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路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路德的教育思想，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和《論送子女入學的責任》這兩篇專門闡述教育問題的論文中，同時也散見在他有關宗教、政治、社會、經濟、家庭、婚姻等問題的論述中。他提出的有關宗教與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論、國家辦學和普及義務教育主張，對歐洲教育走出中世紀，在世俗化和國家化的變革過程中向現代轉化，起到了一個思想先驅的重要作用。他翻譯的德語本《聖經》和編著的大、小《教義問答集》，對德國語言教育和現代德語所產生的深遠積極影響，則是任何人所無法比擬的。

一、宗教與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論

路德以“因信稱義”說為核心的宗教思想體係，內在地把新教改革的基礎付托於人人都有研讀《聖經》的權利，人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交流，人人都可以憑著虔誠的信仰獲得救贖，而人們內心真誠的信念又是在信徒獨立地閱讀、理解和解釋《聖經》的基礎上產生的。那麽，新教改革的成功就依賴於人人都具有獨立閱讀、理解和解釋《聖經》的能力，這就決定了路德所提倡的新教教育使命，就是要廢除長期以來羅馬天主教會所壟斷的、僅僅以培養充當神與人之間交流的唯一中介的特權神職人員為目的的教育製度，建立一種新的教育體係，使之能夠培養出大量的對基督心存虔誠信仰的具有獨立閱讀、理解和解釋《聖經》能力的信徒。同時，宗教改革涉及建立一個由世俗政府統治的、獨立於羅馬教皇的民族國家的政治變革，還需要培養世俗政治的統治者和世俗事務所需要的各行各業人才。

路德在《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中明確提出了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觀，既強**育必須服務於推廣新教教義，培養真正的基督徒，使人們虔誠信仰基督從而使靈魂得救，又重視教育對世俗政權、社會和個人的作用，要求教育必須為文職政府的利益，培養有才幹有本領的統治者，為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的管理，培養有才能有教養的男人和女人。[25]

可貴的是，路德不僅僅強**育為推進新教服務，而且適應了當時民族國家興起的時代需要，提出，即使沒有靈魂，沒有天堂，沒有地獄，而隻有文職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學校和有學問的人。教育“為求得男人們能夠善於治理國家，婦女能夠善於養育子女，照料家庭與治理家務”[26]。路德還指出，城市和世俗國家的“最大幸福、安全和權力乃在於有才能、有學問、聰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他們能維護、保全並利用各種財富與優勢”[27]。

很明顯，相對於文藝複興以來以人性對抗神性、以理性的挺立確立人的尊嚴與價值、追求個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文主義時代精神潮流，路德提出的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觀，帶有對中世紀神學勢力的很大妥協性。他作為一位基督教徒的革命，隻是想通過宗教批判來革新宗教，通過還原始基督的本來麵目，以對《聖經》信仰的權威對抗羅馬教廷的權威，幫助人們掙脫外在宗教的束縛，代之於內在信仰的宗教，最終還是倡導人的精神對宗教的虔誠信仰。

盡管如此，路德倡導的新教革命卻在一定程度上將文藝複興以來的人文主義精神擴展到宗教領域，也衝破人文主義教育者把自身囿於培養個性自由發展的少數精英分子的局限，主張把教育權利擴展到普天下基督教信徒和世俗的統治者及普通公民。借助歐洲普遍信仰基督教的文化傳統，依靠新教傳播的革命力量把新教教育範圍大大擴大了。而且，相對於人文主義教育後期向形式主義滑坡的傾向而言，路德以傳播新教教義為目的而提倡大眾語言和民族語言教育，客觀上也對普及教育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普及強迫教育思想

路德基於宗教平等的思想提出每個人的教育權利平等，為促進新教教義的傳播而倡導普及的大眾教育，為實現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而要求國家辦教育。他有關普及強迫教育思想的主張，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和《論送子女入學的責任》這兩篇教育論文中。

路德在1524年發表的《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一文中，明確提出國家辦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思想。他呼籲必須給男女兒童適當的教育和撫養，必須想方設法、不辭辛勞、不吝花費地教育年輕人，把對年輕人的教育看成是市長們和市政官員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和家長應盡的義務。他強調這是關係到國家繁榮昌盛、城市安全與幸福、個人利益和尊榮的大事業。這種普及的教育必須由國家負責開辦，任命教師，提供經費。為了把年輕人培養成有才幹、有學問、聰明、正直和有教養的公民，要把最聰明的學生培養成最有才華的教師，給年輕人提供良好的學校、不受幹擾的課堂和優秀的圖書館。[28]

路德在1530年發表的《論送子女入學的責任》一文中，有史以來第一次提出了普及強迫義務教育的主張，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麵加以闡述。

①認為世俗政府是神創的完美機構，對保證人類的共同生活和幸福必不可少。然而，世俗政府建立與維持的基石，不是暴力政治和武力，而是靠健全的法律。人們隻有通過人類智慧建立法律，通過學習知識才能夠理解法律，從而認識和維護世俗政府的明智。

②教會的宗教事務和世俗的國家事務都很重要。忠實正直的法官、司法大臣與最優秀的修道士、僧侶都是上帝欣賞的神聖職業，政府機構甚至比教會更需要智慧的引導。

③教育能夠幫助人發展最重要的大腦、最靈活的舌頭和最有用的語言，有必要通過教育把最聰明的兒童培養成為教會和政府機構所需要的人才，包括講道者、法學家、牧師、文書、醫生、教師等。

④國家、教會和家庭都要負擔對兒童實施強迫義務教育的責任。國家要像戰時迫使臣民履行軍事任務那樣，強迫父母送子女上學；教會也應在經費上對貧苦子女的教育提供幫助。讓所有該上學的孩子都能夠上學，讓所有普通的孩子都可能通過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成為精神與世俗世界的統治者；家長也應認識到讓子女接受教育的益處，有責任、有義務送子女上學。

⑤教師是最有用、最偉大和最美好的職業，世間最高的美德是教育年青一代，為了實施強迫義務教育，應該培養大量的優秀教師，尊重教師。[29]

路德的強迫義務教育思想，在當時借助於宗教改革運動的巨大影響而廣泛傳播，使路德成為近代西方國民教育和普及義務教育運動的理論先驅。當然，當時普及義務教育的社會條件遠遠沒有成熟，路德的強迫義務教育主張收到的即時效果微乎其微。路德1528年10月曾經到薩克森了解民眾的宗教信仰情況，結果發現，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基督教教義，許多牧師也不善於或根本不會講道。

因而，路德於1528—1529年寫了大、小兩本《教義問答集》，還配有《聖經注釋》《大教義問答集》適合中年級的學生學習，《小教義問答集》適合小學生學習。《教義問答集》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被分發到所有教區，命令牧師向全體教徒宣讀，讓兒童記誦，並要求做父親的把每周詢問孩子《教義問答集》中的問題當作自己的責任。可見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在當時最多是不遺餘力地普及新教教義，還難以達到滿意效果。至於普及強迫教育、國家辦教育等思想則是遠遠地超前於他的那個時代，倒是對後世的教育世俗化和國家化的發展曆程有所預見。

盡管如此，路德及其追隨者還是為新教教育的重建付出了許多努力，比較集中地反映在路德對德語教育的貢獻和路德及路德學派在建立新教教育體係方麵取得的成效上。

三、路德對德語教育的貢獻

怎樣使所有的信徒都有能力獨立地閱讀、理解和解釋《聖經》，這是新教教育麵臨的最基本的任務。在漫長的中世紀，拉丁語是壟斷了知識文化的特權神職人員和統治者的唯一通用語言，廣大人民並沒有基本的閱讀能力。隨著各民族、母語的廣泛應用和豐富，民族語言的發展完善和語言教育是那個時代所麵臨的重要任務。

在16世紀初，羅馬教廷仍然靠拉丁語占有的絕對地位和神職人員對拉丁語的壟斷，來確定教會人與神之間唯一交流中介的特權地位。所以，要推翻教會人與神之間唯一交流中介的特權地位，首先要改變隻有拉丁語版的《聖經》一統天下的狀況，用民族語言來翻譯《聖經》。早在14世紀，英國宗教改革家威克裏夫（John Wycliffe，約1330—1384年）就開始翻譯《聖經》。威克裏夫、胡司（John Hцss，1484—1531年）、茨溫利等宗教改革者，都和路德一樣，把信徒直接研究閱讀《聖經》看作宗教生活的根基。

路德不同於上述宗教改革家之處，就是從他自己長期痛苦的內心掙紮而獲得“因信稱義”啟示的體驗中，認識到直接閱讀希臘文或希伯來文的《聖經》對正確了解基督的本質是多麽重要。但是要求普通人民掌握遠離日常生活的希臘文或希伯來文是不現實的。然而，已有的一些不完整的德語版《聖經》又是從拉丁語的《聖經》版本翻譯過來的。所以，1521年，路德利用為躲避教皇逮捕而避居薩克森選侯的瓦德堡內的時間，開始把《聖經》直接從希臘文翻譯成為德文。

路德憑著他優越的語言天賦，本著讓普通人能夠方便地閱讀、思考和理解公元最初幾世紀的淳樸基督教，幫助人們了解基督的本質的動機，在當時最著名的希臘文專家梅蘭克頓的幫助下，先翻譯第一部分《新約全書》。在翻譯過程中，路德力求文筆平實而精細，形象而自然，通俗而準確，既要求婦孺可以憑聆聽他人誦讀而獲益，又注意到依據薩克森的官方語言，有時甚至花費數星期來推敲一個正確的用詞。[30]為了適合學校兒童的學習，翻譯本中還安排了許多容易被兒童直觀理解的插圖，《新約全書》的翻譯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於1522年9月出版，被稱為“9月聖經”，立即被人民爭相購買。路德整個《聖經》的翻譯工作曆時13年，至1534年才最後完成。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幾乎一出版就廣為流傳，僅僅從1522—1546年，德文版《聖經》及其摘錄就印刷和翻印了400多次。

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不僅即時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該譯文事實上固定了德國語文的特質”，“決定了現代德語的標準，樹立了德國語文史上最為顯著的裏程碑”。[31]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曾對此評價說：“日耳曼散文的傑作就是日耳曼偉大的傳教士的傑作：聖經是日耳曼文中最偉大的書。與路德的聖經相比較，其他的書都是‘文學’，也就是一些不在日耳曼生長、也不像聖經一樣長在日耳曼人心中的東西。”[32]日耳曼語言學的祖師格林姆（Jacob Grimm）則把路德的語言比作整個民族生活靈感的來源，他說：“由於路德德文奇跡般的純度和深遠的影響，它可說是德語的核心與基礎，任何滋養這語言、複興這語言、使它能創造詩歌的東西，都是來自路德的功勞。”[33]

可見，路德在德國語言教育方麵的貢獻是巨大的，影響是深遠的，而且很顯然不同於當時一些人文主義教育家在古典語言學習上過於注重形式，脫離現實生活的傾向。這一點是其更進步之處。同時，從另一個方麵也表明新教教育的目的過於注意培養虔誠信仰的宗教目的，在語言教育中也重視語言本身對傳播新教的工具價值，而又不像人文主義者那樣，注重古典語言和古典文學學習的美學陶冶及人性涵養的內在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傾向於人民大眾活生生的語言教育的進步特點，在歐洲的學校教育體係中並沒有得到長久穩定的發展，人文主義學者壓倒一切地注重古典語言形式主義的學習，一直延續到19世紀還很有市場。路德對現代德國語言的奠基性影響，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印刷術的廣泛應用，路德以此為媒介傳播新教思想，激發人們的閱讀興趣和啟迪人們的智慧，通過新教的傳播使路德翻譯的德語在人們中間不斷地傳誦、交流、活生生地應用於生活潮流中，從而影響到現代德語的特質。

四、建立新教教育體係

著名的人文主義教育家伊拉斯謨曾抱怨說，凡是路德的教義風行的地方，學校的教育就遭到忽視。依我們的分析有兩方麵的理由可以解釋這種責備。

其一，新教教義盛行的地方，就是天主教教會崩潰的地方，自然隨之就有天主教教會所把持的學校的衰落。其二，新教教義盛行的地方，學習古典語言隻是為了注意傳播新教，培養虔誠的宗教信仰，僅僅重視語言本身的工具價值，而削弱了人文主義者所器重的古典語言的學習對美學陶冶和人性涵養的內在價值。

對於第二點理由，乃屬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學術之爭；至於第一點理由，則是破舊立新變革時期遇到的嚴峻挑戰，新教教徒的宗教批判對天主教會的衝擊，使整個教會學校體係隨教會的倒台而滿目淒涼，說“學校教育遭到忽視”真屬於客氣的批評。然而，我們絕對不可以因此而把新教教育與人文主義教育看成是對立的，因為，對天主教教會壟斷教育的痛恨，重新建立新的教育體係的願望，是兩者的共同特點，也是路德關注的教育問題。

路德在《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一文中強烈譴責被教堂和寺院所控製的教育正在腐敗墮落成地獄，學校被僧侶等詭辯者的拙劣作品所充塞，兒童被其中的語格與時態所折磨，被使得信仰蒙受羞辱的經文所欺騙，忍受著鞭打與痛苦，被驅使著總是在學習和背誦，卻始終一無所獲，學不到任何有用的東西。“他們花費20年、40年的學習時間，連一點拉丁文和德文都不懂”[34]，甚至還敗壞了年輕人的道德。“我寧願我們的青年無知和愚笨，也不願讓這樣的大學和修道院成為他們唯一的受教育的場所。我的熱切祈禱和希望就是把撒旦的這些學校毀滅掉。”[35]

路德呼籲要摧毀這些魔鬼學校，主要是為了把它們改造成為真正的基督學校，讓人們感到重建新教學校教育體係的任務刻不容緩。他在《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和其他的有關論述中，就新的真正的基督教學校教育體係，在教育製度、應該學習的科目和教師的培養等方麵，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路德認為，教育體製應該包括男女兼收的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學校、大學四個階段，每個階段應該有適合而有價值的學習內容，讓所有的男女兒童都能夠入學受到良好教育。

首先，路德非常重視家庭教育，認為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基礎，是教育的基本力量。路德指出：隨著天主教學校紛紛衰落，教士等失去了以往的特權地位，不少家長望子成龍想培養孩子成教士的夢想成為泡影，就陷入一種誤區，認為不需要孩子接受什麽教育了。因此，他首先提醒家長，即使沒有靈魂，沒有天堂，沒有地獄，而隻有文職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學校和有學問的人。父母對兒童的良好宗教和道德訓練，是建立良好政府和社會福利的前提。他要求做父親的應把每周詢問孩子《教義問答集》中的問題當作自己的責任，把宗教教育作為最主要的家庭教育內容。

其次，路德在家庭教育上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把良好道德的培養不完全等同於宗教信仰的問題，而是注意使家庭道德教育和世俗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就這樣，路德把新教訓練與家庭生活中的教育相結合，把培養優秀的家庭成員和啟迪開明的政府相聯係，這種意識後來在德國已經沉澱成為受路德影響的最重要的傳統之一。

路德關於初等教育的論述也很精辟。他要求等兒童到了一定的年齡，父母沒有能力或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教育時，就必須送子女到國家開辦的初等學校去接受教育，主要學習宗教，基本教材是《聖經》，後來才有了通俗讀本《教義問答集》，為了閱讀《聖經》，首先要學習各種語言，包括希臘語、拉丁語、現代國語等。路德認為各種語言和自由藝術的學習對於理解《聖經》和維持文職政府都有好處。

曆史的學習也同等重要。他認為，學習曆史可以幫助理解道德和人性，了解國家、城市和君主的經曆，了解社會的製度及其演變，便於以各種成敗得失為借鑒，從中獲得智慧和判斷力，懂得如何分辨是非和趨吉避凶。[36]而且曆史教育應該在家庭裏同時進行，偉大的曆史學家和偉大的曆史著作，都是最好的曆史老師。

路德非常重視音樂的作用，這和他本人所具有的優秀音樂天賦、非常熱愛音樂有密切關係。他把音樂看成是僅次於神學的禮物，是神賦予的美麗而神聖的禮物，而不是人的禮物。音樂會讓人心忘其憂勞煩悶而神遊太虛之境，使我們遠離罪惡，拋開所有的憤怒、不快、驕傲及邪惡，帶給人歡快與愉悅。在學校中應該給音樂教育極其重要的地位，讓學生學習音樂、唱歌、跳舞、器樂等，通過這些藝術的訓練來造就優秀、聰慧的年輕人。[37]他極其重視音樂的宗教教育價值，寫了大量的讚美詩供兒童誦唱，於1524年出版了第一部德文讚美詩集，作為初等學校的音樂教材。有學者對此做過評價：“在西方教育史上，自柏拉圖以來，沒有一個教育家像馬丁·路德那樣把一種崇高的教育價值歸結到音樂。”[38]正是由於路德的倡導，影響德國形成深厚的音樂教育興趣和傳統。

此外，數學、體育和手工藝的學習也為路德所關注。鑒於當時學校教育還沒有自然科學學習的壓力，路德並不讚成一直把兒童關在學校讀經文，他主張兒童每天隻需要在學校學習1～2小時，其他時間應該在家裏學習些商業知識、手藝，做家務勞動或做其他喜愛的工作。

拉丁學校相當於中等教育機構，主要從初等學校中選拔有培養前途、有才華的學生繼續深造，把他們培養成為教師和教士。大學主要從拉丁學校中選拔優秀畢業生，使他們更深入地學習在拉丁學校中已經涉獵的語言、修辭學、文法、曆史、數學、自然科學、音樂和體操等課程。

路德非常重視在拉丁學校和大學建立完備的圖書館，要求圖書館裏的藏書包括：由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德文或其他語言書寫的《聖經》，最好要有用古老的希臘文、希伯來文寫的注釋；供培養語言能力和文法學習用的著名詩人與演說家的著作，不管是用什麽語言寫的、作家的宗教信仰如何；涉及一切技藝和科學的書；討論法律和醫學的書籍以及曆史書籍。從路德給圖書館開的書單來看，他的中學、大學的課程體係，《聖經》占有絕對地位，語言是理解《聖經》的基礎工具性課程，音樂因為有利於培養對基督的虔誠而具有崇高的教育價值，曆史、法律、醫學和自然科學等對實現世俗的教育目的必不可少。所以，路德的課程思想顯然吸納了西方悠久的博雅教育傳統，比同時代的人文主義教育課程更多些自然科學的內容。

路德在建構新教教育體係時，已經注意到了教師在整個教育體係有效運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說：“世界任何國家，包括非基督教國家，如果要振興，必須有教師。”[39]他曾經說過：“如果我不是教士，那麽，世界上沒有其他職業能比教師更加使我樂於從事。我們一定不能夠考慮世俗如何評價和酬勞它，而應該考慮上帝如何看待它。”[40]又說：“教育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工作。去訓練別人的孩子，這是很少為人父母自己所欲負的責任。”[41]路德認為一個兢兢業業教育和訓練兒童的教師，他的付出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報償的。可見，他就像曆史上許多著名教育家一樣，無比讚美教師的工作，肯定它的價值，也同樣對教師低微的待遇表示同情和不滿。

值得肯定的是，路德深刻認識到培養優秀的教師專業人才非常重要，強調需要選拔最聰慧、最賢良、最能幹的青年來進行專門的培養，使之成為知識廣博、具有音樂才能、態度溫和、教法恰到好處的優秀教師，其有意義之處是預見到一種獨立的職業教師發展的必要性。[42]這在那個時代是非常超前的，因為在那時，初級學校的教師一般都是由牧師兼任，特別是有一段時期懂國語的教師遠遠不能夠滿足學習國語的需求時，往往就讓教堂的雜役擔任國語教師。[43]但是，路德關於教師培養的進步主張並沒有當即產生效果，後世真正的師範教育不是起源於新教教育實踐中，而是起源於耶穌會教育機構中。[44]

路德並沒有留下什麽係統的教育專著，他有關學製、教育內容和教師問題的闡述雖然不成係統，但卻深刻精辟。他的許多主張都直接或間接地通過路德派的信徒們在創辦新教學校的教育實踐中推行，對後世影響很大。

五、路德教育思想的矛盾性

如果說，路德麵對“罪民怎樣才能夠獲救”的問題而產生內心衝突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路德本人對上帝的無比虔敬和當時教宗們的奢華儀式、無謂的神學糾紛纏繞乃至褻瀆上帝的行為之間的巨大反差，那麽，他的教育思想中的前後不一致的矛盾，則是他在人與神、人間與天堂、教皇教會與世俗統治、世俗統治者和世俗被統治者之間充當協調角色的必然結果。在他的思想發展軌跡中，德國農民起義鬥爭的爆發，是他逐漸走上自己某些進步思想的對立麵的最直接原因。在教育上，盡管他在理論上把教育的宗教目的和教育的世俗目的相提並論，但麵臨現實中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目的之間、統治者的教育需要和被統治者的教育需要之間的衝突，他的教育觀點也出現前後不一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從提倡德國語言的教學到不讚成德國語言教學的變化。作為理解《聖經》的基礎的語言工具的教學，在不同的時期隨著路德思想的矛盾變化而強調不同的側麵。路德早期強調直接閱讀《聖經》的價值，鑒於不可能每個人都有能力閱讀希臘文或希伯來文版的《聖經》，路德用德語翻譯了《聖經》並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他很重視學校教給兒童德語，主張運用國語來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但是，後來他卻日趨反對兒童在家裏和學校學習和運用國語，並且在路德派辦的新教學校中用校規定了下來。[45]

在宗教教育內容上，路德的思想也有前後不一致的表現。他於1528—1529年發表大、小《教義問答集》，一部分原因是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基督教教義，許多牧師也不善於或根本不會講道，需要一種更通俗的教材。但是，僅僅為了這個原因，路德未必會放棄他一貫堅持的強調直接閱讀《聖經》的價值。促使他違背早先的原則，允許通過《教義問答集》的中介來學習《聖經》的根本原因，是當時令他感到害怕的德國農民運動的高漲。他認為農民已入歧途，讓《聖經》在人民中自由傳播是一件危險的事。因而，他覺得需要編寫一部包括全部基督教教義的《教義問答》，來作為俗人的真正《聖經》，以便消除新教教徒內部的思想分歧。[46]

對於當時的大學教育，路德對大學中人文主義者崇尚理性的傾向，也有偏頗激烈的批評。當時文藝複興運動以來崇尚人的理性，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和形而上學被引進大學，理性和信仰在大學都占有一席之地。路德雖然早期也強調人的理性，剛剛到威丁堡大學任教時還主講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也是憑著自己對《聖經》本身的解釋，用理性的根據來反駁教皇的教義，認為人類的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論爭中應該被認為是最高的裁判者，他在探討“信仰得救”的思想啟示過程中，也是依靠了自己理性的推理和思考。但後來他卻認為理性與信仰不相容，攻擊亞裏士多德的學說，把理性看作信仰的最大敵人，為此也就攻擊崇尚理性占主流的大學教育，斥責大學是撒旦的學校，是凶手的魔窟。[47]

對於路德在信仰與理性問題上的思想矛盾，馬克思曾經尖銳地揭示出其思想矛盾的實質：“路德戰勝了信神的奴役製，隻是因為他用信仰的奴役製代替了它。它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複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心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48]

路德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麵表現了他作為一位宗教改革家對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的害怕與抵觸，另一方麵也反映了新教思想與人文主義之間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歸根結底是封建中世紀向現代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各種複雜矛盾關係的變化在路德思想中的反映。盡管如此，路德教育思想中許多超前的進步因素影響是持久而深刻的。他的思想的進步性雖然在當時鮮為人理解，包括路德的門徒也隻有少數人能夠部分地理解，並且把路德的教育理想、教育組織、教育內容和方法實施於新教教育改革實踐。在路德學派中，對新教教育實踐影響最大的當推路德的好友、新教改革的傑出組織者梅蘭克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