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社會批判理論”學派的教育觀
所謂“社會批判理論”學派，也稱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學派，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的一支，最早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它一直對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社會思潮及其代表人物進行評論，致力於發展所謂“社會批判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蘭克福學派在考察國際社會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的過程中，在理論上越來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甚至攻擊馬克思主義。
“社會批判理論”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Hor-Kheimer），他於1937年發表《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一文，首次使用並闡述了“批判的社會理論”這個概念，要求對現存製度進行根本的變革性的批判。後來還有馬爾庫塞（H. Marcuse）、阿道爾諾（T. Adorno）、哈貝馬斯（J. Habermas）、施米特（A.Schmidt）等。他們的基本理論觀點是一致的，但隨著他們所處的時代的發展，他們之間也有意見分歧。這裏僅對“社會批判理論”學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和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教育觀點進行簡要評介。
一、馬爾庫塞
馬爾庫塞（H. Marcuse，1898—1979）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重要成員，是“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馬爾庫塞甚至被歐洲“新左派”運動奉為“精神領袖”。
馬爾庫塞出生於德國柏林，曾獲哲學博士學位，1932年成為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正式成員。兩年後，該所遷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隨之赴美繼續在該所從事研究工作。1940年，馬爾庫塞轉到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任職。從1950年起，他又步入教壇，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校從教。馬爾庫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與革命》（1941年）、《愛欲與文明》（1955年）、《蘇聯的馬克思主義》（1958年）、《單向度的人》（1964年）和《反革命與造反》（1972年）等。
馬爾庫塞曾積極參加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建和發展“社會批判理論”。他認為，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是“生產力崇拜”的結果，在現代條件下已經過時，必須重新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對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並期望建立一種能使人成為自己的主人，具有普遍的快樂和自由的合理社會，但又認為這種“新”社會實現的基礎不是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而是“人性解放”的需要。他曾以“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者”自詡。他的“社會批判理論”涉及一係列有關教育的重要觀點。
（一）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壓抑人性的社會和教育的批判
馬爾庫塞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像人們所描繪的那樣是令人羨慕的幸福、和諧、美滿的樂園，它仍然是一個壓抑人性、摧殘人的本質的不人道的社會。在現代工業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麵，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工作和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強大的科學技術威力不僅擴大了其控製的對象，將廣大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也包括在內，而且將這種控製從人的肉體深入人的靈魂，對人的心理進行係統的操縱和控製。先進的科學技術越來越消滅人的個性，使人成為機器或機器的附屬品。另一方麵，工業技術的進步，日益增長的生產率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和豐富的消費品，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但是，人們除了物質上的需求外，還有更高尚的追求。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維持其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幾乎強製性地推行高消費、高生產政策，引導人們一刻不停地去追逐各種物質目標，使人們完全陷入商品拜物教。在社會普遍壓抑個人發展的條件下，個人的真正需求卻受到各種壓製。所以，表麵上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實際上人成了商品的奴隸，把“物”作為自己的靈魂。“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就是這樣一個等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上升的國民生產總值）=奴役的擴大。”[4]馬爾庫塞還說：“在技術帷幕背後，在民主政治帷幕背後，呈現出這樣一個現實：全麵的奴役，人的尊嚴的喪失。”[5]在他看來，在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高度發達的商品拜物教，已確定為一種生活方式，並把它強加給社會中的每一成員。這樣，便使人在各個方麵都萎縮了或喪失了真正的自由，成為順從和受製於現代社會的“單向度的（one-dimensional）”人，人們實際上是生活於“一種舒適、平穩、合理、民主的不自由”[6]之中，並“自願”地在意識和態度上同化於現代社會，失去了自己的個性，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批判思維能力，變成順從於該社會的統治製度的工具。馬爾庫塞認為，這是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統治形式。這種以意識形態的控製和操縱為主要方式的統治，已是整體社會對個人的統治，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
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為什麽會“舒舒服服”地接受上述社會生活方式和統治形式，並被其操縱、控製和支配呢？在馬爾庫塞看來，這是由於：一方麵，在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社會，人超出基本的衣食住的需要越多，人擁有的財富和舒適越多，人也就越受到社會控製和操縱，因為這些需要以及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是由社會控製和操縱的；另一方麵，現代社會通過學校教育和借助日益發達的意識操縱係統，如報紙、電視、電影、無線電等現代傳媒，從童年時起即向人們宣傳、灌輸“單麵性”的思想，把單向度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標準強加給人們，培養人們支持現存統治和維護現狀的順從意識，從而成功地控製人們的頭腦，其中特別是學校教育在這方麵發揮了重大作用。
（二）將社會的革命改造寄望於“新的主體”和“意識革命”
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條件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白領工作和藍領工作、生產工人和非生產性工人出現了“趨同”的傾向，工人階級已不再是一個受剝削的階級，他們的社會地位已與這個社會融為一體，再加上在思想意識上受到維護現存社會關係的各種宣傳、教育所操縱和控製，人性受到物質統治的壓抑，工人階級的絕大部分已處於“單向度”和與資本主義社會“一體化”的狀態中。他們覺得一切社會現象似乎都是合理的，並不感到自己被奴役，更未產生對這種被控製和被奴役的反抗意識。工人階級失去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主體作用。
基於對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上述認識，馬爾庫塞認為，當代革命的首要問題已不是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應從改變人本身、改變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入手，從文化入手，從“意識革命”“本能革命”入手，使人們意識到自己作為人的真正本質，即培養“新型的人”。按照馬爾庫塞的觀點，這是新時代革命重心的轉移，同時也意味著革命主體的變化。他曾這樣描述：“隻有當群眾已分解成擺脫一切宣傳、灌輸和操縱，能認識和理解事實，評價可替代的目標的個人時，自決才是現實的。換言之，隻有當社會由一個具有新質的曆史主體來組織、維持和再生產時，社會才會是合理的和自由的。”[7]馬爾庫塞這裏所說的“具有新質的曆史主體”，也就是具有“一種不願再生產現狀——拒絕合作的意識和感情”的“新的主體”，即“技術的和科學的知識分子幹部”以及“學校和大學中未被融合的青年”。[8]馬爾庫塞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的革命作用。
這樣，馬爾庫塞就把改變不合理社會的革命希望寄托於“意識革命”和“本能革命”，寄托於所謂“新的主體”即“新型的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上。
（三）關於“新型的人”的培養
如何才能培養出這種“新型的人”呢？馬爾庫塞認為，當前的公立學校是培養不出這種新人的，因為這些學校必須聽從地方和州及國家有關部門的決定，必須為現存社會服務。即使是浪漫主義者所主張的自由學校和開放教室也不可能培養出這種新人，因為這種自由學校和開放教室的理論則是教導人們要“愛”和“關心”，而不是要求教師和學生成為富有思想的社會批判者和新生活方式的創造者。所以，一切變革隻能從個別的教師開始。
馬爾庫塞提出，教師可以利用公民課引導學生去思考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父母的生活方式，並設想有無改變的可能。教師還可以鼓勵學生去弄清諸如此類的問題：為什麽他們的父母要從事特定的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麽？他們以及他們的父母都把錢用到哪裏去了？他們希望過什麽樣的生活？等等。馬爾庫塞認為，通過對這類問題的思考和討論，就可能使學生從潛在的消費者變成潛在的學校和社會的分析評論者，並促進學生以及社會的“意識革命”。
馬爾庫塞還強調文學藝術對人的解放的教育作用。他認為，教師可以利用藝術、音樂和文學去表現被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強製勞動和消費所壓抑的人類本性和情感。他說，藝術可向人們揭示人的自然本性與社會的矛盾。藝術既是“對現存社會的譴責，另一方麵……又是對自由的渴望”。“藝術作品，如果能在個人典型的命運中，表現現存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從而徹底揭露被神秘化的（和僵化的）社會現實，並展示變革（解放）的視野，那麽它就可能具有革命性。”[9]在馬爾庫塞看來，通過閱讀文學藝術作品，學生將會發現在沒有壓抑的社會中，每個人的精力和希望都可以自由地表現，從而提高他們對人自身內在力量的信心，激起他們對壓抑人的社會的抨擊，喚起他們對合理社會的向往。
馬爾庫塞對大學生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一方麵認為，從革命的本性講，大學生不可能代替工人階級成為主要的革命力量。但另一方麵，他又強調指出，大學生思想敏銳，比較會對現存社會秩序產生懷疑，隻要加以引導，他們便可能成為社會變遷的潛在的“催化劑”；學生運動是“希望的酵母”。
馬爾庫塞比較深刻地揭示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社會生產力雖然高度發展，但在嚴重的商品拜物教的影響下，在意識形態被高度地操縱和控製之下，人們的思想和意識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人的心理本能結構遭到破壞，人變成了“單向度的”人；特別是對無產階級來說，結果更為嚴重，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幾乎喪失殆盡。馬爾庫塞的這些分析和認識，對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但是，馬爾庫塞把當代資產階級的統治曲解為社會整體對個人的統治，則否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仍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他不是從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和關係出發來理解和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病症，而是停留在“意識”和“心理”層麵，因而沒有對意識、文化現象背後的社會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釋。因此，他認為，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革命的動力源已不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而是精神領域中反對資本主義異化和心理壓抑的革命，並主張用“意識革命”來取代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馬爾庫塞還把科學技術與現代社會對科學技術的不合理應用混為一談，從而籠統地將技術進步視為似乎必然導致對人的“奴役的加強”。他還把社會改造和合理的自由的社會的實現，隻寄希望於所謂“新的曆史主體”，寄希望於“意識革命”和人性的充分發揮，寄希望於年青一代“經得住漫長教育過程的考驗”，寄希望於幾代“新型的人”的培養。由於馬爾庫塞沒有真正揭示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因此，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問題也未能提出真正深刻的論述。他所提出的通過所謂“意識革命”和培養“新型的人”來實現社會革命的設想和方案，隻能在實踐中被證明是無奈的幻想。
二、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1929— ）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右翼著名代表。他出生於德國的杜塞多夫，先後在格丁根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1955年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正式成員，後來在海德爾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任教多年。在20世紀60年代，哈貝馬斯曾支持激進學生運動。後因與運動領導人發生意見分歧，70年代初，遂帶著他的學生離開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到新建立的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擔任領導。
哈貝馬斯的主要著作有：《理論與實踐》（1963年）、《認識與人的興趣》（1968年）、《技術與科學即意識形態》（1968年）、《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問題》（1973年）、《交往與社會進化》等。
哈貝馬斯認為，發達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的進步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剩餘價值的來源，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者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在發達工業社會，經濟調節和政治操縱的技術統治製度已經取代了任何可以明確規定的階級統治，並且在製度化的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創造了跨越社會界限的忠誠，從而使階級矛盾隱而不見了。同時，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資本主義已不同於自由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不可分離地糾結在一起並從政治上得以調解，國家和經濟不再處於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簡單關係中，總之，現代資本主義已出現一係列新變化。因此，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已不能充分說明現代條件下社會主義建立的“必然”性；他力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改造”。
然而，哈貝馬斯也不完全讚同馬爾庫塞等人過分看重從心理結構的壓抑和解放、人性的異化和消除角度來闡述合理社會建立的基礎。他企圖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和剩餘價值學說進行“改造”的基礎上，結合當代社會學理論，創立一種新的、普遍的社會“規範”理論，為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社會提供學說依據。
關於教育問題，哈貝馬斯雖沒有什麽專著，但他基於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係列觀點，也提出了一些帶有明顯改良主義和折中主義的教育思想。
（一）強**育和學習是社會進化的重要因素
哈貝馬斯對社會進化問題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他一方麵宣稱要將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等方麵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作為研究社會進化的基礎理論，但他實際上是試圖以他自己的所謂新理論來“重建曆史唯物主義”。他指責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強調具有社會進化意義的教育和學習過程越來越是社會曆史發展的重要因素。
哈貝馬斯認為，人類社會總是在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存在和發展的。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會的進化而需要教育和學習。這種教育和學習的主要內容，“不僅是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技術性的知識，而且包括對相互作用結構具有決定意義的道德—實踐意識”。[10]
在哈貝馬斯看來，人類社會的教育和學習，是和社會進化相輔相成的。一方麵，作為學習過程的承擔者的個體，是社會的主體，他通過教育和學習承受和適應現存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另一方麵，社會係統又借助於社會主體的學習能力和學習結果，以形成新的結構，促進社會係統的繼續發展。因為具有社會進化意義的任何創新，既意味著進入新的學習水平，導致新的問題的出現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提高，也意味著社會進化和新的社會形成。所以教育和學習始終是社會進化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內在因素。而且，哈貝馬斯認為，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未來社會“將被科學和教育係統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所表征”。[11]
（二）提出所謂“群眾教育戰略”
哈貝馬斯認為，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進步既帶來了巨大的生產力，也加劇了人的異化。他和馬爾庫塞一樣，把科學技術本身同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應用的非人性傾向混為一談，從而用虛構的“科學技術與人性的對立”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真實的階級之間的對立，錯誤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人性更加異化的真正根源。
哈貝馬斯雖也指出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麵都潛伏著危機，但同時他又認為，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幹預和調解活動日益頻繁，政府對社會的控製日益加強，尤其是“教育係統在橫向和縱向兩方麵的擴展，確實使通過大眾媒介實現社會控製這一點變得更容易了”[12]，因而資本主義製度又趨於穩定。
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既已出現許多新的特點，階級對立成了次要的關係，階級鬥爭理論已不能到處搬用。那麽又如何使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化”呢？哈貝馬斯曾支持過激進學生運動，但後來他又指責運動中的“活動主義”傾向，認為這可能迫使統治集團使用武力，從而主張采取所謂“群眾教育戰略”。[13]他認為，隻要恢複自由資本主義的輿論結構，變革輿論精神，形成所謂“純粹交流思想”的輿論氣氛，發揮輿論的製衡和教育作用，就能實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化”。他說，“輿論的力量將有更大的作用，作為國家公民的個人對國家進行幹預，以輿論為媒介把政治製度變成一種‘合理的’統治”，這是可能的。[14]哈貝馬斯既高度評價輿論的作用，並將其視為所謂“群眾教育戰略”，又企圖以“輿論結構”的變革和所謂“群眾教育戰略”來取代社會革命。
（三）論興趣、認識和教育
哈貝馬斯認為，在人的本性中根植著3種不同的“興趣”：一是“技術的興趣”，這是指人對事物做出預測和控製的興趣。二是“實踐的興趣”，這是指人為了得到保障和發展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共識的興趣。三是“解放的（emancipatory）興趣”，這是指人和社會對擺脫束縛、追求解放的興趣。這3種興趣分別引導了具有探討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解釋性的人文科學和批判性的哲學與精神分析學，而且還分別與人的工作、人際關係和“自我反省”等活動相聯係。他特別重視“解放”的興趣及其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他認為，這種興趣旨在把人類從各種自我施加的壓抑和扭曲了的交往環境中解放出來。在哈貝馬斯看來，人正是在這些興趣的基礎上，去形成和發展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向和目標。如果沒有人的興趣，人類社會也就不可能前進和發展。
哈貝馬斯強調說，人的認識和教育都與興趣有密切聯係，“興趣先於認識，這正好像興趣隻能通過認識得以實現一樣”[15]；而教育既基於人的興趣和認識，又能促進興趣和認識的實現。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促進興趣和認識的實現，必須按照上述興趣來指導選擇學科、教材、教學方法和學生的活動。
在教材的選擇上，哈貝馬斯指出，自然科學的學習固然重要，但要真正使人們能夠預測和控製自然，還必須學習其他學科。例如，學習曆史，這有助於了解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學習社會科學和文學，這有助於更好地了解個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關於教學方法，哈貝馬斯主張，學校應通過課堂討論來鼓勵學生進行獨立的和批判性的思考。他認為，精神分析是首要的獨立思考模式。因為在精神分析中，當事者和心理治療專家談話之後，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並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但是，教師不可能都是心理治療專家，而且他要應付全班的學生，很難與每個學生進行心理治療式的對話。因此，哈貝馬斯又認為，可以在班級中形成一種所謂的“理想說話情境”，讓每個學生有同等的說話機會，教師平等地鼓勵每個學生發表意見，並通過討論取得共識。
哈貝馬斯雖然強調討論的方法，但他也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教學都隻能采用討論的方法；其實，許多有價值的教材和知識還是必須由教師的講解來傳授給學生。所以，教師應該很好地將講解教材與組織討論協調起來。
哈貝馬斯極為重視學習和教育的作用。他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某種更加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形態的出現，而是某種知識水平的擴展。因此社會進步知識的增長，是一種學習過程。人具有學習的能力，當人們通過學習獲得的知識水平和能力超過了社會係統所能適應的範圍時，就要求按照增長的知識水平建立新的社會係統，新的社會係統就在進化的意義上達到新的發展水平，即形成新的社會形式。而其中道德—實踐知識的水平對社會進化的方向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為“新的社會一體化形式的引入要求某種道德—實踐類型的知識，而不是那種可以在工具行為和戰略行為規則中加以施行的技術性可用知識”。[16]所以，哈貝馬斯認為，道德—實踐知識的學習和增長是極其重要的。
應當指出，哈貝馬斯關於3種興趣的觀點是不科學的，過分強調將興趣作為課程設置的基礎更不恰當。顯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學都是受預測和控製的興趣所引導的，其中出於純理論探索的動機驅動也是同樣重要的。他關於興趣、認識和教育的一些觀點，實際上是試圖將解釋學、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以及精神分析學說等有關的思想結合起來的一種折中主義觀點。
哈貝馬斯斷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質生產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種“生活形式”的變革，而且，這種變革應該是一種漸進的“進化”過程，也就是通過學習機製和教育促進知識、道德和能力水平逐漸增長和提高的過程，是文化發展和更新的過程。這樣，哈貝馬斯實質上就是認為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源泉應該到人類文化和道德的領域中去尋找。顯然這過分誇大了文化和道德對社會變革的作用。
“社會批判理論”學派基於社會批判精神，曾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和教育中的一些新情況，並進行了較深刻的分析批判，這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由於“社會批判理論”學派對發達工業社會的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不僅未能做出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相反，還以這些新情況為借口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因此，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教育問題的一些基本觀點，實質上是建立在曆史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的，這隻能是一些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