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教育思想通史(全十卷)(全新修訂版)

第三節 普魯塔克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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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著述

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118),羅馬帝國時期傳記作家、倫理學家和教育家,對後世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普魯塔克出生於希臘中部維奧提亞地區的凱羅涅亞鎮一個富裕而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父親是一位曆史學家,同時有很深的哲學造詣。由於父親的影響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染,普魯塔克幼年時即對學問充滿了熱切的興趣,渴求知識,孜孜不倦。青年時代,普魯塔克遊學於雅典,師從逍遙派哲學家阿摩尼奧斯(Am-monius),學習哲學、數學,兼取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畢達哥拉斯各派學說之精華,同時涉足醫藥學和曆史學。他喜愛遊曆,希臘本土的名城勝地、愛琴海諸島、小亞細亞、埃及、意大利等地,莫不留下了普魯塔克的足跡。每到一處,他都廣泛收集曆史文獻資料和口碑傳說。這些努力為其史學著作的撰寫奠定了豐實的基礎。廣泛學習和四處遊曆的經曆,使普魯塔克受益匪淺,為其在文學、曆史和教育等方麵的成就做了充分的準備。他不但博聞強記,而且關心世道人心,熱心公益事業,是一位學問淵博且富有人道精神的哲人。

普魯塔克生活的時期,正值羅馬帝政時代的初期。此時希臘地區並入羅馬帝國已有兩百餘年,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逐漸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希臘—羅馬文化。普魯塔克既是希臘的碩學通才,又是羅馬的公民。在他身上,體現著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相融合的結果。

普魯塔克曾在羅馬講授哲學,其間結識許多名人。據說,普魯塔克曾經先後為羅馬兩朝皇帝——圖拉真和哈德良講過課,博得讚賞並被擢居高位,擔任過執政官和希臘總督。普魯塔克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在家鄉凱羅涅亞度過。他一方麵潛心著述,另一方麵擔任地方的首席行政長官。他還做過希臘聖地德爾斐阿波羅神托所的終身祭司。他曾在家鄉開辦了一所學校,自己擔任多門學科的講授,但以哲學和倫理學為主。

普魯塔克是古代多產作家之一,著作等身,計有兩百餘種,可惜大多數早以散佚。流傳下來的著述由後人編輯成兩集。一是《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二為《道德論叢》(Morialia)。前者意在說明古希臘羅馬在行動領域的成就,後者意在說明古希臘羅馬在思想領域的目標。二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其中,傳誦較廣的是《希臘羅馬名人傳》。該傳記1990年被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相傳,這是普魯塔克晚年的嘔心瀝血之作。這是一部融曆史、文學、教育和人生哲學為一體的鴻篇巨製,是西方古典文庫中的瑰寶。在外國古代文學傳記中,《希臘羅馬名人傳》堪稱最負盛名,最有影響。《希臘羅馬名人傳》主要以古希臘羅馬廣闊的曆史舞台為背景,將希臘和羅馬偉人中品行事業相類似者加以並列,對照敘述,然後給予評價,塑造了希臘羅馬曆史上各種類型的人物形象,表明了兩種民族偉大、光榮的曆史。正是由於它的流傳,我們才得以回到希臘、羅馬時代,才能體會到與當時的代表人物接觸的喜悅。這部《希臘羅馬名人傳》現存僅僅50篇,有23對,46篇采用對比寫法的名人傳,希臘、羅馬各占一半,另外還有4篇單人傳記。但後人為了方便,把原著中各組相比較的人物按年代順序重新進行了排列。普魯塔克文筆流暢清晰,瑰麗多姿,人物刻畫細致入微,栩栩如生,故事情節引人入勝,啟人遐思。奇聞逸事和名言雋語穿插其間。《希臘羅馬名人傳》開創了傳記體史學著作的先河,後世多仿效該書筆法進行寫作。但是,普魯塔克主要是一位倫理道德學家,再現曆史並不是他撰寫傳記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發揮和宣揚自己的倫理理想。書寫傳記是實現其教育目的的手段。《來庫古傳》是《希臘羅馬名人傳》中主要涉及斯巴達文化教育的一篇,同時提供了大量斯巴達的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材料,是後世史學家研究斯巴達各方麵情況的重要資料來源。普魯塔克在為來庫古樹碑立傳的過程中,以美飾和讚同的筆法,敘述了斯巴達的教育概況。其中,普魯塔克非常推崇斯巴達教育的某些實踐活動。比如,重視軍事體育訓練及優生的問題,少年可與寵愛他們的男性長輩交往的問題,語言訓練的問題,熱愛智慧等,都可以在普魯塔克《論兒童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中發現相對應的似曾相識的理論。

《道德論叢》則由六七十篇雜著組成。以蘇格拉底式宣講,柏拉圖式對話或辯論,以及家庭聚會中的非正式談話為主要形式,頗有後世“席間漫談”“爐邊閑話”的風味,質樸、自然,以訓世為主要目的。內容涉及教育、哲學、倫理、宗教、政治、科學、文藝等。《論兒童教育》是其中關於兒童教育的專論,詳細論證了如何培養具有健全人格的兒童。普魯塔克注重良好教養、好習慣的養成及全麵的人文訓練的教育,目的是為特權家庭培養年輕紳士。他自己的經曆也說明,隻有良好的教育才能成就有哲學智慧、優雅風度、英雄氣概、政治謀略的人。

在哲學上,普魯塔克是一個折中主義者。他以柏拉圖學說為核心,融畢達哥拉斯學派、斯多葛學說、亞裏士多德學派為一體。他的倫理道德思想主要來源於柏拉圖的“理念至上”和“哲人治國”等理論。他認為人生應當受理性的節製,以道德為準繩,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恬淡寡欲,崇尚樸素謙和,不慕名利,忠於職守,造福人群,順乎人情,而反對放縱情欲,奢侈過激,貪婪殘忍等行為。他尤其注重道德實踐,這種主張對他的教育思想有重要影響。

普魯塔克在評價曆史人物時往往從唯心史觀的宿命論出發,原始的宗教迷信色彩較濃厚,以善惡分明、因果報應的倫理思想為基本原則。首先,他尊崇神性,信奉天意。同時,他深信生命無常,靈魂不朽,晚年又增添了濃鬱的神秘主義色彩,提倡靈魂轉世和生命輪回的學說。他認為,在神與人之間存在一種中間狀態,他稱之為“精靈”“魔障”或“亞神”。人在世上,如果一生樹德行善,摒棄邪惡,死後就會榮升為精靈,猶如他心目中的“護法神”蘇格拉底先師一樣。之後,如果繼續發揚光大其美德,則升天變為真神;如作惡失去光潔,則墮入紅塵,輪回轉世。精靈有惡有善,有強有弱,有幸與不幸,因而神諭有時應驗,有時失靈。《希臘羅馬名人傳》中,英雄人物的建功立業,功敗垂成,都與神諭有關,處處脫不開精靈或魔障的法力。[48]

他主張在人的靈魂中要努力使非理性服從於理性。幸福來自於德行,而德行在於遵守宇宙法則的根本教義。在政治上,普魯塔克傾向於開明的君主製,對雅典的民主製持懷疑態度。

二、論公共教育

在《來庫古傳》中,普魯塔克詳細介紹了斯巴達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情況。這是現在人們研究斯巴達教育的主要資料來源。

斯巴達的教育屬於非常古老的早期人類教育類型,其生活有著明顯的原始生活習俗的痕跡。拉哥尼亞平原東、西、北三麵環山,唯一臨海的南岸由於海岸線平直而缺少良港,使斯巴達成為保守封閉的農業國家,墨守著原始部落時代的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斯巴達的教育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斯巴達人的教育生活化,寓教育於生活,把包括政治、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活動與品德的培養緊密結合在一起。二是注重軍事體育。教育的任務是使斯巴達人在長期嚴肅訓練中成為堅忍不拔的戰士和絕對服從的公民。

在斯巴達的政治、法律生活中,來庫古做出的重要貢獻在於他的立法,而立法又是與教育緊密關聯的。立法的目的是維護社會成員內部在政治、經濟、法律活動中的平等權利。竭力防止兩極分化,使所有公民既不窮也不富,“使一切人生活方式上都平等一律”。

來庫古的立法主要有三項內容:①創建長老議會。由28人組成。長老議會同國王們在最重要的事務上有同樣的決定權,從而給國家大事的協商帶來了穩定和節製。②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斯巴達人的流動財產;取消不必要的、多餘的技藝。重新分配土地,可以杜絕當時斯巴達駭人聽聞的不平等,使人們彼此在劃一的、生計上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一起。分配流動財產的方法是用易碎的、幣值很小的鐵幣替代所有的金銀貨幣。同時,因為沒有銷路,大部分技藝也隨著舊的貨幣一同消失了。這樣,再不存在與外國的買賣,傳播異邦思想,教唆邪惡的修辭學教師和占卜者也被拒之門外,蓄妓的風氣和金銀匠人也不複存在,“於是,奢侈就這樣漸漸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49]。③建立公共食堂製度。目的是進一步打擊奢侈風尚和鏟除致富的欲念。這是來庫古精心構思的政治措施。在公共食堂裏,人們相互結伴,吃飲同樣的食物,而不是在家裏,倚靠著華貴的睡椅,坐在華貴的桌前,讓人侍候,吃得腦滿腸肥,屈服於每一種貪欲和各種饕餮之徒的惡習。普魯塔克認為這一切不僅毀了他們的性格,而且敗壞了他們的身體。通過共同居住和簡單飲食,財富不再成為人們渴求的對象,成為“非財富”。普魯塔克稱讚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而且是一個更加偉大的成就”[50]。公共食堂不僅是斯巴達人餐飲之處,還是青少年男子接受教育的場所,是培養共同行為規範的學校。男孩子們出入公共食堂,就像到正經學校裏去上學一樣。他們在那裏傾聽政治辯論,領受開拓心胸的有益的教育典範。要練習容忍揶揄。要申請成為食堂的會員,還得得到原有成員的投票通過。因為共同進步的人要保證誌趣相投、好惡一致。在食堂飲酒要適度,進餐後在夜色中回家不得拿火把,以培養他們勇敢無畏的品德。

普魯塔克認為,來庫古的這三項措施在整體範圍內涵育了斯巴達人的民族品德和性格:穩妥和節製,堅定和平等,儉樸和實用,反對奢侈,遵守公共習慣,友愛,誌趣相投,好惡一致等。斯巴達的每一個公民都隻屬於國家。來庫古的目的是不使他們有獨立生活的願望和能力,使每個人成為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來庫古領導下的斯巴達教育完完全全承擔了立法的功能。以教育代替立法,把民眾教化與立法緊密結合。來庫古製定的法律並未形成文字。他認為:“倘若那些促進城邦的繁榮與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約束力的原則,深深地在公民的習慣和訓練當中紮下了根,它們就會經久不變和牢固可靠,因為通過教育使青年人民明確堅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強製更具有約束力量。”[51]

元老院議員的補缺要選最德高望重的人,這是對美德的獎勵。議員競選是對全體公民的一次教育和感召。喪葬方麵,來庫古主張破除迷信恐懼,不用陪葬,除戰死的男人或殉葬聖職的婦女,不準刻寫墓碑,使得喪葬也成為英雄和美德的表征。普魯塔克評價道:“來庫古將對德行的頌揚或對罪惡的譴責同生活中一切必要的細節融合在一起了。”

來庫古認為,優秀的典範不斷出現,必然對沿榮譽大道邁步的人產生支配性和決定性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來庫古反對斯巴達人吸收外邦未受過訓練的,在不同政體下的人們的生活習俗,並拒絕外邦人,以杜絕外邦人的信仰和教唆的腐蝕。來庫古認為:“防杜腐敗的風習侵襲和充塞斯巴達比防止瘟疫更有必要。”[52]

普魯塔克認為,正是由於來庫古通過以上訓練和教育斯巴達人的方法,將他的法律灌輸到他們的性格裏去,培養他們對政體的愛,使來庫古保障了其法律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斯巴達人後來對來庫古教誨的稍離,導致他們喪失了對希臘的控製權,瀕於毀滅。普魯塔克認為,這也是從反麵證明了來庫古的英明和功績。

三、論遺傳的作用

普魯塔克關注賦予兒童生命的父母的出身,主張如果父母想把其子培養為達官顯貴,就要對與之同居的婦女進行選擇。要克己自省,遠離下流的婦女,如妓女和妾婢。因為父母之中無論哪一方出身不高尚,則天性卑鄙低劣,即使終其一生也不能根除。人人可以斥之,辱之。這樣的父母所生育的兒童,是得不到幸福的。另外,為了避免父親將惡習遺傳給孩子,那麽父親在與其妻親近之時,不得飲酒或淺嚐輒止。普魯塔克相信,如果父親在醉酒的情況下使其妻受孕生子,則其子必鍾情於杯中之物。他甚至借第歐根尼之口,對神智不正常的青年人斷言:“你父親在養育你的時候一定喝了酒。”[53]

普魯塔克認為,品行的善惡取決於三個重要因素,即本性、理性和習慣。隻有這三個因素同時具備,才會有正常、良好的行為。人的本性拜遺傳所賜,理性經學習所得,習慣通過實踐而養成。人在自然稟賦的基礎上,通過學習而獲得進步,通過不斷重複而使其善行得以鞏固。隻有三者的結合,才會使人的品行趨於完善,缺一不可。因為“沒有經過學習的本性,是盲目的;沒有本性的學習,是不完整的;既沒有本性又不學習的實踐,是無效果的”。這就好比種田一樣,首先要田肥地沃,其次要求農夫技藝高超,最後是選用良種。培養兒童也同此理。稟賦之如土地,教師之如農人,語言教化之如種子。柏拉圖、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這些出類拔萃、享有盛名的人物身上,正體現了這三種素質的完美結合。

普魯塔克的優生論與來庫古的教育實踐保持一致。來庫古把教育看作立法者最偉大、最崇高的任務,並且追根溯源,著手調整婚姻與生育狀況。來庫古深信,婚姻的目的是生育。斯巴達的年輕姑娘的婚嫁習俗與她們接受的教育一致。來庫古隻是在她們完全成熟並熱望結合時,才讓她們做新娘。成熟產生的相互渴望使男女產生體貼入微的愛情,這時的新娘也強健有力,足以應付懷孕和生育的緊張勞累。斯巴達實行搶婚製。新郎在夜間和妻子短暫約會後仍回到原來的住處,與其他青年男子共居一處,直到做了父親才可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目的是鍛煉克製和節製的美德,並且由於節欲,使雙方身體內部充滿創造力,並保持情愛的高漲與新鮮。

來庫古抵製丈夫對妻子的獨占欲和妒忌。他主張為了得到氣度不凡、高貴典雅的孩子,婦女可以與比自己丈夫優秀的青年同居生子。因為兒子是國家的公共財富,而非父親的私有財產。他嘲笑當時法律中的愚蠢之處:“他們繁育犬馬時反倒堅持要得到最佳的雄性良種,不惜金錢或利用私人友誼;但是,他們將自己的妻子鎖在深宅內院,讓她們隻給自己生兒育女,哪怕他們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頭,或是病夫。”[54]因為婚姻關係的目的隻是得到健壯的體魄和營造良好的政治環境。

總之,普魯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已出現了優生學的萌芽。他重視遺傳的作用,強調父母要有良好素質才能養育正常兒童,並且把人的天賦列為決定健全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他又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

四、論智育

(一)哲學素質的培養

普魯塔克賦予哲學至高無上的學科地位。他說,自由民的孩子,必須要熟稔文雅教育中的每一學科,但是,隻要求他們隨機學習,隻需了解而不必深究。而哲學應是一切教育的核心,最為重要,最有價值。正如旅遊時可以觀光許多城市,但要定居,則須選擇其中最好的才會使兒童們享受到裨益。

知識可以分別醫治身體和心靈的疾病和創傷。在身體方麵,醫學知識可以保證人的健康,體操知識可以使人強壯。而對心靈方麵的疾病和煩憂,隻有哲學才能醫治。普魯塔克指出哲學有三個主要的作用:①使人能分辨何者為榮譽,何者為羞恥;何者為公正,何者為不公正。即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②可幫助確定人與神,與父母,與長輩,與法律,與朋友,與權貴,與婦女,與孩童之間的關係。尊敬神明,孝敬父母,尊讓長輩,服從法律,順服權貴,愛護朋友,禮敬婦女,悌愛兒童,不恃傲於奴仆。③不因得而過喜,不因失而過悲,不放縱聲色,不蠻橫粗暴。這些都仰仗哲學知識的指引。

普魯塔克主張,哲學要與生活實際相聯係,應重視哲學的實用性。他認為生活方式有三種:世俗的生活;思索的生活;享樂的生活。享樂的生活即縱情聲色,耽於情欲的生活,卑下低級,不應仿效。思索的生活不應脫離實際,一旦脫離實際,就會成為空乏無益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如果缺乏哲學的成分,就會枯燥無味,沒有文化氣息,沒有修養價值,這樣的生活也不能帶給人幸福。可見,生活離不開哲學,哲學也不應該脫節於生活。在這方麵已經給人們樹立了典範的是那些把政治才華與哲學智慧適當地結合於一身的偉大人物。他們於社會,於公共事業,於個人有益,又達到了潛心研究哲學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現實生活中,伯裏克利、阿克斯特等人就是把政治和哲學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典型。

(二)閱讀、語言、音樂、詩歌的訓練

普魯塔克要求孩子們必須閱讀古代的作品。要像收集耕種時使用的農具一樣收集這些作品。因為教育所要依附的工具是書籍的使用,這樣,我們才能對知識進行研究。

斯巴達少年要接受嚴格的語言問答訓練,要求答話有理有據,言簡意賅,言辭辛辣優美。講粗話者受罰,絕不說思想蒼白或毫無意義的語詞,不信口開河。

普魯塔克對斯巴達人交談的評價是:“雖然簡短,但確定有力,中肯,能抓住聽者的思路。”[55]因此,普魯塔克斷言:“熱愛智慧勝過熱愛健身活動是斯巴達人與眾不同的特點。”[56]

斯巴達人關注音樂、詩歌方麵的修養。其歌曲**飽滿,振奮人心,風格古樸,主題嚴肅,揚善抑惡。熱愛音樂和尚武好戰同時體現在斯巴達人身上。普魯塔克通過對詩人泰勒斯的讚美,說明詩歌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頌詩可規勸人們服從命令,和諧如一,詩人做的工作與最有成效的立法者對等。他說:“韻律整齊的詩歌裏,充滿了井然有序的寧靜。因此,凡是聽過這些詩歌的人,不知不覺就柔化了性情,以至於摒棄了當時風靡一時的相互憎恨,從而和睦共處,一道追求高尚的、崇高的情操。”[57]來庫古在發現《荷馬史詩》中包含的政治與紀律的教誨比它提供的歡樂與放縱的刺激毫不遜色後,把史詩抄錄編冊,使之在斯巴達廣為流傳。

以上普魯塔克闡述的斯巴達教育的一些史實,比如,斯巴達教育實踐中對音樂、詩歌、藝術的重視,熱愛智慧勝過健身活動等情況,與我們現在掌握的斯巴達人嗜武成性、沒有文化的說法互相矛盾。要解釋這一矛盾,須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後期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

在邁錫尼文明時代,斯巴達是希臘本土上重要的文明中心,在各城邦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公元前1200年左右,另一支叫作多利亞人的希臘人,侵入希臘半島中部和南端的伯羅奔尼撒,毀滅了邁錫尼文明,征服了原先居住在那邊的土著部落,繁衍為斯巴達人。之後,希臘本土出現了延續約400年[58](約公元前1200—前800年)的黑暗時期。由於邁錫尼文明的毀滅,希臘本土經濟倒退,文化陵夷,又倒退到了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直到公元前8世紀中期,才重新開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

在征服和對外擴張的過程中,斯巴達國家產生、形成。在擴張過程中,這支多利亞人把大部分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變成了集體的農業奴隸,或將之驅逐到邊遠山區。從公元前8世紀後期開始,斯巴達人又侵入西部的美塞尼亞,史稱第一次美塞尼亞戰爭,讓大部分美塞尼亞人(即“希洛人”)淪為奴隸。公元前7世紀後期,美塞尼亞人掀起大規模起義,史稱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這次戰爭給予斯巴達沉重的打擊。戰爭之後,斯巴達的文化發展突然停滯了。在此之前,斯巴達人生活安逸自由,熱愛音樂和藝術,對殷勤奴隸也有較好的態度。博伊德與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也述及在斯巴達阿爾特彌斯神廟遺址的出土文物揭示了這個民族藝術的突然變化。“整個7世紀,都能看到一些生氣勃勃、地方色彩濃厚的藝術品的證據。這些藝術品無論在優美還是滑稽方麵都表現著典型的希臘人的意識。後來,在非常短暫的時間之後,神廟裏奉獻的祭品就不再精美了,而且具有幽默感的奇形怪狀的麵具在祭品中甚至絕跡了。”[59]

在《來庫古傳》的最前麵,普魯塔克考證了傳說中斯巴達立法者來庫古的在世年代。曆史學家對於來庫古其人的出身、遊曆、去世的情況,意見不一致。估計來庫古生活在公元前7世紀末以前。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來庫古時代斯巴達教育對智慧訓練的重視了。

(三)記憶力的訓練

記憶是學識的儲藏所,要鍛煉兒童的記憶力。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像記憶那樣,能創造和孕育新的事物。不論是記憶超群還是記性駑鈍的兒童,都要進行訓練,增強他們自然的稟賦或補救其所不足。這樣,優秀者更勝一籌,落後者也會有所進步,積少成多。凡教學中可以訓練記憶力的科目,對兒童的學業成就和實際生活都有助益。

五、論道德教育

普魯塔克強調本性、理性和習慣在人的品行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並不認為稟賦欠缺的人就要抱憾終生,無以彌補。他說,如果上蒼賜降這三種素質於一身,則是極端的榮耀和上天的厚愛。如果天性不全,教育則是改變個人處境的適當的渠道。因為除天性外,理性和習慣後天可以習得。學習、實踐、教育可以彌補天性的不足。習慣長期堅持逐漸積澱,則形成性格。“習慣”在此等同於“教育”。好的習慣不是自發形成的,它是良好教育的結果。為了證明教育、實踐、習慣在人的性格形成中的更重要的作用,普魯塔克以斯巴達立法者來庫古的例子來說明。[60]來庫古用不同的方式飼養了兩條同種獵犬。一次,當眾人聚會時,來庫古對他們說道:“斯巴達的人們啊!習慣、訓練、教養及生活指導對人的美德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現在就讓我做個證明。”於是,他在狗的前麵,放了一盤食物,一隻兔子。當一隻狗飛奔逐兔而去之時,另一隻卻津津品嚐盤中食物。來庫古說:“這兩隻狗都是同一種類。由於教養方式的不同,一隻成了狩獵者,另一隻成了貪食者。”這就是普魯塔克關心兒童教育的原因。

普魯塔克也談及了早期兒童教育的問題。早期教育在孩子落地之日就應開始。要立即對孩子的肢體加以限製,使其長直,避免畸形。同樣,出生伊始,就要重視孩子性格的塑造。因為幼兒易受外界影響,可塑性大,思想還未定型。一旦外界的不良影響進入孩子的頭腦,就很難清除,就像在鬆軟的蠟上蓋上的印章。所以,要用正確的教育占據兒童易被感染的心靈,保護他們不被汙染。

簡言之,良好的教育,適當的訓練,要持之以恒,貫穿人生的嬰兒期、童年、青年時期。隻有這樣,才能修得品行完美,人生幸福。在人的本性中,兩種資質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智力(mind)和理性(reason)。智力製約理性,理性是智力的奴仆。對於這二者,萬貫財產不可腐之,病魔纏身不可摧之,惡語中傷不可毀之,時光流逝不可蝕之。雖然年年歲歲,時光飛逝,湮沒了其他很多東西,智慧卻隨年月增輝,遠離了瑣屑與粗鄙。

另外,普魯塔克特別指出,他的教育理論普遍適用,既麵向富家子弟,也麵向平民孩童。並且專門指出,窮人須盡其所能,給孩子提供最佳的教育。如果做不到,那他們必須運用別的辦法來獲取教育。

在道德教育方麵,普魯塔克論述了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的內容及青春期教育的問題。

普魯塔克主張用鼓勵與說理、批評與表揚相結合的方法來教育兒童,反對掌摑等體罰手段。他說體罰不適合於自由人的孩子,隻有奴隸才可以被體罰。兒童受罰後,不但要承受身體上的痛苦,心靈上也難免被傷害——他會認為自己沒有被別人尊重,沒有被當作自由人。對於自由人的孩子來說,批評與表揚的方法最為有效,勝過任何其他不正當的途徑,因為獎勵和表揚可以激勵他們奮發向善,渴望榮譽;責備和批評避免他們墮落為惡,鄙棄醜行。同時,要注意批評與表揚的交替使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時機選擇要恰當。在兒童自以為很了不起的時候,加以批評,使他們感到慚愧,然後再輔之以鼓勵,使他們重新振作。就如同奶媽的方法:打一巴掌,揉一揉。表揚時應注意實事求是,不要言過其實,以免誘發兒童自高自大、忘乎所以的心理。

在道德教育的內容方麵,普魯塔克也做了一些闡述。他主張杜絕孩子講汙言穢語,並援引德謨克裏特之言——“言語是行動的影子”,要求兒童的語言彬彬有禮,舉止合宜。因為再沒有比性格粗魯更令人厭惡的事了。要教育青年人在論辯中態度謙遜,控製情緒,在不能獲勝時審時度勢,及時讓步。這才是聰明的表現。要培養青年人說真話、實話的習慣,因為謊言是奴隸的行徑,眾人莫不痛惡欺騙。即使在地位微賤的奴隸中,也是以欺騙行為為恥的。

普魯塔克為青年人的道德修養設計了一個原則,即生活儉樸、言語謹慎、抑製憤怒、約束行為。

另外,普魯塔克談到了青春期教育的問題。他指出,對青年的關心要比對兒童的更多一些。因為青年人如果犯錯,性質會嚴重得多。在這一階段,青年易滑向墮落,行為無節製,貪婪,偷父母的錢,賭博,尋歡作樂,酗酒,與已婚婦女行為不軌等。因此,要謹慎監督青年的行動,加以約束、限製。因為人在本性上是喜歡作樂、放縱奔放和無所羈絆的,所以需要人去駕馭。在這一階段,為人父母者對青年放縱不管,任其胡為,則愚蠢透頂。但凡有頭腦的父親,都應對處於該年齡階段的青年特別警惕小心,用生活中正麵、反麵的各種實例來說服、教育他們恢複理智。如果以上方法仍不能使浪子回頭,他們仍肆意妄為,聽不進忠告,就應考慮讓他們成婚。婚姻是青年人最好的聯合方式。擇媳時,不能貪圖富貴人家,攀附高枝,而要選擇門當戶對的親家。因為如果娶了個金枝玉葉,則不知不覺會將自己變成嫁妝的奴仆,而非妻子的丈夫了。

六、論體育

普魯塔克認為,體育是兒童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麵,要實施得當,全力以赴。體育不僅是為了形體健美,更是為了強壯有力。因為孩童時的強壯身體是成年後強健的基礎。恰似在晴空萬裏的日子,人們應該有未雨綢繆的打算。所以,年輕時應該經曆充分的磨煉和自我節製,以便老來應用。

體育鍛煉要適度,不可過火,以免太勞累不能讀書。他引用柏拉圖的說法,睡眠和勞累都是有害於兒童的。

體育的重要性還在於體育鍛煉與戰爭緊密聯係。在他看來,鍛煉的基本職能就是培養勇敢的戰士。出於戰爭的緣故,孩子們必須接受擲標槍、射箭、打獵等訓練。因為在戰爭中,“征服的果實,是屬於勝利者的”。室內的生活不足以生產出戰場上所需要的身體條件。有些士兵身體虛弱,隻有通過體操訓練才能較順利地接受軍事訓練。

七、論婦女教育

普魯塔克讚賞斯巴達對女子教育的重視。斯巴達的這種做法與原始部落的生活風俗有一定聯係。雖然希臘英雄時代已經是父權製社會,但仍保留了尊重婦女的風尚。在斯巴達社會,婦女地位高於希臘其他城邦。同時,這也是為了給她們生育身體健康的孩子創造必要的條件。婦女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國家生育健壯的戰士。婦女在家接受教育,不必去軍營。主要內容是通過跑步、摔跤、扔鐵餅、擲標槍鍛煉身體。這些運動既可以使將來腹中胎兒健壯結實,又可順利分娩,並使她們擺脫嬌氣與嬌弱。婦女在運動時同青年男子一樣,隻著短袖束腰。這樣既可對圍觀的青年男子中行為失檢的進行揶揄,挑剔,又可對高貴品德者進行讚頌。普魯塔克認為,這些婦女衣著雖少,卻絲毫不失體麵,反倒培養了她們莊重貞節、質樸的習慣和對健美身體的熱烈追求等美德,也使她們體驗到一種高尚的情操,使她們擁有勇氣和抱負。在家,她們絕對地管理家務;在公開場合,她們參與辯論並無拘無束地發表對重要問題的意見。在這樣的公開活動中,不僅婦女,所有的青年都身臨其境,接受生動的道德教育。

八、論父母與教師的職責

教育在人的性格形成中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教育能否正常發揮其效能,教育性質是好是壞,則取決於教育者。[61]普魯塔克眼中的教育者依次為父母、奶媽、教仆、教師。對教育者的要求及責任,普魯塔克做了以下闡述。

母親應該親自撫養自己的孩子。因為她們在撫養孩子時,母愛盈懷,情真意切,小心翼翼,待之若掌上明珠。而女傭和奶媽的愛則是不真誠的,來自於外界,為報酬而付出。因此,為人母者要鞭策自己,盡可能擔負起撫育和養護的責任。如果因為身體孱弱或子女眾多的原因,要雇用奶媽或女傭的話,則要謹慎從事,擇優而用,以希臘人為首選。希臘婦女浸**在高度發達的文化傳統中,性格與德行要較其他民族的優越。

為人父者,應潔身自好,謹言慎行。隻做其所應做之事,為子女樹立學習的榜樣,成為子女自檢行為的明鏡,教育子女趨善行而避惡果。如果父親一生劣跡斑斑,偷盜行竊,則連忠告奴隸的資格都喪失了,更別說教育自己的子女。父親在讓孩子學習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孩子的接受能力。普魯塔克說,有些父母對孩子的要求過高,效果適得其反。因為“當他們過於迫切地想在種種學問上使他們的孩子出人頭地、鶴立雞群,他們就會給兒童安排一些不合情理的難以完成的任務,結果造成孩子的難過和負性情感體驗,從而厭惡學習”[62]。在為兒童選擇了優秀的教仆、教師之後,為父者如果從此對孩子的實際教育情況甩手不管,不聞不問,則不算盡到了父親的責任。他們應該過幾天就檢查一下孩子,不能把對兒童的全部希望寄托給外人去實現。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像國王的眼睛,能使馬兒肥碩”[63]。父親對孩子的教育要剛柔並濟,不能過於嚴厲、生硬和粗暴。自己不如年輕人的地方,父親應該坦白承認。為父之道,在於寬嚴結合。偶爾可放縱一下孩子的欲望,放鬆一下韁繩,有時卻要嚴格要求。應製怒,以鎮定對待青年的錯誤,要忍耐得了青年人無關緊要的錯誤。有時甚至需要熟視無睹或裝聾作啞。既然我們可以忍受朋友的短處,為什麽不可以容忍自己的子女的呢?即使不能做到鎮靜,那麽發火之後,應馬上冷靜下來。有張有弛,嚴厲與慈愛的有機結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教育效果。

普魯塔克讚同青年人與眷寵他的成人親近、交往。他認為像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值得仰慕的人,都可以對青年產生良好影響,指導他們心向學業,行為美滿,並使他們見習領袖風采。在來庫古領導下的斯巴達就有類似現象,那裏的老年人對青少年的成長和訓練非常關心,出於父親、師長、長官的責任心,時常去觀看他們的訓練並激勵他們。部分有聲望的男子鍾愛、寵幸一些少年,分享其榮辱、罪罰。同性之愛(包括女性)在斯巴達人中頗受讚許。普魯塔克對此持肯定態度。他說:“此中毫無嫉妒、競爭,相反,那些把他們的感情集中在同一少年身上的人,倒把他們的感情變成了彼此發展友誼的基礎,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使他們所鍾愛的少年成為盡可能高貴的人。”[64]

除了父母,還應該為兒童選擇教仆作為兒童的教育者。他們身兼仆人和遊伴二職。這種人要求性格健全,口齒清晰,最好是希臘人,以免孩子跟瘸學跛,被野蠻人及卑鄙的人玷汙。到孩子年齡稍長,就應該為他們選擇教師,交給教師照管。教師的挑選要慎之又慎,不應隨意把兒童交給從戰爭中掠來的奴隸,或野蠻未開化的或居無定所的人。普魯塔克指出,時下有許多人在處理為孩子擇師一事上荒誕不經,不能仿效。因為他們把孩子托付給一些自己信任的奴隸去監護照看。這些人往往是照管農場、船隻等東西的,有的是管理家務的,個個好吃懶做,酗酒成性,百無一是。一個優秀的教師,應該像《伊利亞特》中的亞乞利斯的教師那樣忠誠可靠。

普魯塔克提出選擇教師的標準是:生活正常,品行端正;行為高雅,無懈可擊;經驗豐富,無可匹敵。

九、貢獻與影響

作為一代宗師,普魯塔克在世時就深受景仰,其作品成為人們最喜愛的讀物。文藝複興時期,普魯塔克的倫理觀念和他所歌頌的人生模式,還有迥異於經院主義教育的把培養有教養的人作為教育目的,把哲學思考、文雅舉止和政治風度結合的教育理想,正切合西歐人文主義學者的需要和主張,而備受他們的青睞。《道德論叢》和《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希臘文原本被刊印,後被譯為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其傳更廣,聲名更勝,幾乎家喻戶曉。拉伯雷、蒙田、莫爾、莎士比亞、培根、歌德、馬克思等,都十分喜愛普魯塔克的作品。後世很多史學家、文學家都從中汲取營養。不但普魯塔克筆下的英雄人物成為人們教育孩子的活的典範,而且他對教育理論的發展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盧梭的巨著《愛彌兒》中,我們時時可以體察普魯塔克對他的影響。

17—18世紀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普魯塔克的著作也很流行。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景慕古典時代的奴隸主民主製,對普魯塔克筆下的古希臘羅馬英雄人物充滿敬意。19世紀,由於浪漫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學者們對曆史事實的準確性采取了更加嚴格的態度,普魯塔克的影響開始消減。雖然在20世紀他的直接影響並不大,但是一般人關於希臘、羅馬的曆史知識仍然得之於普魯塔克的作品。在英美和西歐的一些學校裏,普魯塔克的作品至今仍被列入世界名著第一年必讀書目。

普魯塔克的《來庫古傳》在敘述斯巴達立法者來庫古生平事跡的過程中,記述了大量有關斯巴達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麵的材料,是研究希臘曆史的重要文獻。作者本人在寫作的過程中,通過對斯巴達教育製度的敘述和讚美,表明了作者對教育,尤其是對當時羅馬教育的看法。

對於曆史上是否有過來庫古這個人物,西方學者長期爭論不休。普魯塔克記載聞名於世的斯巴達社會製度,包括教育製度,是來庫古一手締造的。英國教育史家博伊德和金在他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中指出了這個觀點的雙重錯誤。應該說普魯塔克在《來庫古傳》中大力宣傳來庫古的曆史作用,對斯巴達的教育製度充滿溢美之詞,這一方麵可能是因為曆史材料的缺乏,另一方麵也是普魯塔克通過對斯巴達教育的讚美而折射出其對當時羅馬教育現狀的批評態度。

在羅馬共和時期,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雄辯家,這在昆體良、西塞羅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但到了帝國時期,在羅馬皇帝獨攬大權的情況下,人們並不能對國家的重大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雄辯術的作用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隻是人們在法庭辯論時還需要雄辯術,雄辯家變成了辯護家(律師)而成為一種職業。在這種情況下,普魯塔克高度重視教育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認為來庫古正是因為把教育青年當作國家的重要任務,才確保了斯巴達的長期穩定。他認為羅馬的統治者應該重視教育在維護國家穩定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是要培養羅馬青年具有完美的德行,即具有誠實、節製、勇敢等品德。因為它不僅有助於培養羅馬人“忠君愛國”的思想,而且有助於羅馬統治者對各地區的不同民族的人民進行精神統治。

普魯塔克重視遺傳的作用,但他同樣重視教育的作用。他從人的天性與教育的關係出發,認為人的成長需要三方麵的因素:人的自然本性、理性與習慣。在這三者中,本性是先天就有的,而理性和習慣則來自後天的學習和實踐。本性、理性和習慣是相互聯係、缺一不可的。人的成長就是在自然本性的基礎上,通過後天的學習和實踐而實現的。教育不僅具有發展人的本性的作用,而且具有彌補、改善本性的作用。普魯塔克特別強**育在人的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普魯塔克雖讚美斯巴達的教育製度,但並不像斯巴達那樣隻強調單純的軍事體育訓練,而是主張對青年進行德、智、體等幾方麵的教育,提倡通過公共教育把羅馬青年培養成為德、智、體和諧發展的人,以便使他們成為品德高尚、學識淵博、身體健康的人,成為羅馬的優秀公民。

[1] 西塞羅:《論友誼》,見北京大學哲學係、外國哲學史教研室:《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88頁。

[2] 西塞羅:《論共和國》,轉引自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

[3]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昆體良教育論著選》,任鍾印選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92頁。

[4] 西塞羅:《論雄辯家》,轉引自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第70~71頁。

[5]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克伯雷:《外國教育史料》,華中師範大學教育係等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頁。

[6]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193頁。

[7]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外國教育史料》,第30頁。

[8]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193頁。

[9] Paul Monroe. Source Book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Greek and Roman Period. New York,436.

[10]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外國教育史料》,第42~43頁。

[11]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外國教育史料》,第225頁。

[12]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192頁。

[13] 西塞羅:《論雄辯家》,見《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232頁。

[14] 任鍾印:《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183頁。

[15] 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29頁。

[16]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一塞涅卡道德書簡》,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8頁。

[17]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一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07頁。

[18]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62頁。

[19]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14頁。

[20]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9頁。

[21]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09頁。

[22]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103頁。

[23]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52頁。

[24]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14頁。

[25]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188頁。

[26]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181頁。

[27]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188頁。

[28]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07頁。

[29]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198頁。

[30]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49頁。

[31]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48頁。

[32]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65頁。

[33]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59頁。

[34]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50頁。

[35]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75頁。

[36]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76頁。

[37]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64頁。

[38]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64頁。

[39]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50頁。

[40]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書簡》,第2頁。

[41] 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馬雍等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49頁。

[42]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早期基督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2~333頁。

[43] 羅素:《西方哲學史》,第330頁。

[44] P Merl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124.

[45] 張斌賢、褚宏啟等:《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頁。

[46] 張斌賢、褚宏啟等:《西方教育思想史》,第163頁。

[47] 張斌賢、褚宏啟等:《西方教育思想史》,第135頁。

[48]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中譯本序言。

[49]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96頁。

[50]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97頁。

[51]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97頁。

[52]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19頁。

[53]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p.92.

[54]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06頁。

[55]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10頁。

[56]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12頁。

[57]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90頁。

[58] 田德全:《世界古代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頁。

[59] 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第10頁。

[60]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p.92.

[61] 滕大春:《外國教育通史》第1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頁。

[62]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p.96.

[63]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p.97.

[64]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