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度量衡量值為何越變越大?

在我國度量衡的發展史上，有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就是隨著曆史的演進和時代的變遷，尺度越變越長，容量越變越大，權衡越變越重。根據國家計量總局1980年主編的《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前言所講："從秦到清代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裏，度量衡的單位量值，尺度由每尺合今長二十三厘米增大到三十二厘米以上，增長了百分之四十；量器的容量由每升二百毫升增大到一千多毫升，增長了四倍多；衡重由每斤二百五十克增加到六百克左右，增長了一倍以上。度量衡三者尤以量器增長率最大。"這些變化，既加重了曆代勞動人民的負擔，激起了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也反映了我國古代度量衡曲折複雜的發展曆史。那麽，為什麽尺鬥秤的單位量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又為什麽三量的增長幅度快慢不一?長期以來，這些問題曾引起不少人的關注，有的為此曾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並提出一些值得重視的看法。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人們認識不盡相同，甚至出現各種異說，致使這個問題趨於複雜，大有無法說清之勢。

從現有資料看，圍繞量值不斷增大的原因問題，說法紛紜，分歧較大，摘其要者。

一是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剝削製度有關。古今不少學者認為，唐代以前，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尺鬥秤量值增長較快，原因在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地租形態，在很長時期內以實物地租為主。地主階級為了更多地剝削農民，可以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不斷增大度量衡的單位量值，並使之在社會上合法化。(見《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前言)唐皮日休《橡媼歎》中說："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隻作五鬥量!""農時借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饑腸!"這些詩句，生動地再現了封建剝削者用大鬥大秤榨取農民血汗的情景。鑒於自魏晉至隋實現統一的300年間，尺長增加30厘米左右，升容增至秦漢時的三倍，每斤幾乎相當以前的三斤。麵對如此激烈變化，宋範景仁曾指出："此蓋出於魏晉以來貪政。"清王國維在《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中說："考尺度之製，由短而長，始為定例。其增率之速，莫劇於西晉後魏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後，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代有增益。"金元以後，取消布帛實物稅，課以米粟麻棉產品，這樣再加大尺寸毫無必要，當然封建剝削者就把眼睛盯在容量和權衡上。正如王國維所說："金元以後，不調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範文瀾也與上述看法相類似，他曾說："官吏總想多取民財，因之度量衡總是由小變大，東晉至南北朝，增大尤為急劇。"(見《中國通史簡編》三編一冊)

二是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社會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分析我國度量衡單位量值增大原因時，《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前言中說："在兩幹多年漫長的時期內，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計量農產品的度量衡單位量值，必然有個適應生產力發展而增長的過程，而到了一定階段就相對穩定下來。"並說："手工業、商業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會對度量衡單位製的變化，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是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標準物不精有關。大凡談起我國度量衡的起源，都與黃鍾律、櫃黍法有關。但不少研究者認為，作為度量衡的標準物，"音律管"和"累黍法"是有不少弊端的。由於這些標準物本身固有的弊端，導致了尺鬥秤量值的不斷增大。拿"音律管"說，它是"律生度量衡"的依據。尺度長短全憑"音律管"長度確定，"音律管"的容積又是確定容量和權衡的依據，而"音律管"的容積則由其長和圍徑的大小來確定。然而由於古時對圓周率推算不精，因而對音律管圍徑之數，說法不一。至於對音律管周徑的理解，有的說指圓周，有的說指圓周麵積，很不一致。這樣，用音律管作標準，就派生出不少麻煩。對此，《隋書·律曆誌》中有這樣的記載："開皇九年平陳後，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製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從書中開列的十多種尺度看，黃鍾容黍均不相同。"晉前尺黃鍾容黍八百零八粒，東魏尺黃鍾容黍二千八百六十九粒。"說明用音律管作標準物，度量衡的量值很難不起變化。再說"累黍法"，似乎問題更多。根據《漢書·律曆誌》說，"累黍法"必須以"子穀櫃黍中者"為準。然而，何謂"子穀櫃黍"，又何謂"中"，大家理解曆來不一致。孟康說"子"即北方，顏師古說"子穀"即"穀'子"，與方位無關。許慎說"櫃黍"河東黑米，吳大澄說"櫃黍"即今之高粱。就以高粱來論，"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隋書·律曆誌》語)。"及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以校驗，亦複不同"(《宋史。律曆誌》語)。何謂"中"的問題，看法也較分歧。顏師古、韓苑洛和吳大澄認為"中"指"不大不小"，朱載堉則認為"中"指"頭等大號者為佳"。正由於"音律管"、"累黍法"實行起來有這麽多麻煩，才有"累黍一法，名為最密，實為最疏，苟無格式，大小幾何?唯雲中式，猶作定論"(朱載堉語)的說法，以及"依文據理，符會處多"、"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和"俗化訛替，漸致增損"(《隋書·律曆誌》語)的結論。

四是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是否易於識別有關。吳承洛在《中國度量衡史》書中說："尺度之增率，在三量中為最小。其原因，蓋以尺之長短，易於識別。尺者識也，布手而知尺，故尺之長度，雖代有增益，商不過巨。"還說"量之增率在三量中為最大"，原因是"量則難以判定。一升之量，視之固為升，二升之量，亦視之為升，極為普遍之事，此量之為量，易於為弊"。談及權衡增大問題時，吳先生說："因權衡之重，亦如量器不易視其大小，故其增率大於度。"

五是認為量值不斷增大與改朝換代和管理不善有關。有的認為曆史上江山易主，改朝換代，相互兼並，戰禍頻繁，度量衡標準器橫遭毀壞湮沒，致使量值越變越大。有的認為魏晉前後三量猛增，這既與統治階級貪政有關，但法度廢弛、管理鬆懈，"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清人張照曾說："今日度量衡猶有未同，並非法度之不立，實在舉行之未能。"他又說："立法固當慎密，而用法自在得人。"談及我國古代度量衡紊亂原因時，吳承洛先生曾講到五條原因，其中大都與監督管理有關。他指出："曆代於開國之初，對於度量衡間有定式較勘之舉，但僅推行一時，每以時期不久，督察之力即弛，而取締之功效亦隨之俱失。"(見《中國度量衡史》298頁)

(趙瑞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