要求參與政治活動、報效國家的政治抱負，莊周的浮雲富貴、藐視權豪，擺脫傳統束縛、張揚主體意識的精神追求，對李白的影響也是極為深刻的。除了儒家、道家這兩種主導因素，在李白身上，遊俠、神仙、佛禪的影子也同時存在。

本來，唐代以前，儒家、道家、佛禪以及神仙、遊俠等方麵的文化，均已陸續出現，並且逐漸臻於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詩人能夠將它們交融互匯於個人的實際生活。隻有李白一這位一生主要活動於文化空氣異常活躍的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偉大詩人，將它們集於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綜合、匯聚。

當然，這裏也映現了盛唐文明涵融萬匯、兼容並蓄的博大氣魄和時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風貌反映了“魏晉風度”一樣，李白的精神風貌也折射出盛唐社會特別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豐神氣度，這是盛唐氣象在精神生活方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

早在春秋時期，就有“三不朽”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我們固然不能因為李白有過“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的詩句，就簡單地斷定他並不看重立言；但比較起來，在“三不朽”中，他所奉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確確實實還是立功與立德。既然如此，那他為了實現經邦濟世，治國安民，創製垂法，惠澤無窮的宏偉抱負，就要為其創造必要的條件，首要的是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勢。

因此，他熱切地期待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時刻渴望著登龍門，攝魏闕，據高位。但這個願望，對他來說，不過是甜蜜蜜的夢想，始終未曾付諸實踐。他的整個一生曆盡了坎坷，充滿著矛盾，交織著生命的衝撞、掙紮和成敗翻覆的焦灼、痛苦。從這個角度看，他又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悲劇人物。

他自視極高，嚐以搏擊雲天、氣淩穹宇的大鵬自況：“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認為自己是鳳凰：“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群。一擊九千仞，相期淩紫氛。”與這種以其長才異質極度自負的傲氣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對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創回天偉業，充分實現其自我價值的傑出人物，則拳拳服膺，傾心仰慕，特別是對他們崛起於草澤之間，風虎雲龍，君臣合契，終於奇才大展的際遇，更是由衷地歆羨。

他確信，隻要能夠幸遇明主，身居樞要，大柄在手，則治國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來，這一切作為和製作詩文並無本質的差異，同樣能夠“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顯而易見，他的這些宏誓大願，多半是基於情感的蒸騰，無非是詩性情懷，意氣用事，而缺乏設身處地、切合實際的構想；並且，對於政治鬥爭所要擔承的風險和可能遇到的顛折，也缺乏透徹的認識，當然更談不上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李白有過兩次從政的經曆：天寶元年（742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吳筠的舉薦，下詔征召李白人京。這年他四十二歲。當時住在南陵的一個山村裏，接到喜訊後，他即烹雞置酒，高歌取醉，樂不可支。告別兒女時，寫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詩句，可謂意氣揚揚，躊躇滿誌。他原以為，此去定可酬其為帝王師、畫經綸策的夙願，不料，現實無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進京陛見後，隻被安排一個翰林院供奉的閑差，並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接之以師禮，委之以重任。

原來，這時的玄宗已經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縱情聲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這些，李白自然感到萬分失望。以他的宏偉抱負和傲岸性格，怎麽會接受“以俳優蓄之”的待遇，甘當一個跟在帝王、貴妃身後，賦詩紀盛、歌詠升平的“文學弄臣”角色呢？但就是這樣，也還是“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鎊言忽生，眾口攢毀”。最後的下場是上疏請歸，一走了事。在朝僅僅一年又八個月，此後，再沒有登過朝堂。

天寶十四載（755年）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遊。是時，安祿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關，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詔，以第十六子李璘為四道節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將士數萬人，以準備抗敵、平定“安史之亂”為號召，率師東下，實際是要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國家顛危破敗，人民流離失所的現狀，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憂。恰在此時，永王李璘兵過九江，征李白為幕佐。詩人認為建功立業、報效國家的機會已到，於是，又一次激揚誌氣，充滿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著重大期望:“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以為靖難殺敵、重整金匯，非永王莫屬。

哪裏料到，報國丹心換來的竟是一場滅頂之災，糊裏糊塗地卷人了最高統治層爭奪皇權的鬥爭，結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敗被殺，追隨他的黨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竄逐夜郎，險些送了性命。這是李白第二次從政，為時不足三個月。

盡管政治上兩遭慘敗，但李白是既不認輸也不死心的，總想找個機會重抵政壇，鋒芒再試。六十一歲這年，他投靠族叔、當塗縣令李陽冰，定居於采石磯。雖然已經處於生命的尾聲，但當他聽到太尉李光弼為討伐叛將史朝義，帶甲百萬出征東南的消息，一時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湧，便又投書軍中，表示“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無奈中途病還，未嚐所願。

表麵上看，兩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於客觀因素，頗帶偶然性質；實際上，李白的性格、氣質、識見，決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敗命運和悲劇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詩人氣質，情緒衝動，耽於幻想，天真幼稚，放縱不羈，習慣於按照理想化的方案來構建現實，憑借直覺的觀察去把握客觀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勢、知人論世、運籌決策方麵，常常流於一廂情願，脫離實際。

關於李白第一次從政的挫折，論者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玄宗召李白人京，最初很有幾分看重，但很快就發現他並非“廊廟之材”，便隻對他的文學才能加以賞識。所以後來李白要求離開，玄宗也並不著意挽留。這是說，李白並不是擺弄政治的材料。第二種意見是，李白看錯了人。本來，唐玄宗已不再是一個勵精圖治的開明君主了，而李白卻仍然對他寄予厚望，最後，希望當然要落空了。這又說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認為，兩種意見，殊途而同歸。

關於李白“從璘”的教訓，論者一致認為，他對“安史之亂”中的全國政局，缺乏準確的分析，就是說，他把局勢的動亂看得過於嚴重。他在詩中寫道：“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顯然是違反實際的。由於對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行動上必然舉措失當。在他看來，當時朝廷應急之策，是退保東南半壁江山，苟延殘喘；而永王正好陳兵長江下遊，自然可以穩操勝券，收拾殘局。這是他毅然“從璘”的真正原因所在。顯然，在李璘身上，他把“寶”押錯了，結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錯誤一他既未發覺其擁兵自重、意在割據的野心，更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剛愎自用，見識短淺，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報國的希望寄托於這種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來，一個人的政治抱負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識見並不都是統一的。歸根到底，李白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大概連合格也談不上。他隻是一個詩人，當然是一個偉大的詩人。雖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詡，但他並不具備政治家應有的才能、經驗與素質，不善於審時度勢，疏於政治鬥爭的策略與藝術。其後果如何，不問可知。對此，宋人王安石、蘇轍、陸遊、羅大經等，都曾有所論列。這種主觀與客觀嚴重背離、實踐與願望相互脫節的悲劇現象，在中國曆代文人中並不鮮見，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這種現象的出現，自然應該歸咎於文人的高自期許，自不量力的性格弱點；但若尋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和“修齊治平”的價值取向的影響有直接關係。儒家的祖師爺孔子，終生為求仕行道而四處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喪家之犬”，在旁人看來本是無法實現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人格精神對於後世的封建士子特別是文人的影響，是至為深遠的。

比起李白來，杜甫更要典型一些。這位大詩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預的影響很深，他對這位精通戰略、博學多才、功勳卓著，有“杜武庫”之稱的西晉名將備極景仰。在他三十歲的時候，自齊魯至洛陽，曾在首陽山下的杜預墓旁築舍居留，表示不忘這位先祖的勳績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雄心。爾後，便來到京城長安，開始了十年困守的生涯，無非是為了“立登要路津”“欲陳濟世策”。他曾分別向朝中的許多權貴投詩幹謁，請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樣，都以失望而告終。

總共算起來，杜甫真正為官的時間也隻有兩三年，而且，官卑職小。即使如此，他也總是刻板、認真，恪盡職守，絕不荒怠王事。在任諫官左拾遺這個從八品官時，他曾頻頻上疏，痛陳時弊，以致上任不到半個月，就因抗疏營救房琯而觸怒了肅宗皇帝。房琯為玄宗朝舊臣，原在伺機清洗之列。而杜甫卻不明白個中底細，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體，硬是堅持任人以賢、唯才是用的標準，書生氣十足地和皇帝辯論什麽“罪細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後險致殺身之禍，由於宰相大力援救，遭貶了事。這大概又是一個文人當不了官的實例。

可是，四百年後的陸遊卻為之大鳴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

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

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扶幾空嗟谘。

由於政壇失意，隻能寄情於翰墨，弄得“後世但作詩人看”，這對杜甫、對許許多多詩人來說，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

三

客觀地看，李白的官運蹭蹬，也並非完全種因於政治才識的欠缺。即以唐代詩人而論，這方麵的水準遠在李白之下的，穩登仕進者也數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會裏，一般士子都把個人納人社會組合之中，並逐漸養成對社會政治權勢的深深依附和對習慣勢力的無奈屈從。如果李白能夠認同這一點，甘心泯滅自己的個性，肯於降誌辱身，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其實，是完全能夠做個富於文譽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個自我意識十分突出的人，時刻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把人格的獨立視為自我價值的最高體現。他重視生命個體的外向膨脹，建立了一種誌在牢籠萬有的主體意識，總要做一個能夠自由選擇自己命運與前途的人。

他反對儒家的等級觀念和虛偽道德，高揚“不屈己、不幹人”的旗幟。由於渴求為世所用，進取之心至為熱切，自然也要常常進表上書，銳身自薦，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喪失人格，不降誌辱身、出賣靈魂。如果用世、進取要以自我的喪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矯飾為代價，那他就會毅然決絕，毫不顧惜。

他輕世肆誌，**檢逾閑，總要按照自己的意誌去塑造自我，從骨子裏就沒有對聖帝賢王誠惶誠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倫理、道德規範、社會習慣放在眼裏，一直鬧到“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仙”（杜甫詩）這種地步，痛飲狂歌，飛揚無忌。這要寄身官場，進而出將人相，飛黃騰達，豈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不僅此也。正由於李白以不與群雞爭食的鳳凰、摶扶搖而上九萬裏的大鵬自居，因此，他不屑於按部就班地參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晉身之路；他也不滿足於做個普通僚屬，而要“為帝王師”，以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做呂尚、管仲、諸葛亮、謝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夠尊崇與信任的前提下，實現與當朝政治勢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合則留，不合則去”，有相當大的自由度。

他在辭京還山時，吟出：

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

自是客星辭帝坐，元非太白醉揚州。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與皇帝視為東漢隱士嚴光與漢光武帝劉秀的朋友關係，而不是君臣上下的嚴格的隸屬關係，是可以來去自由的，是彼此平等的。這類詩章，沒被人羅織成“烏台詩案”之類的文網，說明盛唐時期的文化環境還是十分寬鬆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時期，那他的“辮子”可比蘇東坡的粗多了。

這種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爭得“士”的真正社會地位，在較高層次上維護知識階層的基本價值和獨立性的期望，不過是嚴重脫離現實的一廂情願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現實：他處身於大一統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綱解紐、諸侯割據、群雄並起的春秋戰國時期，同兩漢之交農民起義軍推翻王莽政權，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陽豪強集團首領劉秀利用農民軍的成果，恢複漢朝統治的形勢，也大不一樣。

春秋戰國時期，“士”屬於特殊階層，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種諸侯爭養士、君主競攬賢的局麵，在盛唐時期已不複存在，也沒有可能再度出現。當此之時，天下承平，宇內一統，政治上層建築高度完備，特別是開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盡人彀中”（唐太宗語），大多數士子的人格與個性愈來愈為晉身仕階和臣服於皇權的大勢所雌化，“帝王師”反過來成了“天子門生”，“遊士”階層已徹底喪失其存在條件。

李白既暗於知人，又未能明於知己，更不能審時度勢，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自然就免不了到處碰壁了。歸根結底，李白還是脫不開他的名士派頭與浪漫主義的詩人氣質。

四

壯誌難酬，懷才不遇，使李白陷人無邊的苦悶與激憤的感情漩渦裏。盡管莊子的超越意識和恬淡忘我、虛靜無為的處世哲學，使李白在長安放回之後，寄情於皖南的錦山秀水，耗壯心，遣餘年，徜徉其間，流連忘返，盡管他從貌似靜止的世界中看出無窮的變態，把漫長的曆史壓縮成瞬間的過程，能夠用審美的眼光和豁達的態度來看待政治上的失意，達到一種順乎自然，寵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內心的煎熬有所緩解；但他畢竟是一個豪情似火的詩人，隻要遇到一種觸媒，悲慨之情就會沛然傾瀉。

史載，晉代袁宏少時孤貧，以運租為業。鎮西將軍謝尚鎮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聽到袁宏在運租船上詠詩述懷，大加讚賞，於是把他邀請過來細論詩文，直到天明。由於得到謝將軍的讚譽，從此袁宏聲名大著。李白十分羨慕袁宏以詩才受知於謝尚的幸運，聯想到自己懷才不遇的遭際，因而在夜泊牛渚時，觸景傷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餘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

由於詩是有感而發，所以，就顯得格外淒婉動人。

他的心境是萬分淒苦的，漫遊秋浦，悲吟“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登謝跳樓，慨歎“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橫江，驚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眼處心生，緣情狀物，感慨隨地觸發，全都緊密結合著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隻跟自己的內心情感對話，這種收視反聽的心理活動，使他與社會現實日益隔絕起來；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調，經常發表悖俗違時的見解，難免招致一些人的白眼與非議，正如他自己所言：“時人見我恒殊調，聞餘大言皆冷笑”，這更加劇了他對社會的反感和對人際關係的失望，使他感到無邊的悵惘與孤獨。《獨坐敬亭山》隻有二十個字，卻把他在宣城時的孤淒心境絕妙地刻畫出來：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

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

大約同時期的作品《月下獨酌》，對這種寂寞的情懷反映得尤為深刻，堪稱描寫孤獨心境的千秋絕唱。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淩亂。

醒時同**，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孤獨，到了邀約月亮和影子來共飲，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見。這還不算，他甚至認為，在以後的悠悠歲月中，也難於找到同懷共飲之人，以致隻能與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結無情之遊，並相期在那邈遠的雲空重見。這在孤獨之上又平添了幾許孤獨。結末兩句，寫盡了詩人的側身天地，踽踽涼涼之感。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這類“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擬態、述誌達情，顯示出詩人對現實的強烈的憤慨與深深的絕望。他要徹底地遺落世事，離開現實，回到醉夢的沉酣中忘卻痛苦，求得解脫。晚清詩人丘逢甲在《題太白醉酒圖》中，對這種心境作了如是解釋：

天寶年間萬事非，祿山在外內楊妃。

先生沉醉寧無意？愁看胡塵入帝畿。

不管怎麽說，佯狂痛飲總是一種排遣，一種宣泄，一種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種痛苦的選擇。他要通過醉飲，來解決悠悠無盡的時空與短暫的人生、局促的活動天地之間的巨大矛盾。在他看來，醉飲就是重視生命本身，擺脫外在對於生命的羈絆，就是擁抱生命，熱愛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個體意識的徹底解放與真正覺醒。

當然，作為詩仙，李白解脫苦悶、排遣壓抑，宣泄情感、釋放潛能，表現欲求、實現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還是吟詩詠懷。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聖歎所說：“詩者，詩人心中之轟然一聲雷也。”詩是最具個性特征的文學形式。李白的詩歌往往是主觀情思支配客觀景物，一切都圍繞著“我”的情感轉。“當其得意，鬥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噴即是”。有人統計，在他的千餘首詩歌中，出現我、吾、予、餘或“李白”“太白”字樣的竟達半數以上，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僅見的。

詩，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轉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精神上的重壓。但是，際遇的顛折和靈魂的煎熬卻又是最終成就偉大詩人的必要條件。以自我為時空中心的心態，主體意識的張揚，超越現實的價值觀同殘酷現實的劇烈衝突，構成了他的詩歌創造力的心理基礎與內在動因，給他帶來了超越時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極高的視點、廣闊的襟懷、悠遠的境界、空前的張力。

就這個意義來說，既是時代造就了偉大的詩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個性造就了自己。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他的悲劇，既是時代悲劇、社會悲劇，也是性格悲劇。

曆史很會開玩笑，生生把一個完整的李白劈成了兩半：一半是，誌不在於為詩為文，最後竟以詩仙、文豪名垂萬古，攀上榮譽的巔峰;而另一半是，醒裏夢裏，時時想著登龍人仕，卻坎坷一世，落拓窮途，不斷地跌人穀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職是翰林待詔，原本沒有什麽值得誇耀於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會，連他的好友魏萬也不能免俗，在為他編輯詩文時仍要標上《李翰林集》。好在墓碑上沒有掛上這個不足掛齒的官銜，而是直書“唐名賢李太白之墓”，據說出自詩聖杜甫之手，終竟不愧為他的知音。

五

當代著名詩人羊春秋度曲《折桂令》，為我們塑造了詩仙李白的高大形象：

謫仙更複酒仙。筆掃千軍，鯨吸百川。力士脫靴，貴妃捧硯，至尊開宴。為寒儒添了顏麵，給權貴打了氣焰。屈賈哀怨，陶謝酸寒，磊落如公，誰堪比肩？

詩人傲睨一世，目無餘子，而對於普通民眾，倒顯得比較可親可近。特別是晚年，他在皖南一帶結識了許多普通勞動者，像碧山的山民胡暉，五鬆山的田婦荀媼，宣城的釀酒工紀叟，桃花潭的隱士汪倫，不僅交情甚篤，而且都有詩相贈。通過他的生花妙筆，農夫田媼，牧豎樵蘇，行役征人，孤孀棄婦，撐船漢，捕魚郎，采菱女，冶銅工，都留下了鮮明的美好形象。同下層民眾的接近，使他的達觀曠朗的性格得以恣意的張揚，懷才不遇的苦悶和由仕途險惡所造成的心理負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就此，我想到了謫居海南的蘇軾。他初人儋州時，麵對被目為蠻荒瘴癘之地的惡劣的自然環境，做了“必死南荒，葬身異域”的準備，情緒極為消沉。可是，在謫居地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逐漸地適應了環境，交上了許多真誠的下層朋友，最後，竟得出“風土極善，人情不惡”的結論。他和那些善良的民眾在一起，再也用不著臨深履薄般地謹言慎行，可以完全放浪形骸，抒懷達誌，自由自在地以詩人氣質、名士本色示人。已經年過花甲的蘇軾，在三年的放逐中，之所以能夠戰勝惡劣環境，克服重重困難，最後得以生還中土，重要因素之一是他從善良質樸的當地民眾的熱誠關懷、實際救助、衷心敬慕中，獲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

李白的豪氣衝霄、汪洋恣肆的詩才，他的“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製，王公大人不能淩辱”的偉岸形象和獨立人格，曆來為人民大眾所喜愛。僅在元、明、清三代上演的戲曲中，就有喬夢符的《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屠隆的《彩毫記》、尤侗的《清平調》、李嶽的《采石磯》、無名氏的《沉香亭》《李白捉月》等許多種。

有關他的傳說與遺跡，更是遍布他足跡所至的每個地方。我在皖南一帶，接觸到曆代許多根據李白詩意創設的人文景觀。像黟縣的問餘亭，歙縣的碎月灘，宿鬆的對酌亭、餞客嶺，涇縣的雲錦堂、淩風台、綠竹亭、踏歌岸閣，采石磯的十詠亭、橫江館、醉月齋、懷謝亭，等等，數不勝數。至於太白樓、太白書堂更是隨處可見。

因為同情李白落拓終生的際遇和景慕他的人格、才華、風采，大約從唐代開始，在人民大眾中就流傳開了關於他跳江捉月、騎鯨歸天的神話傳說，並在采石江邊堆起了他的衣冠塚。有些詩人更是踵事增華，坐實其事。唐人殷文圭即有“詩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飛上九天”之句。明代詩人李東陽概括得更好：“人間未有升騰地，老去騎鯨卻上天。”

不僅詩仙本人，就連與他有過交往的普通民眾，人們“愛烏及屋”，推愛以及其身，也都盡心竭力地保存其遺跡。我在涇縣水東鄉龍潭村就曾看到了汪倫的墓地。汪倫是個隱士，在桃花潭東岸建有別墅，由於深慕李白的高風逸韻，特意修書相邀：“先生好遊乎？此地有十裏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李白見信欣然前往。汪倫解釋說：“十裏桃花”是指十裏外的桃花渡；“萬家酒店”指的是桃花潭西有個姓萬的人家開設的酒店。李白聽了拊掌大笑。在這裏，詩人受到主人的熱情款待，正如他在詩中所記述的“池館清且幽”“捶炰列珍羞”“酒酣益爽氣，為樂不知秋”。臨別時，汪倫與村民踏歌相送，依依不舍。詩仙留下傳誦千古的名篇：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在這裏，我還聽到一個有趣的真實故事：桃花潭東岸有個翟村，西岸有個萬村，兩村共用一個渡口，都爭著要以本村的村名來為渡口命名，相持多日不下。後來，萬村人以李白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為據，說千尺就是萬寸，“萬寸”與“萬村”諧音，所以還是應該叫作“萬村渡”。翟村人一聽說李太白有話了，隻好心服首肯。

當然，眾多古跡中最令人低回無盡的還是當塗的青山。這裏距縣城二十華裏，山勢盤陀，林壑幽深，溪水潺潺，風光秀美。李白“一生低首”、衷心敬服的南齊詩人謝跳在任宣城太守時曾結宅於此。青山左帶丹陽湖，右麵和重九登高的勝地一龍山隔河相對，李白曾兩度登臨龍山，憤抒其逐臣與黃花共苦之情。李白死後，原曾葬在龍山東麓。過了五十餘年，他的生前好友範倫之子範傳正任職當地，按照詩仙“悅謝家青山”的遺願，遷墓至青山西麓。

那天，我沐著淡淡的秋陽，專程來到青山，滿懷憑吊真正的藝術生命的無比虔誠，久久地在李白墓前肅立。風搖柳線，宿草顛頭，仿佛踴身千載之上，親承詩仙謦效，同他進行著一場跨越時空的無聲對話。

“莫向斜陽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許夢熊《過南陵太白酒坊》）我想，虧得李白政壇失意，所如不偶，以致遠離魏闕，浪跡江湖，否則，沉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著他那瀟灑出塵的雋影，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會因為失去這顆朗照寰宇的明星，而變得無邊的暗淡與寥落。這該是何等遺憾、多麽巨大的損失啊！

當然，詩仙自己並不作如是想。他臨終時的“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的哀吟，最鮮明不過地表現出那種雙目至死難瞑的深悲劇痛，聞之令人心酸氣噎。一千二百多年過去了，三尺孤墳裏麵，就這樣埋下了一具淒愴憤懣，鬱結難平，永恒飛揚、躁動的不滅的詩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