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生平與著述

昆體良是古羅馬帝國的雄辯家、教育家。他出生於西班牙（當時屬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埃布羅河上遊加拉古裏斯的一個小鎮。其父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一位雄辯術教師，並在羅馬兼任律師事務。因此，昆體良從小就來到羅馬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後來又進入羅馬文法學校學習。他的教師中有著名的文法課教師帕利門（Remius Palaemon）。帕利門是通過自學掌握了文法知識而獲得自由的家生奴隸。[1]獲得自由後，帕利門成為文法教師，也是位標準拉丁文法教科書的編撰者。昆體良之所以具有純淨的羅馬語言修養是與他接受帕利門的教誨分不開的。離開文法學校後，他曾為當時羅馬很有名氣的雄辯術教師，著名的律師阿佛爾（Domitius Afer）擔任助手。長達8年之久的律師助手生涯給昆體良提供了許多熟悉、了解雄辯術理論和實踐的機會，能有幸聆聽當時處於權勢頂峰的政界要人的演說，這也為他此後獨立從事雄辯術和律師事業奠定了基礎。公元58年（一說59年），阿佛爾去世，正值羅馬曠世暴君尼祿（Nero）統治最黑暗的時期。昆體良毅然離開羅馬，返回故鄉西班牙。在西班牙的10年時間裏，他主要從事律師工作，在民眾中已享有一定聲譽，並取得顯著業績。公元68年，尼祿由於誅殺無辜，揮霍無度，耽於**樂，不務政事而內外交困，眾叛親離。各種社會勢力起而反對其暴政，元老院宣布他為“祖國之敵”。尼祿在絕境中逃出羅馬，自殺身亡。不久，元老院又宣布當時駐西班牙的副統帥，年已72歲的伽爾巴（Galba）繼任皇帝。由於昆體良在政治上擁護羅馬帝國製度，思想上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學術上雄辯術造詣較高，因而得到當局的信任和賞識。同年年底，伽爾巴在走馬上任時把昆體良也帶回到了羅馬。此時，又遇到一場爭奪帝位的內戰，半年之內，包括伽爾巴在內，3個皇帝在混戰中被殺，原任羅馬駐非洲總督的韋斯巴西安翦滅群雄，奪取皇位，創立了弗拉維王朝。韋斯巴西安是羅馬帝國較有作為的皇帝，在位時，他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整頓財政、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重建被燒毀的卡皮托林神殿，修建可容納數萬名觀眾的半圓形大劇場等。為了讓皇室及貴族子弟得到精深培養，韋斯巴西安皇帝於公元70年在羅馬開設了由國庫支付教師薪金的國立拉丁語修辭學校和希臘語修辭學校，這在羅馬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創舉。昆體良被委任為拉丁語修辭學校的公職教師，在這所修辭學校主持工作達20年之久，一直到公元90年退休。他前後曆經弗拉維王朝的三代皇帝。[2]韋斯巴西安皇帝精明能幹，生活儉樸，反對奢侈放縱。昆體良也竭力提倡敬重德行，恢複儉樸，規範優良的雄辯術風格。因此，在崇尚道德和儉樸方麵，昆體良是完全迎合韋斯巴西安的主張的。昆體良還曾擔任過多密善皇帝的兩個外孫的家庭教師。由於深得君王及其子弟的讚賞，昆體良獲得了多密善皇帝封贈的“執政官”稱號。當時這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空銜，隻作為榮譽和特權的象征而已。昆體良在雄辯術教育崗位上辛勤執教20年，他為人嚴謹、仁慈、豁達、睿智，感情真誠、熱愛學生，深受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他在退休後仍不停歇，著手撰寫《雄辯術原理》，隻用2年時間，就完成了長達12卷的鼎力之作。但此書直到他去世後的公元96年才出版。這是西方第一本係統論述教育問題的專著，在教育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此外，昆體良還著有《論羅馬雄辯術衰落的原因》（Decausis Corrupta Eloquentiae），可惜已散失無存。《雄辯術原理》的書稿也曾遺失達1300多年之久，直到141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人們才從瑞士的聖·高盧女修道院藏書樓的積塵中發現此書的破損文稿，由瑞士古籍收藏家波齊奧·布拉秋利尼（P. Bracciolini，1380—1459）花費32天的時間，以秀麗的文字抄寫完這部著作，使它重見天日，並立即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熱切關注和高度評價。英國19世紀著名哲學家穆勒（J. S.Mill）在談到昆體良著作的貢獻時指出：“他的著作是整個文化教育領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書。”[3]德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讀了此書後深受鼓舞。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喜愛昆體良更甚於幾乎所有其他教育權威，因為他既是教師，也是模範的雄辯家，即是說，他是以理論和實踐的最巧妙的結合進行教育的。”[4]昆體良老年喪妻喪子，逝世於公元95年（另一說為公元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