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虐貓》

關於《虐貓》，本來沒有多少話好說。小說才那麽一點兒，可以印在一張明信片上。

小說是寫“**”的，是寄給“**”的一張生日卡。

這篇小說大概寫於一九八六年，其時離“**”結束已經十年了。但是人們沒有忘記“**”。“**”的許多事值得我們不斷反思。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反思文學”。

“**”最大的損失是人的毀壞，人性的毀壞。人怎麽會變得這樣自私，這樣怯懦，並從極端的自私、怯懦之中滋生出那麽多的野蠻、邪惡和人類最壞的品德——殘忍呢？為什麽在我們的民族心理上會發生那樣大麵積的壞死？這次浩劫是民族劣根性的大暴露。整個民族都發了瘋，中了邪。隻有極少數人還能保存他們的良知。我們是“**”過來人，對這場浩劫的前因後果到現在還不能有深層的認識。後來者，比如現在的中學生，就更會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我沒有正麵寫“**”，我隻是從一個很小的側麵，並在幾度折射下反映了一點浩劫小景，寫“**”對孩子心靈的毒害，寫他們本來是純潔無瑕的性格怎樣被扭曲，被摧毀。

孩子如此，大人可知。

幾個孩子到處捉貓，把貓從六樓扔下來，是真事，就發生在我原來的宿舍樓裏。我親眼看見過他們用繩子把貓拉回來。他們用各種方法“玩”貓，有的是從別處移借來的。用乳膠把貓的爪子粘在藥瓶的蓋子裏，這種惡作劇倒不是孩子想出來的，是一個大人，一個年輕的幹部，並且我聽到他的“發明”是在“**”之後。“桀之惡，不如是其甚也。”寫小說，總要有所虛構，有所集中。

他們畢竟是孩子。孩子是無辜的。責任在大人。我即使在寫這些孩子的邪惡行徑時，也還在字裏行間寫了他們一點可愛之處，一點“童趣”。

我原來的宿舍樓是有人跳過樓（這在“**”中是極普通的事），但不是小說中所寫的李小斌的父親。把他寫成李小斌的父親是為了刺激李小斌和這幾個孩子的覺醒。

“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湧、徐小進沒有把大花貓從六樓上往下扔，他們把貓放了。”他們在罪惡裏陷得還不是那樣深，他們的人性回歸得比較早。他們是有希望的。

我們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希望，是這篇小說的“內思想”。因此，它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傷痕文學”。

這篇小說篇幅很小。要使小說寫得很“小”，一是能不說的話，就不說；二是作者要控製自己的感情，在敘述語言上要盡量冷靜，不要帶很多感情色彩，盡量說得平平淡淡，好像作者完全無動於衷。越是好像無動於衷，才能使讀者感覺出作家其實是有很深的感觸的。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