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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遺址之謎
在姚江之畔現今浙江省餘姚市文亭區羅江鄉，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小村落叫河姆渡，它的西、南兩麵緊臨姚江，過江不遠處就是綿延起伏的四明山脈，東麵、北麵則是風光明媚的平原，村落在丘陵向平原緩慢傾斜的過渡地帶。河姆渡遺址以其悠久的曆史、複雜的內涵、鮮明的特征、豐富的實物、罕見的珍品聞名於世，它被人們譽為“七千年前的魚米之鄉”。
這個古老的魚米之鄉是這樣被發現的。1973年，餘姚縣羅江公社為使境內地勢低窪的稻田旱澇保收、穩產高產，決定在河姆渡村北隅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六月，建造翻水站的工程正式動工，當挖到地下三米多深的地方時，發現了一批夾炭黑陶片、建築木構件，並伴隨有大量的古動物骨骼。麵對這些世所罕見的陶片和獸骨。聽到當地人們的匯報，文物主管部門即刻派出專人前往察看調查，確認是一處古文化遺址，並迅速組織力量對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試掘。
首次試掘開挖五乘五米的探方兩個，五乘二米的探溝一條，發現文化堆積十分深厚、文化內涵非常豐富，獲得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木構件和動物骨骼等。這一批烏黑古樸的陶片、斧痕累累的木構件、斑駁破碎的獸骨，向人們透露出令人振奮的信息：這是浙江境內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同時為弄清遺址的分布範圍，考古工作者不辭辛苦，連續作戰，對遺址做了全麵探查。結果發現在河姆渡村及其周圍地麵上和水稻田下，都有文化堆積層或零星陶片出土。特別是在姚江岸邊靠小山包一帶，有被姚江水衝塌而暴露出的文化堆積。可見遺址麵積比現在還大。經測算分布範圍達到四萬平方米，這在浙江曆史上還是首例。河姆渡的先民們是怎樣生活的呢?要解開這個謎，就要深入研究出土的遺物。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次發現的大量稻穀、稻稈葉和許多植物莖葉、果實，很多出土時顏色鮮明，保存良好。這是因為遺址地下水位常年較高、文化層深埋地下、文化遺物長期浸泡水中，處於一種相對穩定飽和的隔離狀態，而文化層土壤中所夾雜著的腐殖質，使地下水含有弱酸性成分，對它們起到了良好的防腐效果。這樣，才使大量的文化遺物和動植物得以保存良好，為我們研究史前人類的生產生活狀況、社會組織結構、觀念意識形態以及農業史、科技史、建築史、藝術史和環境變遷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更讓人激動萬分的是通過遺址第四文化層采集的九個標本的科學測定，最古老的是約七千年，最年輕的為六千六百年，總平均值為距今六幹七百七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認定第四文化層的上限已達七千年之久，這是當時發現的東南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文化。
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極端低下，往往依賴大自然的恩賜從事采集、狩獵等采食經濟活動。在長期的生產勞動和生活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某些動植物的生長規律，並加以改造和利用，從而發明了農業和畜牧業，社會由此跨人了產食經濟為主的新石器時代。河姆渡遺址大體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稻作農業相當發達，表明原始農業在本地區的發展已經曆了相當長的一段曆程。
在河姆渡遺址兩期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中，第四文化層都有大量的水稻遺存出土，尤以上部堆積最為豐富。在首次發掘的四百多平方米範圍內，普遍發現一層乃至多層以蘆葦類莖葉、稻草、秕穀、穀殼、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與少量動物遺骸交互混雜的棕褐色堆積層，厚度從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處達八十厘米。出土時稻稈、稻葉、稻穀與秕穀色澤如新，外形完整，有的連稻穀穎殼上的隆脈、稃毛都清晰可辨。有學者曾推斷稻穀總量當在t一百二十噸以上，這是多麽驚人的數字，堪稱全國第一，世界罕見。
遺址出土的稻穀遺存都已炭化，然大多還保留有完整的穀粒外形，顆粒大小已接近於現代栽培稻，粒重更遠遠超過了野生稻。經過農學家鑒定，認為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的水稻，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被認為是亞洲最古老的稻作遺存。
河姆渡遺址發達的稻作農業是和先進的耜耕形態相適應的。出土的農具主要有骨耜、木耜、木鋤、長方形雙孔石刀等。骨耜是最為典型且數量最多的一種農業工具，兩次發掘共出土二百件左右。它多取材於大型偶蹄類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少數為胯骨，長二十厘米左右。平麵略呈梯形，上端(肩臼部)為柄，厚且窄；下端作刃，薄而寬。肩臼寬厚處多橫鑿長方形扁孔，輕薄處多修磨成半月形，正麵中部多鑿有兩個長方孔。這種骨耜往往裝有直向木柄，其末端緊貼骨板淺槽，正麵方孔和橫方孔可穿纏藤條綁緊柄末，頂端做成提手，操作既方便靈活又節省體力，非常適合於河姆渡附近平原沼澤地帶使用。河姆渡稻作農業的耕作形態，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耜耕農業。
農業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導致相關的家畜飼養業達到一定的規模。豬狗兩種家畜遺骨在遺址中到處發現。據統計，豬骨標本百分之五十四是一兩歲的幼小個體，百分之三十六是兩三歲的成年個體，老年個體僅占百分之十，由此可知豬在幼年和成年時便被宰殺，與自然死亡有別，應該屬於家豬之列。另還出土有一件陶塑小豬和兩件豬紋陶器。陶豬四肢粗短，腹部明顯下垂，身體肥胖作挪動狀，與現代家豬相近。狗是人類馴化最早的動物，是人類捕獵活動的得力助手，遺址中狗標本與狼明顯不同，居住區內還發現了十幾塊可能是狗的糞便塊。水牛的骨骼數量也較多，河姆渡遺址的水牛可初步認為是我國目前所知馴養最早的水牛。
盡管河姆渡人已有了栽培農業和家畜飼養業，但遺址中發現的大量植物果實和野生動物骨骼說明，采集、漁獵、捕撈仍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經濟部門。河姆渡人采集的果實有橡子、菱角、酸棗、桃子、芡實、薏仁米、戎蘆、菌類、藻類等。野生動物中的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軟體類的四十多個種屬也成了他們漁獵的對象。其中，鹿科動物數量占絕大多數，足見溫順的鹿類是人們偏好也是容易獵獲的目標。湖沼地帶生活的鳥、魚、龜、鱉及濱海河口的鯔魚又經常成為他們口中的美味，現已不見於浙江境內和毗鄰地區的亞洲象、犀牛、四不像、紅麵猴更成了河姆渡人難得的佳肴。
河姆渡先民的農業為主、多種經營的經濟生活，是與他們所在的優越自然環境緊密相聯的。距今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氣候濕熱溫潤，雨量充沛，氣溫比現在要高，與我國現在華南一帶接近。河姆渡村落離大海不遠，有一條源於四明山脈芫嶺山下的溪流由南向北繞村而去。河姆渡人正好在丘陵山地和平原湖沼的交接地段，附近的平坦地帶有他們辛勤墾殖的良田阡陌，遠方四明山麓的密林深處，高大凶猛的犀牛、老虎、亞洲象、黑熊出沒無常，成群結隊的梅花鹿、水鹿、麂在山地林間灌木叢中隨處遊**，水牛和青羊在房屋周圍悠閑地啃著青草，蘆葦茂密的湖沼旁的水鳥、遊魚、龜、鱉更構成了一幅動人的水上樂園圖。這一切都給河姆渡人提供了優越的生存條件。
河姆渡遺址兩次大規模發掘中，第二、三、四層都發現有木構建築遺跡，尤以第四文化層保存最為完好，最為豐富多彩。建築構件諸如柱礎、圓柱、方柱、排樁、板樁、地龍骨、橫梁、木板之類，星羅棋布，縱橫交錯，數不勝數。許多木構件上都留下了形式多樣、結構複雜、精巧靈活、科學受力的榫頭和卯孔。雙層榫頭、燕尾榫、企口板、垂直雙卯孔轉角柱的發明、梢釘的出現，都說明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藝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首次發掘第四文化層發現的排列有序的十三排樁木構成的一組建築，代表了他們的傑出成就。
這組建築遺跡正好有意識地選擇在陵阜與沼澤的過渡地帶。十三排木樁基本走向是西北一東南，縱軸沿等高線排列，分析估計原來至少有三棟以上的長屋，長度在二十三米以上，其中一棟長屋的進深約七米左右，臨水一側有寬一點三米的外廊。由於建築坐落於湖沼邊緣，必然需要抬高居住麵，而建築遺址內未見居住麵，卻在室內部位發現了大量植物、動物遺骨、殘破陶器組成的生活垃圾，堆積厚度也不同。所發現的建築遺跡，主要為排列成行、打人泥土中的樁木和樁頭上同榫卯銜接的地梁及散亂的梁、柱、厚板，而沒有地麵建築所見的草盤泥和紅燒土之類。由此說明，這是一種以樁木架空居住麵基座、上麵立柱安梁構屋架的幹欄式建築。它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木結構幹欄式建築。由於它既可防蛇蟲猛獸，又可避潮濕水害，下麵還可豢養家禽家畜，因此曆數千年而不衰，時至今日，在我國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仍可見到這種古老的居住形式。
木構水井的發明是河姆渡人高超的木構建築技術的又一體現。遺址第二層發現的這口水井，是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木構水井遺跡。它由二百餘根樁木、長圓木等組成，分內外兩部分。裏麵井口方形，邊長約兩米，每邊豎靠坑壁打下幾十根排樁。排樁內支頂一個由榫卯套接而成的方木框，以防排樁傾倒。排樁上平臥十六根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外圍有一圈呈圓形分布的二十八根柵欄樁，井內見有輻射狀的小長圓木構件和葦席殘片。據此說明水井上當蓋有簡單的井亭。水井的開鑿和利用，擴大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空間，改善了水質，方便了定居生活，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伴隨著發達的稻作農業和長期的定居生活，河姆渡人的手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分工細致，門類眾多。在遺址包含的多種器物群中，特征鮮明的陶質器皿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麵貌。四個文化層中除分別有數量不等的泥質陶外，均有一種夾炭黑陶，胎含大量炭晶粒，係用植物莖葉碎末、穀殼等有機質為羼和料，在火候低和缺氧的還原焰中燒成，胎質疏鬆、硬度較低。從第四層到第一層夾炭黑陶逐漸減少，夾砂陶則逐漸增加，並占據了絕對優勢。陶器類早期比較簡單，主要有釜、罐、缽、盤、支座，晚期器類多樣，新出現了釜形鼎、垂囊式蠶，等。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最主要的炊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富於變化，是文化分期的標準器。
利用動物的各種骨骼和角為原料，加工製成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藝術品是河姆渡文化的又一顯著特征。第一期考古發掘出土的八百二十九件生產工具中，骨角製的達六百二十一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期發掘出土文物總數四千七百多件，僅骨器就占二千二百七十件，達百分之四十八點三。可見骨角器占有多麽重要的位置，而河姆渡村落周圍生活的各類動物，則為骨角器的加工製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無論動物的四肢骨、肩胛骨、肋骨、脊椎骨、還是鹿角、獸牙，都可作為他們的原料。當時農耕用的骨耜和漁獵用的骨鏃數量最多，此外有骨(角)質的錐和鑿、骨匕、骨哨、骨梭、骨鏟、骨魚鏢、骨笄、骨珠、角柄和鹿角靴形器，真是用途廣泛，琳琅滿目，應有盡有。
此外，在河姆渡遺址第三四文化層中普遍發現有葦席殘片，總數達上百件之多，還見幾段粗細不等的繩索，可見編織業已出現並具一定的熟練程度。紡織品雖未發現，但出土文物中屢有編織紋裝飾圖案和珍貴的紡織工具，說明紡織業已經存在。而漆碗的確認，把我國使用生漆的曆史提早到了七千年前，從而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塗料“漆”的國家。
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河姆渡人逐漸形成相當水準的審美意識和藝術追求，創造了豐富多彩、高雅古樸的精神文化。遺址出土的原始藝術品中，絕大多數屬於裝飾藝術，即在日常應用的生活用具表麵裝飾花紋或雕刻圖像，既實用又美觀，它的數量龐大、門類齊全、題材廣泛、造型獨特、內容多樣。製作技法有刻畫、壓印、拍印、戳印、浮雕、鑽刻、堆塑、捏塑、彩繪等。所用材料比較廣泛，絕大多數施於陶器之上，也用於珍貴講究的象牙、骨角、木料等。
紋飾最普遍的是繩紋和幾何紋，其餘有鳥紋、太陽紋、魚紋、禾葉紋、蠶紋、稻穗紋、豬紋等，設計精巧、繁簡得當，形象逼真，寓意深奧。考古工作者發現的雙鳥朝陽象牙雕刻、鳥形象牙圓雕、木雕魚形器柄、圓雕木魚、雙頭連體鳥紋骨匕、編織紋骨匕、短線刻畫骨笄、陶塑魚豬、陶塑人頭像、狗形器鈕、刻畫豬紋的陶器等都是罕見的藝術珍品。同時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些玉和螢石質的璜、塊、管、珠、環、餅、丸等人體佩帶的裝飾品。有些質地呈半透明狀，玲瓏剔透，晶瑩潤澤。另有一些以獸類的獠牙或犬牙、鹿類的尖角和魚類的脊椎骨製成的裝飾品，多鑽有小孔，可貫穿起來組成串飾，佩戴在響前或掛在脖子上。
河姆渡文化玉器的出現，表明我國長江流域用玉曆史的竺久。這一傳統在後來的良渚文化中得到繼續發展，並創造了我國新石器時代輝煌燦爛的玉文化。識到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文字。他立即命人到藥店收購下所有帶字骨片。此後，他不惜重金，以每字二兩銀子的高價收購。
遼河紅山文化之謎
以往我們隻是傳統地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主要是在黃河流域，或者說是黃河、長江流域，對其他地區的文化發展的水平估計不足。以壇、廟、塚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其內涵之豐富，發展水平之高，均出於我們的預料之外。而這些巨型建築的發現，使我們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飛躍。它說明，中華文明的起源並不是一兀的，相反，它是多元化一體的，遼河流域同樣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河梁位於遼寧西部淩源、建平兩縣交界處，因牡牛河出山梁東麓而得名。發現於1983年的女神廟就位於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頂，處於這一帶紅山文化地點分布的中心位置。女神廟由一個多室和一個單室兩組建築構成，多室在北，為主體建築，單室在南，為附屬建築。主體建築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軸線左右對稱，另配有附屬建築，形成一個有中心、多單元對稱的古代殿堂。另外，出土的建築構件中有彩繪的牆壁麵殘塊，繪有赭紅問黃白色交錯三角紋幾何圖案，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壁畫。
在女神廟西側發現的泥塑造像殘塊中，人物像最多，有頭、肩、臂、**、手等殘塊。這些人像殘塊，分屬六個個體，她們的形體有大有小，年齡有老有少，或張臂伸手，或曲肘握拳，均係盤膝坐式，組成形神兼備、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當時社會上的權勢者，有的或許就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據群像之間大小和體態的差別判斷，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層次的“神統”。尤其是出土了一尊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體雖已殘碎，但頭部完好，雙眼中均嵌淡青色圓餅形玉片為睛，炯炯有神，極富生命力和神聖化。這尊女神像，使億萬炎黃子孫第一次看到用黃土塑造成的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而且，這並不單單是一尊孤立的女神頭像，而是矗立於蒼翠群山之上，女神成群排列於其內的雕塑寶庫中的一件珍品。如果說，秦始皇兵馬俑是封建社會的第一個藝術高峰．那麽，牛河梁女神群像可以看作我國文明黎明時期的藝術高峰。
這尊漢代雁魚燈造型奇特，設計精美，可杜絕煙霧汙染。難道漢代古人也有環保意識嗎?
在發現的動物塑像中，有豬龍和禽爪殘塊。雖然說豬龍的頭頂及身體大部殘碎缺失，僅遺留頭、耳、吻及前身、下吱部分，但仍能顯現其昔日的風采。出土的禽的塑像，僅存趾爪，作奮力抓攫狀，關節突出，趾尖銳利，表現力極強。豬龍神的出現，意味著原始崇拜超越了自然崇拜階段，而禽類神與之伴出，尚帶有圖騰崇拜的遺痕。
1983—1985年在牛河梁遺址的調查和發掘中，發現了四座積石塚，其規模之大也是罕見的。它們的特點都是以石壘牆，以石築墓，以石封頂。墓內排列的石墓，既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石棺墓群，也是探討東北亞地區石棺墓形製起源的重要資料。1986—1988年，牛河梁遺址的發掘，不斷有重要的發現。其中的架子山頂一號塚中心大墓，墓中發現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頭的兩側有兩個大耳環，胸部有勾雲形玉佩，雙手握一對雌雄各一的玉龜，身上及手腕處還有玉鐲。這樣的墓主人生前不僅是一位富有者，更應當是當時的部族領袖。
尤為讓人振奮的，便是轉山“金字塔”式大型紅山文化建築遺址的發現。這座金字塔建築的範圍大約有近萬平方米，結構為夯土石砌圓形台階式，規模宏大，基部直徑一百餘米，殘存高度二十餘米，頂部堆積大量坩鍋片，中央夯土內埋有骨架。這座龐大的遺址與“女神廟”相距有四公裏之遙，可南望“豬山”。龐大的巨型建築，僅夯土就達十萬平方米，還有難以計算的巨石，很難想象當時人是怎樣從遠山搬運來的。以至於美國、法國、日本、印度的一些學者，在實地考察後，驚歎紅山文化是可與埃及金字塔、印度河莫亨佐達羅古文化相比的世界性發現。牛河梁發現的這座金字塔，堪稱為中國目前發現最古老、最龐大的金字塔。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不僅以女神廟和積石塚而聞名遐邇，這裏出土的精美的玉雕和龍的發現，同樣贏得了世人不斷的喝彩聲。其中，有豬龍形玉飾、玉箍形飾、勾雲形玉飾、玉璧、玉環等。特別是豬龍形玉飾，作獸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張開，體卷曲如環，環孔和背上小孔均為對穿。整體扁圓、厚重、光潔，體現了紅山人獨特的玉器製作水平。從考古資料來看，玉豬龍形飾並非僅在牛河梁遺址中發現。早在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三星他拉村紅山文化遺址中就出土過一件大型的碧玉龍。龍體呈c字形，高二十六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彎曲，嘴緊閉。鼻端截平，上端邊起銳利的棱線，端麵近橢圓形，有對稱的雙圓洞為鼻孑L，具有豬首’的特征。過去對龍的形成，學術界根據文獻記載說法不一，有蜥蜴說、鱷魚說、以蛇為主體的多種動物組合說等。紅山文化的玉器，從發現的實物看，似乎是豬首蛇身的結合體。紅山文化玉豬龍的發現，才使人們把豬和龍的形成聯係在一起。有專家認為，紅山文化中的玉豬龍、獸形玉和勾雲形玉佩等，是當時社會某種等級、權力觀念的象征，已具有“禮”的雛形。
以玉豬龍、勾雲形玉飾、玉箍形飾、雙龍首玉璜等為代表的紅山文化玉器，過去曾作為傳世品著錄或在博物館中收藏，根據其特點和工藝水平，人們將其定為商周時器。而通過東山嘴、牛河梁等重要遺址的發掘來看，這些玉器要比商代玉器早兩千年。這些玉器，有相當一部分與原始宗教禮儀有關。至少有一部分我們可以確定其已經具備了禮器的性質。這對探討玉禮器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以說，紅山文化玉器是燕山地區古代文明中最為輝煌的一部分。
除了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考古工作者還對位於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連續進行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距今五千年前的祭壇遺址。這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處宗教遺存。遺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緩平突起的台地上，長約六十米．寬約四十米。四周為開闊的平川地，一望無際。
遺址的中心部分為一座大型方形台基，東西長十一點八米，南北寬九點五米。基址內上部堆積有黑灰土夾碎石片層，下部為黃土堆積，底部為平整的黃硬土麵，間有大片的紅燒土麵。前端部分的圓形基址，直徑二點五米，是在黃土堆積的上部用石塊鋪砌而成，周圍以石片鑲邊，石圈內鋪一層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從山下河川中揀選的。從總體上看，這組石建築基址在石料加工、砌築技術上相當講究，布局上按南北軸線分布，注意對稱，有中心和兩翼之分，南北方圓對應，具有我國建築的傳統特色。
東山嘴祭壇遺址不僅以其獨具特色的石砌建築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基址內及其周圍，還出土了大量的器物。其中，陶器占絕大多數。但這些陶器不是出土在人們居住遺址中，也不是在墓葬中發現，而是在祭祀活動的遺址中發現的，說明這些陶器都與祭祀活動有關。
當然，除了陶器之外，還發現有雙首橫形玉飾和鴉形綠鬆石飾等。最突出的則是發現了陶塑女像。在發現的二十餘件女像殘塊中，多為人的肢體部分，未見頭部，皆為泥質紅陶。能辨認出形體的有兩類。一類是小型孕婦塑像，有兩件為**立像，頭及右臂殘缺，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另一類是大型人物坐像，塑造得逼真自然，富有動感，而且符合人體結構比例，其大小約相當於真人的二分之一。同時還發現有人體塑像腰部的衣帶裝飾。從大大小小的塑像殘塊可以看出，這裏為一個形態各異的陶塑人像群。雖然說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中，也曾發現過單個的陶塑人像頭或刻畫的人像，但是像東山嘴的陶塑人像群則是前所未見的。
關於祭祀遺址的性質，有的人認為是祭地母神、農神和生育神的場所，也有人認為是祭祀山川的祭壇。不管怎樣，東山嘴祭祀遺址的發現，為我國史前時期的宗教研究擴大了視野，開創了新的領域。專用於祭祀的東山嘴建築群址的存在，標誌著它所屬的紅山文化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從祭壇建築的規模來看，其規模之大是罕見的，所用石材之多也是驚人的，這絕不是一個氏族或個別部落所能為之，而應該是若幹個部落聯合營建的。
從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和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遺址的發現來看，我們能夠感覺到燕山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水平很不同兒響，它的發展水平，即便是與黃河、長江流域相比，也毫不遜色。
在紅山文化壇、廟、塚發現以後，壇廟塚大型禮儀性建築的發現，以及以玉龍、陶塑女像、特異形陶器等為代表的大量器物的出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以遼河為中心的地區，同樣是我國文明起源地之一。
絲綢之路之謎
現在如果我們去西方，乘飛機最多不過一天就可順利抵達。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要花費多少倍的時間。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不斷探索著外麵的世界，經過不斷的努力，終於走出了一條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這條路由中原出發經過新疆一帶，而後又通向更遠的印度、西亞。最早開通這條道路是在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後，大規模的商貿活動就興起了。出於研究的需要，人們給她取名，如“西域之路”、“中西古商路”等等，但都沒能通行。1877年，德國著名的地理學者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裏，首次將古代中國與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做“絲綢之路”。而後1910年，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其著作“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做“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在古代世界，隻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古羅馬帝國的顯赫軍事統帥和政治家愷撒大帝，有一次身穿一件絲綢製作的長袍，出現在羅馬劇場，那輕柔光亮的質地、輕盈飄逸的效果讓愷撒顯得分外耀眼。劇場的人頓時對愷撒的這件長袍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這件衣服簡直是“天堂上才有的東西”，因此稱愷撒穿的衣服為“天衣”。沒過多久，在古羅馬貴族就以能擁有一件絲綢衣服而引以為榮。中國的絲織品流傳廣遠，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所以把這條中西交通的商路稱以“絲綢’’為代稱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絲綢之路通向哪裏?有許多說法，首先其起點就有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是西安。史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是從西安開始，後來西漢與西域的交往都與當時的都城“長安，，相關，因此說起點為西安有充分的證據。第二種觀點認為，從商貿角度說，真正值得稱為起點的應是洛陽。洛陽曆史悠久，自古就是能與西安相媲美的繁華城市，在西漢雖然不是都城，但有繁榮的經濟，是全國商品流轉站，在這裏交易而後路經西安再向西域進發。在東漢，洛陽成為都城，更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隋唐時期是絲綢之路最興盛之時，當時洛陽已經是一個規範的經貿中心，其興建有3個市場：北市、南市、西市。3個市場各有分工，其中以南市規模最大。南市以商品交易為主，最繁榮時有商戶三四千家，除了小商品零售外，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絲綢、瓷器、皮毛、珠寶、金銀等商品由此批發到全國各地乃至國外，因此南市不僅在國內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當時重要的國際商業貿易中心。河南省洛陽市考古工作者新近在發掘一批唐朝墓葬中，首次出土3個胡俑，這3個留大胡子、高鼻梁、著大開領胡服、腰挎皮水囊的胡俑，一個為牽駱俑，兩個為立俑，個個顏色鮮豔，栩栩如生。這說明當時洛陽已有西來的商客絡繹不絕，這為洛陽絲綢之路“起點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對於絲綢之路的終點有諸多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是絲綢之路其實就是到新疆，這段路才是中國商人常走的路。到了新疆，即古西域，就把貨物倒賣給西域諸國，而後返回中原。至於西域諸國又與西亞相互貿易就與我們不太相關了。第二種觀點是絲路終點是西亞波斯灣附近。絲路是中西交流的路線，以商貿為主，中國商品兩漢時就已經在西亞強國古羅馬和其他國家通行，可見交流的密切。而且公元1世紀，東漢甘英沿著絲綢之路，率領官員代表東漢出使西亞各國，他就到了亞洲最西部，隻因遇到大海阻隔沒再向前進發，所以說絲路終點是西亞。第三種觀點認為，絲路應該更遠，其終點是北非，在北非考古中已經發現中國的古瓷器。中國的商品能到那裏是無疑的。
曆史蒼茫，絲路已離我們遠去，我們甚至連它的終點都不清楚，不過古老的絲路處處都是中國文明的遺跡，是中國文化兩傳的見證者。
古格王朝之謎
在西藏阿裏地區象泉河畔、海拔約37∞米的高原上有一座被賦予“阿裏江南”之美譽的縣城“紮達縣”。距縣城18千米的紮布讓區一座高約300米，方圓1千米，四麵陡峭的山崗上，屹立著一片建築群。遠遠望去，高聳入雲，氣勢不凡，這片建築群就是著名的古格王國遺址。如今的古格受到世人注目，其優美的風景，絢爛的壁畫及諸多未解之謎，每天都吸引眾多慕名而來的遊客。然而就在十幾年前，這個璀璨地國度競未被人所知，獨自孤立於曆史的寂寞中。傳說中的古格王朝是個黃金遍地，富足奢華，擁有十餘萬之眾的繁盛王國。其消失的曆史離我們並不久遠，17世紀中葉突然湮沒，為何如此強盛的王國一夜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十幾萬人口及他們的後裔都到哪裏去了?古格王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度呢?
阿裏，古稱象雄，是西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也許你對西藏的吐蕃王朝比較熟悉，象雄部落可是在吐蕃王朝之前就曾經雄踞於此。據史料記載，公元七世紀，象雄王李迷夏娶吐蕃王鬆讚幹布的妹妹為妃，婚後兩人不和，這位妹妹於是請求哥哥派來的使者捎信，讓哥哥來攻打象雄。不久，鬆讚幹布果真消滅了象雄。
吐蕃王朝晚期，王室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日趨激烈。王室的後裔吉德尼瑪袞在這場鬥爭中敗下陣來，被迫逃亡到阿裏，受到當地部落首領紮西讚的禮遇，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於是吉德尼瑪袞後來也就繼任為當地的首領。
吐蕃王朝末代統治者郎達瑪時期國力大衰，又實行滅佛政策，關閉佛寺，削弱教會勢力，引起風雨飄搖中的政權更加動**。公元843年朗達瑪被一位僧人刺殺，內戰紛起，4年後平民起義，吐蕃王朝崩潰，時間為公元9世紀。之後先後曾出現大小7個王國，西藏長期處於藩王割據局麵。
朗達瑪的兩個兒子奧鬆與雲丹也為爭奪王室相互鬥爭，奧鬆之子貝考讚為奴隸起義軍所殺，貝考讚的兒子吉德尼瑪袞見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便帶著三個大臣和100多人，投奔阿裏，並娶了當地頭人的女兒。後來吉德尼瑪袞將阿裏一分為三，分封給他的3個兒子，古格王國即第三子德祖袞的封地。17世紀中葉，古格王朝發生內亂，國王之弟請拉達克軍隊攻打王宮，王朝被推翻。古格王國覆亡後，並入葉拉達克(今克什米爾)一段時間，後被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重新收回。
這段曆史頭尾非常清楚，也為多數人所認可。不過，幾百年的古格王國的狀況卻十分神秘。有人說，基於史書記載及現在從遺址中可探尋到的深厚佛教文化，可得知古格王朝是有人口10多萬之眾(史書記載古格曾以十幾萬人共抗入侵者)，實力強大，雄據一方的王國。王朝的建立大概從9世紀開始，在統一西藏高原的瓦解後建立的，到17世紀結束，前後世襲了16個國王。其統治範圍最盛時遍及阿裏全境。它不僅是吐蕃世係的延續，而且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後重新找到立足點，並由此逐漸達到全盛，在西藏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種說法是，古格王朝並沒有如此強大與重要，其僅僅是一個人口萬人左右的小小城邦。首先，如果古格如此強大，擁有十幾萬人，又有成熟、燦爛文化的王國是如何在一夜之問突然、徹底消失的。在其後的幾個世紀，人類幾乎不知其存在，沒有人類活動去破壞它的建築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畫和藝術風格，它甚至保留著遭到毀滅的現場。其次，從現今的遺址來說，統計有房屋遺跡445問，窯洞879孔，各類佛塔28座，這些建築是不可能容納太多人的。最後，古格城周邊的自然環境現在基本沙漠化，即使在幾百年，上千年前，這小片土地，以當時的生產水平是不可能養活這麽多人的。因此，估計古格中是一個萬人上下的城邦，最後被戰爭一舉毀滅。
最早對這座古城遺址進行考察的是英國人麥克活斯．揚。1912年，他從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來到這裏進行考察。此後便有探險家、旅行者、攝影家和藝術家們源源不斷地來探奇訪幽。但真正的科學考察是從1985年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組織的考察隊開始的，這次考查對整個遺址進行了全麵的探索。古格王朝整座城堡建築在黃土坡上，地勢險峻，王宮、廟宇、碉樓、佛塔、洞穴有序布局，自上而下，依山迭砌，直逼長空，氣勢恢弘壯觀。這些洞穴多為居室，密密麻麻遍布山坡。最上層是王宮，中間是寺廟群，底下是普通居民房屋及奴隸的居住地，體現了王權的至高和宗教權勢。城堡的建築還充分考慮到了防衛功能，外麵路陡山險，又處處加設崗哨。城內山體，修築了許多暗道，暗道中某些類似窗戶的洞，既為了采光又可以用來防禦。這些暗道迂回曲折，拾階而上可直達山頂王宮。內外結合，這座古堡可謂固若金湯。
古格王國遺址位於今阿裏地區紮達縣城西十八公裏象泉河的南岸上。南北長一千二百米，東西寬六百米，總麵積達七十二萬平方米。遺址區內的地形極為複雜，溝壑縱橫，宛若迷宮，而其遺址主要集中在一座二百米高的小山上。山的西、北是懸崖峭壁，東、南兩麵則遍布著房舍。據統計，共有房屋約四百五十所，窯洞八百餘座。此外，還有佛塔、碉堡以及其他防衛設施等共一百餘處。隻可惜大多建築都已坍塌，隻有少數尚存。所有的建築都依山而建，背水麵山，整體看來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建築群內還有四通八達的地下暗道，各各相通，路線複雜。
在占格王國遺址中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的建築主要是佛教殿堂。古格王國在建國之始便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其第二位王意希沃退位出家，並在象泉河南岸修建了阿裏最大的寺院——托林寺。在古格遺址的佛殿中現存較完整的主要有壇城殿、白殿、紅殿、威德殿、度母殿等。裏麵發現了大量的壁畫、天花彩繪圖案、泥塑等佛教藝術品。其中佛殿中的壁畫和天花彩繪展示出了古格文化藝術的高度成就。
佛殿壁畫取材廣泛。最具特色的要數佛傳故事了。如釋迦降生、天人浴太子、夜半逾城等等。此外，還有不少的佛、護法金剛、高憎等給畫，也有古格王統世係圖、慶典圖等。古格王統世係圖等壁畫對研究古格曆史及古格建築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佛殿中的天花板彩繪也極富特色，繪在梁椽間的天花板上或藻井上，這是古格王國特有的佛教藝術風格。所繪之畫豐富多彩，有人物、動物、植物、等等。其手法之精妙，讓現代人歎為觀止，是我國藝術寶庫中的精品之作。
古格王國的王宮遺址集中在山頂。四周都是懸崖峭壁，隻有兩條陡峭的暗道與外界相通。在邊沿處還有土坯築成的防護牆，碉堡林立，真可謂戒備森嚴，形成易守難攻之勢。
山頂的建築主要有三大部分組成。以議事廳和國王寢宮為中心的王宮區；以佛殿為中心的一處皇家寺院；儲藏著大量盾牌、箭杆、火藥筒的軍用倉庫。在王宮周圍，考古學家們還發掘出了十多個洞窟，裏麵藏有許多武器、生產工具以及藏文典籍等。據專家們推測，這裏很可能是國王的庫房。
在古格王國遺址中最具爭議而又懸而未決的是古格王國的“千屍洞”之謎。該洞位於古格王國遺址北麵斷崖內。洞口十分狹窄，僅能容一個人彎著腰進出。走進去以後，裏邊豁然開朗，分主室和南北兩個側室。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不論是主室還是側室都橫七豎八堆滿了人的遺骸，而且這些遺骸都沒有頭!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沒有頭骨洞中卻發現了許多人的發辮和綁紮的發束!有一具蜷曲著的屍體保存得較為完整。屍體外麵包裹著一件藏式無領粗布長袍，身子被一根毛繩緊綁著，兩隻手交叉著置於腹前，由其頭發上的鬆耳石和小銅環等可以看出這是一具女性的屍骸。這些屍骸的頭骨都到哪裏去了，為什麽隻有頭發而不見頭骨呢?
如此眾多的無頭屍骸是怎麽一回事呢?
有的人認為這些人是戰爭中的俘虜。古格王國是一個好戰的王國，很有可能在戰爭勝利後殺一批俘虜以示慶賀。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古格王朝特有的宗教儀式。但這隻是猜測而已，也沒有可信的文獻資料證實。
古格王朝是一個怎樣的國度，是強大的王國，還是偏處一隅的小城邦?最後那場戰爭到底是如何毀滅占格的?古格王國的這些無頭屍骸是殉葬者嗎?如果是，那他們為之殉葬的主人是究竟是誰呢?在這個洞中卻沒有找到一個棺槨。如果他們並非殉葬者而是死者，那麽那具被繩子捆著的女性作何解釋?難道這也算他們的喪葬儀俗嗎?由於文獻資料的缺乏，這個謎至今仍未解決。
中國的金字塔之謎
埃及金字塔享譽全球，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其魅力令無數學者為之傾倒。你相信嗎，其實在中國，也發現了一座5000年前的圓錐形“金字塔”式建築。
20世紀80年代，考古隊在遼寧發現了距今5 000年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先是發現了遠古時代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塚群，後來又發現“金字塔”式大型紅山文化建築遺址。牛河梁發現的金字塔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為古老、最為龐大的金字塔。這座金字塔建築的範圍大約有近萬平方米，基部直徑約有100米，高20多米，頂部堆積有大量的坩鍋片，據鑒定，這裏是冶銅遺址，共有1500個煉紅銅的坩鍋，每一個坩鍋高約30厘米，鍋口直徑長約30厘米，與現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整個“金字塔”的結構為夯土石砌圓形台階式。在金字塔周圍，還發現有30多座積石塚群，這些積石塚也都呈圓錐形，也是大抹頂，活脫脫一群小金字塔。
如此龐大的巨型建築，光是夯土就達10萬立方米，此外還有不計其數的巨型石塊。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古人是如何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的呢?那麽，遠古人們修建這座“金字塔”式的建築物用意何在呢?對這一問題，學者們眾說紛紜，沒有定論。
考古工作者對那些圍繞在大金字塔周圍的小金字塔群進行了部分發掘。在一座小金字塔內發現了一具男性骨骸。身高約1．8米，肩上和手腕處都佩戴著玉環。胸部放著一隻碧綠色的玉龜，奇怪的是玉龜無頭無尾無足，渾然一體。在骨骸的腰下部還有一個玲瓏的豬首玉飾，豬的兩隻耳朵被出奇地誇大。如此被厚葬的這位墓主究竟是誰呢?
在另一座積石塚的中心大墓裏也發現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頭的兩側放有兩個大耳環，胸部放置著一隻勾雲形玉佩。雙手上除戴著玉鐲外，還各握著一對雌雄玉龜。這對玉龜有什麽樣的象征意義呢?蘇秉琦先生認為玉龜也許是一種權力的象征，墓主很可能是一位僅次於王者的首領人物。也有的學者認為龜是當時墓主所屬氏族部落集團的圖騰，所以，在死後手中還要握著這種象征物。
除了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現金字塔外，在寧夏的西夏陵園也有類似的金字塔。在西夏陵區，約有200多座大小不一的陵墓，這些大小山包也全部都是人工夯築起來的，被中外遊客認為是“東方的金字塔”、“夢幻裏的中國金字塔”。
埃及金字塔、美洲金字塔與中國金字塔有什麽聯係嗎?雖然我們知道，其用途可能不同，除中國的金字塔作用還不能確認外，埃及的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而瑪雅金字塔則用來祭祀。為什麽在遠古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會不約而同地修築金字塔呢?它們那極為神似的外形是出於純粹的巧合呢，還是另有不為世人所知的內因呢?