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路德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路德關於宗教的研究精深玄妙，著作等身，後世的研究專家和研究成果也是數不勝數，筆者無意也無力就路德的宗教理論本身班門弄斧，僅想順著這樣一個思路探討：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當時雖然轟轟烈烈，但是，隨後長期的宗教戰爭，以及教會的內部分裂和持續的相互猜疑與憎恨，似乎使宗教改革中發端的進步傾向**然無存，為什麽說它是一場偉大的對人類曆史發生了深遠影響的宗教改革運動？路德提出的普及義務教育思想確實遠遠超出了他的那個時代，但當時推行的現實基礎是非常有限的；新教教會在重建新教教育體係中也功不可沒，但是為什麽當時著名的人文主義教育家伊拉斯謨卻抱怨說，凡是路德的教義風行的地方，學校的教育就遭到忽視？[4]然而，我們卻說路德的教育貢獻對歐美教育的近代化進程產生了許多職業教育家所不能夠比擬的持久而深刻的影響？路德作為一個宗教改革家為什麽要提倡以新教教育促進新教改革？要理解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必須追根究底了解他的宗教改革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什麽。

一、“因信稱義”思想的形成

“因信稱義”被路德視為《聖經》的本來“真義”，是他的新教理論的核心，也是理解他的教育理論的關鍵概念。要理解這一核心概念，有必要先了解路德是如何形成這一概念的。

關於路德如何形成他的新教的“真義”——“因信稱義”說，不少文獻都提到路德1510年在羅馬旅行中經曆的“塔中啟示”，即他虔誠地跪著爬上羅馬著名的斯卡拉桑塔（Scala Santa）[5]時，頭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正直的人應該靠信而生。”其實，這個啟示並非突然從天而降。正如路德所描述的：“我的神學不是一蹴而成的，我曾伴隨著困擾不斷地更深一層地去尋找它。”[6]確實，路德是在長期的內心掙紮中，經曆了痛苦的衝突和精神危機，通過對《聖經》的深入研究才獲得對抗羅馬天主教的思想武器。

德國畏天敬神的傳統和濃鬱的道德宗教氛圍促使路德違抗父命而決定侍奉上帝。雖然作為一名乞僧生活清淡，虔誠懺悔，潛心修道，徹夜思考，但是這種艱苦的修行體驗卻給路德帶來有關解脫問題的更大困擾。路德的好朋友，當時最著名的希臘語專家梅蘭克頓（Philip Melanchton，1497—1560年）曾經這樣描述：“每當路德深入思考有關上帝的震怒或上帝懲罰人的特殊例子，一股莫大的恐懼便向他襲來，使他幾乎陷入癱瘓或崩潰的狀態。”[7]這種內心衝突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路德本人對上帝的無比虔敬和當時教宗們的奢華儀式、無謂的神學糾紛纏繞乃至褻瀆上帝的行為之間的巨大反差，特別是1510年羅馬之行親眼看見了當時羅馬教廷的腐敗，而那些奢華儀式、苛刻戒律、兜售贖罪券之類的褻瀆上帝的行為，又被美化為“善功”“自律”。“善功”與“自律”、上帝恩典引導愛的習性，具有“在上帝麵前稱義”的神奇功效，甚至買了贖罪券靈魂就可以升天，不這樣做就會受到“上帝的正義”“上帝的震怒”的懲罰。麵對羅馬教廷長期以來借“上帝的審判”恐嚇和奴役人們的罪行，路德痛斥道：“我們這些可憐的罪人，已經因原罪而永遠沉淪，又在十戒下被各種災難所壓傷，這還不夠，現在神是否更要用福音使我們的痛苦加倍，用它的公義和怒氣威嚇我們？我的良心因此憤怒而不安。”[8]他也在苦苦的內心掙紮中想找到一種精神武器，揭露出這一切都是“魔鬼的謊言”，都隻是懾於教會的威名和長期的習慣而形成的教會特權，而並非出於神的本意。

應該注意到，路德這些內心衝突的產生，與文藝複興以來興起反封建教會的人文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正是強調個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文主義時代思想脈搏的衝擊，引起了路德對羅馬教廷的強烈不滿。路德領導的整個宗教改革過程，其實也是以那個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趨勢為後盾。然而，正如宗教改革不等於文藝複興一樣，路德也絕對不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他所成長的德國濃鬱的道德宗教氛圍和畏天敬神的傳統，他在愛爾福特大學讀書時所受到的一些著名的反教會學家思想的影響[9]，他自己對基督的虔誠和長期對神學的精深研究，決定了他把對羅馬宗教的批判、剝去它身上那層神聖的外衣為己任。無獨有偶，路德也是和他那個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和反教會學家們一樣，直接到古代的思想智慧中去尋找思想武器，通過對原始基督教義的研究，對希臘文、希伯來文《聖經》的研讀，還基督的本來麵目。

路德在威丁堡大學係統地研究了《聖經》中的《詩篇》《羅馬人書》，逐漸從中“重新發現”了“信仰得救”的思想，在內心的掙紮中重新找到了基督的愛。他說，他第一次讀到《詩篇》中的那句話“上帝借著它的正義拯救我”（in iustitia tua libera me），就感到十分恐懼，連“上帝的正義”“上帝的審判”“上帝的工作”這些句子都讓他痛恨，因為，他當時隻知道“iustitia dei”的意思是嚴酷的審判，因為要有嚴酷的審判才能夠拯救，那不是似乎永遠不會得救了！後來通過研究希臘文、希伯來文《聖經》，才知道“iustitia dei”的意思是“他借著基督的正義這樣的禮物帶給我們正義”，才真正品嚐了《詩篇》。[10]信仰非出自人性，而是出自上帝恩賜的禮物，上帝的恩典禮物優先於信仰，而中世紀以來的“恩造習性”，卻是把“善功”“戒律”等習性視為聯結人與神的紐帶。實際上“義人必因信而生”，基督徒是罪人也是義人，義人憑上帝恩典的禮物而生。[11]路德還講道，當他讀到《羅馬人書》第一章十七節最後一句話：“因為福音顯示上帝使人跟他和好之路；這道路是起於信而止於信。正如《聖經》所說的：‘借著信而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得到真生命’。”這時候，他整個人感到好似天堂為他開了門一般地被陶醉。[12]

路德從《聖經》典籍中發掘出的“因信稱義”的“真義”意義是重大的。梅蘭克頓曾這樣評價：“許多虔誠智慧人士一致認為，路德對教義所賦予的新義有如漫漫長夜裏升起的一道曙光。”[13]確實，路德從古代典籍中挖掘出的基督教“真義”，讓人們認識到：得救的關鍵在於對基督“內在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善功”與“戒律”。這就意味著：《聖經》中那些一度被羅馬教廷披著神聖外衣用來束縛人們精神，以至於一度讓路德感到恐懼的句子——“上帝的正義”“上帝的審判”“上帝的工作”等——現在都憑著“因信稱義”的“真義”變成一片光明和溫暖：上帝的正義、智慧和工作不是處處用來懲罰人類的，而是用於恩澤人類的，神的工作就是神在人身上做工，神的能力是為了使人剛強，神的智慧是使人成為智慧的人，神的公義是指神以公義為衣穿在眾生的身上使之稱義，這正是義人得生的憑據，是神所賜的禮物，因信而得。因此，應該由個人憑著良心內在的信仰和虔誠來祈求靈魂得救，而不需要教會充當祈求拯救的中介，要以《聖經》的權威替代教會的權威，人人都具有直接閱讀《聖經》和直接與上帝交流的權利。

路德的“因信稱義”思想成為16世紀新教改革和新教教育改革的根本精神支柱，也是後世的世俗革命中不是為部分人的尊嚴而是為所有人的自由而鬥爭的思想基礎。海涅對此有過很好的評價：“自從路德說出以下的命題‘認為人必須用《聖經》本身或用理性的根據來反駁他的教義’之後，人類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釋《聖經》的權利，而且它，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論爭中才被認為是最高的裁判者。這樣一來，德國產生了精神的自由或有如人們所說的思想自由。思想變成了一種權利，而理性的權能變得合法化了。”[14]

二、宗教—政治思想體係

在16世紀，以羅馬教廷為首的教會勢力在封建社會的政治行政、法律稅收、文化教育等一切領域處於壟斷地位，各界人民對這種統治長期不滿，路德的“因信稱義”說揭去了羅馬教廷神聖的宗教外衣，深得人心。教會不甘心他們所壟斷的政治行政、法律稅收和文化教育係統隨著宗教外衣的剝脫而紛紛崩潰，因而調動了整個製度的勢力來反對新教。所以，路德領導的宗教批判在當時起到了牽一發而觸動整個社會的作用。從路德1517年在威丁堡教堂門口貼出《九十五條論綱》起，人民的擁戴和天主教會的攻擊就把路德由一位神學研究者變成一位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迫使他不得不結合社會的政治和教育等問題來形成他的宗教思想體係。他的《九十五條論綱》和宗教改革三大名著《致德意誌民族基督教貴族書》《教會被囚於巴比倫》和《基督徒的自由》，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他的宗教思想體係。

《九十五條論綱》亦稱《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主要是憤怒譴責教皇一再兜售贖罪券聚斂錢財、搜刮民膏的行徑，指出贖罪券不能夠赦免罪惡，教皇以此來體現贖罪權力是一種褻瀆神明、危害人民的勾當。

《九十五條論綱》僅僅表示路德準備公開辯論贖罪券的功效問題，並沒有打算對教會宣戰，甚至都沒有徹底否定贖罪券，而隻是反對它的濫用。然而，它卻一石擊起千層浪，在飽受教會壓迫的各階層人民中激起了強烈反響，兩個多星期傳遍全德國，一個月內傳遍整個歐洲，客觀上引發了一場路德本人後來也感到害怕的運動，並且直接引起了贖罪券銷售量的明顯下降，動搖了羅馬教廷賴以統治的意識形態體係，招來了神學界激烈攻擊的“106條論綱”。路德於1518年發表《論贖罪與恩賜》予以反駁，捍衛《九十五條論綱》的思想。

然而，這時候的路德關於“因信稱義”的宗教平等思想還處於醞釀過程中，還沒有打算公然推翻教皇的權威。直到1519年路德接受挑戰和羅馬教會馳名歐洲的神學家艾克（John Eck）進行的萊比錫神學辯論時，路德以“《聖經》權威至上”對抗“教皇權威至上”。艾克逼問他是否否認教皇來源於上帝，抬出宗教會議的審判來迫使路德讓步。路德此時正處於對教皇權力的牢固信念破滅的思想鬥爭中，他借著“因信稱義”啟示的精神支柱，斷然指出教皇和宗教會議並非永無謬誤，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會沒有教皇也可以存在。從而第一次公開否定了教皇的權力和教會的最高權威，提倡了《聖經》的權威和個人研讀《聖經》的權利，走上了與教皇徹底決裂的道路。[15]

隨後，路德積極地解釋和論證在萊比錫神學辯論中提出的觀點，經曆了三年的論證，受到被逐出天主教教門的懲罰後，路德更堅定了與教皇決裂的決心，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他的新教改革思想體係。這一思想體係以及一些基本的教育思想，在1520年發表的三大論著《致德意誌民族基督教貴族書》《教會被囚於巴比倫》和《基督徒的自由》中，得到了充分的論述。

《基督徒的自由》於1520年10月發表，闡述了路德內心深處所信仰的基督徒生活的總綱，指出敬畏上帝和信賴上帝的人用不著敬畏教士或教會，是構成路德宗教改革學說的基礎。文中正式提出了“因信稱義”的宗教平等思想，主張《聖經》是上帝的啟示，是人們信仰的最高權威和準繩，人們隻要依據《聖經》而產生對基督的信仰，就可以成為義人，成為上帝所承認的高尚的人。而且，人人都可以閱讀、思考和理解《聖經》，根據此產生信仰。在信仰麵前，曾經被認為人類救贖中不可缺少的教皇、教會、教律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路德認為信仰是屬於精神性的，不屈從於任何外來的幹涉和奴役，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必須出於他的信仰，宗教禮儀隻是信仰的標誌，它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儀式不是有助於而是妨礙心靈的成長的，就應該予以廢除。[16]

《教會被囚於巴比倫》於1520年9—10月發表，主要是運用《基督徒的自由》提出的原則改造教會，提倡一種服務者的宗教和廉潔教會，批判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聖禮製度成了束縛基督徒的鎖鏈和囚禁教會的巴比倫，成為宗教改革的組織綱領。

文中要求廢除繁雜的禮儀、煩瑣的程序、豪華的陳設和次要的節目，認為聖禮是基督借有形之物賜無形之恩，天主教規定的七種禮儀[17]，隻要保留來源於《聖經》聖禮中的三件——洗禮、聖餐和懺悔。文中指出，聖餐並非獻祭和善功，而是以信仰領受上帝的恩典，主持聖禮也非教士特權，人人都可以成為僧侶。文中強調還俗人以聖杯，一切基督信徒平等。文中還尖銳指出：羅馬教會在基督徒的婚姻問題上做出了大量直接違背《聖經》的壞事，認為對基督徒婚姻的橫加幹涉是對人性的隨意淩辱，世間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夠禁止一定血緣外的婚姻。[18]

《致德意誌民族基督教貴族書》於1520年8月發表。本文廣泛涉及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等領域，中心的問題是爭取德國的獨立，可以說是德國的獨立宣言，它受到德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第一版4000冊馬上銷售一空。[19]

《致德意誌民族基督教貴族書》把各階層人士對羅馬教廷的全體憤怒集中起來了，號召尊貴的德意誌民族擺脫羅馬教廷的暴政，矛頭直指長期統治著歐洲各民族的政治行政、法律稅收和文化教育的教皇壟斷特權，成為宗教革命的政治綱領。

文中指出，應該推翻羅馬教皇抗拒改革、把基督教引向毀滅的三堵牆：一是把宗教權力淩駕於世俗權力之上，二是聲稱隻有教皇有權解釋《聖經》，三是隻有教皇才有召集宗教會議的權力。羅馬教廷就隱蔽在這三堵牆的後麵胡作非為而受不到任何懲罰。路德呼籲必須推翻這三堵牆。其一，必須推翻超國家的教會神權，代之於民族的世俗權威；推翻羅馬教廷由教皇、主教、教士和僧侶組成的“宗教等級”，代之於由信奉基督的全體教徒組成真正的“宗教等級”；建立一個由世俗政府統治的、獨立於羅馬的國家，鼓勵世俗君主起而領導宗教革命。其二，《聖經》對所有虔誠的基督徒都是敞開的，它能夠為一切虛心尋求啟迪的真正信徒所理解，並非隻有教皇才有解釋《聖經》的權力。其三，單憑《聖經》所說的就可以針對教皇犯的過錯召開宗教會議，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權為宗教會議的召開竭盡全力。文中還提倡一種新的勞動道德，提倡一份勞動一份報酬，還涉及有關教育改革的建議。

路德關於宗教改革的三大論著，在指導總綱上、政治上、組織上建構了新教思想體係，這些觀點和他所提出的天職觀念、政教分離、君權獨立的觀點，就進一步把路德的宗教思想變成了現實的政治，為德國和歐洲各國人民世俗政權的建立、新社會的建立提供了綱領，也同時為新教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總綱。很顯然，路德的宗教思想體係是以“因信稱義”的精神支柱為根基的，其中也直接強調了要從根本上改造教育事業，加強古典語言的學習，因為培養人人具有直接閱讀《聖經》的能力是實現新教理想的關鍵。

三、路德的政治學說

路德的政治學說非常明顯地反映了一位從封建中世紀終結到現代資本主義開端的過渡性的人物思想特點。他的政治學說主要可以概括為“天職觀念”“君權獨立”和“政教分離”思想。這些觀點可散見於他的許多文章和演說中，有關政治學說的比較集中的論述可見於他1523年正式發表的《論世俗政權：對世俗政權服從的限度》。

路德是從“信仰得救”的核心觀念中引申出的“天職觀念”。既然人的得救不靠善功而靠信仰，那麽，善功是什麽呢？善功起什麽作用？路德認為，不能夠認為善功隻是指“在教堂裏祈禱、齋戒和祈禱”，更不是指繁雜奢華的宗教禮儀或嚴格的宗教戒律，凡憑信仰所從事的各種職業和日常工作都是善功，“經商、來往、吃喝、睡覺和其他一切對身體有益的事，都是善功”[20]。完成職業責任和世俗義務應該是道德行為所能及的最高境界，是一種天職使命。這種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麵向職業責任和世俗義務的善功才是救贖的途徑。因此，基督徒雖然不需要外在的政權和法律的強迫，但卻內在地願意去做對鄰舍、他人有益的事。很顯然，對善功賦予承擔世俗的責任和義務的含義，為宗教事務與世俗事務的互惠共處提供了理論框架。

路德主張君權獨立，要求推翻超國家的教會神權，代之於民族的世俗權威，建立一個由世俗政府統治的、獨立於羅馬的國家，鼓勵世俗君主起而領導宗教革命。他說：“教皇把羅馬和他從帝國搞到的一切交還我們，把我們的土地從那難堪的租稅和搶劫中解放出來，並將我們的自由、權利、財富、榮譽、身體和靈魂交還我們，讓帝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21]這種思想否定了中世紀以來的羅馬教廷淩駕於國家之上的觀念，是近代主權國家的思想萌芽。

路德主張政教分離，指出政府不應該幹涉信仰，教會也不應該幹涉政府事務。路德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權力，真正的基督徒屬於上帝之國，他們心裏有聖靈，懂得愛而不加害於人，甘心忍受任何不公道，根本就用不著世俗政權和法律。因此，路德反對世俗政權幹涉宗教事務。[22]同時路德又指出，“整個世界是邪惡的，在千萬人中難有一個真基督徒，假如沒有刀劍和法律，人類就將互相吞噬，無人能以保存妻室兒女，維持自己，侍奉上帝，整個世界也將陷於混亂”[23]。因而，對真正世界之國一般俗民或冒牌的基督徒而言，必須有世俗政權和法律的約束。路德還指出，世界之國的臣民和上帝之國的信徒都是亞當的子孫，兩者對人類世界的事務可以並存互惠，一個益於虔敬，一個利於治安。

總之，路德的天職觀念為基督教積極盡世俗責任，君權獨立思想為反羅馬教廷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政教分離則為保障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開了綠燈，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種思想也直接成為路德提出宗教的和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論的思想基礎。然而，他的政治學說又是因應當時宗教改革所牽涉的深刻社會政治變革需要而產生，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學說，也必然麵對德國農民戰爭和激進的宗教改革運動對統治者的威脅做出反應。路德指責過激的宗教革命，不惜給世俗政權對人民的統治披上了神聖的外衣。他說，基督徒雖然自己不需要政權和法律的統治，卻願意去做對鄰舍、他人有益的事，服從政權和法律，“積極服從刀劍的統治，繳納稅款，服從長官，並盡其所能，服務政府幫助政府，以維持政府的榮譽和尊嚴”[24]。他們甚至可以當劊子手，為維護當時的政治統治和懲治惡人不惜使用刀劍。所以，路德作為一位從封建中世紀終結到現代資本主義開端的過渡性人物思想的兩麵性顯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