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塞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與著述
馬庫斯·塔留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是古代羅馬共和時期的文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出生於騎士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後就讀於修辭學家、法學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學家所辦的學校。青年時期受過軍事訓練並服過兵役。最後在雅典哲學學校遊學3年。畢業後從事律師工作，不久步入政界，憑借傑出的辯才和淵博的知識，於公元前64年當選為執政官。
在哲學上，西塞羅屬折中主義者。他從實用的觀點出發，把畢達哥拉斯派、柏拉圖派、斯多葛派和懷疑派等各個學派體係拚湊在一起。其主要貢獻在於將希臘哲學思想通俗化，使其明白易懂，讓人易於接受。他首先把許多哲學的專用術語譯為拉丁文，這些拉丁文的哲學術語在西歐被廣泛沿用。西塞羅的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神秘主義和禁欲主義色彩。他反對盧克萊修的原子論，承認神靈的存在，否認原子和虛空的客觀實在性。他讚同畢達哥拉斯的靈魂不死說和柏拉圖的回憶說，認為知識隻有偶然性，沒有確實性，因此，要放棄對事物的判斷。他相信人所公認的“清晰明白”的意念，是神所賜予的。人生而具有一些“天賦意念”，這些意念通過回憶是可以把握的。他反對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的幸福主義倫理觀，認為幸福就是追求美德。他確信：“靈魂離開了軀殼便可以歸到天府，如果靈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順利地升天。”[1]
在政治上，西塞羅傾向於當時的元老貴族派，認為由君主、貴族和騎士相結合的政體是最理想的國家製度。內戰期間追隨龐培反對愷撒。愷撒死後熱衷於恢複共和政體，發表反安東尼演說多篇，成為羅馬共和製的最後領導者，元老院中有影響的人物。後三頭政治聯盟，在清洗元老院時被殺害。
西塞羅著述廣博，集中體現了共和國晚期羅馬元老知識界的文學、政治和知識興趣，其文體通俗流暢，被譽為拉丁文的典範。主要哲學著作有《論善與惡的定義》《論神性》和《學園派哲學》等；主要政治著作有《論共和國》《論法律》等。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論雄辯家》（De Oratore，或 On the Orator）一書中。《論雄辯家》是以對話形式寫的。在書中，西塞羅虛構了克拉蘇在羅馬郊外塔斯克勒姆別墅的一次聚會。來參加聚會的人對有關雄辯家、雄辯術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西塞羅借克拉蘇之口闡述了關於雄辯家應具備的素質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羅馬高等學校（修辭學校）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法。
二、論繼承羅馬文化教育傳統與學習希臘文化教育
羅馬共和後期，希臘文化教育傳入羅馬，並對羅馬教育產生了全麵的影響。希臘教育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羅馬傳統教育製度的形式和內容，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羅馬的教育觀念。麵對這樣的巨變，羅馬的有些教育家對希臘教育的影響持極端反對的態度，有些持全盤接受的態度，而西塞羅則采取折中主義的態度。
一方麵，他受益於羅馬傳統教育，因而對本民族傳統教育抱有深厚的情感。在《共和國》一書中，他借書中人物斯西比奧的口說：“聽我說啊，我並非對希臘各種方式茫然無知，但也不是寧可偏向它們而不要我們自己傳統的人。由於我的父親，我受了文科教育，而且，從孩童時代起，我就力圖自學。但是，造成今日的我，是經驗和家庭教育多於書本。”[2]
另一方麵，由於對希臘文化教育有著切身的感受，西塞羅也不否定和排斥希臘的文化教育，而是高度評價希臘文化教育，特別是雄辯術教育對羅馬雄辯家教育所起的作用。他說：“事實上，且不說自稱在雄辯能力上居於領先地位的希臘人，也不說一切學問的發現者，製造了雄辯術的無上威力並使之完善的雅典人，就在我們羅馬城，確實沒有任何一門學問比與演說藝術有關的學問更加生氣勃勃。因為自從我們的世界帝國建立起來，長久的和平確保了我們的閑暇以後，幾乎沒有一個渴望成名的青年不認為他的責任就是竭盡全力掌握雄辯能力。起初，因為他們對方法一無所知，認為沒有確定的訓練程序和任何藝術規則，他們（指立誌學習雄辯術的青年——引者注）往往靠天生的能力和見解以獲得他們所能獲得的技巧。但在以後，當他們聽了希臘演說家的演說，熟悉了希臘文學，雇請了希臘教師以後，我們人民就燃起了對雄辯才能難以置信的熱情。”[3]
顯然，西塞羅既接受了希臘的文化教育，又要求保留羅馬的文化教育傳統，並且成功地將二者融合在一起。他從羅馬政治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把培養雄辯家—政治家作為羅馬教育的理想，並強調最成功的雄辯家不僅是受過希臘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養的人，即具有廣博的知識、能言善辯、風度優雅，而且是符合羅馬傳統要求的實幹的政治家，即具有羅馬傳統道德，精通法律和軍事，具有實際工作能力，舉止莊重得體，等等。因此，在雄辯家—政治家的培養中，羅馬文化教育傳統和希臘文化教育的作用是並行不悖的。
三、論教育的目的和價值
長期以來，羅馬的傳統教育一直以培養農民—軍人為目的。到共和晚期，由於雄辯術已成為從事政治活動和進入國家領導層的工具，許多學過雄辯術的人都登上了元老和高級官吏的位置。於是，教育目的逐漸從培養農民—軍人轉變為培養雄辯家。西塞羅關於教育目的的思想反映了這種轉變，代表了當時羅馬有教養人士的普遍觀點。西塞羅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雄辯家—政治家，因為隻有優秀的雄辯家才能成為真正的政治家，所以，雄辯術教育是羅馬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準備。基於這種看法，西塞羅不僅終生致力於發展雄辯術的理論和技巧，而且他本人也正是通過自己傑出的雄辯才能，從平民而成為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
具體地說，西塞羅所要培養的雄辯家本質上是政治家。這種政治家既不完全是羅馬傳統培養出來的實幹的政治家，也不完全是柏拉圖要培養的“哲學王”，而是類似於伊索克拉底要培養的演說家，是精通雄辯術和哲學，接受了全麵教育，並具有實際工作能力的政治家。因此，雄辯術和哲學隻不過是政治家必修的科目，精通雄辯術和哲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由於意識到羅馬與希臘在認識上的差異，西塞羅強調哲學和雄辯術不是相互對抗性的學科，哲學和雄辯術都是那些打算在這個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的有識之士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才能。有知識而無表達的能力，知識則為無用之物；但沒有知識的材料，則雄辯術是沒有效力的，因此，真正的雄辯家本身就是哲學家，不僅在哲學上通曉對生活有價值的一切東西，並且能夠“生動有力，引人入勝”地論述公眾所關心的問題，更加有力地使其哲學對實際事務產生影響。他說：“在人們討論的時候，給他們提供題目，要求他們談論不朽的神靈，虔誠的信仰，親睦友善，交誼，他們的公民夥伴的共同權利，或整個人類的那些權利，談論國家的法律，公正，節製，寬宏大度，各種善行美德。我想所有的學園和哲學學校都會大聲說，這些題目正是它們所關心的問題，而與演說家無涉。但是，當我給哲學家們自由，任其私下討論這些題目，以消磨其閑暇時，我也給演說家指派任務，哲學家用平淡、毫無生氣、枯燥的措辭討論同一題目，而演說家論述起來則生動有力，引人入勝。”[4]顯然，西塞羅所要培養的雄辯家—政治家實際上是羅馬教育傳統與希臘教育共同造就的全麵發展的人才。
西塞羅不是一個充滿幻想的理想主義者，而是相當注重實際的。他主張教育的價值在於實用，因此，學校要為了兒童所在的現實世界而進行訓練，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按照城市方式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一個政府所需要的人，一個掌握了他的職業技能的人。學生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提高智力，更重要的是為了把自己學到的東西有效地應用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為社會和個人服務。
四、論雄辯家的素質及其教育內容
西塞羅認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雄辯家不僅要做到“準確而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能就任何論題進行闡述、發揮，並且影響、說服聽眾。為了培養這樣的雄辯家，西塞羅詳細地論述了雄辯家應具備的優良素質，並提出雄辯家要具備這些優良素質，就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嚴格的訓練。
第一，雄辯家應具有成為雄辯家的天賦才能，如智力上的快速反應能力、敏捷的口才、清脆的聲調、勻稱的體態等人性之中內在的品質。如果缺乏上述自然的天賦，便難以成為真正的雄辯家。但是光有天賦才能還不夠，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雄辯家還必須依靠後天的培養。教育的作用就是通過嚴格的訓練，使這些天賦的才能變得更好。
第二，雄辯家應具備廣博而堅實的知識基礎。西塞羅認為，要成為一名成功的雄辯家，不應隻是一個具有滿腹詭計、辯論技能的幕後妥協之徒，而必須具備廣博而堅實的知識基礎。隻有這樣，他才能在處理訴訟案件時做出正確的決定，在公共場合、法庭、講台、元老院裏闡明自己的主張，並指引別人做出明智的判斷。他強調說：“雄辯的藝術則是更為崇高的事情，它是由遠比人們想象得多得多的各種科學和學問結合而成的。”“大量事物的知識，對於雄辯藝術來說是十分必要的，沒有淵博的知識，即使是能言善辯也是空洞荒謬的……”[5]因此，“在我看來，誰如果沒有獲得一切重要學科和藝術的知識，誰就不能成為完備的具有一切優點的雄辯家”[6]。基於這種看法，西塞羅主張雄辯家應接受通才教育，其課程除了雄辯術以外，還應包括文法、修辭、邏輯、幾何、天文、音樂、物理、曆史、法律和哲學。此外，還應了解政治、經濟、科學、人群心理和社會習俗等知識。在西塞羅看來，雄辯術是依靠各門學科的知識而達到優美和豐滿的，否則，雄辯術隻不過是空洞的、愚蠢可笑的、誇誇其談的胡言亂語。而一切學科知識的學習必須服從於培養真正雄辯家這個總目的。例如，學哲學是因為演說、辯論時常常會接觸到哲學命題，而且如果一個人對於哲學家所揭示的關於人類的天性與行為習慣的理論沒有精心的研究，他的演說就不能使公眾激憤或抑製公眾的感情和情緒；學曆史是為了提供史實先例以加強論據，獲得良好的辯論效果；學習政治是為了對某項立法提案做出正確的判斷，以便在公眾大會上發表演說支持或反對這項立法提案，以引導公眾做出明智的選擇；學法律能夠從事高級的行政和法官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羅非常重視法律教育。他認為，法律知識在羅馬人的生活和文明中是十分重要的，在雄辯家教育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他說：“人們將在學習法律中獲得樂趣和欣慰。”“斯契沃拉民法知識，對將成為有造詣的雄辯家是不可缺少的。”[7]在西塞羅的指導和影響下，羅馬的法律從完全實用的，靠藝徒製傳授的藝業，提高為科學的學科，其教學也逐漸係統化和理論化。在西塞羅的時代，首都羅馬成為法律深造的中心，許多希臘人到法律學校求學。西塞羅還大力提倡學習和研究曆史。他指出，曆史是時代的證人，真理之光，活的記憶，生活的指南。那些敢於陳述全部真相，毫無偏袒，沒有個人恩怨，而又生動的曆史，對讀者是有教育意義的。因此，一個真正的雄辯家“要熟記過去的全部曆史和先例”[8]。
第三，雄辯家應具備倫理性格。西塞羅認為，一名真正的雄辯家除了掌握上述知識外，還必須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他應該忠誠地、出於公正地為公民服務，頭腦中毫無私心雜念，成為他所處時代的最傑出的人。為此，必須重視道德品質的培養，要從出生就開始進行教育和訓練，使他生活在傳統的環境裏，逐步學會以同情、仁愛、禮讓等規範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形成明確的、公正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隻有這樣，他才能把掌握的知識貢獻出來，更好地為公眾服務。
第四，雄辯家應有語言修養。西塞羅認為，真正的雄辯家僅有一般的自然與社會知識還不夠，還必須在語言方麵有特殊的修養，因為遣詞造句及整個演說辭的文體結構，決定了演說水平的高低。區分內容充實、語言豐富的講演與內容枯燥、詞匯貧乏的講演的根據“即高超的演講具備優美而雅致的文體，在修辭方麵具有獨特的技巧和光澤”[9]。在西塞羅看來，雄辯家應具備的語言修養包括必須說純淨、準確的拉丁語，清晰、言簡意賅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做到通俗易懂、優美生動，並能夠使論證緊扣主題。為此，雄辯家就必須接受更高級的演說藝術的陶冶，攻讀修辭學，以便使演講的藝術達到最高成就。他認為，攻讀修辭學是羅馬享有最高名望的高等教育形式，隻有少數尖子才能接受。西塞羅本人正是那一時代優秀雄辯家的典範，他以純潔、典雅的拉丁文體促進了拉丁文學的發展，從而對羅馬和以後歐洲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五，雄辯家應具有優雅的舉止和風度。西塞羅認為，演說時身體的姿勢、手勢、麵部表情和抑揚變化的聲調都會對演說的效果產生巨大的作用。因此，一個有造詣的雄辯家又是一個有教養的人，在發表演說時，“談吐文雅、機智，在回答問題和反駁對方時，要敏捷、簡練、謙恭有禮”[10]。此外，一個真正的雄辯家還應了解聽眾的心理狀態和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演講打動聽眾。他說：發表演說時，“必須清楚地懂得，自然賦予聽眾的思想情感，由於演講的動力和藝術得以鎮靜或興奮……”[11]因而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盡善盡美，完全令人陶醉，舉止得體，以便能打動人心，令每個人著迷”[12]。而要做到這一點，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經過大量的練習才能達到。
五、論培養雄辯家的方法
西塞羅認為，培養雄辯家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通過廣泛的閱讀使雄辯家具有廣博的知識。西塞羅認為，教師應讓學生誦讀大量的文學精品，同時授以記憶術，使學生真正掌握大量的知識，這對於一個雄辯家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通過長期的寫作使雄辯家獲得敏銳的思維、判斷能力和機智的表達能力，從而提高“雄辯能力”。西塞羅指出，一篇好的演說辭要結構合理，布局勻稱得體，並富有韻律，這就需要在寫作演講稿上下功夫，通過持之以恒的練習達到。因此，要想成為雄辯家必須花費巨大的精力，鍥而不舍地練習寫作，同時還要竭盡全力去觀察事物，體驗生活，並從實踐中學習。隻有這樣做，才能成為一個才華橫溢的雄辯家，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
三是通過大量的實際訓練來提高雄辯家的雄辯理論和技巧。西塞羅強調經驗是最好的老師。他說：“在每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所獲得的學識之上，又加上了大量的實踐經驗，這些經驗比一切大師們的箴言都更有用。”西塞羅認為，最常用的實際訓練是演講練習和模擬審判。演講練習是先確定一個在講壇上演講的論題，讓學生對講題深思熟慮，做好充分的準備，盡可能接近真實地發表演說或進行辯論，在實踐中學習雄辯術。模擬審判是讓學生對法庭上要做的事情事前進行練習，還要去法庭觀看。在那裏，學生既可以看到雄辯家的演講姿態，又可以學到雄辯的技巧，因此，法庭是雄辯術理論和實際互相結合的理想場所，也是獲得這些知識和技巧的最佳課堂。在上述練習的基礎上，“雄辯術必須從家庭中溫室般的練習場地走出去，走向實際行動，走向喧囂的塵世，走向軍營和公共爭辯的戰場……”[13]
六、貢獻與影響
西塞羅的教育思想在羅馬教育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對西方教育思想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方麵，他在《論雄辯家》一書中闡述了關於雄辯家應具備的素質及其教育內容和方法，真實地反映了羅馬教育傳統的巨大轉變，即從家庭教育轉向學校教育，從農民—軍人教育轉向雄辯家—政治家教育。因而他的《論雄辯家》一書也以“羅馬的偉大教育理論著作”著稱於世。另一方麵，他以純潔的拉丁語和優美的拉丁文體，向羅馬世界介紹希臘化時代的文學和哲學，不僅推動了拉丁文的發展，而且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
西塞羅的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文作品對當時羅馬及後世歐洲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於他的時代被稱為“西塞羅時代”。羅馬帝國時期傑出的雄辯教育家昆體良對西塞羅的雄辯術推崇備至，甚至認為西塞羅的雄辯術在當時已“達到了頂峰”，或“已處於執牛耳的地位”[14]，並在《雄辯術原理》一書中繼承和發展了西塞羅關於雄辯家教育的理論與方法。至西歐文藝複興時期，人們對西塞羅教育思想的研究仍經久不衰。人文主義教育家維多裏諾、伊拉斯謨等人的教育主張都從西塞羅那裏受到啟迪。在15—16世紀，西塞羅的拉丁散文作品被神聖化，成為當時文法教學的主要教材。他的拉丁文體受到人們的刻意模仿，以至於字斟句酌，徒尚技巧，而忽視在文思和意境上開拓創新，形成所謂西塞羅主義，從而一度阻礙了教育和文學的發展。但是從整體而論，西塞羅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散文作品的積極作用和影響仍占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