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是指1895年康有為（1858—1927）領導的一次舉人上書皇帝的請願運動。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腐朽的清政府準備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當時各省的舉人正在北京參加會試，聽到了這個消息後，非常氣憤。特別是台灣籍的舉人，聽到自己的家鄉將被出賣，更是憤怒萬分。大家反侵略的情緒極為高漲。

廣東舉人康有為，早在1888年，就曾經上書皇帝，請求變法，但受到了頑固派官僚的阻礙，沒有結果。這一次他看到群情激昂，正是鼓動上書的大好機會。於是他和他的學生梁啟超等四處聯絡，約集十八省舉人，在鬆筠庵開會。開會那天，盛況空前，到會的有一千多人。個個情緒激憤，公推康有為起草奏疏。康有為趕了一天兩夜，寫成了給光緒皇帝的萬言書。在萬言書上簽名的，據說有一千三百多人。除了送給皇帝之外，還把這份萬言書，輾轉傳抄，很快傳播開來，轟動了北京。因為當時又把進京考試的舉人稱為“公車”（漢代地方上舉薦人才，由公家備車送往首都，後來就用“公車”來稱呼進京考試的舉人），所以這次上書就被稱作“公車上書”。

在這份萬言書裏，康有為慷慨陳詞，提出了“拒約、遷都、變法”等主張。他指出如果割讓台灣，就會引起英、俄、法等列強來瓜分中國，因此必須拒絕在條約上簽字。他要求皇帝親下詔書，檢討國家政策得失，提拔能幹的人才，鼓勵人民發奮圖強；遷都到長安；訓練一支強大的陸海軍，增強國防，準備長期抗戰。同時又強調指出，這些措施隻不過是暫時應敵的辦法，如果要從根本上使國家富強起來，那就必須進行“變法”，也就是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各項改革。

康有為提出要從“富國、養民、教民”三方麵著手。“富國、養民”就是發展經濟。一方麵要清政府積極修築鐵路，開發礦山，製造機器輪船，獎勵創造發明，舉辦郵政，發行鈔票；另一方麵要“務農、勸工、惠商”，也就是鼓勵人民去經營農、工、商業。“教民”是進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開辦學堂，設立報館。他還強調指出，中國貧弱落後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與臣隔絕，臣與民隔絕，上下不通氣，因此他提出要用“議郎”製度來改變這種情況。辦法是全國每十萬戶公舉一個博古通今、直言敢諫的人做“議郎”，作為皇帝的顧問，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議郎會議於太和門，根據大多數意見做出決定，付諸實行。這個辦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意思。康有為提出的這些主張，實際上是一種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主義綱領，它反映了剛剛形成的資產階級和一些開明地主的要求。康有為以為，如果實行了這些主張，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統治製度，又可以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麵學習西方國家的一些長處，使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走上富強的道路。這種不根本推翻舊製度就想建立新社會的主張，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1895年5月2日，舉人們把這份萬言書送到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監察機關），可是都察院卻推說皇帝已經在條約上蓋了印，拒絕把萬言書進呈給皇帝。

“公車上書”雖然沒有能夠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皇帝也沒有看到，但是它的全文，被輾轉傳誦，上海、廣州等地還特地刊行了《公車上書記》廣為宣傳。各省的舉人回去之後，也或多或少地傳播了這些主張。於是，“公車上書”所提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改革要求，廣泛地傳播開來，康有為也成為全國矚目的改良派的領袖人物。

（王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